封神演义》第二十三回、二十四回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樵夫武吉挑着一担柴到西歧城中出售，走到南城门，遇到周文王车驾出城，武吉连忙闪避，不料换肩时担子塌了一头，尖担翻转，打死门军王相。文王画地为牢、立木为吏（在地上划定一个区域当作监狱、树起一根木头当作狱警），将武吉圈定其中，等自已出城办事回来处理——何以画地为牢、立木为吏就能圈定武吉武吉不能逃跑吗原来是因为：一、文王是贤明圣君，西歧人民经其教化，很少“顽猾之民”；二、文王善演先天神数，如果犯罪后逃跑，无论逃到哪里、处于什么状态，一演先天神数，便会一目了然。这时，上大夫散宜生听到武吉痛哭不止，便上前询问，得知武吉是家中独子，自己没有妻室，老母年纪70有余无人养老送终，因此伤心痛哭。散大夫对武吉的境遇比较同情，对武吉的人品孝心很是感动。向文王禀报后，允许武吉回家，要求武吉置办好母亲的柴米油盐、衣衾棺椁，于秋后到官领刑。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武吉因担子滑蹋一头，尖担翻转而打死门军王相的行为，是过失致人死亡——或许有人认为是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但在小说里、在西歧，是以犯罪论处的，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就将此事以构成犯罪为前提立论。
武吉是一个老实规矩的樵夫，这次犯罪纯属偶然、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今天判断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时常说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武吉还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70多岁寡母的独子。因此，对武吉不逮捕而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应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了。
文王画地为牢、立木为吏圈定武吉的做法，看似逮捕羁押，其实并未使用看守所等设施，也并未使用狱警等看管人员，其不担心武吉逃跑的依托是“先天神数”的监视功能。文王的先天神数，就像今天的电子监控、卫星定位。因此，更像是“监视居住”。散宜生大夫向文王汇报请示后，让武吉回家为母准备生活资料和后事物品，看似取保候审，其实并未要求武吉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所依托的仍是文王“先天神数”的监视功能，因此，也是“监视居住”。这样的强制措施，人们都一定认为既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又比较人性化。
但是，让散大夫、甚至连文王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武吉找到了磻溪垂钓的姜子牙，要求帮其逃避刑罚。姜子牙是位得道高人、道术高明，便为武吉作法布施。之后，武吉便逍遥法外，到了秋后，也一直未去接受法律制裁。一天，文王想起武吉的事，就演先天神数寻找武吉。演算的结果显示：武吉畏罪，跳入万丈深潭自尽了。殊不知，这是子牙作法制造出的假象，为的是帮助武吉欺瞒文王，逃避刑罚。
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到判断有无羁押必要性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论其犯罪性质是否恶劣，犯罪情节是否严重，要判断其是否会妨碍侦查、是否会逃避审判等等，结论是依靠主观推理得出的，其准确率无法保障。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控制力又不强，对于保障诉讼，显得过于无力。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时保持十分的理性，结合案件的各种因素作出分析判断，以便采用这两种强制措施后，达到“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目的。
为此，在今天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法律政策环境下，在强调少捕、慎捕的舆论氛围中，我们还必须准确理解、应用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八十四条规定，牢记哪些是应当予以逮捕的，哪些是不得取保候审的。
下面接着将本故事说完，再用今天的观点来说说本故事中所发生的犯罪问题：
话说武吉逃避了法律制裁，跟随子牙学武习文、打柴营生、作歌于山涧溪畔，好不自在。
春天，文王到郊外行乐、访求贤士，遇到武吉。文王勃然大怒：“匹夫怎敢欺孤太甚！”，要将武吉治罪重处。但知道武吉是贤士姜子牙的徒弟后，非但没有治其罪，反而将其提拔为武德大将军，并找到了姜子牙，帮助自家父子二人推翻了商纣，取得天下。
武吉对于自己的所挑的担子、尖担（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扁担）很熟悉，应该预料到，担子滑脱一头，尖担就会翻转；尖担一翻转，就有可能伤到他人，尤其是在人群之中发生滑脱翻转时。因此，他应该采取防范措施，比如说将担子绑扎牢固。但武吉疏忽大意，对应该预料到的隐患没有预料到，应该采取的防范措施没有采取，为疏忽大意的过失，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姜子牙明知武吉是犯罪的人而为武吉“作法”，制造武吉“跳潭自尽”的假象，帮助其逃匿的行为，涉嫌窝藏罪。
文王不仅是西歧行政首脑，在古代，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于一身，他也是司法官员。在得知武吉是“贤士”姜子牙的徒弟时，为求姜子牙帮自己成就大业，文王明知武吉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行为，涉嫌徇私枉法罪。
文王同时还将犯了罪的武吉提拔为武德大将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带病提拔”。这分明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按今天的法律规定，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留待大家探讨。不知西周的法律怎样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