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即“事物本身的美和一个事物适宜于其他事物的美”：
前者是事物本身的美，是自在之美；后者是事物适合使用者的美，是自为之美。
自为之美总是包含着效用的因素，而自在之美就没有这些因素；自在之美是绝对的，自为之美是相对的，因为同一个事物可能符合这一种效用。
古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惊讶地发现1234之和等于10，手指和脚趾各长10根就算完美，缺1就是缺憾。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就很喜欢10这样的数，他的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延续了10年，俄底修斯在外漂泊了10年。宇宙万事万物常常被人发现它的完美。斗转星移，月明星稀，自然构成如同数字一样，是如此契合规律，符合比例。和谐是美，自然和人都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波利克里托《持矛者》的造型线条的流动与精致，完全符合数的要求，美得几乎无懈可击。
古代雅典城里的智者苏格拉底合他的弟子亚里斯提普斯的一段对话中说，金盾虽然珍贵，如果不适宜于抵御敌人，它就是丑的。穿在小巧玲珑女孩身上漂亮的礼服，被拿来穿在高大魁梧的男子身上，转瞬变成不美。美一定有规则，那就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在之美，但美也要合乎人的审美标准合满意度，那就是实践意义上的自为之美。
中国一批学者曾在20世纪50年代对美的本质有国一次讨论。有三种观点。一是蔡仪先生的美在典型说。他的意思是能概括事物一般属性的东西就是美的，美与个体无关。比如一个美女有所有美女的普遍特征，那她就是美的。二是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即“美在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意思是说，美与不美的区别要看社会作用，五星红旗的美在于社会认可，而一块红布、几颗星星本身无所谓美与不美。三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在主客观的统一”一说，在他看来，花红（科学认识）不一定花美（审美判断），物要成其美，须加上人的主观意识，美的条件加上有人欣赏才是美的。二、三两种观点凸显了美的价值，即事物对人有意义才可能是美的。无水无食的荒岛的金子对于饥渴难当的人来说未必是美的东西，瘦骨嶙峋的林黛玉如果长在唐代未必被视为美人。
具体到文学作品来说，《雪国》的叙事策略是以“讲述”的方式所展开的“事件”，“事件”本身被深嵌入历史和现实的宏大“背景”中。因此，小说中岛村的感觉和体验是惟一的感觉和体验。读者视野的展开和思维的触角只能随着岛村感觉的片断性所留下的缝隙，渗透到主人公的生活和心灵世界感知其现实的和文化性的存在。《边城》的叙述则本于中国小说固有的叙事传统，是以“描述”的方式从容展开的“故事”，按照沈从文的说法，是有类于呈现出一个“传奇的本事”。就其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而言，故事是“凸现”的，不是“隐含”的。读者的感觉是“观瞻”，然后引发反思想，产生心灵的触动和共鸣。如果说小说共同呈现了“美”，那么，很明显，《雪国》是自为之美，《边城》则是自在之美。《边城》所直接表现的，不是现代人对美的直接或刻意的体验，而是展现了一幅情感的自然王国中人的自在生存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