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历史与理论

                               万雪飞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摘  要：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具有异质性、浮动性、杂糅性和迁徙性等特征的概念。从这一概念的演变历程来看，它先后被用做具有时间性的历史分期的术语；指称殖民地社会文化互动的后殖民文学；殖民话语分析的后殖民理论；描述殖民主义时期之后全球状况的一种话语；以及反对全球化时代下不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和哲学。其研究领域也从最初的政治学领域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并经发展具有了广泛的跨学科性质。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其特质就在于它对殖民主义的检讨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它既要对殖民主义赖以运作和发挥效力的意识形态机制加以分析和批判；又要将这一批判性视域引入现时代全球权力的结构中，以质疑全球化时代下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从文化和知识层面探寻对抗的可能。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全球化；话语政治

 “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自产生以来，因其汇聚了众多的思想理论资源与历史时空经验而被学界普泛地使用。与后殖民主义相关的术语层出不穷，相互之间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以至于“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作为概念自身和所要揭示的话题反倒变得模糊不清。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就曾提到，“后殖民”这一概念内涵极不稳定且自身意义不断发展变化，“可能有内变为一个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的危险”，它被经常变动“以适应于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和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赵稀方先生指出：“谈论后殖民主义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将其看做一个单质的同一体。事实上，与其它理论一样，后殖民主义的构成是历史的、异质的，某些事后的归纳和概括只能是大致的。”为了对“异质”的后殖民主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的出现和演变历程入手，梳理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流脉，以期对这一“克里奥尔化”的理论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同时发掘这一话语综合体内部所蕴积的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价值。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的历史流变

谈论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笔者所指涉的意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后殖民主义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二是指后殖民主义本身的历史性问题。后殖民主义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将在本文第三部分的探讨中指明，本文第一部分将对后殖民主义本身的历史性问题予以说明，即在对“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本身进行考古式的发掘中厘清后殖民主义的多重意涵。

从时间上追溯，“后殖民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一度被历史学家们用来指涉“后殖家（the post-colonial state）”或称“后的殖民地国家”。根据《牛津英语词典》19年版的记载，“后殖民主义”最初的形式是“后–殖民主义”一词（中间有连接符），这时它还是一个复合词，还不是的词条，“后–殖民”即“殖民之‘后’”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最初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时间序列的含义，表明殖民地国家“后”的时期。据维贾伊·米什拉（Vijay Mishra）和鲍伯·霍奇（Bob Hodge）两位学者考证，“后–殖民”一词第一次出现于1959年12月12日：“印度不免会担心，在今天感性高涨的后–殖民潮流中，它与美国相联系的那段历史可能会带给它本与亚洲无涉的麻烦”；当这一词条于1969年和1973年再次出现时，仍沿袭“发生在殖民化以后”的意思。由此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及至更早些时候，“后殖民主义”一词被当做具有时间性的历史分期的术语来使用，指称殖民主义之后的历史时期；而且主要用于政治理论领域，其讨论的对象是“后殖家”，即那些在二战后殖民地瓦解过程中取得政治的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其中以1947年印度作为殖民转向后殖民的重要标志。后殖民主义的“后”字一方面意味着种族隔离、帝国主义瓜分和占领的终结，另一方面暗示着前殖民地国家的、和重新统一，有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到来的双重含义。

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降，“后殖民”一词便开始从政治学领域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文学批评家们用这一术语讨论殖民化带来的各种文化效应。尽管目前学界公认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开启了后殖民理论的滥觞，并带动其后的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促进了“殖民话语分析理论”这一崭新领域的发展，但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却并不承认萨义德是“后殖民”的首创，原因有三：一是从“后殖民”术语出现的时间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早于1977年时就在《新文学评论》第2期上主持过“特集：后殖民文学”，因此，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认为后殖民的开端应追溯至较1978年《东方主义》更早的由他自己主持的“后殖民文学”专集。二是从“后殖民”术语的运用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认为，尽管殖民表现话语力量的研究开始于萨义德，但萨义德并未涉及“后殖民”；也就是说，“后殖民”这一术语并没有用于殖民话语理论的早期研究中，而是首先用于文学界，指称殖民地社会的文化互动。这里的“后殖民”主要指“后殖民文学”，这一术语是对“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新英语文学”（New Literature in English）和“第三世界文学”（The Third World Literature）等的一种替代性称谓。后来，这一术语便被广泛地用来指称前欧洲殖民地政治、语言和文化诸方面的社会经验。三是从“后殖民”依赖的方法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认为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作为后殖民话语理论的主要开创者和倡导者，对后结构主义有一种严重的依赖，如萨义德之于福柯、斯皮瓦克之于德里达、巴巴之于拉康，因此，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不过是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后殖民”的一个派别。

尽管阿希克洛夫特明确将1977年《新文学评论》第2期上的“后殖民文学”专集视为“后殖民”的源头，并与萨义德的“殖民话语理论”区别开来，但以“后殖民主义”命名的理论思潮却出现在更晚的时候。直到19年，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加雷斯·格里菲思（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这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才在《逆写帝国》一书中将二战后出现的“后殖民”一词挪用过来，首次从后殖民理论角度解读殖民地文学，或者说从后殖民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观照后殖民理论，在开创后殖民文学研究这样一个领域的同时也正式成为后殖民理论的先导。所以，三位澳大利亚学者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建构，主要是从这些后殖民文学的实践中产生的，他们明确提出“后殖民理论”就是对于“后殖民文学”对帝国主义反抗实践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在《逆写帝国》这本书中，三位学者对“后殖民”一词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要用这一术语揭橥“从殖民化时期到现阶段欧洲帝国统治过程对文化的所有影响”。这一界定将“后殖民”的时间范围大大扩展为自殖民化以来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出现于二战后的“后殖民”一词原初的时间含义。及至1995年，阿希克洛夫特等三人编写了后殖民理论的权威著作《后殖民研究读本》以及1998年又集体编写完《后殖民研究关键词》一书时，他们完成了一种常规的理论建构过程，确立了后殖民主义。

这里的意外之处在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经典的首次创立并非沿着萨义德及其后随者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开创的理论路径，却是来自于阿希克洛夫特、格里菲思和蒂芬他们自己开创的后殖民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而真正奠定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三人在后殖民理论中核心地位的却是1990年罗伯特·扬（Robert J. C. Young）的《白色神话》的出版。罗伯特·扬在《白色神话》中首次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思想，被吉尔伯特认为是研究后殖民“神圣三剑客”“最好”的著作。到1993年时，帕特里克·威廉姆斯（Patrick Williams）和劳拉·克里斯曼（Laura Chrisman）主编了后殖民理论的第一个选本《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这个选本更是完全没有沿袭阿希克洛夫特开创的“后殖民文学版”的后殖民理论思路，而是直接强调萨义德以来的理论脉络。并且，两位编者还毫无保留地将最高的赞美留给了萨义德，他们写道：“也许毫不夸张地说，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单匹马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殖民话语，或称殖民话语理论或殖民话语分析。”这个选本沿袭了罗伯特·扬《白色神话》的评判标准，不仅谈到了后殖民理论的先驱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等人，以彰显后殖民的渊源流脉，而且还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中心进行文本的选择与收录，却只字未提阿希克洛夫特等三位澳大利亚学者文学版后殖民理论的文章。这样一来，后殖民主义到这里就出现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以阿希克洛夫特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版的后殖民理论，二是以萨义德等人为代表的殖民话语分析的后殖民理论。

1997年，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出版了两本有关后殖民的重要著作，一本是论著：《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一本是文选：《后殖民批评》，吉尔伯特之所以把这两本著作分别命名为“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评”，原因就在于，作者从狭义上对“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作了一次严格的区分。在吉尔伯特看来，狭义的“后殖民理论”仅仅指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的著作，其区别性特征是“它在方上与法国的‘高雅’理论——尤其是与雅各·德里达、雅各·拉康和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有关联”。而狭义的“后殖民批评”也仅指对后殖民理论家即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所做的批评，如吉尔伯特所指出的：“我所界定的狭义上的后殖民批评的一致性令人吃惊地在很大程度上共同表现出对所称后殖民理论反动政治的敌视。”吉尔伯特将狭义上的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看作基本上应该是分开的活动领域，就像是“量子力学与牛顿物理学一类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又不是绝对的，因此，吉尔伯特认为广义上的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评是可以协调起来的。基于这种考量，吉尔伯特在《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这本论著里，除讨论了一下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的关系外，其它的全部内容都是讨论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这三位后殖民理论家的思想；而在同年编撰的选本《后殖民批评》里，讨论范围则扩大了许多，将萨义德等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理论、文学后殖民反话语的理论与实践、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少数族话语与内部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尽收罟中。这样一来，后殖民主义就包括了狭义的后殖民理论和更广阔意义上的后殖民批评，其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

然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并未就此终结。1994年，一位“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美国《批评探询》（Critical Inquiry）杂志冬季号上发表《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在这篇文章中，德里克一方面承袭了左派批评家艾贾兹·阿赫默德对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全面批判，激烈地批评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将“后殖民”引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下语境中进行考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德里克认为“后殖民”这一术语的三种用法格外显著和重要：一是从字面意义上描述曾是殖民地的社会的状况，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殖民地既包括以前归属于第三世界的那些地方，也包括与第一世界相联系的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移居殖民地；二是描述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全球状况，就其模糊性而言，与早期的一个术语“第三世界”相类似；三是描述论及上述全球状况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通过由这些状况产生的认识论和精神的方向来传达。根据德里克后两层意义的表述可以看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下，后殖民语境更多地指向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全球性关系状态，殖民时期“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对立逐渐被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非西方”或“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所取代。由是，伴随着后殖民语境的演变，后殖民主义也从主要研究殖民时代以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而扩展为研究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下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权力状况，包括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殖民话语与西方对非西方文化的再现、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等等。后殖民主义的意涵在左翼后殖民批评家的推进中进一步扩大。

2001年，英国学者罗伯特·扬在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独树一帜地构建了“罗伯特·扬版”的后殖民主义。由于扬构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侧重点不在西方，而在于亚非拉三大洲一以贯之的反殖民传统与实践，因此，在他2001年出版的煌煌大卷《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一书中，扬更倾向于以“三大洲主义”（Tricontinentalism）这一术语来替代“后殖民主义”。与文学批评版和萨义德版的后殖民主义不同，在《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这本书里，罗伯特·扬大大扩展了后殖民主义的内容，他系统梳理了西方内部的反殖实践和三大洲的反殖传统，将古今东西所有的反殖思想都尽收囊中；除此之外，扬还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亚非拉三大洲波澜壮阔的反殖运动，范围包括中国、埃及、万隆会议、拉丁美洲、非洲、阿尔及利亚、爱尔兰、印度，以及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人物则涉及、马力亚特吉、格瓦拉、恩克鲁玛、胡努、桑戈尔、库雅特、法农、卡布拉尔、甘地等诸多三大洲反殖运动的领袖。在罗伯特·扬看来，亚非拉第三世界就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而“三大洲”则是一个比“后殖民”更精确的术语。扬的后殖民主义首先涉及的是这样一个观点：非西方的三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欧洲和北美洲，并在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后殖民主义指涉反对不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和哲学，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过去的反殖民斗争。后殖民主义断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不仅应该享有资源和物质福祉，而且它们的文化也充满活力，并且这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正在介入和改变西方社会。因此，扬的后殖民主义是激进的、的、实践的，他强调对结构性压迫的主动性介入，是一种标榜行动主义的后殖民主义。

综上观之，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的历史流变来看，它肇始于20世纪40、5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解殖化阶段，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广涉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心理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学科，因而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性质。“后殖民主义”一词本身的意义也在不断地延宕与发展，它不是一个脱离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孤立存在，因此，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和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我们只有在语境化与相互观照中才能加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思考。

二、后殖民主义的多重意涵及其特征

后殖民语境的演变，表明后殖民主义并非单一且具有同质性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架构；相反，它涵盖多元化的行动，并各有不同的优先顺序与立场，后殖民主义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杂糅性，它拒绝任何统合一体的形式。正如米什拉和霍奇所言：“后殖民主义既不是跨越所有后殖民社会甚至不是某一单个社会的同质范畴。相反，它指代的是一种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构造，它永远与自身不一致。”因此，我们对后殖民主义的描述与阐释只能是大致的、总括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描述这个“永远处于变化构造”中的后殖民主义呢？吉尔伯特认为，大多数批评家采用的方法是“自我定义法”，即“划定一个学术的、地域的或政治意义上的圈子，指出在这样的圈子内即会出现某种叫做后殖民主义的东西”。因此，与其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是“理论批评策略的一个集合体”。在吉尔伯特看来，后殖民主义曾一度标示了一个纪年意义上的转折关头，同时，也标示了一场政治运动，以及一场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且，不进行确切年代划分是后殖民主义的特点之一，因为后殖民主义所关涉的文化由于具有和复现的现象，是超越时代的，所以后殖民主义的时间问题难以理清。吉尔伯特定位后殖民主义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把它摆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延伸，或一种新人道主义（new humanism），或一种新的心理学。另一种方法则是把它摆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位置上。总之，这个一向具有浮动性、杂糅性和迁徙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只能被贴以“介于”的标签——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介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介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介于局部和普遍之间，介于个体与公共之间，介于自我与民族之间。斯蒂芬·斯莱蒙（Stephen Slemon）也指出“后殖民主义”被用于各种领域来描述一套极具异质性的主体位置、专业领域和批评事业：“它已经被当做一种对西方历史主义的整体形式进行批判的排序方法；当做指称重组后的‘阶级’概念的一个多用术语，当做既是后现代主义又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子集；当做本土主义者渴望后民族凝聚之状况的一种名称；当做无定居身份第三世界知识精英的文化标志；当做殖民主义者权力断裂、矛盾的话语不可避免的底面；当做‘阅读实践’的一种对抗性形式；并且被当做‘文学’活动的一个类别的名称，这种新的、备受欢迎的政治能量迸发于过去被称为‘英联邦’的文学研究中。” 

既然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具有异质性、浮动性、杂糅性和迁徙性等特征，因此，它的内涵也是复杂多元的。我们只能根据对后殖民主义的学缘谱系追踪来大致把握后殖民主义的丰富意涵：

（1）从历史时间的角度看，后殖民主义扣连着过去的殖民史以及它的当代影响，从而具有一种辩证性的指向：既指向过去的殖民历史经验，旧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束是它历史或逻辑上的起点；更注重殖民主义之后的当下，殖民主义遗产及其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后果。因此，后殖民主义根植于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其思索与考察的中心议题就是殖民主义本身及其持续性影响。

（2）从地理空间的分布看，后殖民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是后殖家，那么，哪些国家属于后殖家？从“后殖民”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字面意义看，后殖家应该指的是那些经历过被殖民化过程的国家，它们已取得政治上的，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其他领域还保留着殖民时代的痕迹。由于殖民主义跨越四个世纪之久，被欧洲殖民者统治的领土曾达到全球土地的85%，因此，后殖家也存在着多种类型。大体而言，有如下三类：一类是殖民者国家或移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第二类是亚非拉等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第三类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即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结束后，仍有大量定居于此的前殖民者，他们与当地土著共同构成新国家的统治阶层，但统治地位却随时代发展和政治嬗变而逐步丧失，如南非和津巴布韦。另外，有学者认为，严格说来，美国也应算是后殖家，因为它也曾有过被英国殖民的经历。但绝大多数学者主张，把美国视为后殖家并不符合它身为第一世界的现状，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动辄对其他国家威胁和武力干涉，并且曾对本国的土著印第安人进行驱逐和殖民，所以，美国扮演的不是被殖民者而是殖民者的角色，它不应该归属于后殖家或殖民地国家。同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有时并不归入后殖家。因此，严格地讲，后殖民空间只应涉及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国家。除此之外，后殖民的空间范围还关涉到内部殖民问题，如有些少数族裔所在的国家在现代史上没有被殖民，但却在自己的国家被殖民，如日本原住民爱努族或西班牙的吉普赛人等。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后殖民的空间概念指向越来越宽泛，它用于殖民历史结束后社会文化的总体研究，存在于当代文化生存样态与不同文化交往的对抗关系中。

（3）从议题涵盖的范围看，后殖民主义涉及各类经验的讨论：迁移、奴隶、压迫、抵抗、表现、差异、种族、性别和位置。具体而言，这一术语被用来指涉对下列广泛议题的研究和分析：欧洲对殖民地领土的征服，欧洲殖民主义的各种建制，帝国的话语运作，殖民话语中主体建构的细微变化与这些主体的抵抗；对西方帝国主义主流叙事的拒斥，以及代之以反叛性的反叙事；反思殖民史，再现殖民地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质问使殖民事业合法化的机制，治疗殖民历史留给殖民者和受殖者的“创伤”；批判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清除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中所包含的“认识论暴力”；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化自主性，当代政治认同，种族与族群、阶级、性别，反种族主义和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去权和新殖民主义经济，对原住民的第四世界文化的压抑，以及其他少数族群原住民和游牧民族受压迫却隐而未宣的历史。正如学者罗永生所说，后殖民研究的真正动力，就是重新解读殖民历史，“清理各种各样殖民主义在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概念术语、想像结构等，如何透过形象、文本、和，在新的全球与各地域环境下延衍再生，以打破殖民论诘（即殖民话语——引者注）构成所主导的意象”。

（4）从理论思想的渊源看，后殖民主义由各种不同的理论来源汇集、融合、发展而来。这些不同的理论来源首先包括第三世界反殖民主放斗争的实际经历以及西方理论和第三世界知识经验中各类反殖民理论的激进传承，而这些反殖民主义运动及书写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架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点。其次，后殖民主义还直接继承了第三世界尤其是黑人文化传统认同运动中出现的反殖民话语或称殖民主义批评话语，代表人物有法属马提尼克岛的塞泽尔、法农、列内·马朗（René Maran），后来成为政治领袖的塞内加尔作家桑戈尔，居住在伦敦的特立尼达人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以及尼日利亚批评家齐努瓦·阿切比等。他们一方面把对殖民主义的反抗融入维护本土文化尊严、保护民族文化的行动中，强调为民族文化而战，也就是为民族而战；另一方面又强调决不能因为要抵制殖民主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篡改而完全转向过去，表现出超越民族主义的可贵思想，从而成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先导。第三，由于后殖民主义的运作主要是在文化政治层面，透过“话语”这一重要的经验领域去揭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知识权力与意识形态机制，达到从心理上和文化上去殖民的目的，因此，西方的批评理论特别是福柯、拉康、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或解构主义理论就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又一理论来源。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主要融汇了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从而构成一种异常驳杂的理论体系，以对抗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霸权。

（5）从主体发声的位置看，构成后殖民主义的主体处于不同的异质空间。罗伯特·扬曾指出，后殖民主义是由西方和过去亚非拉三大洲的反殖民主义发展而来的，它既有来自西方内部，又有来自西方外部的对抗，后殖民主义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非西方的，而是两者互动的辩证性产物。因此，后殖民主义的主体除包括主要以第三世界移民身份到达欧美第一世界学术圈的知识精英外（如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也包括来自西方内部的发声（如罗伯特·扬）和来自第三世界批评的声音（如法农、阿赫默德等）。他们都受惠于反殖民思想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思想基础——意识形态系统——的批判。因为这些批判，才发展出独特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想。

三、后殖民主义批判：历史与可能

后殖民主义批判究竟从哪些层面展开？又何以可能呢？从对后殖民主义的历史梳理和内涵概括来看，尽管学者们对后殖民主义的探讨关涉多重视角和各种流派，但都基于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直接影响”。后殖民的特质就在于它对殖民主义的检讨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这种“检讨”就目前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议题来看，包括两个主要的层次：第一层次是考察殖民主义遗产及其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尤其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后果，从而对殖民主义赖以运作和发挥效力的意识形态机制加以分析和批判；第二层次是考察扣连殖民主义时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现时代全球权力结构的形成及其新的文化宰制，从而对全球化时代下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发出批判的质疑，并探寻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或新帝国主义条件下新的宰制的可能。而这两个层次都关涉到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后殖民主义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即后殖民主义的历史所指涉的意义的第一层面。

就后殖民主义批判的第一个层次而言，我们需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后殖民主义为什么要将批判的重点放在殖识形态上？它要达成一种怎样的理论目的？它与反殖动的关系如何？就当时的历史情形而言，反殖动是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展开的，反殖动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但是，政治的并不代表长期以来隐藏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文化霸权和文化压迫的祛除。而其后的事实也证明，后的民族国家仍然在各个方面受到西方文化与思想的钳制，这就说明，反殖动的成功并没有完全重新建立去殖家相等价值的文化，如法侬所分析的“殖民自卑心态”（colonial inferiority）仍在后国家中持续发生效用，以致影响到这些国家后的道路选择和文化自信。用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的话来说，现代西方与其说是一个地理和时间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空间），“西方现在已经无处不在，在西方，也在西方之外：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也在人们的思想里”。

在此情况下，文化和知识经验上的反殖民即后殖民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上的反殖民是后殖民理论最核心的关切点，后殖民理论强调文化议题其实也是因为反殖民主义的某些未竟事宜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所以，反殖民强调政治斗争，后殖民强调文化批判；反殖民的目标是达到政治上的去殖民，后殖民则更进一步要求文化上甚或心理上的去殖民，后殖民是反殖民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某种延续。正如罗伯特·扬所说：“后殖民理论不只是要将遗留在去殖家的殖民思想祛除，也要把留在西方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消弭殆尽。政治上的去殖民一旦开始，紧随其后的必然是文化的去殖民：将西方去殖民，并把它解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反殖民侧重于对殖民现象进行政治经济的批判，而后殖民则重点从文化心理与知识形式上加以批判；反殖民往往具有排他性，与民族主义相扣连，而后殖民则意识到殖识形态对批判主体的作用，避免采用简单的殖民者/被殖民者这种敌我二分的对立模式去分析压迫、统治和思想控制以及确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后殖民主义把要批判的殖识形态视为一种复杂的思想结构，它存在于后殖民批判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之中，并不仅为殖民者所专有。因为在后殖民批判看来，以简单的“我/非我”两分差别观去分析殖民主义内在的各种压迫、统治和暴力关系，其实是受到殖民政治逻辑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接受并运用了它，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无视反抗者主体和反抗对象及任务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使得压迫、统治和暴力能不断地以新的两分对立形式在新环境中保存下来，甚至恶性发展。因此，后殖民批判既包括对后殖民主体本身的解剖，还包括对批判者身份定位、认识局限、历史负担及他所处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知识权力关系的认定等等。

就后殖民主义批判的第二个层次而言，我们首先要对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历史演变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然而，好景不长，到20世纪70、80年代时，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第三世界国家也深陷滞胀和的泥淖，而处于艰难时世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终于完成咄咄逼人的重建并终结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的幻想。这一时期，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脱胎而出的年轻的民族国家不得不再次面对新殖民主义的现实，承认他们无法自主，——政治主权未能带来真正的经济自治，而且在西方统治世界时，永远无法取得经济自治。殖民地人民英勇牺牲换来的自由与民主更是出人意料地难以捉摸。非殖民化既没有带来与平等，也没有带来新的财富与和平。痛苦与苦难仍在持续，只是改变了形式和更换了不同的代理人。许多前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广大人民的福利几乎得不到任何改善。第三世界国家为反对第一世界统治而结成的联盟，如万隆会议、石油输出国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最终都不得不向布雷顿森林体系俯首称臣。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先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争相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怀抱，资本主义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结构性的胜利。虽然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于反殖民的胜利在政治上已无可挽回地断裂了，但它的结构性霸权仍在发挥作用，致使大量新兴民族国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基本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又带来了新的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欧美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优势，一方面继续使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处于国际劳动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保持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并遵守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向全世界倾销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形成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经济、政治、技术的不平等现实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文化身份与文化地位的悬殊，第三世界的声音总是被压抑，殖民者的语言依然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统治功能，国际话语权仍旧掌握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这一切事实说明，去殖民化或后殖民的世界依然处于全球帝国主义霸权的系统之中，并受帝国主义霸权一切可能的宰制，自殖民主义以来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仍在持续演绎。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罗伯特·扬认为“后殖民是一个辩证性的观念，不但代表去殖民化的历史事实，以及坚决争取主权的成果，同时也代表国家和人民从此进入新的帝国主义的脉络——一种新的经济宰制，有时还有政治的宰制。”在扬看来，“后殖民”这个词既表达了对曾经抵抗殖民帝国而取得的历史成就的一种敬意，同时也吊诡地说明了殖民主义之后的生活状况——许多基本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斯皮瓦克也认为后殖民既不是一个地域区别的概念（例如东西或南北的差距），也不是一种思想潮流（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后殖民“主义”），而是指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既包括已经过“非殖民化的区域”（decolonized space），也包括那些并不能以“殖民”一词去描述的区域，同时还指资本主义进行“危机控制”（crisis management）的新方式。她说：“我认为，后殖民性正是一条将我们带入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的轨迹。”既然后殖民主义认识到当今世界秩序建立在第一世界通过全球性资本主义压迫与控制第三世界的的基础上，那么对这种全球性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的宰制的批判就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当务之急。但是，它批判的矛头并不直接指向作为经济的资本主义，而是指向西方以客观普遍面目出现的知识话语，尤以西方的现代观为甚。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西方正是通过知识话语，形成对第三世界控制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使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能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延续至今，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殖民主体以维持西方的控制及其知识/权力结构。因此，为了使第三世界摆脱西方政治和文化上“被压迫者”的地位，能够形成和表述自己的主体和历史意识而不用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后殖民主义将批判的关注点特别放在了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历史及文化身份的建构上。

职是之故，我们认为，后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批判性功能，原因就在于它强调理论的对抗性和实践性。从对抗性上讲，后殖民一词的出现就是为了描述一整套的批评概念。在萨义德看来，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而不加修饰的词就是“对抗”，对抗首先意味着道义的反抗，“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是为改善人的生活的。批评的本质就是反抗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滥用权力”。对抗是一种政治意识，理论的对抗则是一种理论的政治、话语的政治，它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意义”的阐释，而对意义的争夺与构建最终能够导致人的意识和社会的变革。所以，对抗性批评是对合法利益和社会正义的伸张，它要通过话语政治来积极参与遏制存在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压迫与控制。后殖民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对抗性批评，它代表了西方内部和亚非拉三大洲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中所蕴积的政治和文化史的持续的回响。

从实践性上讲，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强调理论的思想批判性，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它们对改革人们实际社会生存环境的促进作用，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理论的“现实世界性”（worldiness）。而后殖民主义恰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现实世界性”，它的对抗性批评“诚恳地召唤非暴力的、自由的意向和行动”，这种行动就是要将现今世界的知识应用与各种不同形式的行动主义相连结，在后殖民的学科范围内或超越学科的范畴上，产生有效的政治介入，从而对抗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系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化明为暗，但持续存在的宰制。因此，后殖民主义表现出在压迫的情况下一种介入的主动性观念。正如罗伯特·扬所言：“后殖民不但攻击现状中经济帝国主义的独霸，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标榜行动主义，采取正面的政治位置和政治认同的新形式。”  “从受害者而不是从加害者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社会不公需要后殖民批判。致力于社会改变的三大洲行动政治可以出现在任何领域中——学术、文化、生态、教育、工业、各地城市与偏远乡区的‘中心—边缘’结构、市场、媒体、所有各种不同的医疗形式，主流政治、雨林、以及社会层面。它的力量来自各种形态的连结和共同的政治认同，各领域因此通过认识、社会和机制的界线建立并连结起来。”正是因为后殖民主义能够将被压迫的认知转变成文化和政治生产的新形式，提供给那些仍旧处于被去权的人民和社会成功对抗被贬抑和物质不公的可能，因此我们说，后殖民社会需要后殖民批判，惟有如此，才能开创具有动力的意识形态，有效对抗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各种压迫性力量和强制性宰制。

考虑到后殖民主义既要回溯过去的殖民史，又要延伸到现在后殖民的日常现实面，藉由过去来发现当下的权力结构与运作，因此可以大胆预测，后殖民主义将开启一片希望的天地，因为它的理论实践将“透过时间的面向（或者说历史的面向），以及空间的面向（地理的空间和文化观念重整的他者的第三空间），以长期纠结在高压权力关系下所建立的知识形式来重整世界秩序。它将为各种新的活动定名，藉此重新形成和展演从属国家的新历史、新认同、新地理及新的世界概念——家的，而不是西方的，并且透过这一切改变现在的权力和资源不均衡状态，从而寻求更公平正义的社会”。

              Postcoloni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WAN Xue-fe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ostcolonialism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heterogeneous, floating, hybridity and migratory. Judging from the cour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it has been used as a temporal term referred to the historical stage, as th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lleged colonial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as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for coloni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discourse describing the global status after colonial period, and as a radicalism i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gainst inequa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far as its research field was concerned, it has shifted from the original field of politics to the field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nd now to a wide range of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As an aggregate of the theoretical critical strategy, the trait of this theory is that its review on colonialism has gone deep into a “cultural level”. It should not only be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to the ideology mechanism which colonialism can depend on and take effect, but also introduce the critical sight into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at the present day, to challenge the new inequality and injusti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confrontation from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evel.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politics

注释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第4页，序言第1页，第12页，第154页，序言第1页。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4页、前言第14页、前言第16—17页、前言第16页、前言第23页。

“克里奥尔（Creole）”一词的原意是“混合”，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这里将后殖民主义视为一种“克里奥尔化”的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各种反殖民思想的杂糅组合，不仅包括西方理论与第三世界知识经验，还包括前殖民地反殖民斗争的政治实践融汇；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殖民主义因糅合众多理论资源和学术门类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特异的语言，以碎片化和杂糅性为特征。See Robert J.C.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pp. 57-69.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68, p. 168.

Vijay Mishra and Bob Hodge, What is Post（–）colonialism? Textual Practice, Volume 5, Issue 3, 1991, pp. 399-414.

祝平编写：《后殖民理论终结了吗？》，《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中国学者王宁先生也认为真正的后殖民主义始自1947年印度后的一种新的意识。参见王宁、生安锋、赵建红：《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参见[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页；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See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68-169.；Bill Ashcroft, Post-Colonial Transformation, Routledge, 2001, p. 11.；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20—21页。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7, p. 6.

Patrick Williams and Chrisman Laura,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参见：[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著：《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152页，第114页。

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Robert J.C.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p. 57, p. 59, p. 68, p. 65, p. 65, p. 57, p. 58, p. 11, p. 66.

See Robert J.C.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英]罗伯特 J. C. 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6—17页，第4页。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页，第49—51页。

乔纳森·哈特：《踪迹、抵制和矛盾：后殖民理论的加拿大以及国际性视角》（Trances, Resistance, and Contradictions: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Prespectives on Post-colonial Theories），载于《知识网》（Arachne）第1卷第1期，1994年，第72页。转引自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

Stephen Slemon, “The Scramble for Post-colonialism”, Chris Tiffin and Alan Lawson eds. , De-scribing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ext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16-17.

康孝云：《后殖民主义：历史与可能》，《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3页。

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逆写帝国》一书中将美国文学归于后殖民文学，由此可以推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将美国也视为后殖家。See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ited,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 p. 2.

“第四世界”：指非洲、亚洲地区国民所得极低、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See Robert J.C.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p. 60.

See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Seventh edition）,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pp. 236-237. ;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69. ; Charles I. Armstrong and Øyunn Hestetun, “ Introduction: Arriving, Unsettling” , Postcolonial Dislocations: Travel, History, and the Ironies of Narrative, ed. Charles I. Armstrong and Øyunn Hestetun, Oslo: Novus Press, 2006, p. 16. ; Robert J.C.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p. 66 ; 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第149—159页；陈厚诚、王宁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522页。

罗永生：《导言：解殖与（后）殖民研究》，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See Robert J.C.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pp. 57-69.；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69.；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4页。

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xii.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76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11页。

[日]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6、488页。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Gayatri Spivak on the Politics of Subaltern, Socialist Review, Vol 23, No 3, 1990,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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