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历程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碳中和作为一种新型环保形式，目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大型活动和会议采用。

一、碳中和概念的由来

《新牛津英语字典》公布二零零六年的年度字汇为「carbonneutral」，意思为「碳中和」。在二零零七年版的《新牛津英语字典》中，「carbon neutral」这个字正式编列到字典当中。「碳中和」这个词是通过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等方式把这些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获选《新牛津英语字典》的二零零六年年度字汇，主要原因在于它已经从最初由环保人士倡导的一项概念，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民众支持。

2007年10月欧洲摇滚音乐爱好者举办了一次环保音乐节，他们在活动中推行了折椅环保方法。从而使"碳中和"这一词让更多的人所熟知。碳中和(carbon neutral,or carbon neutrality)，是指中立的(即零)总碳量释放，透过排放多少碳就作多少抵销措施，来达到平衡。

“碳中和”(carbon-neutral)概念始于1997年，由来自英国伦敦的未来森林公司(后更名为碳中和公司)首度提出，指家庭或个人以环保为目的，通过购买经过认证的碳信用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公司亦为这些用户提供植树造林等减碳服务。随着“碳中和”概念的推广，广义上的“碳中和”则指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节能环保等方式抵消一段时间内国家或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使之实现相对“净零排放”，根据所遵循的国际计算标准将碳足迹降至零。1999年，苏·霍尔(Sue Hall)在俄勒冈州创立了名为“碳中和网络”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呼吁企业通过“碳中和”的方式实现潜在的成本节约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并与美国环境保护署、自然保护协会等共同开发“碳中和认证”和“气候降温”品牌。经历了数年的推广，“碳中和”概念逐渐大众化，“carbon-neutral”一词在2006年被《新牛津美国词典》评价为年度词汇，并在2007年被新版《新牛津英语词典》正式收录。

“碳中和”概念的物理意义在于，种种证据和研究显示，自工业以来，人类工业化进程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暖以及附带的一系列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军事冲突等恶果，严重影响未来人类文明的存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成为各国的共同义务和责任。但是，完全降至零排放并不能达成，多余的部分将通过林业和生物固碳等方式进行抵消，通过“碳中和”的方式实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相对稳定。

“碳中和”概念的社会经济意义则在于，将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问题进一步提升到了经济发展模式和质量的层次。过去，污染排放的外部成本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致使世界各国和人民都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应对气候变化在本质上需要应对工业化进程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只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降低污染量和排放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全球气候环境问题。

二、碳中和兴起的背景

全球变暖是人类的行为造成地球气候变化的后果。"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碳"耗用得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随着人类的活动，全球变暖也在改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及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类过多地使用化石(碳)能源所致。城市是二氧化碳的高排放地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建设"低碳城市"是大城市的发展方向。

因此，为保护世界环境，提倡绿色环保，也就越来越多的组织，团队，企业和普通大众在生活中加入到"碳补偿"计划中。碳补偿是公众捐资给专门机构，以植树或其他减排项目，抵消自己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自愿行为。

三、碳中和的责任和意义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推动碳市场管控的高排放行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绿色低碳化，促进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二是为碳减排释放价格信号，并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将资金引导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企业，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和高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三是通过构建全国碳市场抵消机制，促进增加林业碳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保护补偿，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四是依托全国碳市场，为行业、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投融资渠道。

国内外实践表明，碳市场是以较低成本实现特定减排目标的工具，与传统行政管理手段相比，既能够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能够为碳减排提供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并且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为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四、全球为实现“碳中和”做出的各种努力

面对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局势以及全球气候环境问题，各国纷纷布局本国的绿色发展，具体包括设立绿色基金、开展绿色项目优惠、推动能源清洁化和交通电动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等。综合分析，具有如下特点。

1.可持续经济占比持续提高，各国加大投入并扶持绿色产业

各国“碳中和”布局以向相关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较为普遍，同时发展国家级的绿色产业基金，以引导绿色融资向绿色产业倾斜。层面的扶持促进了企业主动进行绿色转型，不断提高可持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并带动绿色就业，借助绿色产业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各国“碳中和”的推出，其根本目的并不只是控制排放总量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进行产业经济的全面转型与升级。

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的力度依然有所不足，对于绿色产业的投资尽管有较大增长，但并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期望，各国长期复苏计划中只有约3 410亿美元(占长期经济复苏支出的18%)的项目支出符合绿色标准，尤其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条件，在绿色转型升级、绿色产业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难度，疫情后开展绿色复苏占经济复苏支出的比例普遍低于10%，使得对绿色投资的力度从长期来看尚无法充分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2.清洁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市场主流，国际能源格局开始转变，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应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各国“碳中和”能源减排战略亦普遍以降低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减少煤炭消费为主，不断提高风电、水电、光伏、氢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致使传统的国际石油能源格局逐渐发生转变。

若要在国民经济中尽快摆脱高排放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必须同时从能源供给端与消费端入手，逐步实现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和替代。一方面，在各国绿色复苏之中，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是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刺激计划中最具效益和安全性的投资之一。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的发展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新增长点，促使英国、日本等国相继宣布燃油车禁售计划，令具备数字化、智能化、新基建、低排放等绿色属性的新能源汽车在各国低碳经济中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市场发展机遇。

3.国际绿色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绿色融资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尽管各国在绿色金融的概念界定和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异同，但运用金融资源支持绿色可持续产业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理念已成为共识。其中，金融资源以信贷资源、资源、监管资源、机构资源、市场资源、工具资源等为主，共同组成推动绿色产业项目融资和服务的综合体系。

各国积极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带动疫情后的绿色经济复苏，同时在“碳中和”目标下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中为绿色金融增添支持低碳减排的重要属性，并推动经费开支与市场资金流向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新的绿色金融中心应运产生，以英国明确要建立的伦敦和利兹两个全球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为例，未来其他各国也将逐步建立绿色金融信息资讯中心、碳金融交易中心、绿色衍生品中心等。

4.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合作重要导向及国际竞争新兴战场。“碳中和”作为近百个国家所制定的顶层战略目标，在落实与执行阶段将为相关产业领域提供国际间低碳经济长期的合作机遇，引导国际间绿色资本流动、人才就业、绿色产业与可再生能源创业投融资。以德国、丹麦等国开展的“绿色外交”为例，区域间的绿色国际援助支持也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挖掘合作方向的重要领域。未来，以中欧绿色合作高级别论坛为典型的国际“碳中和”交流、谈判、研讨、合作方案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多的成员国之间进行开展，并推动分行业、分领域、分地区的“碳中和”国际俱乐部的建立。

国际“碳中和”绿色竞争以美国2021年重回《巴黎协定》为开端，几大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碳排放最高的主体，已正式开始竞争。拜登意图通过发展清洁能源重振美国经济，而美国急于加入各类国际组织也表明其意图在国际气候变化上重振影响力与领导力。预计于2021年11月1日推迟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将会对全球低碳经济进行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气候谈判，推动“碳中和”发展理念的再一次国家深化。早期的全球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议题屡次向国际低碳治理发生扩展，围绕“碳中和”领域的标准制定、资源供给、合作方式、利益分配等问题将不断产生越来越激烈的国际谈判与斗争。

五、中国特色的“碳中和”发展历程

2007年7月20日，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绿色碳基金成立，碳基金旨在积极实施以增加森林储能为目的的造林护林等林业碳汇项目，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是与“碳中和”相关的概念首次在中国官方层面展现。

2008年12月，中国首个官方碳补偿标识--中国绿色碳基金碳补偿标识发布。如果公众愿意加入"消除碳足迹，参与碳补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活动，自愿捐资到中国绿色碳基金进行"植树造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活动，就可获得碳补偿标识。碳补偿标识是由国家林业局气候办设计注册，中国绿色碳基金捐资人实践低碳生活的一种证明。获得这个标识表明捐资人消除了个人排放的部分或全部二氧化碳。

总理在2009年3月5日的中特别强调，要毫不松懈地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工作。

2009年3月9日，艺人周迅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创立的环保意识推广项目"OUR PART我们的贡献"也将不遗余力地承担地球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并将"碳补偿"进行一辈子。

2015年6月30日，李克强总理在法国访问期间，宣布了中国的减排承诺，中国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文件，描述中国2030年的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中国2030年“碳达峰”承诺为未来“碳中和”目标跨出了阶段性的步伐。

2019年，绿豆芽已经开始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气候中立"倡议(Climate Neutral Now)帮助消费者们开展实实在在的气候行动。绿豆芽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建立"气候中立"倡议合作

2020年9月22日，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提出中国将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于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降低化石能源比重、提高森林蓄积量、提高风电和太阳能装机量等四项2030年自主贡献目标。两项目标的提出，标志着“碳中和”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承诺。

2021年报告指出，中国当年将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碳减排的相关工作和举措将加快进入实行阶段，并于3月15日召开的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得到重点强调。中国已正式将“碳中和”理念纳入生态文明建设顶层布局，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显示了强大的效率和执行力度，时间目标更为清晰和明确。

2021年3月5日，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六、在“碳中和”历程上中国的行动

综合“碳中和”的国际形势，中国虽然在碳减排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碳中和”相关产业升级转型领域尚处于初期路径探索阶段，地区发展不均衡，各产业减排难度亦存在差异。

自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首度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重点任务起，党及各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以“碳中和”为导向的重点，推动不同领域的减排工作有序开展(表1)。

表1 近期“碳中和”与绿色发展领域各部委重点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报告与资料整理

七、中国的“碳中和”发展现状

结合国内地区与行业形势，中国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上存在技术可行性，并在环境与产业经济环境上也具备实现减排目标的基本面，相关目标总体可控，从而需充分利用好现有的环境条件，科学统筹排放主体、执行主体、市场主体以及配套的一系列软硬件资源主体，规划并执行阶段性减排策略。下文分别从四个主体的角度分析中国“碳中和”减排现状。

1.排放主体角度，各行业与企业面临不同的碳减排形势

目前，电力行业是中国碳排放的最大来源，以火电为主的电力部门目前约占社会总排放量的四成(2019年占比为43%)，而工业与制造业生产活动则为第二大碳排放来源，与电力部门合计贡献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0%—80%。

尽管中国2019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降低了48.1%，提前完成2015年提出的40%—45%的目标，但以电力和工业为主的高排放产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减排形势，尤其是在去产能目标总体有限的情况下，若不进一步加以转型与升级，高碳产业的“碳中和”之路可能会遇到瓶颈。

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制定工业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和编制工业低碳行动方案将进入实操阶段，推动钢铁、建材、石油化工等重点排放行业在2021年“碳中和”元年综合各自的产业结构、绿色低碳创新技术、碳排放交易模式等方面，制定行业碳达峰路线图。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做到面向行业的减排技术能在企业之中大范围应用和推广，并确保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成本可控、效益可观。另一方面，为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中国顺应国际清洁能源发展潮流，在过去十年间显著提升了可再生清洁能源在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近年占比年均提升1个百分比以上，但以此增速维持到“碳达峰”时期过后，仍需要探索新的能源结构优化模式，挖掘新的增长点。

2.碳减排工作的执行主体角度，各级、各部门与各省市正在开展不同的减排对策

从国家层面提出“碳中和”顶层设计，以及各部门、各行业探索可执行的行动方案与达成路径后，具体工作将落实到各省市。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对应的资源禀赋、能源结构、产业等也均具有区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从碳排放的角度，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上有所不足，且地方环境的约束力不强，加之部分企业自东向西进行“污染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同时，碳排放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目前城市碳排放贡献占比超过80%，其总量和人均排放都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地区差异使得中国的“碳中和”实现方式需要做到因地制宜，短期内先“达峰”带动后“达峰”，长期内最终相继实现“碳中和”。

为此，中国部分省市已率先开始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积极制定减排目标与对策，例如上海出台2025碳达峰行动方案，北京、广东、天津等多个省市也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的碳排放达峰目标与计划，在国际“碳中和”绿色竞争的大环境下，开展国内“碳达峰”减排良性竞争，并从沿海发达地区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辐射，带动“西部绿色开发”。

3.市场主体角度，与碳排放有关的市场交易与市场建设正全面开展

“碳中和”首要治理对象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将碳排放进行资产化，将产生更多的可操作性与市场可能性。从2011年北京等多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至2021年2月1日碳排放权交易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只经过了短短不到十年时间。碳排放权的资产化以及配额的限定，使碳排放权具备资源稀缺性，可交易的属性又以碳市场流动性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而碳排放开放个人投资交易后也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新兴投资机遇。

自2019年财政部印发《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获得了标准和依据，并推动了碳债券、碳信托、碳期货的创新进程。因此，与碳排放权市场配套的发展框架和服务模式虽然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在金融领域有广泛的先进优势经验可以加以直接参考借鉴，而不需要从零探索，使碳市场建设的进度和效率大大提升。但2021年碳市场全面铺开以来，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掀起符合预期的足够大的反响，一是源于碳排放权登记和交易两大系统尚在建设之中，二是源于需进一步提高市场各界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并增强对于碳交易市场前景与重要性的意识和认知。

4.资源支持的角度，基础设施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软硬件资源正等待综合调用与相互整合

从“碳中和”落地执行的角度来看，绿色低碳发展在长期内最重要的资源是金融资源。根据表1人民银行推出的相关，金融资源将逐渐向绿色领域倾斜，人民银行将主动引导绿色金融服务于21世纪低碳经济发展，包括更多与绿色发展相关的货币工具和信贷等将不断推出，推动金融机构参与绿色融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持续提高。

与此同时，金融资源的充分供给将会促进“碳中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在硬件设施上包括城市绿色基建、低碳建筑、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等，在软件设施上包括碳排放交易与核算信息服务系统、绿色金融资讯中心与数据处理系统、碳足迹与环境信息披露数据库等方面。众多软硬件资源如得到整合与调用，将为“碳中和”相关产业提供全面高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