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综述

                    一、引言

为什么一些国家贫穷而一些国家富有？收入差异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如何解释历史上有些国家的长时间停滞，而有的国家持续增长的事实？如何实现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转变？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engine），是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的目标。

为了解答这个难题，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经济系统是如此复杂，不仅不同理论学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截然不同，就是同一个学派内部各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并不完全相同。“在过了200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赫尔普曼，2007，P1）。

下面我们大致按照增长理论发展的顺序，对各种经济增长动力文献进行梳理，从而使读者能够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发展以及争论焦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二、经济增长动力研究的文献回顾及基本线索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的积累取决于由市场容量决定的分工水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基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初步认识，认为一国财富增长来自于人口和资源的相互作用，并最终会由于资源约束而停滞。Harrod(1939)和Dormar(1946)建立了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最初的数理模型，但是由于在他们模型中均衡非常难以实现，因此被称为“刀刃上的增长”模型。Solow(1956)和Swang(1956)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长期均衡模型，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正式开端。我们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讨也以此为起点。

自Solow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研究不断深入。由于涉及的文献是如此浩瀚而繁多，我们很难做到全面，只能对代表性的文献和观点进行概要的梳理，并笼统的划分为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企业家精神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理论和观点（由于力求简洁，有些划分不是很准确）。下面我们简要论述各种理论的发展逻辑。

（一）资本积累决定论

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者及制定者们沉迷于“资本的神话”，他们亲眼目睹了资本在欧洲战后复兴以及苏联的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力量，对Solow理论中的“剩余”（技术）决定长期增长的观点视而不见。当然，部分原因是Solow模型中技术外生，导致学者们“无法关心”技术进步。学者和制定者们都认为关注重点应该是资本积累速度。

Cass(1965)和Koopmans(1965)改进了Ramsey(1928)的理论模型，从而成功的将经济增长动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由此一度掀起了经济增长研究的热潮。直至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如何在贫穷国家实现快速资本积累以及持续投资。近年来尽管资本积累论逐渐冷落，但还是有大量的研究力图证明资本积累通过间接途径的增长推动作用。例如Dowrick以及King等人证明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以及制度改进具有决定性影响，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Dowrick&Nguyen, 19; Larry E.Jones&Manueli, 1990; King&Levine，1990,1994；Rebelo，1991；Barro，1991；Barro&Sala-i-Martin，1995；De Long&Summers，1991, 1994；Barro&Lee，1994）。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经济学家指出，投资绝非解决贫穷国家的良药，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必须要建立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Easterly(2005)通过7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扶贫案例，以及更具代表性的88个国家数据研究后发现，经济增长与投资并没有统计上的相关性，“资本积累率差异对产出增长率差异的解释力甚微”（ Easterly，2005，P63）。Blomström et al（1996）证实，经济增长先于资本增长，因此资本积累不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Grossman及Helpman(1991, P122)则认为，大量实证研究中投资率和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结果可能仅仅反映了技术进步导致投资增加这一基本规律。Lach&Schankerman (19) 以及 Lach&Rob (1992)通过美、英等国的长期数据发现技术创新是物质资本积累的Granger原因，但反过来的关系不成立。Blomstrom et al(1996)通过对多国的样本分析也证实了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投资持续的背后因素，即资本积累本身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二)技术和知识进步决定论

通过对经济史尤其是工业以后各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的考察，一些经济史研究者认为技术进步在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Simen Kuznets, 1966; Landes, 1969; Rosenberg, 1982; Moyer, 1990）。在Swan(1956)和Solow（1956）首先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借助于外生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本身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怎样解释“Solow剩余”？）。无法将技术进步内生曾经一度使得经济增长的研究陷入低谷。

尽管Arrow及Kaldor等通过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假设，部分克服了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减特性（Arrow, 1962；Kaldor&Mirrlees, 1962; Uzawa, 1965），但这些基于外部性假设的研究并未彻底解决技术外生的问题。

Romer(1986，1990a)及Lucas(1988)的开创性工作使得技术和知识进步成为人们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在Romer和Lucas的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取决于人们出于对未来收益考虑而进行的投资，通过溢出效应克服了资本规模报酬递减的影响。而Aghion&Howitt（1992）、Romer（1990b）、 Grossman &Helpman（1991)的理论则抛开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构建了基于市场利润和研发竞争的技术模型，认为研发创新的原因是受到创新中的超额利润和避免被其它竞争者“创造性的破坏”的诱导。由于Aghion等的模型考虑了技术的外部性和市场竞争性这两个特征，更加符合技术和市场的实际，因此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真正确立。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简单的要素积累论，转而研究为保持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技术条件以及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这无疑极大的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增长理论“重新焕发了活力”。

同时内生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观点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验证（Jorgenson，1990；Klenow et al, 1997; Easterly&Levine, 2001; Hall&Jones, 1999; Islam, 2001)。例如Hall&Jones(1999)与Islam(2001)考虑了各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和资本以及教育的差异，认为生产率导致的收入差异比资本和人力资本（教育）重要的多，并且大量理由相信，技术进步构成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

（三）人力资本决定论

人力资本决定理论和技术决定理论几乎同时发展，并且相互交叉，但我们仍可以清晰的看出二者的区别。为了解决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困境，Uzawa(1965)提出了最初的具有正向外部性的人力资本模型。以Lucas（1988, 1993）、Romer(1991a)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人力资本内生化积累模型，使得人力资本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在Lucas(1988)的经典模型中，虽然单个企业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但对行业中的其它企业具有正外部性，因此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克服了资本的报酬递减，构成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Romer（1991a）则认为人力资本可以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两部分，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增加了生产中熟练工人的数量（竞争性的），另外一方面通过推进非竞争性的知识进步进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大量的经验研究均以教育来替代人力资本变量。Young(1992，1995)证明亚洲新兴国家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是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的提升。Barro（1991）、Barro&sala-i-martí等(1995)以及O’Mahony &Wagner（1996）的经验分析证明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Golding&Katz(2001)、Mitch(2001)以及Jenkins（1995）利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也证明了教育在一国范围内以及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Moretti(2002)通过证明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对普通工人的工资具有正的外部性来证明人力资本对效率的影响。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并不具有想象中的外部性特征，或者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本身是技术知识外部性的具体体现（Benhabib&Spiegel，1994；Acemoglu&Angrist, 2001；Cohen&Soto，2001)。Acemoglu&Angrist (2001)通过微观调查数据没有发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性。Cohen&Soto(2001)在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中没有发现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张超（2007）证明，用教育、培训衡量人力资本，并以此证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现实相悖。

而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本身来源于制度对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利润激励，而不是人力资本自身的外部性特征（Glaeser et al, 2004；Easterly，2005）。Benhabib & Spiegel（1994）证明，如果技术进步停滞，那么不可能看到教育以及在职培训的增加。尽管教育水平的增加提供了产生更多技术创新的条件。Easterly(2005, P75)认为，很多实证研究夸大了教育的作用，贫穷国家教育水平低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提供免费教育，而是因为受教育的激励太低或者被扭曲。

（四）制度决定论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社会的激励框架（制度）对建立在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现代增长至关重要。内生增长理论事实上并没有揭示出世界各国创新投入不同的原因，进而也难以解释即便是所需技术能够免费分享以及低廉劳动力优势的情况下，贫穷国家仍然难以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的原因。

例如，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开创者Aghion&Howitt（2002, P60）指出，“（内生增长理论）最主要的局限是对制度和交易成本缺乏关注”，并认为“人类创新活动的强度以及其方向受制于影响人类激励及能力的法律、制度、风俗及管制所起的作用”（同上，P1）。通过经济史的考察，Baumol和Hall等指出，当谈到“投资”以及“创新”时，人们想当然的认为是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但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以及一些贫穷国家中），社会的绝大部分“投资”并没有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Baumol，1990；Hall&Jones，1999）。恩格斯认为“社会一旦有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恩选集》第四卷 P94《致瓦·博尔吉乌斯》）。

实证方面，经济学家们分别从经济史的角度、行业的角度以及区域间横向比较的角度证明制度对创新和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Baumol及Acemoglu等指出，制度是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创新投入及创新效率差异的背后因素，“好的制度”将会对生产性创新活动产生普适激励（Baumol，1990；Hall&Jones，1999；Acemoglu et al，2002a，2002b，2004，2005；赫尔南多·德·索托，2001；纳尔森，2001）。Baumol（1990）通过对中国以及罗马的经济史研究指出，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技术创新，但由于大多时候生产活动的利润远远低于非生产性活动的利润，因此技术创新大多数产生和被运用于非生产领域。这与Hall&Jones(1999)的研究也表明，通过经济史探讨，他们也认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增长绩效最终依赖于有效的制度规则，包括产权保护、开放度、对法律规则的遵守；从行业的角度，Schmookler(1966)通过考察炼油、造纸、铁路、农业这四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历史数据后提出，科学创新和发明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推动增长，降低成本以及获得超额利润的预期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这种超额利润只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才开始存在（转引Grossman&Helpman, 中译本，2002, P4）。从地区间横向比较的视角，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制度变量之后，其它增长动力的长期影响都很微弱（赫尔南多·德·索托，2001；Rodrik、 Subramanian&Trebbi，2004；Easterly &Levine，2004）。Easterly &Levine（2004）通过第三世界国家扶贫援助数据研究，证明了只有生产性激励条件得到满足后，教育、技术、投资等援助才可能有效。

正如Olson(1996)所指出的，不研究制度就不可能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差异。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和创新激励出发对制度的经济功能做出了系统的研究。从Coase（1937，1960）到Williamson（1980）、Steven Cheung（1968）、巴泽尔（1997）等证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交易成本，进而不同的经济配置效率。诺斯（1997，P1）认为，以往所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教育提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等，其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制度才是导致这些要素积累的背后原因，制度通过决定人们的行为激励，决定了人们是选择寻租还是生产性行为，以及各种不同行为的效率，从而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绩效（North，1990，1994，2005）。

 (五)文化决定论

研究制度的学者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起源相同的国家会发展出不同的制度？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有效制度无法在贫穷国家复制和移植（从而使得贫穷国家也能够进入现代增长的轨道）？North(2005)、斯蒂格利茨（1998）认为文化价值观可能是影响制度产生和变化的主要变量，文化价值观通过路径依赖效应对制度变迁造成影响，制度转型必须与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相适应，转型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以及道德准则重建的快慢，因为制度变迁最终是由“人”推动的。格雷夫(2008，P232-237)通过经济史证明，由于中世纪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文化信念的差异，导致了后来迥异的市场交易制度和产权制度，进而中亚与西欧经济绩效的差异。热若尔.罗兰(2005)则将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定义为“缓慢演进的制度”，正式制度（政治和法律制度）定义为迅捷变革的制度，认为两种制度相互作用推动了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和技术的互动又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自马克思·韦伯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马克思·韦伯（2002）系统的阐释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性推动作用。而汪丁丁（2000）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是深深扎根于其文化传统的，并按照文化传统→制度安排→经济行为→经济表现这样一种影响顺序发生关联。

经验数据研究方面，近年文化的经济影响实证研究也有较大幅增长（Barro et al, 2003; Guiso et al,2007）。Barro证明，不同宗教将会对信任度、社会资本等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Barro ，McCleary ，2002, 2003；Guiso et al ，2003，2007)。Glaeser et al (2008)使用种族、法语和法系、教和教徒比例等因素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用干预指数、效率、公共品提供、规模及政治自由等作为制度控制变量，结论是外生的文化历史因素在解释不同国家的治理绩效时非常显著。

(六)企业家精神决定论

在所有的经济增长动力讨论中，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可谓独树一帜。熊彼特(1934)强调了企业家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而进行创造性破坏活动，从而推动了配置效率提高及新技术新知识的产生。奥地利学派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完全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才是创新和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因此是经济增长的“引擎”（Kirzner, 1973； Holcombe，1998；Hulsman，1999；Minniti，1999；Marcus Dejardin，2000；Glancey&Mcquaid，2000)。例如Kirzner (1973)、 Holcombe(1998 )、Hulsman(1999)和Minniti(1999 )等人认为增长机会来自于企业家的敏锐的洞察力，企业家精神引发了市场变化，市场变革又为企业家精神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增长的“永动机”。

但是，企业家精神本身如同技术创新一样，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问题。因为对于企业家精神来说，制度构成了主要的决定因素（Eucken, 1992; Buchanan, 1991; Casson, 1993；Murat et al, 1999; Acemoglu, 2001b; Jones, 2001）。如Murphy、Shleifer&vishny(1991)与Baumol(1990)指出，创新和知识进展大多是由具有极高才能的人做出的，从历史来看，这些高才者将从事回报最大的活动，这些量出现在生产性活动领域中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特定安排的结果。

（七）其它增长决定观点

除去上述研究相对成熟的增长决定因素外，还有一些力图从其它方面解释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例如地理条件（Saches, 2001）、社会资本（Coleman, 1990）、金融深化（Levine&Zervos, 1993；King&Levine, 1994）、国家外向发展战略（Syrquin&Chenery，19）等因素。尽管这些研究证明地理、社会资本等因素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重要甚至关键性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或者有些讨论——例如金融深化本身可以归纳到制度体系的讨论中），这里不再予以进一步讨论。

三、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质疑和争论

尽管技术进步和制度作为增长动力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者的认同与证明，但是相反证据以及质疑也非常多。

针对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持续经济增长核心的观点，一些经济学者并不认可。King&Levine（1994）、Mankiw (1995)与 Chrys Dougherty &Jorgenson（1996）等通过对近代以来增长的经验研究结果指出，技术水平取决于资本积累程度而非相反，相对资本积累而言，技术进步更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Young（1992，1995）研究指出，亚洲新兴国家经济腾飞过程并没有显示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显著变化，但资本积累在增长核算中非常显著而且作用最大，因此技术进步至少对经济腾飞的东亚国家作用是不显著的。

针对对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相关学者（例如Acemogelu等）对于制度的强调以及制度对技术的作用，也有一些非常有力的反驳观点。大转型理论（Grand Transition）研究认为“好制度”是资本积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Borooah&Paldam, 2006；Martin Paldam&Erich Gundlach, 2008）。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1984，汉译《资本论》第四卷P32~P35），生产力（技术决定）决定生产关系（类似于诺斯的“制度”定义），而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推动经济增长。

实证方面，Alvarez et al( 2000) 和Barro (1999)通过案例研究指出，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更好的政治制度，原因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更好教育的可能，而受教育者更愿意通过谈判和投票来解决问题。而Glaeser et al(2004)通过经验研究指出：（1）人力资本是增长的最基本动力引擎而非制度；（2）摆脱贫困的一般都是由者实施的；（3）制度的改进一般都发生在经济增长之后。Martin Paldam&Erich Gundlach(2008)、Barro（1991）、Sala-i-Martin（2004）、Sturm&Haan（2005）和Doucouliagos &Ulubasoglu（2006）用度、民主程度等来作为制度的替代变量，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倒是反过来的因果关系可能成立。

面对上述争议，一些经济学者提出，各种经济增长动力——资本、技术、制度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例如Aghion与Howitt（1992，P90）就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可能是互补的，资本积累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而技术进步提高资本积累的利润，“不能排除一个而说另外一个起主导作用”（同上）。 Moses Sbramovit(1993)认为各种经济增长动力之间可能是相互依赖的共同作用的，虽然技术决定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反过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短期会影响技术的体现过程（embodiment  process），进而影响了技术进步速度。

对于各种经济增长动力之间关系的争论还在继续，尽管一些经济学者力图提出各种经济增长动力互洽的一致增长理论（陈昆亭、周炎，2008），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新理论远未成熟。下面我国对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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