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　白　云

　　摘　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2)05-0020-06

　　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史通》和《文史通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史学理论成就,刘知几《史通》注重“史法”(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章学诚《文史通义》侧重“史意”(史学思想和功能)的阐发,但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本文即以二书为中心对刘知己、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略作探讨比较,以期有助于理解和借鉴两位大师的史学理论成就。

一　“六家二体”与“记注撰述”: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

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它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之上的。“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其《史通》即以《六家》、

《二体》开篇,总括古代史籍。《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六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1](六家)于是专门设《二体》篇,对二体(编年、纪传)衡长论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1](二体)刘知几把二体看作正史,视为古代史学之大宗,“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二体)另外,又在《杂述》篇中列了偏记、小说等十种,①一一阐明其源流和史学价值。“六家二体”(含《杂述》)基本括尽了古代史籍,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2](二体),后世学者如张孟伦、苏渊雷、张振佩等均赞同此说。但不少学者多讥刘氏的史籍分类或过于琐细、或标准不一、或未括尽古代史籍等,②有些苛刻刘知几。

“六家二体”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刘知几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发展变化,对隋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全面总结,贯穿着“通识”观念,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二是刘知几用“区分类聚”、

“考辨源流”的方法,把“类”与“流”结合起来,从史体流别上去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大势,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把握从史籍分类入手,并以探讨史书体裁体例为重点,由“六家”而“二体”,由“二体”而“纪传体”,在《史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探讨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尤其

　第4卷　第5期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4　N o.5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Mengzi T eachers’C ollege　　　　　　　　　　Oct.2002

Ξ收稿日期:2002-05-30

作者简介:白　云(1965-),男(彝族),云南建水人,云南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云南蒙自661100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和编纂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不仅仅是史家对于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3](P49),凝聚着史学家丰富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也是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可见,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把握是深得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的。

与刘知几从史书形式上划分史籍不同,章学诚是侧重于从史书的性质和作用上去把握古代史籍,将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门宗。他说:“《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4](书教下)章学诚不仅以记注(资料汇编)和撰述(独见之著)来概括古今史籍,而且以“方智”、

“圆神”来说明两类史籍的性质和基本要求,揭示出“记注”的特点在于保存资料,故其贵博取广搜,赅备无遗;“撰述”的特点在于史义,即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故贵抉择去取。章学诚所说的“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3](P721)记注体“方”是“藏往之学”,撰述例“圆”是“知来之学”,这是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功能的认识。章学诚还以“方智”、“圆神”去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变化,得出了“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的理论,“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4](说林)极富辩证认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了他“独到的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之见”[3](P721-722)。同时进一步阐述了记注与撰述“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4](报黄大俞先生)的关系,“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也。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也;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于人也。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4](杂说),两者性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4](报黄大俞先生)只有记注制度详备了,才可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完成记录时事的任务,撰述也才可能不受义例所拘而“因事命篇”。记注是撰述的基础,撰述是记注的发展和结果,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章学诚关于“记注”与“撰述”的区分以及二者辩证关系的论述,对当今历史编纂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二　“求名责实”与“史不拘例”: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

对史书体裁体例的研究和评论,是刘知几《史通》一书的重要内容和最大特色,一是提出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著名理论。[1](序例)把史书体裁体例看得和国家大法同等重要,前无古人;二是对唐代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总体把握,尤其《六家》、

《二体》、

《杂述》等篇,总结了关于古代史书体裁体例的理论体系,也是古来第一人;三是详细论列了当时最流行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可以认为,刘知几对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清理。

更应注意的是,刘知几将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重要范畴“名与实”引入史学批评,用来揭示史书形式与内容、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提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的理论,[1](题目)认为实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名由实来决定,这是有其重要理论贡献的。其一,强调“名实相允”,要求体例的严整划一,对规范史书体例、规范史书编纂有积极意义;其二,纠正了史籍中名实不副的现象,比如:批评《吕氏春秋》(吕不韦)、

《楚汉春秋》(陆贾)“惟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春秋”,《魏略》、

《梁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都是“名实不副”[1](题目)。又批评“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以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1](题目)但在实际操作中,刘知几往往以“求名责实”、“考名责实”、“循名责实”作为考察史学发展和评论史学的基本方法,凡事总是先定其名,再责其实,即总是先确立一个标准,界定其内涵、性质,然后再以此为尺度去衡量评论对象,检验其是否名副其实,拘守类例、拘泥于成法,缺少灵活变通,强求事实迁就概念,是不足取的。刘知几《史通》在评论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时都运用了“求名责实”的方法,先定其名,再责其实,运用得广泛而熟练,有悖于自己“名以定体,为实之宾”的理论。这是与刘知几浓厚的封建“名教”思想相联系的。

章学诚虽也受到名教思想的影响,但其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认识和评论要比刘知几高明和进步,他提出了“史不拘例”的评论方法和原则。《文史通义・书教上》开篇即言:“《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三皇无闻焉。……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是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认为上古简质,不具体例,反不会为例所拘而能“因事命篇”。又云:“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义例,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4](书教上)表达了作者“史不拘例”的愿望和批评方

12

○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22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5/历史学研究

○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32

篇,斯亦载笔之缺典也。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定之所从”[4](湖北通志检存稿・前志传),所以反复倡议修史宜设《史官传》。实际上,历代纪传体史书多设有史家传,但除《汉书・司马迁传》、

《后汉书・班固传》等能做到家学具存外,各史家传多以叙述生平经历为主,是典型的人物传记,难以明了史学法度、家学渊源、师承传授。尤其设馆监修制度以来更是湮没无闻。因此,章学诚主张设立《史官传》,“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10](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即以史书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阐明史学的渊源流别、作史的家学法度,探讨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以嘉惠来学。这种主张很有价值。

另外,章学诚还提出“定著别录一编”,“以治纪传编年二家之史”的主张。他认为“纪传苦于篇分,编年苦于年合”,在史篇中单独列“别录”一编,标举一代的大事

并将本书中的有关篇名附注其下,“冠于全书之首”,“次于本书目录之后”,“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这样就可避免纪传“篇分”而编年“年合”的弊端。[4](史篇别录例议)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别录”提纲挈领,对读史治史是有帮助的,对纪事本末体的编纂也有意义。

总之,章学诚主张的“圆通之体”是一种融诸体之长、而避诸体之失的新综合体,其思想核心是强调史书编纂要“因事命篇”、“不为类例所拘”,确实能补旧体史书的许多不足。章学诚曾多次与史学家邵晋涵往复通信,试图以此改修《宋史》,可惜宏愿未遂。但其论却给后人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四　几点启示

通过对刘知几、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初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和启示:第一、刘知几、章学诚都能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史学发展、评论史体演进,极具“通识”思想。但刘知几侧重于史书体裁的横向比较,看到了史书体裁之间、史书之间的差异和优劣;章学诚却不仅横向比较史书体裁的优劣,而且纵向考察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史书体裁之间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发展,颇具辩证色彩和理论价值。“通识”的观念,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通识”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认识,也具有方的意义。今天的史学研究和史书编纂更应在“通识”上下工夫,这里,“通”的涵义是极其广泛的,既有时间上的上下贯通,综观全局;也有空间上的左右傍通,揭示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更有内容上的融会贯通,透视古今中外的交叉联系、继承和借鉴;甚至有史书编纂形式上的有机配合、相互照应,以及由微观到宏观、由具体到抽象、透过历史现象

揭示历史本质的理论升华等等,“通”的追求永无止境。

第二、刘知几提出了“名以定体,为实为宾”,“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的著名理论,对规范史书体裁、体例,规范史书编纂均有积极意义,尤其把史书体裁体例提到国家大法的高度来认识,前无古人。但由于深受“名教”思想影响而过多地拘泥于史法、拘泥于定名,过份地强调严整划一、

“求名责实”,往往把问题绝对化,失去了应有的变通、创新精神;章学诚则反对拘守类例、反对拘泥于成法,主张“史不拘例”、“因事命篇”,强调灵活变通、“体圆用神”,更利于史学的发展。从今天的角度看,则是要求在史书编纂实践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正确处理好史书内容与形式(体裁体例)的关系。史书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借助形式而得以反映,形式依赖内容而得以存在。任何历史著述都离不开一定的体裁体例形式,只有选择了恰当的形式,才能更好地反映内容;同时,内容又影响着形式的选择,史家记载历史,总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制约,其对史书体裁体例的选择,必然要考虑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第三、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认识,既批判地继承和完善了刘知几的主张,又卓而不群、颇为自负地亮明自己的独见,“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家书二)。体现了章氏总结和思考史学的理论高度,也道出了两人在史学理论上的异趣:刘氏重史法,章氏崇史意。但实际上,二者是有联系的,史法是史意的表现形式,史意又依赖史法来反映,是史法的发展和升华。章学诚是“从史法、史意两方面入手,而不以史意殉史法”[11],前后相映,正所谓“前修末密,后出转精”,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重视史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今天的史书编纂更应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对传统的合理继承,便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有对既有史书体裁体例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方能决定扬弃和如何扬弃以及怎样变革创新。

第四、刘知几、学诚章关于史书体裁体例发展与创新的设想,一方面反映了刘、章二人试图把对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对史书体裁体例的研究评论同史书编纂实际结合起来,这十分重要。可避免孤立地就体裁而评论体裁、就传统而谈论传统,这正是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另一方面,体现了刘、章二人的史学变革思想,他们从史学变化的趋向上、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提出了史书体裁体例发展与创新的设想,尽管这些设想难免有片面或局限,但变革的思想却是十分可贵的。而且,这些设想本身也不乏精彩之处和卓越之见(见前述),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42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5/历史学研究

注释:

①　《史通・杂述》云:“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

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②　参见吕思勉《史学四种・史通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版。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2月版。许凌云《刘知几评传》,南京大学出

版社1994年10月版等。

③　所引均见《史通・表历》。另外,刘知几在《杂说上》

高度表彰了司马迁创史表的功绩,“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但刘氏对史表基本持反对态度。

④　明初修《元史》,删去《艺文志》,只在列传中附载其

著述;清初修《明史》,其《艺文志》仅录明代著述,不再追述前代典籍;《清史稿・艺文志》“取诸明史、断自清代”等,都是受刘知几的影响。

⑤　如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未设《氏族》、《方物》二志,

而在《宰相世系表》、《宗皇世系表》中兼叙其姓氏源流,在《地理志》中兼记各地物产;郑樵《通志》“二十略”中设立了《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马端临《文献通考》设《土贡考》以及顾炎武作《历代帝王宅京记》记历朝建都之制等,都深受刘知几的

影响和启示。

⑥　综见《文史通义》的《书教下》、《释通》、《申郑》诸篇。参考文献:

[1]　刘知几.史通[M].

[2]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9.

[4]　章学诚.文史通义[M].[5]　司马迁.史记[M].

[6]　许凌云.刘知几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7]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M].[8]　赵尔巽.清史稿[M].

[9]　章学诚.章氏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0]　大梁本.文史通义:外篇一[M].

[11]　罗炳良.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J ].清史研究,1998,(1).

[责任编辑　张平海]

A Comparison

B etw een H istorical Compiling Ideas

BAI Yun

(The Party C ommittee Publicizing Department ,Mengzi T eachers ’C ollege ,Mengzi 661100,China )

Abstract :　The G eneral History and The G eneral Survey of Cultrues and History are tw o Dreatest w orks

on historical theories of which Liu Zhiji and Zhang Xuecheng ’s achievements on this regard are adquatering em 2bodied.Based on a com prehersive discussion conerning introduction ,trans 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various types and styles on historical books ,those tw o w orks not only reflect their acknowledgement on historical com pil 2ing research ,but als o attach a great significance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nowaday ’s historical com pil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K ey w ords :　

Liu Zhiji ;Zhang Xuecheng ;The G eneral History ;The G eneral Survey of Cultures and History ;historical com piling research ;ideas

5

2○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