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

作者：彭翊(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定权累加法，权重的确定是指数自身的设计框架和专家的意见相结合确定的。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国内外主流评价体系如“联合国电子的评价”、“中国产业竞争力评价”等都是定权累加，我们通过不同计算方法测算，结合专家意见，最终确立定权累加这一方法。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无量纲化数学模型为：Xi’=[Xi-Min(Xi)/Max(Xi)-Min(Xi)]*40+60其中，Xi’是单项指标标准值，Xi是单项指标实际值，Max(Xi)是单项指标各省市最大值，Min(Xi)是单项指标各省市最小值。指数合成模型为：Y=∑_(j=0)^m?Xj/m，其中Y是评价对象的综合指数，Xj是评价指标，权重为等权。

(一)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模型构建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试图以改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评价框架为基础，再综合钻石模型及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测度变量的选取，构建出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模型，以科学的量化标准，全面衡量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在构建指标体系框架的过程中，考虑权威性、科学性、持续性等多方面要求，选取UNESCO Jodhpur论坛所提出的亚太区域国家文化产业评价理论作为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并适当进行了改进UNESCO Jodhpur论坛提出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从投入产出两个角度来考虑。其中投入表现为文化资产、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产出表现为文化产品及服务。

    测度变量的选用标准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文化产业的测度变量需要具备测量方便、易于量化、可获得性、能够对各种规模/类型的城市进行比较等特点。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测度变量的选取主要依据波特钻石理论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该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文化产业具有产业属性，具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在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时，可以参考钻石模型的构成要素。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国情，我们提出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理论模型

    要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有投入和外界驱动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欲求其对国家做出贡献，对社会、社会经济、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要体现效率。从图1可看出本模型主要是从投入、驱动、产出这三个角度来构造的，分别以产业生产力、产业驱动力和产业影响力来表示。投入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主要包括文化产业的自身资源(文化资源、文化资本、人力资源)；驱动主要是指文化产业的外部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公共环境和创新环境；产出是指文化产业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体现出了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包括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投入、驱动、产出三者之间还存在着循环推动的关系：通过要素量的投入和质的提高，依托外界驱动环境，可以提升文化产业产出的规模和影响；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中的一部分通过文化产业的产业链作用可以反馈为文化产业的投入，形成新的文化生产要素，并能够增强文化产业的驱动力，影响下一阶段的投入和产出。此循环不断地循环往复，使整个产业在不断提升的状态中发展。

    (二)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在分析了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理论模型之后，我们结合现有统计数据与调研指标，构造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整个体系如图2和表1所示

图2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总框架图

表1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子框架

    注：带*指标是由多个指标聚类分析之后合成的结果，如文化场馆资源是由艺术表演场馆坐席数量、文化娱乐类场所数量、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数量等指标聚类合成之后的结果。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3个一级指标产业生产力、产业影响力和产业驱动力分别从投入、产出、发展环境三个方面全方位测度省市文化产业发展；8个二级指标则完整的阐释、支撑了3个一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是由48个测度变量通过聚类分析之后合成的结果，这48个测度变量中，有36个指标是来源于统计年鉴的定量指标，12个指标是对全国31省市的文化企业和居民进行超过3万份调研所得定性指标。整个体系不仅能够通过定量指标反映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现实，还能利用调研所得定性指标弥补客观数据的不足，切实反映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受众——人民群众的切实感受。

    (三)数据来源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的构成分为两大类：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其中定量指标指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版权年鉴》、《中国广告年鉴》以及文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定期报告等客观统计数据；定性指标则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的文化企业、居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研，调研集中于各省市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发展环境，为指标体系提供了12个定性指标来反映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本次调研共计37200份，其中文化企业调研12400份，市民调研24800份。

以北京、广东两省市为例，以二级指标为评价要素分析说明指数的实际应用。为了更直观的描述不同省市的二级指标指数的差异，我们绘制了雷达图来展示这两个省市二级指标指数的属性。雷达图是进行若干样本多指标比较分析的有效工具。用雷达图的每一个数值轴代表一项待分析的指标，每一个多边形在轴上的落点代表该项样本在该指标上的排名。多边形的整体面积的大小反映了该样本总体排名情况，而多边形的规则程度则代表了该样本各指标的协调程度。面积越大，排名越靠前，形状越规则，那么该样本的各指标协调性越好。从两个省市二级指标雷达图来看，北京市面积最大，总体排名最高，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最好。广东省面积略小于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但是两个省市各要素的协调性不够好，形状不规则。

    从省市内部角度看，北京市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经济影响得分均超过80，说明这三个要素是北京市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要素；而像公共环境、市场环境这两个要素则相对薄弱，了北京市文化产业进一步高速度、高质量发展，说明这两个要素是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劣势因素。对劣势因素进一步分析可知，造成公共环境、市场环境两个二级指标得分偏低的原因是文化产业公共服务满意度(.2)、文化产业行业协会的作用(56.7)不够好，因此，北京市未来一段时期发展文化产业的着力点应该在文化产业的公共服务、行业协会作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广东省人力资源、经济影响、社会影响三个指标分值比较高，意味着广东省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良好，产业整体影响力很大，并且拥有丰富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这三个指标是广东省文化产业的优势要素。而广东省市场环境、公共环境两个指标得分较低，在65分以下，严重制约了广东省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分析劣势要素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62.4)、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支持力度(63)是导致市场环境、公共环境指标得分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二五”时期，广东省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力度，做到“扬长补短”，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从省市横向比较角度看，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存在，北京市文化资源比广东省要多很多。而像文化资本、经济影响、市场环境这三个要素北京市仍然比广东省高很多，这是广东省需要向北京市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人力资源、社会影响这个两个指标广东省则遥遥领先于北京市，因此北京市应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文化产业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影响等方面多向广东省请教。而公共环境、创新环境两省市相差不大，并且做得都不够好，是未来一段时期两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随着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今后逐年的发布，我们可以纵向对比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从而明确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速度如何，文化产业实施效果如何，短板因素有没有弥补，优势因素有没有进一步发挥，进而指导各省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着力点、今后的重点任务。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部分经济学家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对经济与文化间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探讨，阐释了“文化”成为“产业”的可能空间和发展特点，从此“文化产业”便开始走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视野。文化产业一经提出就显示出对经济发展强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后半期，全球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信息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文化产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创意经济现在每天创造220亿美元产值，并以10%的速度递增。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历20多年的时间。总体来看，文化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促进作用日益凸显。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4年以来，全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在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6个百分点，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2008年—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文化产业逆势上扬，其消耗少、污染低、附加值高等优势进一步显现，成为经济寒冬中的一股暖流。而2009年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至此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部等主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专项全方位规范、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尤其是，近期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影响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所以，通过一定的指数化工具全面、客观、直观地理清我国各省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进行准确而客观的评价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意资本论，对美国创意经济发展特色与趋势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构建出一套创意产业发展衡量指标，即“3T”理论，包括了人才指数(Talent)、技术指数(Technology)以及包容性指数(Tolerance)。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次级指标，其具体指标包括以下四部分，以创意阶级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的人才指数、以每人的专利数目来测量的创新指标、高科技指数以及以同性恋指数等来测量的综合多元化指数。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和欧洲相继编制了美国创意指数(ACI)和欧洲创意指数(ECI)，“3T”理论在产业支持环境上测度了创意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主流思想，“3T”理论并没有关于、支持产业发展的测度，亦没有对文化产业产出效应的描述。

    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则依据创意产业的特点，提出了“5Cs”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编制了“创意指数”(HKCI)。“5Cs”指创意效益、结构与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它界定了创意指数的基本范围，该理论主要表述了影响创意增长的四项决定因素，即结构/制度、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四种资本形式，以及由这些决定性因素的积累效应形成的结果，即创意成果或产出。“5Cs”理论补充了“3T”理论中忽略的产出效应，但是就支持方面仍然缺失，并且没有考虑创意经济产业链的形成与流动机制。

    上海创意中心借鉴了美国、欧洲和的创意指数体系，编制了一整套包括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五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上海创意指数考虑到了产业、人、软环境等，甚至细分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细化意义和可操作性。但是上海创意指数仍然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无法普及开来作为我国城市创意指数的统一评价指标体系，而且部分指标也难以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