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32卷　第3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5月

Vol.32　No.3

Journal of Sout 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May ,2006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段　峰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

摘　要: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

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诗学;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677(2006)0320181207

　　一、翻译的文化诗学的缘起

翻译的文化诗学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和

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诗学为理论框架,结合文化理论、人类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其他流派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以语符转换为形式、艺术审美为取向、跨文化交流为实质的翻译活动及其成果,例如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它一方面研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创作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另一方面研究翻译在源语文化、译语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社会历史作用及其影响,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翻译文学文化观,凸现翻译的文学属性和文化属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阈。

从文化诗学的视野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缘于当前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两个困惑:一是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困惑,二是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困惑。当代翻译理论无疑是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为主导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为标志而开始的,亦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到19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范式的转变。语言学研究范式被广义的文化研究范式所代替,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汇流于西方思想大潮,在经过结构主义的兴起、发展及消停后,将目光投向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哲学视野。翻译理论在经历了从语文学派/文艺学派、语

言学派、文化学派的嬗变后,又汇入到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研究中。翻译研究的每一次范式转变,都使人们对翻译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使翻译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于1970年代的早期翻译研究派或文化学派,以后同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汇流,成为当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批评工具,以至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开始“翻译的转

向”[1]。就翻译研究这一学科而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将翻译研究从追求形式对等、功能等效等文本间的关系扩展到

在文化层面上观照整个翻译事件和行为。威密尔(Hans Vermeer )的目的论、埃文-佐哈(Evan 2Zo 2ha )的多元系统理论、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改写派”翻译理论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

人)、韦奴蒂(Lawrence Venuti )的抵御式翻译(re 2sistance t ranslation )、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观和图里(G ideon Toury )的翻译规范等理论,促进了翻译研究方法从印象性和主观性向分析性和客观性、从规定性向描写性的转移,促进了翻译研究核心从“怎样翻译”到“翻译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从源语文本向译语文本、从原作者到文本以及译者和读者、从忠实于原著到如何满足译语文化要求的转移。翻译研究的关注点被放到译语文本的生产

1

81收稿日期:2005211220

作者简介:段峰(1962-),男,重庆市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翻译理论。

仅就翻译研究的文艺学方法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的博大深邃丝毫不逊色于西方。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等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框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递进式发展。同时,在这种发展中,还穿插有鲁迅的“信顺说”、郭沫若的“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茅盾的“意境论”等,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国古代至现代翻译理论的全景图。中国翻译理论缘自中国古代文论,立意提纲挈领,表意画龙点睛,往往将博大精深的理论用几个字表述出来,意蕴悠长,耐人寻味,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诗性品质。但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由于汉语的表意方式、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同西方翻译理论相比,表现出了重立论的实用性、轻立论的理论性,重悟性思维、轻理论思维,重表述的含蓄性、轻表述的明确性等特点[3],使得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缺乏系统、全面、非经验性的理论表达。尤其是西方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语言学的助力下迅速发展时,中国翻译理论却止步不前,靠一面文艺学的旗帜独撑至今。“研究工作最怕缺乏材料而空谈理论,但就翻译而言,情况却相反,是有丰富的材料而理论还停留在严复的信、达、雅三点论。”[4]中国翻译理论由于发展的滞后,在遭遇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时候,出现了对话的错位,继而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强大的话语优势下出现了“失语”,翻译理论界成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家独语。中国翻译理论界在大量译介、吸收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观点时,如何看待、利用本民族的翻译理论资源,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并由此分为意见分歧很大的两派。一派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多学科视野为武器,对翻译本体、翻译学科和中国翻译实践进行描写和阐释;另一派以中国翻译实践为背景,努力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资源中寻找对当代翻译实践的解释性话语。这种分歧所导致的争论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的互动和互补,对于以汉语作为译语和源语的中国翻译实践会产生很大的指导作用,对整个翻译研究学科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但也应看到,在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侵入”时,中国翻译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两种认识误区:一是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视为翻译理论的全部,生搬硬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观点;一些翻译研究文章,将在西方语境中生成的翻译理论,不加辨析,生硬地强加在中国的语境中,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一些观点。二是强调中国翻译理论的自成一体性,认为西方翻译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翻译问题,无视翻译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这一事实。这两种误区,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或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都失之片面,无益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并对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阻碍。如何处理好借鉴当代国外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挖掘清理已有传统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翻译界,也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面临的问题。在翻译研究中,这样的问题尤其突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厘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翻译理论中哪些理论对于实践具有方上的指导意义,哪些理论对实践只有认识论上的指导意义;否则,有关翻译理论的争论就会陷入无的放矢、南辕北辙的怪圈里。其次,还要跳出“外国”或“我国”的对立区分,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对翻译这一十分复杂的人类活动的本质性探究之上,在梳理、对比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异同中,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的文化诗学旨在为这样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当今,全球化理念渗透世界每一角落,翻译活动成为跨越异质文化的主要桥梁。翻译研究要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尤其是翻译界外的学者所承认的学科,翻译理论的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美国学者根茨勒(Edwin Gentzler)说到,翻译研究只有采取全球化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对翻译和翻译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更加全面的了解[5]。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由翻译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翻译理论,都是以语际翻译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在语音形式、构词方式和句法结构上存在差异,但人类在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时,在认识上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对翻译活动的某些一致性的认识,就成为翻译中的共同议题反映在翻译理论中;如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文质之争”,西方古典和近代翻译理论中的直译(word for word)、意译(sense for

281sense)、忠实的翻译(fait hf ul t ranslation)和自由的翻译(free t ranslation),都是围绕着词与义的关系来展开的。在中西翻译理论的碰撞中,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翻译理论界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引入、介绍和运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但这不应妨碍中国译论界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和强烈的对话欲望。中国翻译理论的丰富宝藏,例如充满诗学品质的“神似”和“化境”等理论,理应成为世界翻译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在历史与现在的阐释性对话中,传统翻译理论一定能重放光彩。翻译的文化诗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中西翻译理论的异同。“同”是对话的平台,“异”是对话的基础,在各国翻译理论的表述差异中,寻找人类共同的“诗心”。翻译理论的历史不是一种线性的排列,也不是一种性的替代,而是过去和现在在历史的时空中融合在一起。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不应相互排斥,而是在不断的对话过程中,互为补充,相互阐发,共同构建,促进翻译研究的发展。

通常,我们将对翻译的本体研究称为翻译的内部研究,将对翻译的社会历史作用的研究称为外部研究。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当今翻译研究中的第二个困惑。在翻译研究中,也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以保持翻译的自律性为由,强调翻译的内部研究,隔断翻译理论同其他学科理论的相互渗透;另一种是过分夸大翻译的隐喻功能,忽视翻译的本体研究,将翻译的外部研究的外延不断扩大,使翻译研究消隐在其他学科理论中,从而面临丧失学科性的危险。这两种倾向的原因在于翻译研究所面临的尴尬局面。我们知道,翻译活动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广义地讲,自从人类之间开始交流,就有了翻译活动,自从有了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中西传统翻译理论更多地表现为印象似的、经验似的片言只语。系统的具有学科意义的翻译理论仅仅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所需要的各种构成要件尚待完善,理论建设也尚待加强,尤其是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翻译理论建设。而此时,源自于结构主义并历经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之风席卷而来,每次都横扫过翻译研究领域,在翻译研究领域中,我们可以找到每一次西方思潮掠过后留下的深深的痕迹。固然,翻译研究和其他学科理论相互交融和阐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使翻译研究不断得到视界上的扩展。刘宓庆认为,翻译具有综合应用性,它是的、复杂的,但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全靠哲学、认知科学等深层科学作“导向支持”,也需要语言学科家族作论证支持。论证支持中的旁证支持还需要如传播学、符号学、释义学、文化学、文学和美学的支持在翻译研究的某一特定维度成为“导向理论”[6]。但问题是,其他学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支持,目的应该是解决翻译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给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基础还很薄弱的学科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导致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互不联系、互不指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翻译研究的学科稳定性。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存在才构成了一个整体。例如文学翻译,不管我们怎样去解读作为文学翻译的成果,不管翻译文学是怎样在一个译语文化系统中发生社会历史作用,译语文化又是怎样作用于文学翻译过程,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文学翻译的特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审美和创作活动,有一定艺术规律可循,文学翻译家的主体性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诗性创造,而非完全受制于译语文化。反之,文学翻译家的特定形式的文学创造活动也不是一种封闭自足的活动,它必然要受到翻译活动发生时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对翻译文学作品接受方的文化产生影响。翻译的文化诗学的提出,旨在研究翻译作为本体的存在和翻译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作为其中的个体的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与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一词出自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 hen Greenblatt)1984年9月4日在西澳大利亚大学所作的题为“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7]1。格林布拉特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们以“文化诗学”来代替“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化诗学”这一提法较之“新历史主义”更能体现他们的批评主张和方法。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文学理论批评,也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批评。格林布拉特从

“文艺复兴入手提出自己的新文学主张,从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些轶事趣闻、意外的插曲、奇异的话题,去修正、改写、打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文化代码(社会的、政治的、文艺的、心理的等),以这种政治解码性、意识形态性和反主流性,实现去中心和重释重写文学史的新的权力角色认同,以及对文学思想史的全新的改写的目

381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要在‘反历史’的形式化潮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中重标历史的维度,要在‘泛文化化’的文学批评中重申文学话语范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要在后现代‘语言游戏风暴’中,张扬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关系。”[8]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不“循规蹈矩,而是将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融会贯通”[7]2,据此,王岳川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跨学科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8]。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从文化的视角、历史的维度、跨学科的空间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文本,并将文学文本看作是整个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参与重写了整个文化史。“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批评理念和批评实践,其认识论基础在于一种文化的整体观,即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整体,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表征,各部分之间既自成体系,又以各种直接或隐在的方式进行着相互的联系和作用。文学是文化的一种特殊构成,在文化整体的理论视野中,文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更不是一个的本文,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同历史、宗教、社会、道德等文化范畴相互联系的本文。”[9]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强调,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必须将文本放置于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以当下的角度去研究文本形成中权力话语的作用,研究过去与现在、文本与历史之间的互涉关系。

童庆炳是中国语境中文化诗学的倡导者。他的文化诗学理论构思形成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中,其基本内涵是文学理论要关注现实社会,要有“现实性的品格”,但文学理论又要坚守文学的领地,要有“审美性品格”,避免“泛文化”的倾向,从而超越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他说:“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就是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的研究;第二方面,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第三方面,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互动研究。……文化诗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但可以拓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以关联性方法的研究,展现文学的全部复杂性、丰富性的无穷魅力。”[10]童庆炳在谈到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的异同时还说,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诗学是由中国的现实问题所引起的,并非照搬西方的术语。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出发,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

“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是不可取的。文学

是诗情画意的,文学又是文化的。在优秀的文学作

品中,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蓄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

离的。文化诗学是“诗学的”,但同时也是文化的。

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摈弃诗意视角,我们可以而

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11]。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

学和以童庆炳为代表的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诗学,在

将历史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视野上并无不同。相

异之处在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的跨学科特征

是将文学文本作为庞大的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部

分,着重于对整体文化的阐释,这使得文化诗学的

范围被不断拓展,导致其身份混杂而难以确认,但

是却始终保持了理论的开放性和研究方法的可能

性。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诗学却紧紧抓住文学的

文化性和文化的文学性这一主线,视野虽较新历史

主义要窄一些,但拥有相对稳定的学术理论空间。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与中国语境中的文化

诗学带给翻译研究的理论启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文学是文化意义的载体,文学翻译本质上

是一种文化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之间理解和沟通

的桥梁。文化翻译除涉及源语中文化意义的传达

外,还涉及译者作为文化中介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第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同历史、社会紧密联

系。权力话语在翻译中的作用是观察翻译作为一

种文化事件的重要观测点。尽管文化诗学也受到

解构主义的去中心化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

响,并把后者作为主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但文化诗

学反对解构主义的对意义的随意拆卸、否认意义的

存在或将意义指向纯语言的虚无缥缈等理论主张。

翻译的文化诗学也将通过历史与今天的对话,通过

调查权力在翻译文学文本形成中的作用,强调译文

的意义产生于动态的历史文化之中,是文化的构

建。翻译的文化诗学是在文化的视野中,研究翻译

作为一个本体的存在;同时,也研究翻译在一个更

大的语境中作为其中的一个个体的存在;两种研究

相结合,最终回答的是“翻译是什么”这一本源性的

追问。第三,文化诗学所运用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如阐释之阐释、“深度描写”和地方性

知识等理论和方法,为翻译研究展开了更广阔的视

野,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历史的背景,

对理解翻译文本形成的历史语境,构建历史与现实

的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481　　三、翻译诗学与翻译的文化诗学

诗学的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这是一本西方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论诗和有关写诗并进行诗评的专著。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探讨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例如艺术模仿、悲剧的构成、功用和情节的组合以及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等。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诗歌创作是一种主要的形式,诗学理论实际上就是有关以诗歌为主体的文学创作的理论。诗学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文学创作形式的变化,其外延被扩大为有关一切形式的文学创作理论。

翻译诗学这一提法,就我们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见于根茨勒在英国学者贝克(Mona Baker)所编《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撰写的词条、美国学者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 ne)的《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一书和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的《诗学———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一书。根茨勒认为翻译诗学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内容:一是指构成任何一个文学系统的体裁、主题和文学方法的总和;二是指在翻译研究中,翻译诗学表示一个文学系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也表示这个文学系统怎样与其他的(外国的)文学系统或符号系统的相互作用。同时,翻译诗学还研究源语文本在自身的文学系统中和译语文本在不同的系统中的诗学比较[12]。在第一个层面上,虽然翻译诗学同诗学都是关于文学系统的体裁、主题和创作方法,但翻译诗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翻译诗学是有关文学翻译的诗学,而文学翻译的过程是在一个给定的文本之上的创作过程,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创作,一种“二度创作”。在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语文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对比中,给源语文本赋予了绝对的权威性,翻译要忠实于原著。翻译的诗学也围绕着“应该怎样翻译”才能一丝不苟传达原著的意思和精神而展开。语文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认为,如果一种诗学只能在自身的语言中存在,那么要达到等同是不可能的,翻译的目的是通过类比而不是等同的方式,获得原著的意思,并在译语文化中起到在源语文化中相同的作用。译语读者阅读译本同源语读者阅读原著所获得的感受和体验是相同的,即奈达提出的“译语读者对译本的反应与源语读者对原著的反应基本一致”的读者反应论和功能对等[13]。西方译论中这种“等效论”的观点可追溯到泰特勒1790年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的“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使得译文所属国家的人们能够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14]。同泰特勒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德莱敦(John Dryden)、蒲伯(Alexander Pope)和阿诺德(Matt hew Arnold)等等;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中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理论也表现了这种“规定性”(prescrip2 tive)的翻译标准和原则。这些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表述上简明扼要,在立意上深邃悠远,充满了诗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的诗学所面对的是不断涌动的翻译理论求新的浪潮和译者主体性的显现冲动。传统翻译理论中以源语文本为取向的

“规定性”诗学原则同当代翻译理论以翻译过程和译语文本为取向的宽泛、开放的诗学精神显然是不合拍的。霍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以“规定性”和“忠实论”为特征和目的的翻译诗学在表现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有机整体上具有狭隘性[15]。当代翻译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规定性转换到描写性,从以源语文本、作者为中心转换到以译语文本、译者和读者为中心。翻译的诗学向译语文化中影响译本的选择、翻译、出版、发行等因素开放,翻译诗学的求变在翻译诗学的第二个层面上得到呼应。翻译诗学的第二个层面是指文学翻译系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多元系统派和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这也是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巴恩斯通的翻译诗学首先指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诗学涉及这门艺术的许多方面,比如如何处理诗歌中的韵律和结构、文学翻译中可译性的问题、忠实的问题、逐字翻译还是译意的问题、语音和句法上的对等和差异的问题、使用古词还是使用现代词汇的问题、异化还是归化的句法使用问题等。另外,翻译诗学还包括翻译类型的分类和命名问题,比如德莱敦的翻译类型三分法:逐字译(met2 ap hrase)、意译(parap hrase)和拟作(imitation)。巴恩斯通认为,翻译诗学包含对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在西方,其时间跨度可从《圣经》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现在。翻译研究的文艺学派以后,翻译诗学也开始包括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早期形式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由德里达(J acques Derrida)等掀起的解构主义思潮[16]。尽管巴恩斯通意识到了形式主义

581和符号学的理论、解构主义思潮等对翻译研究的深入探索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扩大了翻译诗学的范围,但巴恩斯通在他的著作中,几乎全部是对翻译的微观研究,指向的是传统翻译理论中有关翻译的原则和标准,所涉及到的还是“怎样译”的问题。综观当代翻译研究发展的态势,如果将翻译诗学仅仅定位在涵盖上述问题上,则是无视当今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现状,并且大大缩小了诗学的范围,遮盖了诗学的光芒。翻译诗学这一术语早就已经提出来,但并没有被以文化转向为特征的当代翻译理论所接纳,其原因亦在于此。

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区分了翻译研究中语言学和诗学的作用,认为诗学是一个比语言学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论系统。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得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不能用语言学手段去诠释,必须纳入诗学的轨道。翻译是一项“语言之上”的活动,是一项“阅读创作”活动,是某个主题“历史性的奇遇”。每一个文化领域,每一种语言文化都有其“历史性”,不可能具有与其他语言文化完全相应的“同时代性”。翻译诗学就是要使源语与译语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得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解释。翻译诗学就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17]。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阅读创作”和“历史性”的概念引入翻译诗学中,指出翻译是一种在阅读理解基础上的创作活动,译者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写作权力。但同时,译语文化的社会历史因素对翻译活动,包括对译者的推动和制约力量也是不可小视的。此力量之大,有时能使译者放弃他的权利。译语文化的诸种因素,如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要素,通过译者之笔,将翻译变成了一种“操纵”和“改写”。

巴恩斯通的翻译诗学着重表示的是文学翻译的内部规范,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则更多地涉及到了翻译的外部作用,也就是各自讨论了贝克提出的翻译诗学所关注两个层面的其中一面。接下来的问题是,贝克的翻译诗学是否具有如此大的概括能力,能同时包括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理论潜质很高的艺术,其操作性和隐喻性并存。就翻译理论而言,可以分为普遍性理论和应用性理论。关于理论和实践之关系的统一看法,在翻译界,尤其是中国翻译界,并没有形成,翻译者和翻译理论者各执一词的情况时有发生。诗学从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诗的研究这一确定的主题发展到现在,表达了一种意义宽泛的文学研究态度和意识。尽管如此,诗学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文学理论。随着当今人们对文学和文化之关系的重新思考,人们认识到,文学是一定的文化的产物,文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文学理论的疆界和内涵在文化的视野中得到扩大和充实。以翻译诗学来表达翻译研究的文化特性,不能反映翻译理论以文化为取向的发展,也使我们可能失去对文化的敏感而更多地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认为,将翻译诗学扩展为翻译的文化诗学,其外延更广泛,内涵更丰富,更能将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翻译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翻译。

较之于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同文化研究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文学翻译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它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文化沟通行为。文学翻译者在跨越语言的障碍并用艺术的形式再现原著的风貌时,文本中所包含的源语文化意象成为译者面对的又一个障碍。文学文本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是文学文本中最厚重的一部分,也是翻译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关系及其态度也成为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文学翻译是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张力中进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沟通行为,也更是一种文化构建行为。从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翻译,是翻译的文化诗学的立足点。在文化的视野中,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翻译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从研究文本间文化信息的传输到以文化的视野来全面观照翻译问题。王宁认为:“从文化的维度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18]他在论及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时,提出从三个层面上来加以论述:“从翻译的实质层面上来看,应由传统的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由既往的被动转达转向能动地阐释和建构;从翻译研究层面上来看,应从过去的翻译批评或翻译技巧的评论,转向学科意义上的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从文化层面考察,应将翻译研究置于‘非边缘化’和‘非领地化’的运动之中,从而中国的翻译研究才能同国际翻译研究学术界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19]翻译的文化诗学并不去规定如何进行翻译,而是对翻译中所呈现与表现出来的源语与译语文化精神与文化本质进行探讨和说明,基本路径就是描写翻译过程中文化的移植、冲突、调适、改造、

681

变形等文化交流现象,以及翻译文化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作用被识别、确认和肯定的过程。

　　四、结　语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一是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二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及其方法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再阐释理论、“地方性知识”和“厚描说”等等。前者关注对既定的、主流的权力话语场的解构,后者则着重于意义的重新建构。同样,翻译的文化诗学在解构意义的同时,也注意意义的建构,尤其注意历史与现实、作者与译者、原著与译著、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双向对话,在描写的同时更注重解释。我们认为,翻译的文化诗学所研究的对象应包括对翻译的本体研究即翻译的语言、文学、文化属性的研究,以及翻译的生产、作用和影响等外部研究;同时还要包括译者的研究,在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中,译者被赋予了从来没有过的主体地位。另外,文化人类学与翻译研究的相互阐发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以上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宽泛的,原因在前面已有所提及。简而言之,翻译的文化诗学不

是以确定研究内容为目的的“构成研究”

(compo 2nent analysis ),而是以讨论研究方法为目的的“视

野研究”

(perspective analysis )。翻译的文化诗学具有动态和开放的特点,它表现为一个视角、一种

态度、一种方法,体现在翻译研究的每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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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韩云波

On Cultural Poetics of Translation

DUAN Feng

(S chool of Forei gn L anguages ,S ichuan Universit y ,Cheng du 6100,Chi na )

Abstract :The Cultural Poetics of Translation appears in 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Translation Studies.It ,f rom the perspec 2tive of culture ,history ,multi 2discipline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studies the internal processing of the literary trans 2lation as a cross 2cultural activity f ull of poetic quality and the external f unctioning of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he target culture.The Cultural Poetics of Translation f unctions as a new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help s construct a dia 2logue between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K ey w 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turn ;poetics of translation ;cultural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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