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读后感资料总结

中华十大义理   

陈杰思

传统国学分成辞章、考据、义理三个主要部分，相应地，在现代国学教育中，中文、中华历史、义理学作为国学的核心学科，可作为各类各级学校的必修课；而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中华工艺、中华园林建筑、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等作为国学的一般学科，可设立为各类各级学校的选修课。中文作为民族精神的语言载体，“文以载道”，中文所载之“道”即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历史记述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生命实践过程中展现的真实轨迹；义理学则直接阐述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民俗、中华歌舞等国学的一般学科，则是以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方式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将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中华民族精神存在于中华文化之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实践之中，是对中华民族具有塑造作用、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凝聚作用、教化作用、协调作用的精神价值体系。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基本范畴，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解读，通过对中华民族生命实践的考察，取其精华，去除糟粕，笔者认为十大范畴，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可以全面、系统、完整地表达中华民族精神。

通过对中华民族精神十大范畴的传统优秀内涵的整理，使民族精神教育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根基上，同时，“借旧瓶装新酒”，将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公平竞争、个性自由、人格等时代精神及现实生活实践中出现的新思想纳入十大范畴之中，从而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成为根源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

现将重新构建的十大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阐释如下：    一、仁：仁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仁爱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为根基的爱，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核心，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韩愈将“仁”定义为“博爱”。孔子明确指出行“仁”之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仁爱的对象从亲人推向人民，推向天地万物，达到程颢所讲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信”的必要前提，“仁”必须与“智”相统一。倡导“仁”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相互关爱、重良知、重道德的民族品格。

二、义：即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义精神。正义维护的是整体利益，因而正义的最大障碍是贪图不正当的私利，所以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必须在维护正义的前提下去获取个人的合法利益。在现代社会，欲达到正义之目的，就必须具有平等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意识、公识，因此，这六个精神也可纳入“义”的范畴之中。作风、官僚思想都是对正义精神的损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小集体圈子里讲“义气”，以抽象的“义”去压制人们对合法利益的追求。倡导“义”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见义勇为、重视整体利益的民族品格。

三、礼：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要求“约之以礼”，“齐之以礼”，荀子也讲：“礼者，所以正身也”，“礼以成文”。我们可以将传统的“礼”区分为中华人文礼教与封建礼教，中华人文礼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体现出仁爱、和平、秩序、优美等人性原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而封建礼教则是存在于封建时代，体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尊卑、奴性等封建特色的行为规范，是必须否定和批判的。对“礼”的倡导，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谦逊好礼的民族品格，获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

四、智：包括重视教育的精神、重视文化的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等。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非常重视“智”，他说：“知（智）者不惑”，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学》中讲“格物致知”。在封建时代主义的压迫之下，“智”受到了极大损害，出现了迷信与盲从的劣性。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精神”，改革开放时代倡导“实事求是”、“思想”，就是要回到“智”的正道上来。要坚持“仁智统一”，否则“智”便会流于狡诈。倡导“智”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重视文化、崇尚科学、尊师重道、求真务实的民族品格。

五、信：信即真诚、诚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孟子讲“朋友有信”，《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精神。诚信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中庸》讲：“诚者，择善而固执者”，以仁立诚，以义立信。当诚信原则同仁义相冲突时，就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同时，诚信又成为仁义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诚信，仁义就变成假仁假义。倡导“信”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待人真诚、做事认真、诚实守信的民族品格。

六、忠：在中国古代，“忠”具有尽心尽力、忠贞不贰、坚守正道等含义。在现代社会，“忠”就是指忠诚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忠的对象是国家、民族，是正义事业，而不是有权势的个人。爱国精神是指热爱祖国的人民、土地、文化并为之奉献的精神，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倡导的精神。在历史上，有荀子的“苟利社稷，不求富贵”，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岳飞的“精忠报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忠”的精神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违背道义的愚忠，对有权势的个人的绝对服从，等等，这些现象必须根据仁、义、智、毅的原则进行纠正。倡导“忠”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忠于祖国、敬业奉献的民族品格。

七、孝：孝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精神。中华孝道的内涵是：赡养父母长辈；敬爱父母长辈；继承父母之志；祭祀祖先，承袭祖先之德；事亲以礼；不自取其辱，不轻生毁己，以免危及父母；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亲。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对长辈的无条件服从，对晚辈的权利与人格的不尊重，尊卑观念严重，男尊女卑现象突出，必须根据仁、义、智、毅的原则进行纠正。倡导“孝”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践行孝道的民族品格。

八、廉：一是指个人生活中的朴素精神与节俭精神，二是指公众生活中的廉洁精神。《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物质欲望的膨胀是当代社会的顽症，贪污是政治生活的大敌，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廉”的精神。欲望不必完全断除，但需要合理节制。纵欲主义、享乐主义、高消费行为均不符合中国国情。倡导“廉”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节俭、朴素、廉洁奉公的民族品格。

九、毅： “毅”的本义是意志坚强，“毅”的精神包括了自主精神、意识、个人尊严、自我实现、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还有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勇敢顽强等精神。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在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中华民族应当大力弘扬“毅”的精神，克服奴性意识、自卑情结，纠正随波逐流的习性。“毅”的精神必须在仁义的前提下发挥，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倡导“毅”的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品格。

十、和：“和”有协调、和谐、适中、合作等含义。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精神，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的精神，也有人类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精神。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具体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是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弱、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等。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坚持在建立和谐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原则。在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出现投机、世故、圆滑、不敢坚持原则等问题。 倡导“和”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团结友爱、维护统一的民族品格。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民族十大民族精神，又可称之为：中华十大义理、中华十常、中华十德、中华十大价值观、中华十大人文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传统道德、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价值观、中华人生哲学完全是一个不可割的有机统一体，是相互交错、互相重叠的。例如，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所规定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与中华十大民族精神是相统一的。我们没有必要分别开设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传统道德、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价值观、中华人生哲学等课程，而是将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传统道德、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价值观、中华人生哲学、中华生存智慧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的学科和课程，称之为义理学，然后纳入国民教育之中。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是广大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实践出来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个人的生命实践和道德实践。核心价值更直接地通过文化产品的创造而表现出来，特别是历代思想家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因此，找回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不仅仅要从中华历代杰出人物的事迹中去寻找，更应当从流传下来的历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个人的行为表现直接呈现着民族的核心价值，但如果离开了历代思想家的著作，我们就或许看不清、道不明个人的哪些行为体现了民族的核心价值，也不清楚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将这些核心价值呈现在民众面前，让民众接受教育。特别在现实生活中已背离了核心价值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核心价值的光芒，只能到文化经典中去感受、去领会。因此，要重新树立中华核心价值，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推动中华文化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让广大民众领悟中华传统核心价值。

上述所列中华民族的十大价值观，实际上在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和《论语》一书中已有比较清晰而完整的表达。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同时，忽视了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并且将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作为攻击的对象，提出了“孔家店”的口号。许多人从而对本民族的核心价值失去了认同和信仰。在我看来，民主与科学并不是天然地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相对立，而是可以纳入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中来的最具有时代色彩的价值观。全盘西化论者由于整体否定传统文化，中华传统价值观往往成为他们攻击或嘲讽的对象。当然，对传统核心价值危害最大的就是“左”的思潮。“左”的思潮将传统价值观戴上“落后”、“封建”、“保守”、“复古”的帽子，加以批判。“左”的思潮发展到最高峰就是文化大，对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冲击。文化大中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毁弃了传统核心价值“仁”与“和”，迷信抛弃了“智”，家庭的内部斗争毁弃了“孝”，歪曲了“忠”，告发与诬陷毁弃了“信”，“破四旧”毁弃了“礼”，荒唐行为毁弃了“义”，盲从背离了“毅”，权力争夺毁弃了“廉”。在此情况下，作为民族核心价值倡导者的孔子，再一次成为批判的对象。所以说，不仅仅是对政治、对经济、对人民的生命的“浩劫”，也同时是对传统核心价值的“浩劫”。结束后，即开始了对传统核心价值重新确认并且发展的历史进程，“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谐社会”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到来，中华传统核心价值将会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认同。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根据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根据道德建设的需要，“去除糟粕，取其精华”，重新确立优秀的传统核心价值，并根据时代需要，将体现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念吸取进来，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核心价值体系。

 [原创]

我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十大义理也是依据这个提出的。在十大义理中，“仁”可以说是其它九个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经常看到这句话“无数仁人义士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仁”用来修饰一个人的同时也体现了这个人对国家的感情。“信，忠，孝，廉，毅”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个人修养来说，为人要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要忠，岳飞的“精忠报国”；要孝，“百善孝为先”；要廉。《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要毅，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是儒家的修身法则，而对于国家，天下来说，则要“义，礼，智，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维护社会正义，提倡社会道德，注重教育，构建和谐社会。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将十大义理这样分类，而是把他们看做一个整体，把天下和个人也看做一个整体来对待。

最初听陈教授在中华义理经典讲座中大致讲述中华十大义理时就有种很震撼的感觉，概括之全、之精辟无不叫人佩服。赞叹之余又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在学习了这么多年的中华文化后，却对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没有一个深刻透彻的了解。

仔细拜读完楼主和上面两楼同学的观点后，我也颇有感触。在我看来，中华十大义理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养成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小的方面来说，它是我们个人的精神指导，行为向导；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目标。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涉及到了我们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做人处世、待人接物以及树立正确价值观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更为我们整个民族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原则

陈杰思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标准。刘勰说：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精华。

初年废除读经，使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渠道被阻断。 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在我们教育中，中文学科作为语言工具，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经典教育，我们如何能体认“道”？有历史学科提供事实与材料，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抛开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

现代学校教育主要是物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是知识的教育而非德行的教育，是技能的教育而不是智慧的教育，是“器”、“技”、“艺”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谋食”的教育而非“谋道”的教育。因此，必须在现代学校教育进行的同时，展开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传道，培养素质，培养德行，发展智慧。经典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朱子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2）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宣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教育的宗旨即：遵从圣贤教导，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健康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继承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将经典文本当作纯粹的知识文本，完全以学习现代各科课程的方式学习经典，则经典教育的目的难于达到。经典教育必须有自己独有的规律与原则。以下经典教育的原则，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的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希望对全国各地的经典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典义理转变为信念。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与方式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其目标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3）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 （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乾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7）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8）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9）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中华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不过多纠缠于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 “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 （11）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之中，在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接贴子主题)

四、集粹：

集粹就是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按一定的主题、按一定的逻辑结构集中起来，有纲有目，有线索和要点，这样才方便学习、理解、体悟与运用。按此原则，本人出版《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二书，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精华。我们将中华义理分解成许多思想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个单元，每个主题之下，汇聚中华民族历史上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是中华十大义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是否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若是将精华作为糟粕，或将糟粕误以为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如果只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只能给民众造成传统文化一团漆黑的印象。驱除黑暗的方法是，点燃一盏灯。同理，驱除糟粕的正确方式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五、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儿童13岁以前记忆力强，并处于“语言模仿期”，要利用这种优势来设计学习。背诵经典是最适合儿童。同时，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意识库藏处于空白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对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就会发挥过滤的作用，在其后社会生活中或阅读中，大量的不良信息就被拒斥，或者即使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成见和无明之后，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成见和无明的阻碍，甚至被排挤出来，如果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会被各种成见和无明所压制，或者与各种成见与无明杂处，不能在意识库藏中形成一种力量。我们要用经典文化去同垃圾文化竞争，如果我们动作迟缓，不在儿童识字之初进行经典教育，当各种广告语、影视剧台词、流行歌曲及各种文化垃圾充塞孩子们的大脑以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典文化就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中，或者进入心灵中去也会受到垃圾文化的抵制、压制、歪曲。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背记与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文化经典，如果要达到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背记。通过背诵，不仅仅使某一经典语句进入到学习者的意识库藏中，而且整个语境（该经典语句的上下文）也迁移至意识库藏中。同时，通过对经典的广泛背诵，也有其它与这一经典语句相关联的许多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中。当我们对该经典语句进行理解和体证之时，意识库藏中该经典语句的具体语境就在意识中全盘呈现，与此经典语句相关联的大量经典语句就会浮现于大脑中，该经典语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证，避免对经典语句有片面的、孤立的认识。经典语句是进行人生思考的基本材料，必须通过背记，将经典语句放进自己的大脑中，大脑才能运用这些材料展开思考，如果我们是把经典语句放在书本上，或者放在电脑中，经典语句是在我的心灵之外，我又如何能运用经典语句进行思考呢？当背记了一定量的经典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学习、理解、记忆大量的优秀著作。 

背诵经典之时，因为经典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是必须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对儿童只要求理解经典语句的字面意义，并在此前提下进行背记。经典仅仅是阅读和理解是不够的，阅读经典，只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很浅的印象，在阅读后的不久，这些经典语句就会从记忆中消失。经典背诵，是将一句句经典语句所载负的意义、精神及意象，纳入背诵者的意识库藏之中，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转化为无意识，转化为动机，转化为人格，转化为信仰。当人处于一个特定的境遇之中时，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显现，即出现“反刍”现象。相关的经典语句在此情形之下就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当诵读某一句经典语句之时，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同时让学生背记这句经典语句的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某个字，从而略知古文中的某句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某句话，这样诵读者才会知道某句经典语句的大致含义。认识每一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提高中文水平奠定基础。现代汉语的教学以词为单位进行，对每个词都要进行一番解释，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人们如果对构成词汇的每个字的含义弄不清楚，对于出现的新词汇，就难于理解。如果通过读经，认识常用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和识记大量的新词汇。 

诵读经典之时，心、口、眼、耳同时并用，集中于经典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经典诵读可以调整人的心态，克服躁动不安的习性，达到“静”态。“静”的状态是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从生理的角度看，大脑的左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分工。左半球是理性之脑，主管着言谈、书写、阅读、计算、推理、排列、分析等行为。右半球是感性之脑，主管着直觉、时空感、想象力、创意、节奏、舞蹈、美术、记忆、情感等行为。在对经典诵读之时，人的左右脑同时运动，左右脑同时得到锻炼，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有人说，背诵经典太苦，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快乐学习相背。其实，教育不可能完全实现快乐学习，必要的苦是要吃的。在背诵经典中，可以做到苦与乐相结合，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场景，使用各种轻松愉快的方法，变换各种诵读的方式。 

有人说，让儿童背诵经典语句，就是不能培养儿童的思考能力。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知识教育与人格成长的区别。在知识教育中，需要培养儿童的思考能力。而在幼儿的人格成长中，我们有责任向儿童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营养。经典语句就是历代思想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而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经过现代研究者和教育者认真整理，取其精华，择其精要，最后才奉献给儿童。因此，儿童不需要再进行选择过滤，只需接受即可。袁伟时先生认为，用《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人格的形成。我认为，《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书籍，向儿童传递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标准，促进儿童人格的形成。如果连人格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人格？ 

(接贴子主题) 

六、涵养：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并不是由政治观念形成的，也不是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塑造的。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大量的道德经典语句或民间话语存放在心中，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互相贯通，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形成大量的、稳定的良性的心象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此即通过涵养而形成品性。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当潜意识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大量诵读经典语句的进入，就可以产生“童蒙养正”的效果。心理定势和品性，可以暗中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和思考方向。大量经典语句通过记忆放在意识库中，每当你处于某一境遇之中，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从你的意识库中浮现出来，作为一条条的准则或启示，指导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经典教育的成效就表现在道德品质与人文素质的提高上，如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13） 

中国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儿童由于心智发展及人格成长尚不成熟，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如一个婴儿坐在十字路口上，一边是正道，一边是沼泽和水井。作为家长，只能选择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提供给他，把他引向正道。如果家长放弃引导的责任，儿童可能就会在各种不良书籍和社会歪风邪气的引导之下，一步步地爬向沼泽，爬向水井。孟子说，当小孩子爬向井边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如果我们都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就得赶快行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经典来引导他走上正道。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也需要经典的引导走上正道，中华民族也需要经典引导走上正道。 

七、信仰： 

即相信经典，并将经典所阐述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信仰。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上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儒家，才能领悟并接受儒家所饱含的生命精神。培养自我尊崇孔子及历代圣贤之情，促进自我的内在善性得到充分的呈现，培养自我的道德良知，培养道德行为动机，培育内心信念。 

炎黄子孙有两个标准：一是物质标准：其身体具有中华血缘关系；二就是精神标准：其心灵经由中华文化经典塑造，具有中华十大义理。我们要用汉语和十大义理为主的中华文化来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从何处去寻找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14）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 

八、力行： 

经典诵读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生活，面对现实，鼓励并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文体活动、劳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民俗活动、社会交往中，提供给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能力。当经典语句融入学生的人格和品德之中，就会转化成学生的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有效指导，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经典语句的精神，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学习经典，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清儒李慈铭曰：“游艺本乎志道，致用原于通经，两汉之间，儒者治经，皆以经世，若以禹贡治水，春秋折狱，诗三百五篇当谏书，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发于政，见于事。” （15）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一是理想世界。一个人往往是用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价值，来提升世俗世界，转化世俗世界，使世俗世界不至于在恶欲的牵引下沉沦下去。《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行为与意识，并不是存在着正比关系。有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是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刚好是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或较少存在，而又迫切需要的行为与意识，或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正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有人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经典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社会中存在大量弊端，人性中存在大量的缺点，必须运用经典的智慧与精神来解决。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宗经篇》 

（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3）班固《汉书﹒翼奉传》 

（4）《二程文集》 附录卷上《与方元寀手帖》 

(5)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615.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世纬序[M] 

（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M] 

（9）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九[M] 

（1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1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11. 

（1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M] 

（13）朱熹《论语》序说 

（14）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与方元寀书》 

中华经典教育的现代价值 

                    陈杰思

中华经典教育有六个方面的意义：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美德、提高人文素质、改良社会风气、提高汉语水平。人们都能认识到这六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但是，许多人却没有认识到，要达到以上六个目标，主要的途径只能是中华经典教育。

   一、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中华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并且，由于经典能够保持原有的面貌，我们也就能够越过纷乱的现象，直面经典去获取中华文化的精华。近现代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破坏，最典型地就是抛弃了中华经典。故，欲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典义理转变为信念。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与方式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其目标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在学习中华经典时，要有主次之分。从流派上讲，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为主，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等）、佛家经典（《金纲经》、《六祖坛经》等）、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偏于某些方面，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儒家经典讲的是“常道”，是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道。而佛家经典、道家经典所讲的是特异之“道”，是人在特殊状态下遵循的道，其它诸子经典则讲的是偏于一隅的“道”或者是“技”。中国典籍有“经、史、子、集”的分类。国学有义理、辞章、考据三大类，故中华经典从内容上分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字经》、《弟子规》等义理经典，《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典等文学经典，《春秋》、《史记》、《汉书》等历史经典三类。经典教育应以义理经典为主，以文学经典、历史经典为辅。义理经典与历史经典、文学经典相比较，义理经典是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是末。必须以义理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文学经典、历史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义理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文学经典与历史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

在学习经典时，应以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并且，中华经典同外国经典相比，还有独特的价值：即用中华经典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二、培育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现在存在于何处？我认为，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种存在方式是存在于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品质、行为活动之中，通过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展现出来，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身边的人和事感知到，但是，这种存在方式通常是以个案的形式存在着，给我们提供生动、具体的榜样。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全貌，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中华民族精神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就是以文字的形态存在于中华经典之中。经典语言凝练，表达准确，富有韵律。如果号召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和领悟中华民族精神，则很难有成效，因现实的复杂性、多面性，并且存在着与民族精神相背离的大量现象。最可*的办法，是号召人们去学习中华经典，从经典中领悟中华民族精神，并且将经典的学习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个案、现实生活中的个案相结合。 

炎黄子孙有两个标准：一是物质标准：其身体是否具有中华血缘关系；二就是精神标准：其心灵是否经由中华文化经典塑造。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从何处去寻找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之道，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1）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先生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2）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稳定，必须铸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使个体生命明确自己在其所归属的民族的身份定位，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培养中国人民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这就必须推行中华经典教育。

三、传承传统美德

在中国，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中华传统美德存在于何处？以文字的形态存在于中华经典中，以个案的形态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个案只能反映出中华传统美德的某个具体方面，而不能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全貌。中华经典是历代圣贤人物、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而产生的智慧，通过精美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是“立德”与“立言”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诵读经典，不让经典所承载的道德理念先进入我们的头脑之中，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道德人物个案之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甚至以嘲笑的口吻面对这些道德人物。如果在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在心灵纯净之时，不首先让中华经典进入，而是让世俗偏见、狡诈之心、之念首先进入他的心灵之中，则先入为主，先进入的消极观念占据他的心灵空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开展中华经典教育，他就会对中华经典产生排斥和歪曲的作用。

儒家认为，人有善良的本性，但如果不加以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泯灭，就等同于禽兽，孟曰：“人之异禽兽者几希。” 孔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经典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修身养性，却如朱子所揭示的：“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礼禄而已也。”（4）孔子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情景教学法和示范法。孔子并不是空谈义理，而是在一定的现实生活场景中，让学生置身于其中，需要作出道德判断时，孔子加以点拨，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事与物去领悟大道，在人生的生命实践中提升道德品质。孔子是最伟大的道德榜样，同时又通过《论语》与六经“立言”，言行相应，能产生最佳的教化效果。

在当前的道德教育中，存在着几种不良倾向：一是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政治教育搞好了，人就一定会有良好的品行，“政治挂帅”的德育模式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二是脱离经典的生活教育，即在不展开经典教育的前提下，在生活中寻找道德的例子，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领悟道德。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方式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极其复杂化、多样化，大量的丑恶的现象存在着，如果让人们学会了在生活中学习如何做人，恐怕许多人更容易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观念、消极思想。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很容易影响到每一个人。三是单纯强调对某些道德榜样的模仿，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将道德教育放在优良的传统文化中展开，人们很难形成对道德榜样的真正认同和理解。四是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不重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良知的培养。因为教育的成绩，只能通过分数来表达，许多教育者就将道德简化为道德知识，然后又将道德知识切割成考试的要点。真正的人品道德的提高，无法以量化的形态表达出来，所以许多教育者对于道德品格的提高漠不关心。许多所谓的专家，不知其道德水平如何，也从来不认真学习经典，而凭借自己的所谓专业知识，编写出来的教育孩子的教材，显得空泛、无力、含糊、浮浅，甚至可笑。存在以上道德教育的不良倾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排斥中华经典教育。而改变上述不良倾向，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中华经典教育。中华经典教育，完全改变道德教育的知识化、教条化、形式主义、脱离身心、假大空、对象化等弊端，而是采取熏陶、浸润、身教言教、知行合一等方式进行。当前，中国已有一批中小学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许多孩子在诵读经典之后，思想与行为朝着善的方向改变。已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学习经典之前，自私、任性、粗野、浪费等现象在学生中比较普遍，自从接受经典教育之后，许多学生懂得节俭、礼貌、谦让、团结、尊重他人。

(上接贴子主题)

四、提高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在幼年时代接受的东西，就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读中华经典，让历代的圣贤站在自己面前，时时刻刻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他生存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之内，如果仅仅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吸取人生的经验与智慧，所获得的经验与智慧是极少的。人要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就必须穿越时空的界线，通过诵读中华经典，去接受圣贤的教导，将圣贤的经验与智慧转化为自己的经验与智慧。世界上犹太人的数量大约有一千六百万人，自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近三分之一得奖人是犹太人，原因之一就是，犹太民族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就是让孩子从小诵读经典，接受祖先的智慧。一个人如果接受高素质的圣贤与现实中高素质的师长与朋友的教导，就能培养自己的高素质。一个人如果接受低素质的人影响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就肯定会成为低素质的人。作家龙应台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其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四书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许多人从长辈那里得到了宝贵的人生指引，而长辈的这些想法，究其最终来源，即是来源于中华经典。由于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远离了自己的经典，现在的为人父母者，除了督促学习之外，基本上很少给予孩子正确的教导。现代学校教育，重在培养人的专业素质，在培养人文素质方面，完全是束手无策。我们认为，培养人文素质，除了中华经典教育之外，别无良策。中华经典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吸取的优良的精神营养。中华经典可以使人具备一定的“文化教养”，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性情、开拓见识、开阔胸襟、变化气质、启发智慧，让人分清善恶、辨别美丑、关心他人、遵守正道，张栻说：“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化未先务。” （5） 

艺术修养是人文素质的重要方面。高尚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不是来自世俗生活，也不是天然就有，而是后天培养的，只能由高尚的中华经典来培养。读中华经典，可以让人脱离低级趣味，避免精神空虚与无聊，可以陶冶性情，通过潜移默化，形成较高的艺术修养，享受高级的精神生活。诵读文学经典，特别是唐诗宋词，可以培养人们感知人性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审美情趣，提高其精神生活的境界。 

中华经典对于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也有很高的价值。南华大学翟本瑞先生对读经的效果有更长期而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读经能够提升记忆力、增进日后的理解力、加强阅读能力、思考的触角多且广、提高语文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好、提升作文能力、增加语汇、认识许多字(识字)、较易了解文言文、提升专注力、持续力增加、开发理性等。（6） 

做人也有两种，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如果要做小人，只需要在世俗生活中和各种书本中学习各种处世的技巧，即重在做人之技。小人损人利己，最终是害己。中华义理经典，重在做人之道，目标是培养兼备仁、智、勇之德，兼有真、善、美之质的君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做人之道，只能在经典中找到。 

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说：“从儿童开始诵读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20世纪因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而被逐渐丢失了。据悉，现在的欧美也开始反思现代教育中的流弊，而逐渐恢复传统的诵读方法。童年记诵的东西肯定会忘记很多，但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它们会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 人的成长，既是身体的成长，也是心灵的成长。王财贵教授指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接受中华经典的教育，都可能会成为心灵残疾的文化侏儒。许多家长误以为素质的提高，就是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于是，让学生去学习钢琴、画画、书法、少儿英语、舞蹈，而没有让孩子学习中华经典的意识。因为，现在的家长也从来没有读过经典，也就不知道经典的价值。 

五、改良社会风气 

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一是理想世界。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一个人往往是用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价值，来提升世俗世界，转化世俗世界，使世俗世界不至于在恶欲的牵引下沉沦下去。没有经典教育，人们就无法感知经典所载之道，无法验证经典所载之道的实际价值：“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7）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行为与意识，并不是存在着正比关系。有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是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刚好是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或较少存在，而又迫切需要的行为与意识，或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正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鲁迅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礼记》中有一篇《经解》，讲述了各种经典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风气败坏、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精神萎靡等现象，需要尽快找到对治的方式。经典教育对社会风气的改良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曾经是礼义之邦，而近现代以来“礼崩乐坏”，中华民族已丧失了这个荣誉称号。经典教育可以重建中华礼乐文化，为礼乐文明提供价值、理念与内在精神，重新获取礼义之邦的美名。第二，经典教育可以使经典语句进入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净化日常话语，使日常话语更加具有教化的功能。第三，经典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人文素质，进而促进家风、校风、社会风气的转变。第四，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使家长能够使用经典所包含的道理教育教育孩子，使孩子能够“幼承庭训”，在启蒙教育之时能够端正，此即“正蒙”。 

   六、提高汉语水平 

   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基础，打不好这个基础，现代汉语的水平就难于提高。现代汉语中的每个词汇和成语，基本上都是以古代汉语单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基本单位而构建的，不了解每个单字的含义，就不可能准确把握现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和成语。汉语的字、词、句的组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掌握古代汉语，才能更好地遣词造句，创造出优美的书面语言。 

在学习汉语时，如果过多使用浅薄、缺乏文化内涵的现代作家的文章进行学习，学习的效率是很低的。“文以载道”，诵读中华经典可以使自己获取丰富的智慧，自己在作文之时，才会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否则，作文只能是无病呻吟，苍白无力。文言文应当在中文学习中保持50%以上的比例。英语学习应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过量的英语学习挤占了专业学习和汉语学习、中华文化学习的时间。把西方文化教育置于中华文化教育之上，将英语教育置于中文教育之上，完全是本末倒置，数典忘祖！ 

诵读中华经典之时，不仅仅是发音活动，眼、口、耳、心、脑等多种感官并用，伴之以心灵体验与情感活动，可以提高人的体悟能力与审美能力。诵读中华经典可以积累大量的语言材料，掌握各种语言表达方式，培养语感，培养形象思维能力，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以便用语言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中华经典教育所具有的伟大价值，至今还没有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只有少数人有明确的认识。中华经典教育现在基本上是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之外，依*社会力量来展开，面临着经费、场地、教学人员不足等问题，经典教育的普及面不广，经典教育的持续性不强，经典教育的配套措施不能有效实施，经典教育的方法不当，经典教育的效果就难于真正体现出来。我们认为，仅仅*社会力量推动中华经典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将中华经典教育作为一项活动来展开也是不够的，在此，我们建议将中华经典设置成一门贯穿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正式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纳入国家的各级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 与方元寀手帖[A] .二程集[C]. 北京：中华书局. 1981.671 

（2） 饮冰室合集第9册《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四册，《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华书局）19年版 

（3）《论语•卫灵公》 

（4）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A] .中国书院史资料[C].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99 

（5）张栻. 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A] .宋元学集·岳麓诸儒学集[C]. 

（6） 翟本瑞.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儿童读经运动的教育社会学反省[A] .第二届教育社会学论坛[C]. 台北：师范大学.1999. 

（7）《礼记•学记》 

要坚持吧！

要为社会做点贡献！

中华经典教育的迫切性

陈杰思 

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行为标准。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中华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中华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刘勰说：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由这些智慧的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精华。

中国的经典教育始于孔子。孔子创办私学，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经他整理或编撰的六种经典，称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荀子亦非常重视经典教育：“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3)六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六经的价值各有不同，不可相互替代。《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之后形成的典籍重要的有“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上九部经典（《乐经》散失）合称四书五经。清末兴办新式学堂之前，中华经典教育占据着教育阵地，四书五经是中国经典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新办新式学堂之后，仍设有经科。

中华成立后，全盘西化思潮席卷全国，部分文人和政客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抛弃中华经典，或者对中华经典进行妖魔化解读。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初年废除读经到现在，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由于人们对中华经典存在着偏见，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渠道被阻断。直至现在，有不少受西化教育影响和受到“左”的思潮影响的人士，仍然对经典教育抱着很大的偏见，错误地将中华经典当作落后的保守的封建文化，错误地认为传统经典会禁锢人的思想。现有人口中，全国不超过百分之一的专家和自学者对中华经典有一定的了解，绝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接受中华经典的教育，已远离了自己本民族的经典。

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中华民族丧失了传统文化教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经典被抛弃长达百年之后，中华文化已出现断层，出现“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之局面，海外新儒家感慨中华文化已是“花果飘零”，陈寅恪哀叹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的，亨廷顿认为中国已患上文化上的“精神症”。蒋庆先生说，“十亿生灵在飘荡”。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出现精神空虚、人格扭曲、行为失范、淫秽色情、急功近利、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吸毒、心灵变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邪教迷信、违法犯罪、歪风邪气等现象，君子之风减消，小人之风渐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华民族丧失经典教育而导致的恶果。要减少和消除以上现象，必须重新开展经典教育。

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发展，使流行阅读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方式。流行阅读的读者是从趣味性、娱乐性、怪异性、刺激性等角度选择读物，而经典则缺乏趣味性、娱乐性、怪异性、刺激性，通常不会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经典阅读越来越边缘化。一个人在幼年时代不接受经典教育，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良思想不断侵入，歪风邪气日益熏染。当他长大成人之时，世俗之见占据了他的头脑，当不良的品性已经形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来面对经典，就会用内心的不良意识来抗拒、排斥、歪曲经典。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远离经典教育，则不良思想大行其道，歪风邪气日益猖獗，时间一久，民族精神就会沦丧，民族品格就会扭曲，民族整体的人文素质大大下降。中华民族远抛弃经典教育长达近一个世纪，经典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在现实生活中已难寻踪影。在全民族中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已经是非常迫切了！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故“育才首在通经，奉圣人之至教。”(4)儒家经典讲的“常道”，是永恒的道，是不变的道。无论时光如何流移，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人性存在，人们都应当遵守经典所载的常道，此即“知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5)如果丧失“常道”，那么人生活就没有根基，沉沦于无常之中，随波逐流， 没有原则，丧失信念。重新树立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原则，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信念，就必须推行中华经典教育。

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都有共认的“经书”，都有经典教育的传统。如中华民族有四书五经、印度民族有《吠陀》和佛典、西方民族有《圣经》，阿拉伯民族有《古兰经》。世界上这些伟大的民族至今都保持着经典教育的传统，并且经典教育通过宗教和学校两大渠道展开。中华民族曾经有两千多年的经典教育历史，而现在却放弃经典教育，不仅在学校这条渠道上，而且也在宗教这条渠道上放弃了经典教育，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重新开展中华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的专业素质、身体素质、道德素质、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即做人的素质，包括心理素质、公民素质、人格、品味、性格、信仰、处世之道等。现代学校教育出现的一个重要偏向是，将教育的目的确立为培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知识和技能。现代学校教育主要是物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是知识的教育而非德行的教育，是技能的教育而不是智慧的教育，是“器”、“技”、“艺”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谋食”的教育而非“谋道”的教育，因此，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的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基本上放弃了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培养。在西方世界和世界，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培养主要*宗教来进行，在中国，由于宗教仰信的缺乏与异化，故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只能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来进行，而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只能是中华经典教育。提高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正是孔子开创的中华经典教育的主要目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6)。这说明孔子教育的重点就在于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培养。“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7)。即使是文学经典的学习，主要目的也是培养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运用诗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提高品德。朱子说得很明白：“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8）。

中国现代教育所缺乏的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教育，刚好可以由中华经典教育加以弥补。现在，许多人已意识到了经典教育的重要性。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等九位政协老前辈提交“第016号紧急呼吁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团、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的“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据教[2009]2号文件，中国教育部于2009年1月7日公布了《教育部2009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经典教育的意义何在？蒋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 （9）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宗经篇》  

(2)《论语·泰伯》

(3)《荀子·劝学篇》

(4) 阮元. 研经室四卷一•奉敕进〈经籍纂诂〉折子[M] 

(5)《老子》

(6)《论语•述而》

(7)《论语•阳货》

(8)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M] 

(9) 中华孔子学会.前言[A].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我们要敢于创造，敢与冒险，因为在我们的血液里，已经沉积下了所有做人的最佳准则，这是我们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最有用的东西！现在只差有一个火星其点燃它，而教育就承担了这个伟大的责任，在老师的带动下，在学校的气氛之下，我们必将会把祖先的优良道德传统都融会贯通，那样，我们民族，我们人类，将又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所以现在中华经典的教育就显得紧迫了，这可是关乎我们国家，甚至是全人类的未来！

 [经典学习]  一、仁的定义

[经典学习]  一、仁的定义 

孔子将“仁”定义为“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儒家最核心的思想。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译：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译：孔子说：“如果有志于仁道，就不会有恶行了。”（苟：假如。）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韩非子?解老》） 

译：仁，是说内心欣喜地爱别人。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为别人的灾祸而难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唐]韩愈《韩昌黎集?原道》） 

译：博爱就是仁，行动适宜就是义，由仁义而行就是正道，自足而不依赖外在的东西，这就是德。仁与义是内涵确定的名称，道与德是内涵不确定的称谓。 

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清]张英《聪训斋语》） 

译：与人相交往，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有益于他人，这就是善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儒家最核心的思想      从小我的恩师就告诉我“要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别人”  

我关于仁义的理解

仁————众德之本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认为能够践行庄重，宽厚，诚实，勤奋，慈惠五种德行，便是仁了。

[经典学习]  卷一  仁

题解：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韩愈将“仁”定义为“博爱”，仁即是爱护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仁爱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观念。仁爱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为根基的爱，不同于功利原因的爱或基于本能的爱。仁爱以人的良知为基点，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孔子明确指出仁爱的行为准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仁爱的对象从亲人推向人民，推向天地万物。仁爱最高的境界，就是程颢所讲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信”的必要前提，“仁”必须与“智”相统一。倡导“仁”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相互关爱、重良知、重道德的民族品格。（节选自：陈杰思著《中华十大义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经典学习]  七、仁智统一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译：孔子说：“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处于贫困之中，不能长久处于快乐之中。仁者安于仁道，智者利用仁道。”（约：穷困。）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译：孔子说：“依*聪明才智得到它，不能用仁德去守住它，虽然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它。依*聪明才智得到它，能够用仁德去守住它，却不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去对待，百姓也不会敬服。依*聪明才智得到它，能用仁德去守住它，又能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但是如果行动不符合礼仪，也不是完善的。”（莅：音粒，面对。） 

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译：有仁德而没有理智，那就是知道爱而不能加以区别；有理智而没有仁的品德，那就是知道该怎样去做而不去做。 

（节选自：陈杰思著《中华十大义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经典学习]  六、众德之本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译：樊迟询问关于仁的问题。孔子说：“平时恭敬，办事认真，对人保持忠诚。即使到了边远少数民族的地方，也不能丢弃这些原则。”（之：到，往，去。）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译：子张向孔子询问仁道。孔子道：“能够在天下施行五种德行，便是仁了。”子张又进一步问内容是什么，孔子道：“庄重，宽厚，诚实，勤奋，慈惠。庄重就不会导致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勤奋就会有成就，慈惠就能够使唤人。” 

（节选自：陈杰思著《中华十大义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经典学习]  七、仁智统一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译：孔子说：“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处于贫困之中，不能长久处于快乐之中。仁者安于仁道，智者利用仁道。”（约：穷困。）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译：孔子说：“依*聪明才智得到它，不能用仁德去守住它，虽然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它。依*聪明才智得到它，能够用仁德去守住它，却不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去对待，百姓也不会敬服。依*聪明才智得到它，能用仁德去守住它，又能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但是如果行动不符合礼仪，也不是完善的。”（莅：音粒，面对。） 

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译：有仁德而没有理智，那就是知道爱而不能加以区别；有理智而没有仁的品德，那就是知道该怎样去做而不去做。 

（节选自：陈杰思著《中华十大义理》（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