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高校学术领域发生的种种

高校学术的官场形态

　　集权制度下无所不在。当今高校学术领域发生的种种“科研”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转眼间又被高校的官僚们堂而皇之地作为又一种改革举措大肆宣扬，以科研成果为目标的评价机制随之风行。各个高校甚至制定了诸多量化的细则，似乎与世界先进文化完成了对接。但中国封建文化土壤永远生长不出自然健康的果实，对一帮没有学术能力的官僚知识分子来说，搞政治他们久经沙场，搞科研他们也应对有方。他们坚信手中权力拥有的巨大能量，科研不过是给他们谋取个人功名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科研成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论文，一种是项目。

　　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没有规范的学术训练，写论文显然是为官者的弱项。但这不要紧，高校们自有解决问题的妙招，那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利，雇用手下的手为自己创造成果，以第二作者、第一作者或撰写的多种名义获得“著作权”，愿意为之“牺牲”的谋士大有人在，这种牺牲总会换得更多的回报：被提拔和重用。论文发表需要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关系，一是金钱，我们的高校天生就是跑关系的好手，更何况出版面费那是一句话：要多少给多少。学校的财权尽在掌控之中，版面费全都可以充在公务里报销。现在国内高校通行“核心期刊”的评价体系，不仅让办刊的找到发财致富的捷径，也让高校的权力有了极大的用武之地，大家一团和气，相互勾搭，有的学校发展到用数以万计的买权威期刊版面的恶劣局面，而发文章的人往往是拥有权势的行政。写论文有手，疏通关节有金钱，一般老师包括博士也罢，教授也罢，谁能有行政这样的能耐？

　　论文发得多了，职称上去了，利益全占了，功名也混到了，明明就一个本科学历，有的甚至只是专科文凭，可人家照样理直气壮地评上了教授，甚至还拿得出硕士和博士文凭，名正言顺成了学术领域的“专家”。虽然是党校的函授毕业，但文凭绝对真实。我们的党校为培养党的干部也付出了种种努力，培养了众多的教育学专家、政治学博士，实际上这些干部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到学校里读什么理论书籍。

　　有了学术专家头衔，便可以堂而皇之申请科研项目。中国教育部在20世纪末就制定了宏伟的科研规划，要在20年时间里创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为了赶超英美，我们的咬牙拿出一大笔科研经费让学者、教授大干快上，多出项目，多出成果，把科研项目的作用拔高到令人敬而生畏的程度，不仅在经费上出手大方，而且在科研评估中也作为最重要的评价依据，什么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什么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严格区分，量化评价，形成全国高校一哄而上，拼抢课题的热闹局面。课题分配成了高校教育手中最“热络的烧饼”，谁想得到其中的一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重点高校往京城跑，普通高校往教委跑，“跑项目”与“跑关系”几乎成了同义语。一般的教授、学者哪有这么多的心思和精力，所以根本不是学校官僚的对手，他们申报的项目不管有无科研价值，却总是提前批准，命中率极高，普通老师，你先靠边去吧。

　　得到项目，他们显然没有精力做具体琐碎的研究工作，一般只做宏观的指导，研究班子可以预先设定，也可以临时变动，专家不好请，找能人做也行，项目组成员是名副其实的手，从规划到研究细则实施必须逐一完成，整个研究过程几乎跟“项目主持人”无关，多数主持人对自己主持的研究项目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该领域的专家；更多时候是一窍不通，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该专业的科班出身。但最后的研究成果肯定是以他的名义发表或出版，“欺世盗名”今天已经失去了令人愤慨的道义内涵，变成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学术研究方法的专有名词。

　　中国高校由领导带头催生出来的“科研大跃进”，堪称20世纪中华民族创造的又一伟大奇观，遗憾的是我们自己搞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却并未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赞扬和肯定。中国最著名的高校清华、北大目前不仅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榜上无名，甚至在亚洲也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大学，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微乎其微，在人文科学领域更是羞于启齿，中国人把面子工程从社会领域搬到学术领域，无非给世人制造了一大堆笑料而已。

　　官僚学术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与西方资本嫁接的社会变种，也是中国官本位历史必然造就的文化怪胎，这株外表光鲜的文化罂粟在高校的繁茂生长，毒化了本来就浑浊不堪的社会风气，并将加速毁灭中国人残存的文化良知和社会公义。

为争取经费，公关活动须先花掉一块；资金拨下来，就要想方设法将它用完我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限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全部用在刀刃上……

　　科研经费怎么成了“公关费”？

　　“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本太高了！”山东一位科研人员对记者说，科研经费花到哪儿去了？为了争取经费而开展的公关活动已花掉一块，出差、买车、鉴定成果又花一块，真正用在买资料、配备设备仪器上的比例并不大。 

记者采访发现，现在课题的申请难度越来越大，竞争也愈来愈激烈。山东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争取项目有很多‘潜规则’，要看关系。有关系的，项目设计得不好，也能上；没有关系的，课题再好，也不容易上。项目需要跑，我的一个同事到北京跑项目时，到一部门看他们的办公条件很差，马上掏钱帮人家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课题就到手了。”

　　一些科研人员说，为什么有人不惜花钱跑课题？因为课题是立身之本，有了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就有了能力，评职称、评奖乃至当博导等，都有了筹码。很多人做课题是为了应付考核、评职称。

　　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科研机构要依靠争取来的科研项目经费维持运转，本周期内成果的水平为争取下一周期的课题和经费奠定基础。过度竞争和竞争机制的不规范，使得相当数量的课题组及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课题申请环节。

　　采访中，一些学者说，我们不怕平等竞争，但是现在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些科研领域成为某些权威或领导的势力范围，只有进入“小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而“外围”的科研人员，只能得到一些子课题，或者得到一些资助力度小的课题，或者什么也得不到。

　　“跟着项目吃喝拉撒都能报销”

　　青岛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对记者说：争取到了科研经费后，并不能全额拿到，还要被所里、实验室逐级“剥皮”，扣管理费、仪器设备耗损费等，一个20万元的课题，到我们手里时也就剩下10多万元。有些科研单位的项目带头人还从经费中提成5%，算是个人所得。

　　据这位科研人员透露，一般做项目预算时，需要100万元就报120万元，上浮20%。有些重大课题需要招标，就不敢把预算报得太高。资金只要拨下来，就要想方设法将它用完，项目快结束时如还有钱就买车买电脑，置办办公用品。跟着项目的人在这段时间内吃喝拉撒都能报销。有些项目预算中有明确规定不能买车只能租车，就想办法在上做文章，把买车变成租车。

　　有人士说：“人文科学课题的科研经费许多花在课题组成员出差、开会、住宿等方面了。借出差旅游，或请朋友吃饭，也可以在课题经费中报销。”

　　“除了正常的资料费、出差费、专家论证费，有的就买电脑作为设备报销，有的甚至给孩子买学习用品也要到课题组报销。”山东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说。

　　一些科技人员反映，同一领域同一科研机构中不同课题组之间获得的科研资源有很大差别。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之一，是人际关系。科研人员提出，一些课题鉴定会、论证会是虚假的，实际上是请客吃饭。

　　青岛一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说，项目实施中，上级部门也会派专家进行中期审核，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课题进度等。要是审核不过关，下一批的资金就不再拨付，所以研究所一般要请前来考评的专家吃喝玩乐，再送点纪念品，有的干脆送钱作为“辛苦费”。

　　要把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

　　我国在科研投入方面，虽然已采取公开招标等措施，但从效果上看，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成果转化率仍然偏低。

　　一些专家提出，科研立项和经费投入要纳入公共监督，建立规范的评审机制和程序，落实和完善科学技术评价方法。国家一些重大项目的评审可以聘请国外有关专家参加，人数应占一定比例；评审意见要详细、公开，并接受申请者的申辩。科研项目的立项和其他重要环节都要评估，入选的科研项目应向全社会招标并公示，项目的开展和完成要有评估，并且要让社会各界有渠道了解科研经费的使用及产生的效益。

　　另外，凡是国家各级财政支出的科研经费，应纳入财政监管体系，引入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科研机构实行规范的会计审计管理，承担财务审计和监督，定期向立项单位和经费投入单位汇报。各级财政和立项单位要有细致和严密的处理规定，以提高经费管理水平，增加资金使用效果。

　　近日，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从科研项目管理的源头——立项着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和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确保立项全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防止“人情项目”“关系项目”；倡导新的科技成果评审模式，与产业相关的成果可通过市场来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则通过论文、引用、国际会议得到公认；引入科研活动“问效问责制度”，对项目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跟踪考核；以专项审计方式加强科技经费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