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诗僧群体

中国文化历来不缺少求法、求道的果敢，但却缺乏传法布道的积极自主意识，这恐怕受古训中的“远人不取，由修文德以来之”的影响。所以，即使是唐代中国文化最极盛的时代，也很少主动地向外输出文化。对日本、新罗，也只是应其要求，被动地输出文化，更多地对方主动上门来求学，或对方主动提出向其传道。政治、儒学方面是如此，佛学是如此。

中国佛教徒在中国本土传教布道，是从来不惮其远、其艰难险阻的。为了求取真经，获得真理，远赴印度求法，前“赴”后继。然后，与朝鲜僧人很早就向日本传法，中国僧人却鲜有赴日本、朝鲜传法的，尤其是与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和朝鲜、日本入华僧相比，更显如此。

一、本土赴日布法的僧人

有唐一代，中国本土赴日的僧人有智宗（6）、道荣、道明（约八世纪初叶至日本）、道璿（736）、善意（玄昉）、鉴真、法进、昙静、思讬、义静、法载、法成、仁韩、法颗、智成、灵曜、如宝（762）、慧云、慧良、慧远、慧常、慧善、湛、义空等20人。然这一群多皆因鉴真之因入日本。

《遣唐使》，页184—186

奈良初期赴日的唐僧有道明和道荣，道明开创大和长谷寺，并在养老二年（718）塑造十一面观音。而十一面观音是六观音之一，是秘密佛教中的一尊。这表明，开空海推广真言宗密教之先，道明已经在日本为密教的迅速传播准备了土壤。另一僧唐僧道荣，在日本佛教界普及汉音方面颇有贡献。原来，日本僧尼在诵经唱礼时，其所用语音自出心裁“妄作别音”，而且谬种流传，极不规范。由于道荣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养老四年（720）十二月，天皇下诏，凡僧尼诵经唱礼都要以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的语音为标准，其他均须停止。

天平八年（736）赴日本的道璿在日本佛教界也有相当的影响。道璿原是洛阳大福先寺和尚，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邀请他前往日本传播律宗，于是道璿与天竺僧菩提僊那等一同赴日，他到日本后，住进大安寺的西塘院，讲解《律藏行事钞》，为日本律宗的兴隆作了启蒙和准备。同时，他还是日本兴隆华严和天台二宗的先驱者。道璿还可能对建造卢舍那大佛起了相当的影响作用。

掀起中国诗僧赴日高潮的是鉴真。鉴真是唐代高僧，中日诗人、僧侣高度赞颂了他东渡弘法与在佛教上继往开来的伟绩，艰他的灭度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在鉴真灭度后的十六年里，唐赴日使者高鹤林在他所写的《因使日本愿谒鉴真尚灭度不觐尊颜而述怀》中说：“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也集中表现了这个主题。结尾“禅院从今古，青松绕塔新。斯法留千载，名记万年春。”以托物寓意之笔歌颂了他的佛法与精神的不朽。禅院随着人逝而从今变古，但鉴真所传之法犹如青松绕塔，万古长青，他的美名万年长春。

二、渤海诗僧入日及其与日本僧俗的诗文交往

814年，渤海国派王孝廉出使日本。随其同行的有释仁贞，任录事。其能诗，日本诸臣多一他唱和。《渤海国志长编》录其诗一首

《七日禁中陪宴》：“入朝贡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凤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园春。”

    释贞素，渤海僧，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负笈长安。曾与日本入唐学问僧灵仙结为好友。后来灵仙入五台山修行。日本淳和天皇特赐灵仙百金并书，他转领后，便从长安行至五台山亲交灵仙。他又灵仙要求，将灵仙献给日本的舍利一万粒、新经二部转呈日皇。淳和天皇又将百金托他交给灵仙。于是他又跋涉惊涛骇浪，于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到五台山灵境寺时，灵仙早已灭度。故与《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不体尘心泪自涓，情因法眼奄幽泉。明朝倘问沧波客，的说遗鞋白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