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布哈林的平衡论与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人们在历史上所提出来的解决他们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案，主张及其所采取的行为和效

只能放进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和分析苏联20年代关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

一、布哈林和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20年代，苏联处于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不同的—选择不仅关系到

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和结构，  而且也关系到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和形成。苏联在当时的国

内国际历史条件下应确定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或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工业化方案?这个

问题在当时迫在眉睫，是苏联党的领导人面临的选择。从实际情况来看，到了20年代末，苏

联经济发展就是在布哈林与斯大林这二者之间进行的一种选择，即布哈林的“平衡发展战

略”和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布哈林强调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协调性，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他的“平

衡”发展战略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增长的前提，  同时只有工业才

能改造农业和推动农业的发展——工农业平衡发展；‘重工业与轻工业并重发展；主张仍用新

经济的方法发展经济，即利用市场的力量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经济；认

为富农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积累资金。    

    　布哈林在《关于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一文中说；  “我国的需求大部分是农民的需

求。……也就是说，决定需求的同内市场的接收能力直接决定轻工业规模，部分地决定冶啪

和其它工业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连锁联系’这又决定其它部门间的比例。”[1]因此，应

首先按照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增加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并相应地增加生产资料部门的，

投资，使其与消费资料部门舶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工业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

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才能持续地保持最高的速度。工业的迅速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

正积累为前提。    

    　布哈林认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积累决定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量，从而决定着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规模．因此，他主张重工业与轻工业并重发展，他说，  “如果我们不得

不把重点放在生产资料的发展上，那么同时也必须使轻工业有相应的发展。轻工业的资金周

转较快，在较短期内即可收回投资额。我们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的结合”。[2]布哈

林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仍然需要利用价值规律。应该利

用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来控制经济过程，因为市场决定的交换率是最有效的经济状态，

是实现最佳效率的指标。因此，管理经济必须根据这个指标进行。

在工业化速度、积累和农民问题上，布哈林主张减低速度，认为为了加速发展工业，首

先必须在巩固包括富农经济在内的农民经济的基础上来提高农业；还认为，高速度实现工业

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集体农庄等不是巩固而是“拆散”工农联盟；为此，他要求放宽

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对富农的，以使农村富农经济得到更自由的发展。他认为，城乡之间

的结合应建立在满足农民个人需求的基础上，富农经济等个体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主

义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积累资金。并且，他反对用强制手段增加工业积累，主张依靠农村的自

发性储蓄。他说，“没有农民经济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就不能持久”。“农民阶级的

购买力越强，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越快”，“农民经济中戈比的积累为社会主义工业中卢布

的积累打下了基础”。[3]        

    　斯大林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思想与布哈林不同，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点：主

导国民经济的是工业，而不是农业；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但也不能牺牲农业，而农业的发

展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集体化-和机械化是苏联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工业化的保障；重工

业与轻工业不能并重发展，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走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

期从轻工业开始的不同的道路即“不同寻常的道路”；仍用旧的方法不能完成新时期党提出

的工业化任务，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及其规定的结构和速度来完成这个任务；消灭富农经济，

发展集体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积累资金。    

    　1926年4月，斯大林明确地指出了新经济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和工作重点，他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经济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

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在新经济的第一阶段，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

农业的”，而现在“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4]斯大林在分析当时苏联经济中

出现的粮食收购困难和”商品荒”时，把前者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力和商

品率低，直接原因是富农破坏；把后者的原因归结为工业落后。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解决

前者困难的根本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解决后者的困难就

是加速工业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集体化和机械化是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提高农业生产

力和商品率的根本出路；集体化是加速工业化的保障。因此，斯大林认为，城乡之间必须建

立一种新的结合，即所谓“生产结合”：一方面通过预购合同制和集体农庄，城市可以得到

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另千方面，城市向农村供应先进的技术、机器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也就

是说，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在工业两大部类发展比例和工业化速度问题上，斯大林主张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生产和

高速发展。这是与他的以赶超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个战略的一个突出重点

就是以重工业为中心，高速度地重点发展重工业，赶超先进工业国家。鉴于当时苏联所处的

国际环境，他强调“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他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演说中

说：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

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5]斯大林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党知道战争日益

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

就会失败。……因此，我们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

来实现国家工业化”。[6]    

    　20年代后半期，新经济进入第二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恢复时期结束了，转入以

新设备的建设为重点的改造时期，这就需要巨额的新固定资本。从何处找到这个资金来源

呢?斯大林认为可以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  “……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

贡税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7]斯大林

针对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指出，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  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

食的，所以仍旧采取私人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市场，仍旧采取新经济的方法就不全面

了[8]，只靠过去“依靠市场”的方法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够的。只有集体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二、历史的选择：布哈林与斯大林

通过双方主要理论观点的综合归纳，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搞不搞社会主

义工业化，而是在于用什么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取得了胜

利，’实行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斯大林，而“抛弃”了布哈林呢?这是由苏联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

件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一)布哈林所主张的从发展最轻的工业部门着手，通过它开始把轻工业，然后把中型

工业抓起来，最终达到生产的根本环节——基本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发展道路，以鼓’励消

费，通过商品周转的方法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方案，到工业恢复时期结束时已不能满

足新时期工业重建任务的需要了。在新经济第一阶段，用鼓励消费需求来刺激工业生产

(实际上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纲领，  已经满足了当时恢复时期的经济需要；但当新经济

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改造阶段”时，当现存的工厂充分开工时。当生产扩大并从技术上

更新固定资本、进行技术改造成为中心问题时，这个纲领就不再适应了。

    　新经济的提出，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当时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为了

恢复遭受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恢复过程最先出现在轻工业。这是因为轻工业的恢复所遇到

的困难较小。它在战时受损害不大，且能够就地取材，并可广泛自行采购本地区产的燃料来

满足。“恢复时期”已经恢复的工业和生产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它却是建

立在相当落后，狭窄的基础之上，工厂的设备都已经陈旧破烂不堪，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

经济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十分紧张，商品匮竭，不仅缺乏必须从国外进口的某些原

料，而且还缺乏本国生产的原料。这种局面，要求下一阶段必须大量增加投资以便更新老工

厂，尤其是建设新工厂(当时苏联国内许多工业部门还是空白)，以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

而且，为了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向国家供粮的积极性(提高商品率)，也必须能够

满足农民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的需要。另外，苏联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

境，军事上处于危险地位，在短期内迅速达到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建立

起自主的工业体系成为迫切的任务。为此，新的工业必须以先进的机器装备起来，这就

需要建设相当规模的机器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新固定资本投资．而布哈林仍主张通过与农民

进行商品交换来积累工业化急需的大量资金。这是一种渐进的做法，在一种“轻松”的环境

下或许可行，但对于尽快获得大量资金以便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不合适的。

    　总之，前后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经济上的落后性，工业“改

造时期”固定资本的消耗和折旧引起的固定资本严重不足和来源之间的矛盾，加上后农

民摆脱了沉重的封建财政义务和几年来新经济在农村带来的生产的恢复从而使他们向工

业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等等，都意味着当时苏联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真正病根是工业结

构和生产不能满足消费方面的要求，而不是虚弱的国内市场问题，不是象布哈林所说的靠

  “刺激农民的消费胃口”所能解决了的。在工业得到重建之前，供求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达

到的，相反，却会出现长期的“商品荒”。另一方面，如何解决工业发展中的“追加资本”

问题，意义重大，事实上，布哈林于1926年已开始公开表示担心“追加资本”的问题了。然

而，他的方法仍旧是靠农村自发的积蓄，也就是他所说的“农民手中戈比的积累就是工业中

卢布的积累”，[9]这在经济上显然是行不通的。

    　(二)布哈林在农业上设想刺激农民的消费，使农民经济商业化(“通过国家和农民之

间的商业循环积累”)，就会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和工业资金积累，从而有足够的粮食供

给城市，支持工业化．然而。他却忽视了苏联当时农业内在的落后性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农业的原始性和分散性，由于十月摧毁了庞大的生产剩余粮食的地主庄园和富农农

场而变得更加严重。即使苏联农业经过新经济的第一时期重新达到前的生产率水

平，仍然存在着农业产品的市场供应问题。即农业生产的商品率低下的问题，而不是“消费

不足”问题。正如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的： “恢复时期，个体小农

经挤得到迅速的发展主要是耕种了过去地主的土地、官地和富农的土地；而在恢复时期基本

结束的今天，在目前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下发展小农经济的可能性，特别是提高它的商品率

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10]小农经济本身的潜力业已耗尽，它已不再能满足新的历史阶段经

济发展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和原始农具基础上的细小和分

散的小农经济。    

    　第一，小农经济不能长期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因为它没有力量利用新技术和

实行合理的科学的耕作方式。1926—1928年农业技术装备水平仍然很低，农业生产主要是以畜

力和手工方式进行的，甚至在改造时期之初，仍有1／3的农户缺乏进行经营所必需的生

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耕地面积，到1927年大体上已为力了。

    　第二，小农经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必然导致农业商品率的降低。前商品粮的主要部

分(71．6％)是大地主和富农经济提供的。由于消灭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缩小了富农经济，小

农，首先是中农成为粮食的主要生产者。但小农经济带有半消费性(自我消费)。1926—1927

年度农民生产的全部粮食的88．8％为农民自己消费掉了。后农民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产

品部分有所增加，产品的商品部分却减少了，战前商品粮为130060万普特，而1926—1927

年度只有63000万普特，几乎下降了一半以上[11]。    

    　由于粮食商品率下降，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新经济条件

下，允许自由贸易，富农勾结私商乘机囤积粮食，拒绝按国家价格出售粮食，粮食市场价格

上涨，由此必然使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缩小，棉花、亚麻等产区不得不扩大粮食的播种面

积，这又使轻工业部门的原料供应受到威胁；与谷物业危机相随的是畜牧业危机的出现；此

外，由于粮食不足，粮食出口几乎完全停止，而粮食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苏联对外贸易

结算平衡和国家工业化急需的技术、机器和资金的积累源泉。

    　面对这种困难和矛盾，布哈林希望通过有利于农民的价格和丰富价廉的工业品使剩

余农产品的供应稳定增长。但是，如上所述，小农经济固有的局限性使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

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极为有限，  同时，工业的“商品荒”也时刻威胁着这种希望!布哈林在

农业上的也陷入困境。    

    　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设想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允许私人兼并土地而形成一个具有比

较细小分散的小农经济更高生产率的农村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然而，这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

农场的道路。这种“富农式”的解决方法在当时是苏联党所不能接受的，且实践上也行不通。

    　另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建立既便于国家组织控制，又利于充分利用工业化成果和科学技术

的较大规模的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把细小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变为机械化的农业大生产，消

除农业的落后性并迅速地提高农业的商品率。要想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这一目标，从当时的情

况来看，也许只有这个途径——集体化，只有在大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施从技术上更

换农业生产资料并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大林说的“农业的根本出路是机械化”，是符合苏联

农业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一旦超越“国界”，那或许未必普遍适用。

  　苏联地域广阔，几乎是美国国土面积的二倍半，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不适于耕种。苏联

气候条件恶劣，北方寒冷潮湿，南方炎热干旱，所以，适合谷物生长的耕地面积不多，苏联

农业用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4，而其中真正的可耕地只有大约10％。在这种条件下，

如果靠小农经济，也就是说，  “靠天吃饭”，而不是依靠新技术、机械化的大生产、先进的

抗早抗涝灌溉系统，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谈不上提高粮

食商品率。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也是有其必然性舶，苏联选择了这

条道路是有远见卓识的创举。

    　然而，布哈林对此持消极态度。布哈林认为，“集体农庄是强大的东西，但不是通向社会

主义的康庄大道”。因为农民与工人不一样，  “他是一家一户在自己单独的经济中进行劳

动，他们不习惯于同自己的乡亲们一起共同劳动。他有单独的、私有的经济，他看到的首先

是他自己的这个小经济的利益”。这些旧习惯和旧的经营方式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要与

之彻底决裂是不可能的，因此，很难设想集体农庄会赢得包括贫农在内的广大农民群众。那

么，农民怎么走向社会主义呢?布哈林的回答是，通过普通的合作社——销售、购买、信贷

的合作社，通过流通过程，经过农产品加工阶段，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走向集体合作生

产走向社会主义。他甚至认为，  “富农合作社的寓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

体系中去。”[12]

显而易见，布哈林的观点当时是很难被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然而，布哈林的理论最

终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在意识形态上能否为党所接受，而是取决于它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上

述情况已表明布哈林的经济思想或方案到了新经济末期已陷入困境，可他仍旧一味地坚

持它，仍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布哈林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降低了国家在落后国家工业化

初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干预或领导作用，而过多地去依赖市场的自发功能。这一大方向造成了与

布哈林方案有关的其它方面的困难，他关于工业化速度，方法及格局的思想也只是反映了恢复

时期的要求和情况。               

    　(三)速度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关系到工业化的成败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因

而，这是与当时苏联的国际环境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的。把经济发展战略的确

定及各种方案的选择缩小到纯碎经济学的领域或单纯组织技术方面，是绝对不够的，而必须

把社会政治领域和国际环境包括进来，但是，布哈林对这些制约因素似乎考虑得很少，大多

数情况下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考虑到了，但估计上过于乐观。布哈林也说过

希望工业化能够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大速度的话，但这要靠“放手进行商品周转”来保证。这表

明，布哈林即使希望“高速度”增长，但仍是用1日的方法——新经济赂方法——靠商品

周转、  自由贸易和市场的作用来达到这一点，而这在短期内是根本达不到目标的。因为，市

场机制是一个“错了再试”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它的效果是一点一点地积

累起来的，西方工业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布哈林之所以陷入这种

矛盾，可能与他主张的整个平衡的、协调的经济发展思想有关。这种发展方案要求一个健全

的竞争的市场机制，然而，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总环境下，苏联不能依靠市场机制作用所规定

的结构和发展速度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实行布哈林的平衡发展战略和“和平渐进”的工

业化道路，苏联就；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雄厚的

经济技术基础，因而就不可能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被摧毁，就谈

不上什么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了。

    　后来研究问题和斯大林问题的某些西方学者说，“列宁活着的话，苏联可能走另一

条工业化道路”，或者“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的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

了”，或者说，“相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的模式是最佳选择”，等等。这些臆想

是十分荒谬的，与那种关于某一个时间内会发生某件事的全部假设—样，这些论点只能被排

除在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东西之外。历史事实是另一幅图画：在卫闷战争中，如果没有雄厚强

大的重工业基础，没有工业化，怎能设想在希特勒突然打击下，处于极不利地位的苏联，能

在较短时间内变失利为主动而赢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呢?而按布哈林的理论为满足国内农

民市场的“消费不足”所采取的一套办法，靠市场自发力量来配置资源，根本做不到这些。

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在工业方面最发达的国家，为了防御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苏联必须有

很高的工业化速度．而在20年代国内经济条件下，要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就要走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道路，就需要集中，而这种集中只有运用政治力量——国家，才可能实现。“优先经

济”要求集中全国的人财物于经过挑选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国家工业化战略重点建设项

目，并给予它们规定高指标，然后在资源和资金分配方面必须给予优先照顾和保证．这在市

场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只有依靠国家经济管理职

能的强化、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才能做到。这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短时期内使用，是

完全应该允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高度集中和指定性计划后来则逐渐成为国家

管理职能实现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四)布哈林那种重工业和轻工业并重发展的思想，在苏联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也难以行

得通．在苏联工业化起步阶段不可能做到同时用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化过程不

可能在各个发展阶段都均衡地顺利发展。苏联20一30年代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作为一个

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人财物力毕竟是有限的，其中人力资源应包括质量即文化教育程度和技

术熟练程度等素质因素；财力是不足的；物力由于工业技术落后，开发不足，生产不足。因

此，苏联要想尽可能短时间地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只有把资源集中起来，统筹安排，合理布

局，确保一定时期经济建设战略重点，从而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这个战略重点在

当时的条件下就是重工业，这个战略步骤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战略目标就是“赶上和

超过”在经济和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

迅速实现工业仕，就必须从重工业开始，而不能象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的和

其它一些工业国家那样从轻工业开始，等轻工业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本以后，再来迅速发展重

工业。所以：斯大林说，党摒弃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着手开始国家的

工业化事业。忍受暂时的消费牺牲，以便集中落后的国内一切有限的资源来首先建立和

发展重工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在特定的环境下，不仅有这个必要，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此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述，他说，“如果要研究苏联之所以

选择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贯彻这种战略相关的经济制度。那么人们就会想到，斯大林

绝非在一般状况下，而是在强大的时间压力下进行经济发展的，即不能丧失时间地进行发

展”。[13]如果我们不能从当初苏联特定的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出发来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我们就不会正确地理解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甚至可以

得出不切合实际的结论。布哈林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占居不可忽视的地

位，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很有

启发和借鉴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这是必须给予充分

肯定的。但是，发掘和总结某一个人的思想贡献不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范围，那是应该另外

进行专门研究的。在本文中研究和探讨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上几种

方案哪种更切合实际，更有可能性，  即可能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的问题。

 三、历史的启示：简短的结语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各种实际情况表明：斯大林

的方案更切合实际，更易于被苏联党和人民所接受，斯大林的方案更符合历史的需要，  在

实践中具有更大的可行性。而布哈林的方案仅仅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

问题，而没有把社会历史条件包括进去一起考虑，或即使考虑到了，也重视不够，没有随着

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及时修正或改变自己的方案，从而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实际，并且在理论

上是在设想一个十全十美的发展模式，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匮乏或沉重的负担的工

业化——一条没有痛苦，不需付出多大代价的，“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这在历史上是从

来没有的。历史滚滚向前，必然要压碎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东西，包括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

这是历史应付出的代价。如果苏联党接受了布哈林的这条渐进的、漫长的发展道路，那么，

历史将会为此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将很有可能在战争的炮火中归于灭亡。

然而，历史选择了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它表明：生活的逻辑总是强迫思维的逻辑服从自

己的——原则是伟大的，但实践才是真正的学校!

    　同时也要指出，长期保持和推行这种战略和模式则是后来苏联经济、社会出现各种弊病

的存在条件，它也给苏联经济关系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带来各种消极影响，因此，它也有一

定的缺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长期保持和推行”这种战略和发展模式，并把这种模式神圣

化、公式化、凝固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机能上的缺陷愈加突出，  愈来愈不符合

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了僵化的、缺乏效率的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任何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都是处于整个社会联系之中，这种联系要经历历史变化

过程，那么，战略与模式的选择和形成必然要随着这种联系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苏联从

“战时主义”——“新经济”——“斯大林模式”——当今苏联社会经济改革的发

展、演变过程是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历史顺序的内在逻辑规定性的，

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它还告诉我们，历史上从未没有一种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它应随着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相应的变革，使之不断地适应

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否则，就可能成为僵化的，缺乏效率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