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大凡一种文化, 必须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才能成为活的文化, 如果它只不过是反映时代, 追随时代趣味, 而缺乏远瞩, 没有超越普遍的原则, 那么这种文化只能是没有生命力的时代的点缀品, 失去了它的意义。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 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儒家文化规范制度和化民成俗的政治教化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 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诚然, 儒家文化在传统规模之下表现出来的形态, 的确是刻上了时代的烙印, 而有其根,本的局限性, 但不能据此就断言儒家文化不能有其现代意义。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儒家文化, 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应该立足于现代, 将那些闪光的文明碎片加以改造和整理, “ 择其善者而明用之,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注释。由此看来, 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是有无作用的问题, 而是能否焕发新的活力并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

孺家文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是有利于哲学慧的拓展。

继孔子之后, 儒家学派出现了无数擅长哲学思维的大哲学家, 如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 他们都自觉地传承着儒家文化, 其思想的结晶为儒家文化培植了坚实的根干。在“ 究天人之际” 的过程中, 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知行论、修养论、境界论等哲学学说, 为人类的思想宝库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显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高度智慧。而其中不少内涵对后世的哲学予以很多启迪, 不仅有助于拓展后世人类的哲学智慧, 也有助于哲学家们以传统哲学为依据, 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譬如关于道, 陈亮提出了“ 何物非道” “ 因事作则” 的观点, 认为事物是宇宙间真实的客观存在, 宇宙间任何普遍原则都不能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这种以物为本的观点, 与朱熹以理为本及陆九渊以心为本的本体论根本对立, 是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叶适继承了张载、王安石的 “ 一两相依” “ 新故相除” 的观点, 在《水心别集》中指出“ 道原于一而成于两” “ 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 , 丰富了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又如关于“ 天”“ 地” , 荀子说“ 天地者, 生之始也。礼义者, 治之始也。君子者, 礼义之始也。”从天道自然的观念出发, 认为天地为生之始, 天地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无关, “ 天有常道, 地有常数矣” 。柳宗元则继承并发挥了荀子等人的天道自然观, 认为天体是由元气自然形成的, 不存在有意志的天, 一切自然现象是气自然运动的结果, “ 功者自功, 祸者自祸’不存在超自然的主宰力。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对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欧洲哲学渊源于古希腊哲学一样, 未来中国哲学要获得发展, 也必须追源溯流, 从儒家文化等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汲取营养。

再者, 儒家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另一可贵价值是人文精神。

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 对金钱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有成为“ 物化”存在的可能。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和人文价值的失落而导致的道德危机, 儒家文化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正是对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的探求和思索。由现代新儒家所阐释的儒家人文精神与西方二十世纪以来在打破了“ 科学万能” 的神话后兴起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学派相呼应, 构成了人类自我反省认识的一个侧面。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 是一种最合情合理的生命体验。它不像西方教超人文的精神, 必须要在另一世界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也不像西方现代的寡头人文主义那样, 硬要把自己与外界隔离,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 既没有生前也没有死后的安慰。现实的人生不理想, 所以才必须做好修养工夫, 来变化气质, 将意识提高到一个新层面。孔子认为“ 仁” 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 其基本内涵是爱人和克已复礼, “ 惟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荀子继承了孔子“ 仁者爱人”的思想, “ 仁之所亡无贫穷, 仁之所在无富贵, 天下知之, 则欲与天下共乐之, 天下不知之, 则愧然天地之间而不畏。认为富有仁义者就富有天下, 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 天下才能共乐, 儒家文化所彰显的这种平和境界给冰冷的现代社会注人了很多的温情, 经过现代洗礼并赋予新内容的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导人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活动, 并恰当地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等;如儒家关于诚与信的道德观念及敬业精神, 为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从而使家庭、政治经济生活现代化的管理工作获得了新的活力。

儒家文化的第三个现代意义就是对新 “ 外王”的要求。

“ 内圣外王” 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天下篇》“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 暗而不明, 郁而不发。” 大学》所谓的“ 三纲领” 和“ 目”便是说这样的理想。其中“ 目”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是主体心性修养方面的要求, 即内圣的功夫。后三个条目是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 即外王事业。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上, 有的时代侧重于“ 内圣” , 有的时代则突出“ 外王” 。到明末清初时, 儒家的“ 外王”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黄宗羲等人鉴于程朱理学日益空疏, 陆王心学浪于禅释,终于导致’ 空谈误国” “ 空谈亡国” , 于是力倡 “ 明道救世” , 由“ 内圣” 转向凸显“ 外王” 。他主张“ 天下为主, 君为客” “ 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王, 而在万民之忧乐”, 还主张“ 法治” , 认为“ 三代之法, 藏天下于天下” , “ 后世之法, 藏天下于筐筐” 。为了实现“ 公天下”的理想, 他提出了一套治国方略, 充分体现了 “ 经世致用”的思想。然而, 由于时代的,黄宗羲仍未能突破传统的框架, 开出民主与科学的“ 新外王” 来。当前儒家使命所要求的“ 新外王” 就是能表现“ 藏天下于天下”的理想的民主政治” 。这是“ 新外王” 的形式条件, 在此前提下, 一切才能充分实现。此外, 还需要科学知识作为“ 新外王” 的“ 材质条件” , 即新外王的材料和内容。在当今发展的社会只讲良知, 存善念, 却无知识, 就无法把好的动机表达出来。正如见人患重病, 有心救之却束手无策, 因此, 儒家要表现道德动机, 贯彻其内在目的, 就必须肯定科学。新外王要求的是藏天下于天下、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科学知识。当代一些新儒家坚持“ 返本以开新, 守常以应变” 的传统原则, 由于他们大都带有传统的思维模式, 因而给人的印象是“ 返本” “ 守常”有余, 而“ 开新” “ 应变” 不足。鉴于上述原因, 当代新儒家在提出“ “ 新外王” 的同时, 也应注重开出“ 新内圣” 的取向, 主要指儒学中指导人生修养、发扬道德价值、整合天人关系等密切结合时代的学说。儒家文化要进一步发展, 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又在哪里呢Α 当前看来, 现代儒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不同的环境, 即中国、工业东亚和欧美地区。在我国, 为了迅速提高经济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大国, 当务之急是对和封建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的儒家传统进行深人而广泛的批判和思考, 使其超脱保守主义、因循守旧的范畴。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繁杂的工作, “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Β。第二个环境是工业东亚。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五个地区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 使许多从事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价值系统等学术领域研究的专家意识到, 儒家思想不仅和工业东亚的发展没有冲突, 还为塑造其现代企业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具体地说, 儒家思想从重视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强调为后代造福等侧面树立了企业精神的典范。但是儒学研究蓬勃开展的东亚学术界也面临着一些实质性问题, 即如何摆脱政治化和庸俗化的枷锁以及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 从而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免于堕人“ 俗儒” 的案臼在西方的欧美社会里, 对儒家的研究还

仅限于学术界, 一些学术问题的思索和探讨还停留在“ 隔靴搔痒” 的原始阶段。因为它和

教、教、佛教等植根于西方社会根抵较深的宗教哲学相比, 可以说还是个未知数。若使儒家文化在西方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都引起共鸣和回响, 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现象, 就不能使它单纯停留在一种考古的、资料性的、没有强烈宗教哲学基础的兴趣性的研究, 而必须和西方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宗教学家等进行长期而全面的对话。

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定位, 这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亟巫待解决的问题, 不只是恢复传统的美好的精神, 同时也要指出传统的局限性, 才可以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成分, 适应时代的潮流。如果一味地持“ 抱残守缺” 的态度, 则恐怕真要出现 “ 儒门淡泊, 收拾不住” 的悲剧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