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和中国文化之根”
王树人, 著名学者,1936年11月生于吉林省东丰县,祖籍山东莒县。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获研究生学位。师从杨一之先生与贺麟先生。1986—1988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波恩大学作访问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
王树人先生的代表作:
(1) 曾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多次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德国学术交流,在德国Hagen远程大学出版中国文化教本《中国传统文化引论》(1991)。20年来,重点转入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
(2)《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 《感悟庄子:象思维视野下的<庄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学术月刊》2006第1期
(5) 《中国传统智慧与艺魂》(武汉出版社,2006);(6)《庄子、海德格尔与“象思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第3期);
(7)《“上帝死了”道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第4期)。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
王先生提出的“象思维”概念及其理论,既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特征的概括,也为这一思想文化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方和视角,并且越来越被广泛地关注与认同。
王树人教授指出,用象的方法来思考(象以尽意)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方法。本书强调指出了“象思维”作为动态整体直观的悟性思维,最富于原创性并且比概念思维更为本原。正是借助这个体悟的方视角,对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文化领域,诸如《易经》、《四书》、《老子》、《庄子》,以及禅宗思想古代诗歌、书道、画论等,都作出了极富启迪性的诠释和论述。王先生受邀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为中医专业人士作学术报告时指出,自古医易同源,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象思维视野下的产物,并给予重温中国传统医学经典的建议。
王先生用“象思维”概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内涵和基本
特征,已经为研究中国文化开拓出新思路和新视野。这一学说在2007年第15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大会主题“21
世纪中国哲学与全球文明的对话”中的学术亮点。他以国际友人卓越贡献研究者的身份受邀在韩国研究院之"全球文明与和平讲堂"
授课,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应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王先生在国际哲学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所长,就是作为其魂魄的“象”与“象思维”。重新打开被西方中心论长期遮蔽的"象思维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语言文字和逻辑产生之后,由于其语言文字在符号化中仍然保留象形性根基,以及在国学源头《易经》中,把中国成熟的思维方式显示为"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
西方形上学理念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显示为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而中国的太极、道、心性、禅则显示为动态整体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把握实体,需要把握主客二元,用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如定义、判断、推理等;而把握动态整体或非实体的太极、道等,则需要天人合一,用悟性的隐喻的诗意联想的"象思维"。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在我们打开逻辑概念思维这扇窗户时,却错
误地关闭了"象思维"这扇窗户.今天,在我们重新打开"象思维"之窗时,决不是要把逻辑概念思维之窗关上.我们应记住明代哲人徐光启
的箴言:"会通以超胜".
作为当代中国象思维研究创始人,王树人先生汇集多位具原创思想的知名学术带头人,在中国北京成立了象思维专家顾问委员会他被同道们推举为象思维专家顾问委员会。为了推进“象”与“象思维”研究,先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开辟了《“象”与“象思维”研究》专栏,又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开通了“国学管理”网站,并定期举办文化讲堂活动,旨在播种具有生命活力之精神文明。“象思维”研究正在逐渐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这项研究不仅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融贯古今与会通中西以推进思想文化创新的广阔前景。我们以“国学管理,修心开智”为己任,专注于开拓、发扬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融会贯通中华传统智慧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以深具实效性和持续性的产品服务于快速成长的个人、企业、部门及非盈利性组织。
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的
问题。“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不仅适合中国,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会通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促使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精神境界有机地连接起来。我们所为正是帮助人们开放身心,体悟真理,实践道法。一旦我们通过调伏自心而止息概念性的思维,才有可能回归原创性的象思维,我们才会本真地体认到心性。惟如此,所有修持和创造才可能趋于正道。
殷诚感恩全人类开启我们智慧之光的古圣先贤!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
对于任何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都具有历史性,都需要在追根求源中把握其发展血脉。中国哲学与文化博大精深,决非虚言。把握这样哲学与文化,追根求源不可避免。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何在?根据我多年研究,这条根就系于“象与象思维”。这乃一大题目,借用现今流行语,亦可说是一大系统工程。本文拟指出这一题目若干基本点,以为引论。
一、问题之提出回顾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中国在饱受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残酷侵略和掠夺同时,思想文化也失去主心骨。随着教育全盘西化西方哲学文化在中国逐渐成为强势哲学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则逐渐完全处于西方中心论阴影之下,被边缘化。从此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转变为用西方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加以思考和研究。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不同哲学流派方加以思考和研究于是问题也发生了。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哲学文化经典,如《周易》、《老子》、《庄子》以及儒家《四书》之创造并非诉诸西方逻辑概念思维,而主要是诉诸“象思维”。如果说逻辑概念思维表现为理性,那么“象思维”则主要表现为悟性。必须看到,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作为西中哲学文化之魂魄,其把握世界所进入之广度和深度,都极其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不发问:用西方逻辑概念思维方式能走进和领会中国经典之本真吗?例如,有的学者在研究《庄子》寓言时,提出其文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如何问题。从这样逻辑概念思维出发,能走进和领会《庄子》寓言之本真吗?在我看来,从这种研究《庄子》之思路,不仅不能走进《庄子》,甚至会将其肢解。
二、理性与科学绝非万能
西方中心论主要表现为“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中国近现代落后而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宰割,这种教训使中国人对西方理性与科学格外青睐和崇拜,并把西方之强盛完全归结为有这样两件法宝。当然,西方理性与科学两者,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其伟大意义绝不可忽视。近代以来物理学声、光、化、电方面之发现与应用,一直到现代IT高科技研发和蓬勃发展及其带来世界面貌之变化,可以说都是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上才得以实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缺乏西方意义上之理性与科学内涵,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而力图弥补自己不足一种大趋势,实属必然。但是,在反思历史经验时,正确态度应当是,在看到西方之长时,不能忽略其短。同时,在发现中国传统之短时,也不能弃其所长然而,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路,却与此相反,一直走在“矫枉过正”之路上,而不知回头。就是说,只见西方之长,不见西方之短,以至于在西方已经批判自己“过正”之“西方中心论”时,中国还抱着“西方中心论”不放。同时,在“西方中心论”阴影下,也将我之所长,如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魂魄之“象思维”,弃之如敝履。近来“取消中医”之声,亦属于这种“西方中心论”余波。所谓“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不过是指理性与科学成为一切真理衡量标准。现在要问:所有不符合理性与科学标准之思,都非真理吗?显然不能这么说。不用说理性与科学领域之外,还有人类思之广大领域,就是理性与科学范畴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过去曾经错误地把东方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另类科学形态(非常值得研究),都简单宣布为非理性与非科学。好像理性与科学只有西方一种形态。然而,当科学发展到今天,正是在西方却发现,传统西方科学理论在解决科学前沿问题,如涉及有机整体等复杂等问题,已经为力。这时,正是西方科学家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为解决这种复杂问题发现了宝贵资源。其实,从现今发展情况看,对理性与科学之理解,过去偏于狭窄。这种狭窄表现在:理性只在与感性对应意义上说,科学也只在这种理性意义下能加以规范和确定者实际上,理性还指合理性。理性在这种意义下,就包括思之更广大领域。如艺术之思被看作非理性,但并不等于没有合理性。另如,中国中医之经络学,其中所谓经络,如中国之道气那样,表现为非实体性,没有西方理性意义下可规范之确定性,但其合理性和实际效用则实实在在。能说经络学不科学吗?不仅不能说,而且此类形态科学,也许还可能是人类有待研究之更高级科学形态。可见,西方传统意义下之理性与科学,适用范围有限,不可能作为衡量一切真理标准,也即决非万能。如果承认合理性意义之理性与科学,或者说承认存在广义之理性与科学,则必然为人之思和科学发展显示出更加广阔壮丽之前景。
三、实体性与非实体性
中西思维方式本质区别体现在两者最高理念之不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被雅斯帕尔斯称为几大文明同时成熟之“轴心时期”。无论柏拉图之Ideal,还是亚里士多德之第一实体,都表现为实体性。而中国此时,无论老庄之道、气,易之太极,儒家之心性,都表现为非实体性。所谓实体性,首先显示在“主客二元”大框架内。实体无论是哪种,都可以作为一种对象,一种客体。而且这种对象或客体,是现成形态。就是说,可以对之规定或者以之为构成之始基。由此可知,实体性使实体必然具有对象性、现成性。而所谓规定和构成,其所用思维方式,就是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或逻辑斯蒂演算等一套逻辑概念思维方式。与此不同,所谓非实体性,如道气、太极、心性,则显示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或者说在“主客一体相通”框架内。而所谓“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相通”框架,就是动态整体框架。这种非实体性,不能作为对象,否则就使动态整体遭到僵化与割裂。同时,因其“生生不已”动态性,也不能将其现成化。可知,道、气、太极、心性之为非实体性,也必然使之表现为非对象性与非现成性。就是说,道、气太极、心性之非实体性,本质上不能加以逻辑概念式规定,而要借助象,如易道所谓“观物取象”,并进而借“象以尽意”把握之。这就是“象思维”。如果说逻辑概念思维属于理性,那么“象以尽意”之“象思维”就属于悟性。而悟性根本乃在“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之体悟。
四、悟性“象思维”之“观”
“观物取象”与“象以尽意”八个字,可谓字字千钧,意蕴深邃无穷。其中,最核心之词语是“观”。“取象”在“观”,“尽意”也在“观”。“观”根本上是悟性活动,属于动态整体直观或体悟。常人一般所谓观,是指外视即眼睛看。但对于中国易、道而言,这只是最低层面之观。与这种观相联系之象,也是外观之象,或有形之象。要把握动态整体之本真,就要超越这种观和象,就要进入动态整体直观以把握无形之“大象”。老子所谓:“大象无形”,其所指就是动态整体之象,特点是“无形”。因此,把握这种“大象”,不可能诉诸外视之观。相反,必须转向内视,如气功所谓“开天目”之视。或者如老子所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在这里,“致虚极,守静笃”,不仅是认知而且是境界修养之功夫。超越外视转向内视,没有这种功夫不行。在这一点上,可以见出中西思想文化一个本质区别西方对象化认知路径,用不着这种内功。而中国易与道之认知,即把握动态整体,这种修养之内功乃是前提。庄子在寓言中所描述之“心斋”、“坐忘”、“吾丧我”,既是显示这种功夫,也是这种功夫所进达之境界。老子用婴儿比喻这种境界,即所谓回归于婴儿。在婴儿那里,主客不分之心态与表现,确乎是一种没有为语言概念种种划界而与没有与动态整体分离之精神状态。上述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寓言中所谓“心斋”、“坐忘”、“吾丧我”,可以说,都属于回归“婴儿”心态,也就是回归与动态整体一体相通之心态。或者说,回归到“人之初”回到天人合德那种混沌未开之心态。
当然,个体人在成人之后若想完全回到“婴儿”状态,已不可能但是为了找回原创心态,必须悬置成人那种熟知心态,即悬置自以为知而实则不知之心态,找回完全无知婴童那样好奇心。可知悟性“象思维”之悟,前提在于悬置或放弃一切熟知。只有这种放弃,才能进入混沌未开之心态,进入对一切怀有好奇之心态。所谓创造,可以说都从这种混沌好奇开始。在这一点上,中西大哲之看法相通。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智慧开始于“无知”。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这段话中,其核心词语是“玄”。所谓“常无”或“常有”,欲以“观其妙”或欲以“观其徼”,不过是说,若能达到如此观,就在于能进达“玄”之心态或境界。“玄”在本质上就是混沌。所谓“玄之又玄”,表明这种混沌“玄观”乃是一种动态之观。而“众妙之门”得以开显出来,完全仰仗这种“玄观”。面对动态整体,无论自然、社会、精神,要把握其趋向,都不能完全按照既定规则。因为这个整体本身总在运动更新之中,这种运动更新过程很复杂,具有混沌“自组织”性,不可能从既定规则出发加以透视和表达。只有放弃熟知,进入“玄观”,超越既定规则,才能透视和发现更新之新。用老子话,就是能开显“众妙之门”。
人们对于混沌,多从其消极面思考,并不全面。混沌也有非常积极方面。对于动态整体性事物如复杂有机体而言,混沌乃是其最重要之本质。而就“象思维”功能而言,混沌正是借以破除那种离不开既定规则之僵化。常言所说:“浑水摸鱼”,是批评在制造混乱中获利。但就实际“摸鱼”而言,“浑水”绝对需要。由此亦可知,即使在实用中混沌也不完全属于消极。在中国从周易道家到禅宗,其中各家之道,究其根本都在于崇“无”。上述所谓“玄观”与混沌,实质上都要使精神或思能提升到“无”之境界。对于易道来说,易之太极为“无极而太极”。在道家那里,如老子所说:“有生于无”。而禅宗之追求亦与易道相似,如《坛经》中六祖所说:“无念、无相、无住”。正是提升到这种“无”之境界,才能使人之思进入大自由,也即进入可以产生原发创生之境。
五、“象思维”与概念思维比较
就思维内涵而言,两种思维所把握者本质不同。“象思维”所把握者为非实体,属于动态整体,而概念思维所把握者为实体,属于静态局部。如果说思维都需要语言,那么“象思维”所用语言与概念思维所用完全符号化之概念语言不同,可以称为“象语言”(此为李曙华教授提出)。而所谓“象语言”,在形下层面,也并不局限于视觉形象,还包括嗅、听、味、触等感知之象。所有这些象,作为可思之语言,都属于“象语言”。同时,这种“象语言”除了感知形下层面,还有超感官的形上层面,而且更重要如老子所说“大象无形”之象.另如由味觉之味引申出种种味象:意味、风味、品味、趣味等象,都具有动态整体之形上意蕴。
因思之把握内涵不同以及所用语言不同,所以“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在思维方式上也有一些显著不同特点。其一,“象思维”富于诗意联想,具有超越现实和动态之特点。而概念思维则是对象化规定,具有执着现实和静态之特点。其二,“象思维”诗意之联想,具有混沌性,表现为无规则,无序,随机,“自组织”。概念思维之对象化规定,则具有逻辑性,表现为有规则,有序,从前见或既定前提出发,能合乎逻辑地推出规定系统。其三,“象思维”在“象之流动与转化”中进行,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概念思维则在概念规定中进行,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以及逻辑斯蒂演算与整合成公理系统等。其四,“象思维”在诗意联想中,趋向“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之体悟。概念思维在逻辑规定中,坚守主客二元,走向主体性与客观性之确定。
五、汉语言文字与“象思维”
汉语言文字从“象形”诞生起,就逐渐向符号化发展。从汉字发展历程看,在篆书及其之前形态,象形特征突出。但是汉字经过汉代隶书产生之“隶变”,可以说也基本符号化了。不过,必须注意,即使“隶变”之后,汉字中仍然保留着象形性根基,从而使之能成为书法艺术对象,而与完全符号化拼音文字仍然有着本质区别。在拼音文字中,视觉象形性根基已经荡然无存。认知心理学实验也证明,拼音文字在脑中呈现左脑优势。与以往汉字实验结果不同,最新实验表明,汉字在脑中呈现左右脑均势。这一汉字呈现左右脑均势之实验结果,正好说明汉字经过符号化仍然保留着视觉象形性根基。虽然任何文字都具有形音义统一体之特征,但是汉字之形与拼音文字之形,显然具有本质区别拼音文字之形,不是象形,不可能象汉字以形表意那样引起联想不过,拼音文字之声象突出,能以声表意而引起联想。就是说,“象思维”,中西都有其语言文字上的根源。问题是,西方拼音语言文字,由于语法文法发达,而导致富于逻辑理性,而中国汉字则由于语法文法不发达,而导致富于诗意悟性。所谓中国“象思维”,正是与汉语言文字这种诗意悟性密切相关。即使就声象而言,中国汉字单音节,在声象上也极富诗意性和铿锵音乐性。可知,在“象思维”成熟阶段,也即在文字产生后,汉字由于仍然保留有象形性根基,所以使中国人一直保有“象思维”之特长,使中国思想文化得以在“象思维”中诞生,而具有自己突出特征:富于诗意,文史哲不分家等特点。
六、“象思维”之本原性及其发展阶段
在文字产生前也即通常所谓史前史时期,各民族都处于原始“象思维”阶段。那时,人类之思以及沟通与交流,都借助嗅、听、视、味、触这些知觉之象进行。这种“象思维”属于原始阶段,也是人类后来一切思维之本源。人类能进入文明,主要是文字、生产工具等发明。而这一切发明都源于这种原始“象思维”。体现这种“象思维”之原始艺术活动,是具有巫术性质之原始音乐与舞蹈。可以说,正是这种原始艺术活动,使后来文明成熟阶段之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文明在其中萌芽。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各民族之“象思维”大体一样。这一点在中西岩洞石刻画中可以清楚见出。甚至,在文字最初发明阶段,东西方也基本一样都始于“象形”。但是,在文明进入成熟阶段,即各自成熟文字发明与运用之后,中西思维方式本质区别就显示出来了。如上所述,西方拼音文字沿着彻底抛弃“象形性”之符号化文字道路发展,形成以音表意,具有严密语法文法之逻辑概念和完全符号化之文字,在认知心里学实验中显示左脑优势,从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崇尚理性,以逻辑概念思维方式为主。而中国则沿着保留“象形性根基”之符号化文字道路发展,形成以形表意,既有诗意性又有逻辑性文字,而在认知心理学实验中显示为左右脑均势从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崇尚悟性,以诗意性“象思维”为主。这说明,中国在雅斯怕尔斯所称“轴心时期”及其以后,在思想文化上仍然保留“象思维”基本特征。西方人其所以难以领会之中国“道思”、“心性”之思、禅思,在于他们的概念思维定式阻碍他们进入这种“象思维”之思,特别是阻碍他们进入“大象无形”之象思或开悟之思。这些象思都在逻辑概念思维方式之外属于另一思想天地。即使中国人,能完全进入这种思想天地者,也属于少数天才。对于大多数人,这种思想天地之意义,乃在于为其悟性认知和思想境界之提升,指出一种方向,一种价值理想。
“象思维”之为本原性思维,首先表现在思维发生学上,“象思维”属于人类最先产生之思维方式,即前语言前逻辑之思维。后来种种思维方式包括语言文字,均在“象思维”基础上,由“象思维”孕育而产生,如西方逻辑概念思维方式等,都是经过“象思维”孕育而创生出来。如前所述,中西在文字创造初始阶段,都起步于“象形”。可知文字这个进入文明标志物,最初也是“象思维”产物和体现。“象思维”在进入文明初始阶段,其贡献最重要者,表现为“神话”创造。马克思说:“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他这句话,内涵深邃。在我看来,其魅力之核心,就在于“神话”乃是借助“象思维”形成人类想像力一次空前绝后之大爆发。在那时,人类之思没有逻辑概念思维种种规则之和束缚,具有最大想像空间和最大想像自由度,所以其创造性,迄今仍然令人惊奇,作为人类创造的源头活水,能永远给后世以启迪。
在当今之世,在逻辑概念思维居于运用主流地位时,“象思维”之本原性是否已经消失?“象思维”作为当初创造之源头活水是否
已经失去其价值?非也。对于人来说,实际生活主要是在感知世界中活动,就是说,一刻也离不开嗅、听、视、味、触。这样形下层面之象就永远系于思中。这种象之“流动与转化”及其引起之联想,在人之思中无时不在发生。至于产生形上精神之象,乃是由形下层面之象
经过联想而生意念之象即精神之象。如果能经过意念而超越,即如果能放弃一切熟知,而进入庄子所谓“心斋”、“坐忘”或“无”之境,就能进而拥抱“大象无形”之象,也即能祛隔而与动态整体之象一体相通。既然“象思维”与人共存,那么“象思维”与居于主流地位之逻辑概念思维又处于怎样关系呢?或者说,“象思维”对于逻辑概念思维起怎样作用呢?实际上,“象思维”开启创造之本原性,在逻辑概念思维居于主流之后,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开启新概念创造和创造性运用逻辑概念思维解决具体问题上,仍然隐于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经验告诉人们,从既定原则或概念出发,不可能进入创新之精神境域。相反,只有超越熟知,超越既定原则和概念,才能进入“无”之精神境域,才能有最大想像空间和最大想像自由度。现今在中国创新问题上,所谓“从零开始”这种流行说法,也是要人们忘记或“悬置”或超越以往所获成绩(当然包括以往所获认知)。但是,进入“从零开始”之精神境界,无论忘记、“悬置”还是超越,都既需要天才,又需要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表现为,在致力于创新时,能舍生忘死。就象中国科学院王选院士那样,为发明最新排版印刷,能几十年放弃一切休息日。老子所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中玄之动态,就包括这种意志力在内。或者说,“众妙之门”并不如俗见认为那样,以为单纯借玄想就能轻易打开。这也如同禅宗史上那些开悟禅师一样,必须具有顽强意志力,以至于为开悟能舍生忘死。
七、会通以超胜
“会通以超胜”,由中国明末大儒徐光启提出。他针对当时传教士传西学到中土而提出此说,极富远见。意在推进中学与西学会通,并认为唯如此方能获得超胜之结果。如果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而言,即就思维方式而言,那么值得探讨者,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之会通。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前面所说理性、科学,由逻辑概念思维支撑,并非万能。同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由“象思维”支撑,虽然有自己特殊之长,但也非万能。而且,还必须看到,中国近代发展落后于西方,与自己如何认识和运用“象思维”大有干系。虽然《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大方向,但是,在近现代如
何开出新外王之道,却需要走中西会通之路。在“象思维”问题上也是如此。当“象思维”在象之联想与体悟中进入“无”之精神境界,或进入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之精神境界,从而获得最大想像空间和最大想像自由度时,精神状态随之进入最具原创时段。在这样时段,确实可以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但是“象思维”所作,仅此而已。如果要实际解决所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如同内圣后要开出新外王之道一样,还需要会通。在这里,显然需要“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当然,会通在这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促使两种精神境界连接起来。为此,必须打破传统中使“象思维”仅仅停留在与动态整体沟通那种自我审美受用上,而要在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后,进而能走下神坛,从形上境界下到形下境界,接受和运用逻辑概念思维具体解决问题,并在具体解决问题中继续发挥创新作用。显然,就象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之道还需要在理论上探索一样,笔者这里关于“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连接问题,也属于提出问题,如何具体连接还需要在思想理论上继续探索,任重道远。
首届象思维沙龙
2008年10月25日上午,象思维研讨沙龙在易和书院国学会所举办。参会嘉宾紧密围绕“象思维”这一本原性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文化在
当下的应用分享了彼此颇具科学实证的经验。
与会专家包括(一排左起):黄裕生、李世辉、王以雍、王树人刘福芳、马仙蕊(后排左三)、马健峰(后排左二)
首先由象思维专家顾问委员会秘书长马仙蕊汇报近期的工作,马老师介绍了“象思维”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引起的影响,并介绍了东西方思想和智慧大融合,大交汇的背景。
沙龙由象思维专家顾问委员会王树人老师主持。他指出,汉字认知心理学实验表明,汉语言文字呈现出左右脑均势,而西方文字呈现左脑优势。因此,在智慧的层面上,东方传统文化比西方科学多一个维度。汉字的象形性根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
王老师在与嘉宾交流.他认为《易经》是国学的源头与魂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它特有的思维内涵与特征,追根求源,体认传统文化,无论医、儒、道、禅、武,都不可能跨越《易经》这部经典,换而言之,都无法脱离“观物取象”与“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
同时,王老师认为综观历史,无论东西方,能够创新发明出新事物的思维源自象思维。西方的艺术教育是对人的基本教育,它超越了公理与公式,增强作为人性的情趣。如果说左脑是技术家的摇篮,右脑则是发明家的温床,如果左右脑不能平衡,只说明左脑的功能,发明创造就会枯竭。最后,王树人老师指出,当前象思维的研究期望是在特定领域,比如企业管理中接受象思维的启发后,能够提出并完善原创性的理论与实践。
随后李世辉先生谈了科技创新中象思维的应用并以国防信息技
术为例,谈了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应用——如何把中西两种思维,两种资源结合起来并达到利世的效果。
王以雍先生谈到:中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他说能否回归象思维的问题,是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根本问题,国学管理修心开智的关键问题。并结合自己的体悟说,智慧创造的过程是悟在思前,即觉在思之前。悟是源,思是流,并以朱熹与陆九渊的公案为例讲解引人入胜。
刘福芳女士谈到:象思维也是悟性思维、感觉思维,自己是有“感”到悟。感什么呢?感悟大自然,天人合一。
刘福芳女士在与嘉宾热烈交谈,她认为自己中西画都精通,得益于体认到易经中的“阴阳观”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先靠阴阳相合则生,阴阳相离则灭。体认到象思维之后我才感觉到书画中疏密的功夫,乃致于“和”的境界,都源自易经的功夫。
黄裕生说:自己坚持以本原性思维(象思维)研究中西文化,关于悟的经验以前用逻辑关系来研究中华经典,找不到内在的联系。后用悟的方法研究,才可以看见古圣先贤的心,由此自己的内心变得十分快乐。
王老师正在为学员们签字赠书,现场气氛十分和谐融洽.
象思歌
溯源问道心相系,
本真七君今朝聚.
象思因缘应珍惜,
体解不二甚深意.
溯源问道心相系,
本真七君今又聚.
象思因缘应珍惜,
自他成就志不移.
溯源问道心相系,
本真七君今重聚.
象思因缘应珍惜,
会通东西和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