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哲学的几个问题：评加勒特·汤姆森的著作《笛卡尔》

加勒特·汤姆森是美国伍斯特学院的康普顿哲学教授（级别可能相当于讲师，Garrett Thomson is the Compton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The College of Wooster，摘自该学院的网站），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哲学博士，擅长领域为康德、笛卡尔、洛克和莱布尼茨等。他写的这部短篇著作《笛卡尔》被列入张世英、赵敦华主编的《世界思想家译丛》之中，中华书局2002年7月出版，译者为王军。

汤姆森评述笛卡尔时明显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一书的影响，作者在最后一章《补遗》当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评述笛卡尔的问题上处处用到“私人的”和“公共的”等字眼，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本文将围绕着作者所研究的其中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我直觉到“我在”

笛卡尔的演绎方法的起点是“能够通过直觉清楚而明显地得知是真实的”命题，直觉是“在精神上掌握或看到这些简单命题的真理性的能力”，这一方法来源于数学。笛卡尔在《方法谈》中列举了这样的例子：“我能够凭直觉感到我是存在的、三角形有三条边。这些真理可以通过理性之光而获得。”因为“直觉是对简单真理的直接的精神感知，因而它是不受怀疑的。”（pp.30-31）这里，直觉因为它的感知对象是简单真理，因而具有确定性，而演绎推理是派生的，它利用了直觉的确定性而保证了推理过程的确定性。因此，在这里，“我在”并不需要靠演绎，只需要靠直觉就能拥有确定性，因为“我在”是一个简单真理，这个观念是清晰的。在现代哲学中尤其在柏格森哲学，我们已熟悉了将理性与直觉对立起来，但是在笛卡尔的术语中，直觉却意味着“一种天赋能力”、“理性的光芒。”（p.34）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二、怀疑方法

汤姆森说：“笛卡尔的‘怀疑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确定性，找到可以在知识重构中充当可靠基础的命题。”这一点很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说法。在这里，笛卡尔并不是要怀疑直觉，而是怀疑信念和感觉，信念有可能是迷信，感觉有可能会出错，世界并不是我们感知的那个样子。这里，汤姆森运用“悬置”一词来总结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即不加判断，而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pp.42-43）

那么，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会不会导致怀疑主义呢？汤姆森认为，“笛卡尔的巧妙论证中所存在的弱点是假设经验材料仅仅存在于观念中”，因此，我们知觉的不是外部客体，而是自己的观念（pp.48-49），既然每个人都只知觉自己的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会容易认为笛卡尔是怀疑主义者。但是，汤姆森认为，“笛卡尔绝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怀疑只是一种手段。”怀疑“使我们从感觉的影响下获得。”怀疑其实是一种思考的艺术，帮助我们“习惯于赞成清晰而明确的观念。” （pp.50-51）

汤姆森认为，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弱点，抛弃这种假设，而“假定我们直接感知的是外在客体而不是观念”，这样才能避免将观念当作本质上是私人的思想客体。汤姆森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为，“我能够以一种本质上是私人的方式进行确证或重新确证的概念并无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有私人的参照物，参照物总是公共的，如果没有公共的外在标准，那么“事物看起来是怎样的与事情实际上是怎样的必然是相同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有意义的确证需要存在出错的可能性，因此有意义的私人确证就不可能。这里，汤姆森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驳斥私人语言正是对笛卡尔的这个核心观点的挑战。

三、“我思故我在”的推理步骤

按照汤姆森的说法，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分三个阶段：1.怀疑建立在感觉上的信念；2.怀疑自己无法区分梦和醒；3.怀疑有一个恶魔在尽力地欺骗我。（pp.43-46）最后一个阶段，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即便如此，恶魔能使我怀疑自己的存在吗？笛卡尔否认了这一点，“我怀疑故我在”。怀疑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思维一词在笛卡尔的术语中还包括“意愿、情感、想象以及人能直接意识到的任何精神活动。”（pp.53-54）汤姆森认为，笛卡尔眼中的“有意识的心灵是显而易见的”，“既明显又不容修正”，因此，“思想本身是不容修正的。”这样，“我怀疑故我在”就可以扩展为“我思故我在”。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汤姆森的思路：

如果恶魔不存在，那么我一定存在；

如果恶魔存在，那么他能够引起我的怀疑；

即使恶魔使我怀疑，我也不能怀疑我的存在；

思想活动是不可怀疑的，我们靠理性直觉而保证它；

怀疑属于思想活动的一种；

思想活动中，其他的思想活动并没有怀疑这么具有怀疑性；

那么，既然我都无法怀疑我的存在，

我也无法意愿、想象我的存在；

因此，我思故我在。

这个推理的关键，就是“我思”是不可怀疑的，这是笛卡尔答复伽桑狄时反复强调的，是符合笛卡尔的原意的。而汤姆森的特色，就在于他区分了怀疑和其他思想行为在怀疑性上的程度。

四、“我思故我在”是推理还是直觉

尽管“我思故我在”有一种推理形式，但却不是三段论，笛卡尔在给梅森的信中写道，“我思故我在”是“通过心灵的简单直觉把它看成某种不证自明的事情”，如果这是三段论的话，那么就需要一个大前提，即“任何思想的事物都是存在的”，但笛卡尔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事实上他会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离开存在他是不可能思想的’。”这是“我思”的预先假定，它说明了思想与存在的必要联系。

这里的问题就出来了，“我思”的确定性应该如何来保证呢？是靠内省和直觉的手段吗？汤姆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思”是一种直觉还是一种推断？汤姆森自己的回答是：“兼而有之”，“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因为，这种推理也需要直觉，“它是一种我们作为直觉直接抓住的推理。”（pp.55-56）

五、清晰而明确的观念

汤姆森还提出了一个看法：“把‘我思’看作是笛卡尔哲学的基础，可能是错误的。坚持清晰而明确的观念是真实的，才是其更为核心的问题。”（p.58）汤姆森将这样一个原则称为“纽带原则”，“因为它像一座桥梁服务于私人观念王国与外部世界”。（p.68）

当我专注于自己的心灵时，我才可能拥有清晰而明确的观念时，这种观念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不是正确性，而是不可错的，不模棱两可的，是悬置状态的，因为判断“涉及意志问题”。（p.69）在这里，汤姆森提醒我们不要把“确定性”（certainty）和“正确性”、“真”（truth）混淆。

六、什么是思想

从外延看，笛卡尔眼中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两大类：观念和意志，前者无所谓真假，后者判断真假，汤姆森认为，“意志大体上就是某个人在观念的指导下所做的事情。”（p.74）

从内涵看，思想又分为精神活动（事件）和客体，精神活动分知觉和意愿，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精神客体与思想活动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思想总有相应的客体，即心灵中的某种东西，某种观念。这个想法与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有类似之处。

笛卡尔还认为，观念“应该通过它们如何被拥有它们的人所感知而得到界定”，汤姆森将这种思想称为“内省性解释”，“似乎是对精神状态所做的一种主观的和本质上是私人的界定”，内省性解释意味着，“精神状态即使明显的又是不容修正的。”（p.90）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如果我正在思想，我就必定知道我在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是真实的，“这种精神状态似乎完全地呈现在意识当中。”（p.91）

汤姆森认为，还存在另一种解释方式，即功能主义的因果分析，它既避免了行为主义的过分简单化，又避免了“内省性方式所提供的基本上是第一人称形式的主观标准。”（p.92）但笛卡尔将内省性解释运用于人的精神状态，将后者运用于动物的精神状态。（p.95）

汤姆森认为，内省性解释是“纯粹现象学的和私人的界定”（p.96）。在我看来，正是内省性解释的私人性质导致它无法扩展到公共领域，所以欣提卡才驳斥对“我思故我在”做内省性的解释。

汤姆森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翻译过来仅有8万字，但却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笛卡尔哲学的很多难题串在一起，试图做出一些阐释。在这些阐释中，我们看到了笛卡尔哲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胡塞尔的方向，一是维特根斯坦的方向，他们以笛卡尔的“知觉客体是观念”的核心问题做出不同的回应，前者肯定了这种观点，并主张内省的解释；后者否定了这种观点，并主张一种接近于汤姆森所说的功能主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