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5日)
听说中国人首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迫不及待地找了来看,毕竟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中国人早已只能称为“华人”了。
刚看《蛙》第一部分的序,就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是质疑莫老的文笔,而是这部作品竟然是“蝌蚪”写给日本作家的书信体小说。在这当口,写给哪国人不好,偏偏是日本人?特别是第一部分中的一段: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里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更甚了,甚至开始怀疑这部作品能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否涉及政治因素。
小说写到了中国闹饥荒时全公社没出生一个孩子,写生活变好之后为实行计划生育残害了不少生命,写时对人性的,写中国人重男轻女,为生儿子不计后果。写对内地人的吸引力,主人公的未婚夫叛逃。当官的如何,一个小小的乡卫生院院长只会向上级送礼和诱奸下属;大款如何奢靡,包了二奶再包三奶四奶……
看小说的过程中,我确实产生了我们中国人“家丑不外扬”的想法,产生了“自家孩子怎么打都行,别人不能碰”“人民内部矛盾没必要向全世界宣扬”的想法。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肤浅很幼稚,但它确实产生了。不产生这样的想法也不太正常,毕竟我受了党的教育二十多年,对自己的党和国家怀着极深的感情。
尽管如此,我知道自己的文学素养应该不只是到这一步,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品,就要把现实刺裸裸的揭示出来给人看,就要触及人心灵的最深处。虽然80后的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些,但我知道它确实存在过。所以,就算心里再不舒服,我也不得不承认,《蛙》的的确确反映了中国发展史上一些许多人都知道却没有说出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