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之一

精英教育之一：勇于实现更大的自主

——中德学者激辩：何为理想大学

              （选自2011年9月《新华网》）

海德堡大学校长伯恩哈德-艾特尔教授（Bernhard Eitel）指出，德国大学要有明确分工，并强调了精英大学的必要性，而特长化和区别化则是实现卓越性的基础。

  海德堡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专业设置从中世纪以来不断完备，已拥有一套近乎完整的德式大学专业体系。大学的首要目标是，坚持以联系科研的教学为重点，以欧洲顶级大学身份跻身于世界顶级大学前列。

  海德堡大学第二个重要的目标在于，保持“传统式大学”的形式，并长期坚持专业的多样性。这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而是一种完全实用性的立场。海德堡大学最大的长项之一就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拥有多种多样的、最高水平的知识储存。这种多面性的知识储存可以针对新的研究问题快速进行重新组合。

  德国高校目前被要求争取的国际化和世界品牌质量，海德堡大学现在其实已经具备。同样可以在国际上已经明显得到发展的研究重点之上继续建设，这些重点在很多情况下都跨越经典专业并打破其界限。海德堡大学重要的竞争优势还在于，拥有多种与校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的机会。这是大学所在地的一个特性：海德堡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城市，城市中同时又拥有大量的校外研究机构，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距离也很近。

  这种科学基地的结盟不仅对科研很重要，对教学也同样如此。比如，海德堡大学在最近几年与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共同设立了 “桥梁式教授”职位，即该职位经费由多方共同承担。这种新的资源既有助于各科研工作之间的相互联络、吸引并留住卓越的科研人物，也同样有助于开发新的课程和设立新的研究生专业。大学与其周围科研机构的专业能力的联合在此也得以体现。

  海德堡大学致力于发展具有自主能力的组织形式，因为上面所讲的潜能要得到有效发挥，大学必须能够制定并实施自身的发展战略。为此，大学必须要求政界给予更大的自主权，并利用大学特有的塑造空间。

  政界经常要面对有关大学的任务和功能的问题，这时候往往是联邦州关于结构性的考虑优先，比如在乡村地区或者基础薄弱的地区建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或者双元制大学（编注：指一种与企业合办的大学形式）。财政方面的考虑往往也影响到高校的发展，或者通过某些鼓励措施实现对高校体系的“调节性”干预。这时候，高校之间的相互区别往往被忽略，不仅仅是不同种类的高校的区别，而且也有某些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区别。许多高校措施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严重忽略这一现实，不明确承认德国高校系统内的分工。

  观察一下由州拨款的大学，它们与依靠联邦拨款的研究机构共同构成德国科研的脊柱，此外还把培养科学后起之秀作为核心任务。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通过大学卓越计划，不同大学成就上的巨大差别显现了出来，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在卓越计划的竞争中获得成功。这表明，只有这些大学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研质量。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其它大学也有成就卓著的科研人员，但是他们目前所在的机构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影响。这一或许会让人不舒服，但是显示了目前越来越明显的分工。

  大约 10到20所的顶级大学拥有足够的科研人员、基础设施、环境和国际联系网，能够在相当高、甚至最高的水平上从事基础研究和以科研为目的的教学。为此，他们需要学术研究自由、大量减少所受的干预，需要长远而稳定的计划，需要自己挑选最好的学生。

  同样必须还有合理的辅导比例，这样才能对学术新生代从方法和内容上进行培养，使其承担领导任务或从事科研工作，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形成对自身工作的道德基础和义务的认识。这里首要的不是培训，而是养成，是引导新人对于事关我们未来的重要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同样是这一小部分（顶尖）大学，其成员与校外的、包括国际的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合作，对事关人类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为此目的，大学的教研工作应以科学研究为导向。这一小部分（顶尖）大学的任务在于，对未来进行预先思考，探寻基础，开发解决方案，给社会决策者提供必要辅助。大学生，包括本科生也应该明白，这样的大学给他们传授的是从事科研工作和继续深造的能力，包括国外留学的机会、参加专业会议的机会，要通过自主的学术工作获得读博的资格。这需要时间，需要学术自由，也就是说，还需要耐心和计划的稳定性。

  德国的教育并不缺乏目标，但是往往缺乏对我们的教育体系分工的理解，缺乏承认这一点的开放度。这方面的讨论必须勇敢地进行下去，然后就会明白，谁为什么能把什么做得最好，谁为此需要并且也能得到多少资金。

  作者简介：伯恩哈德-艾特尔（Bernhard Eitel）， 1959年生，大学期间于卡尔斯鲁厄学习地理学和德语语言文学，19年在斯图加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5年应聘到帕绍大学任教，自2001年起在海德堡大学任自然地理学教授，并于2007年当选海德堡大学校长。

  译文：贾枝平

精英教育之二：中国需要养成君子之大学 

——中德学者激辩：何为理想大学

（选自2011年9月《新华网》）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者在于，缺乏养成“君子”之机构。

  君子是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在周代就有“君子”一词。但当初，君子就是贵族。孔子在封建制开始瓦解的时候，对君子一词的内涵进行了转换：一个人虽为平民，但只要具有德行者，即为君子。从此，人人皆可成君子，而成为君子就是中国人做人的理想。

  孔子意义上的“君子”，较为接近于欧洲人所说的“绅士”。两者都强调美德和服务社会的实践性技艺。但相比于绅士，“君子”一词更加突出其读书、明理。因此，君子首先需要接受教育。

  孔子及整个儒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通过合理的教育，养成君子，养成君子构成儒家式教育的基本目标。孔子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创办了平民的君子养成机构：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其性质类似于封建时代欧洲的大学，但孔子的目标是把平民弟子们培养成为“君子”。孔子之后，不论汉儒之在家授徒，还是宋儒之开办书院，也都是为了养成君子。

  因为，在儒家看来，君子是社会治理之本。这些君子掌握知识，具备德行，同时也具有治理的技艺和智慧。凭借着这些特质，在民间，他们可以赢得民众信任，领导和组织社会的自我治理。他们也可以进入机构，担任，给输入理想主义的精神。

  正是依靠他们，在三千年历史中，中国这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大体上维持了尚算合理的秩序。现代中国最为伟大的立宪者，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乃至于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人，也都是儒家的君子。可以说，传统社会之正常运转，端赖于君子教育体系之存在。

  不幸，二十世纪初开始，这个传统陷入危机。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引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欧洲，一直存在一些精英型中学、大学，即便到了现代，他们依然可以训练绅士。但中国引进大学制度，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的，那就是迅速赶超西方，而人们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现代的“科学技术”乃止工程上。人文性教育遭到大学当局忽视，而君子-绅士之养成，与此类教育关系极大。

  当大学制度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发生了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运动，这场运动的口号是“孔家店”。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儒家传统教育，比如，宋儒所创立的书院，被迅速而彻底地抛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学，在大学中也没有立足之地，归于消亡。其严重性就类似于，在西方，不再存在神学和古典学。

  二十世纪中期，院系调整切断了本来就不那么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教育传统，按照苏联模式改造的大学普遍变成了专业技术培训学校。大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训练工程师。这样训练出来的人既缺乏德行，也不具备治理的技艺和智慧。

  八十年代之后，这种极端局面有所缓和。但是，实用主义精神已经深植于大学身体之中。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表现形态，即商业化。在商业目标驱动下，大学规模急剧膨胀。大学普遍瞄准商业世界的需求，培养能够具有赚钱才能的人。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与儒家君子教育传统愈行愈远。的操守同样呈现出明显的下降的趋势。此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是，君子教育的断裂，干系极大。

  当下中国欲形成优良治理秩序，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君子养成体系，以培养一个兼具德行、技艺和智慧的精英群体。但是，如何在现代社会、文化脉络中重建君子养成机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设想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在大学中展开君子养成教育。过去十年，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而在大学开设了高等人文学院或者文科实验班，对少数学生进行精英教育，包括辅导他们阅读中国、西方经典。不过，在喧嚣的大学环境中，学生、老师们都很难避免浮躁之风的冲击。

  第二种途径也许更为可取，但尚无人尝试，那就是，对传统书院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开办现代书院。目前已经有一些儒者开设了书院，辅导学员研读儒家经典。但是，此类书院普遍规模较小，学员参差不齐，且其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及西学缺乏足够重视，因而，对无法与一般大学竞争，对优秀青年缺乏吸引力。

  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创办现代书院，也许更有前途。这种现代书院或许类似于美国的小型人文精英学院。应当说，随着中国人的财富增加，有一些父母已经可以超出功利目的考虑孩子的教育，如果有人创办此类师资强大、条件优越的现代书院，或许不乏问津者。它将延续传统书院教学相长的传统，学生通过阅读中西经典，参与校内外的各种公共活动，理解社会与文化，养成伦理责任感和领导能力。

  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当然并不就是君子。君子需要在实践中成长。但这样的教育对于君子之养成，同样至关重要。此类现代书院教育，最有助于青年人进入社会后成长为君子。而君子群体的形成与扩大，乃是中国社会形成健全秩序的基本前提。

  作者介绍：姚中秋（秋风），学者，现居北京，目前主要研究儒家思想、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演变与现代秩序构建。

精英教育之三：中国可“进口”精英教育 

——中德学者激辩：何为理想大学

（选自2011年9月《新华网》）

从入学比例上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国际公认标准是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入学率在15%至45%之间为大众化教育，超过45%为全民高等教育。除开高等教育入学率，我们的高等教育既不精英也不大众。

    古代皇家宫廷、贵族城堡、地主庄园，现在成为名胜古迹，游客人流如织，很少人有兴趣去体验古代贫民生活。我们现在所称的古代文化，无论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通常只是上层精英留下的作品，贫民阶层的遗产乏善可陈。古代文明由少数精英所创造，有人由此事实推论出社会应该赋予精英特殊地位，这种观念被称作精英主义。由柏拉图开启的古典欧洲精英主义有强烈的贵族倾向，把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儒家的精英主义更看重个人修养和学识。

　　科举制度可看作儒家精英主义的政治实践。科举制度之前汉魏南北朝搞的是察举制，和现在企业人才招聘类似。察举制度的好处是兼顾学识与修养，但是效率较低，候选人群有限，平民百姓很难入朝廷法眼，士大夫家庭有先天优势，于是强者恒强，阶层分化严重。

　　科举制度相反，遴选效率高、范围广，但是科举考试的知识面很有限，人身修养就更难考核了。科举制度延续千余年终于在1905年被废，主要是僵化的科举考试内容与现代社会越来越脱节。如果逐步调整科举考试内容，向当今的公过渡，也许社会变革会平稳一些。在没有建立更好的精英遴选机制之前，仓促废除科举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半个世纪充斥着军人干政，军阀混战，同时青年才俊涌入，又使传统文化迅速陷入断代危机。

　　如果说废除科举与满清覆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恢复高考在开启改革开放当中的标志性意义则是全民共识。高考和科举在遴选精英方面的功能是一致的，大专以上文凭自动获得干部身份，1990年代以后才增设公，分担高考的功能。恢复高考为输送了大批后备干部，缓解了干部断层危机，这是恢复高考和恢复高等教育的显著成果。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科技人才的渴求，一些重点大学先后开办了少年大学生班，将全国的早慧儿童集中起来培养。30多年后总结，不说失败吧，至少是辜负了当初的殷切期望。能够考入少年班的孩子智商无疑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批高智商儿童成就未如理想，不是他们个人的遗憾，而是民族的损失，损失无法估量。

　　大学方面承认，培养少年大学生经验不足。实际上何止是培养少年大学生方面经验不足？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基数，国内大学毕业生水平却不敢恭维。偶然有几个冒了尖，还很难说是大学教育的贡献，或许是大学课堂没有把天性抹杀干净的结果。全国顶尖学府清华北大曾被戏称为“留美预科班”，现在面临港澳台新的竞争，再过些时日“留美预科班”恐怕也难保。教育收费改了又改，不合时宜的教育程式却纹丝不动。有位理工科少年大学生仅仅因为哲学不及格，拿不到本科毕业证。陈丹青教授因为不满学校对研究生的无理要求而辞教，按学校规定美术专业研究生的高等数学必须及格，高等数学在美术创作中有什么用？

　　这种僵化的高等教育模式用在通识教育上或许还行，绝不适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强化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方面在国内看不到改善的前景。权宜之计是将高教经费按在校生人数补贴给所有高校，让财政的甘霖普洒在国内学生头上，老老实实做好大众教育。

　　中国的精英教育可以像进口奢侈品一样交由外国高校承担，甚至不用出国，、澳门和就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近年港澳地区高校发展迅猛，跟市场需求拉动关系极大。尤其是特区，高等教育才起步短短十多年时间，就从一个“文化沙漠”崛起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教育之都，在大学排名榜上，港大、科大等数间大学远超清华、北大。跟清华、北大不同，这个成就是在没有花费一分钱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取得的。回归祖国十多年，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让培养中国精英一点也不丢份。

　　作者简介：信力建，中国民办教育家，中国民办学校第一人，在多家媒体开有专栏。

精英教育之四：卓越计划，正路还是歧途 

——中德学者激辩：何为理想大学

（选自2011年9月《新华网》）

2012年6月，德国的大学卓越计划（编者注：关于德国的大学卓越计划，请见阿明-希默尔拉特为本专题撰写的文章《变革中的德国大学》）将分发最后一笔奖金。届时，2011年的竞赛新获胜者（7项未来方案、27个卓越联合和25个研究生学校）将与2006年和2007年两轮竞赛的获胜者（9项未来方案、37个卓越联合和39个研究生学校）共同竞争总额为27亿欧元的奖金。此前，德国的高校制度正是突出平等方面，显得与以精英大学为高等教育核心特征的法、英、美、日等国家颇为不同；而现在，通过这种竞赛，德国在塑造精英大学方面开始与这些国家接近了。

　　官方一再将这种竞赛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改变而加以庆祝。德国教育安妮特-沙范（Annette Schavan）称这种竞赛谱写了“科学史的新篇章”。其他人的看法则多数没有这么激烈，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兼学术评议委员会认为，这一计划“带给德国科技体系出乎意料的振奋气氛”。

　　而现实看起来则远远没这么正面积极，根本也谈不上什么普遍的振奋气氛。这一点通过2010年对1700名大学教授进行的一项颇具代表性的调查可以明确证实（这一调查由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资助的科研信息与质量保证研究所进行）：几乎3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项计划根本不适于加强德国的科研优势，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不怎么合适，只有16%的人认为比较合适，仅仅7%的人认为很合适。批评意见比赞同意见多一倍以上，即使参与获奖项目的教授中也是批评者稍多，只有在那些经费来自卓越计划的教授中，赞同者才占多数。

　　教学地位降低

　　这样的调查结果比官方的豪言壮语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因为，这项计划带来的两个后果到目前已不可忽视了。首先，这项计划造成了德国高校剧烈的等级分化，这不仅是在象征性的层面，“精英大学”作为新的顶级梯队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而且也存在于物质层面。在前两轮竞赛中，仅仅四所大学，即慕尼黑的两所大学以及亚琛和海德堡大学，就分获了奖金的三分之一，而前十名大学则囊括了近三分之二的奖金。这两个数字分别是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在竞赛开始时设想的两倍，构成了高度的资金集中。此外，按成就分配大学经费在越来越多的联邦州成为惯例，这样，在卓越计划中获胜的大学再次得到优惠。这时候关键的一个标准总是争取到了多少第三方资金。哪所大学在联邦一级获得资金，那么在州一级则会因此再次得到奖励，获得份额更高的州教育经费。

　　卓越计划如今已显现的第二个后果，是教学工作的进一步贬值。金钱和声望只向在科研中卓有成就的人招手，这是卓越计划规则导致的必然结果，对高校作为整体来说是如此，对教授个人也如此。参与成功的卓越联合的教授，通常要求大幅减少教学负担。到目前为止，他们平均能够减少大约一半的教学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官方有关所有优秀的科研与优秀的教学密不可分的誓言，显然已成了空话。卓越计划长远来看将带来什么，从上述两个现象中即可引申出来：德国的高校将会明显分化为科研大学与教学大学。属于前者的是卓越计划的赢家，总共不过30所大学，属于后者的则是所有其他的，也就是大多数大学。

　　高校质量普遍受到威胁

　　德国的科研能力能否通过上述途径得以提高，很值得怀疑。与少数赢家科研能力的增强相对的，是作为大多数的输家的能力降低。从长远来看，传统上普遍的高质量可能由此而丧失。如果算上非高校性质的马克斯·普兰克研究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普遍的高质量保证了德国的科学几乎总是紧随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如果没有这种普遍的高质量，尖端科研的基础就会逐渐削弱。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那里的高校体系因为多数学校质量不够高，不能为哈佛这样的顶级大学培养所需的新生力量，这些大学大约一半的科学家只能从其他国家引进（首先是从中国和德国）。德国的“精英大学”不可能走这条路，因为它们没有可以与此相比的雄厚的资金基础。它们只能更依赖本国的后起之秀。如果后起之秀缺乏，从长远来看将会对德国大学带来负面后果，对作为科学基地的德国总体而言也一定是不利的。

　　如果看一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精英大学是否有利于科学进步，也很成问题。比如，法国这个例子就表明，这样的精英机构的存在并不一定与科研能力相挂钩。精英大学唯一的特点是，它们总是能重复地培养出本国的精英阶层，而非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再过一二十年，在德国也将会看到这种情况。

　　作者介绍：米歇尔-哈特曼（Michael Hartmann），1952年生，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学期间学习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76年硕士毕业，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获得特许任教资格，其工作重点为精英、管理与高校科研的国际对比研究，最新出版书籍包括《业绩精英的神话》（2002年）、《精英社会学》（2004）、Sociology of Elites（伦敦，2006年）和《欧洲的精英与权力》（2007年）。其著作多次获奖。

　　译文：贾枝平

　　2011年9月

精英教育之五：精英大学与服务型大学互补并存 

——中德学者激辩：何为理想大学

（选自2011年9月《新华网》）

编辑约稿时要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专门教授精英的大学，还是需要为更多人开放的服务型大学？”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误导性。叉烧，还是烤鸭？不能来份双拼吗？在我看来，精英大学和服务型大学并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排他性选项，两种办学理念完全可以并存，而且应该并存。

我曾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求学。伯克利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其办校宗旨就是追求卓越，出过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毫无疑问，这是一所培养精英的大学。但同时，这也是一所对公众开放的服务型大学。伯克利是最早开设并推广网络公开课的大学之一，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能通过网络听到顶级学者的授课；伯克利每年还从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相当于大专）招收一定数量的合格学生作为本科三年级插班生；校内几乎所有的讲座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还有大量讲座通过网络与全世界共享；学校与周围社区也有各类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我所在的历史系，就与附近的监狱“结对子”，定期组织研究生去给监狱犯人上历史课。伯克利正体现了精英大学和平民大学的结合，其校训“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代表了启蒙的理想，让知识之光照遍每个角落。

现代大学探索知识的未知领域，支持鼓励原创性研究，教育青年成为有专业技能和思考能力的公民，是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核心机构。 因此，对大学而言，所谓的公共服务精神，不应仅限于组织学生志愿者去参加各类活动，还应该有组织有系统地把自己的教学资源与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分享。越是知名的精英大学，意味着掌握着更高深更广博的知识、更具有批判性洞见，也就越有责任去做知识的传播者，启蒙大众，服务社会。

我们需要培养卓越人才的大学，但之所以需要那样的精英大学，不是为了去争“世界一流”的虚名，也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也能培养大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为了有一组强有力的“发动机”去制造原创性知识、培养高水平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和综合国力。在这个意义上，精英大学如果满足于“象牙塔”的高度，不能向更多人提供服务，才是不正常的，有悖于其存在的根本价值。考虑到中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大部分的资金都来自拨款，精英大学尤其获得比其他高校多得多的资源，因此也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回馈社会。我们需要精英大学，还是需要服务型大学？这个问题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精英大学本应天然就具备的服务性和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当然，有鉴于师资和资金局限，不可能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大学都建成高水准的研究型大学。为了满足人才培养的不同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肯定会有不同类型的大学，而一个良性发展的高教系统，会保持各种类型高校的平衡发展，鼓励相互间的交流互补。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更需要哪种类型的高校，而在于如何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发挥各自更大的作用。精英大学可以通过帮助那些主要从事教学的大学（所谓的“二本”和“大专”）培养师资人才，接受来自这些普通大学的优秀学生短期交流甚至插班，提供网络公开课和公共讲座等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服务作用。而以教学为重的大学也不必自甘平庸，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和科研素质，对学生因材施教，尤其是培养他们的求知欲和思考能力，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职业培训和知识灌输。在高教系统内部，高教系统和整个社会之间，保持知识和人才的良性流动，才能真正有效地使教育资源转化为人和社会的成长和进步。

如果我们不把精英大学和服务型大学看成是互相排斥的选项，而是高等教育中互补并存的两种理念，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我希望，精英大学更亲民，更开放，更有服务社会的自觉；而普通高校则更有自信，对学生更负责，更有理想和上进心。如此，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受益。

作者简介：刘文楠，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精英教育之六：德国的非公立高校

——中德学者激辩：何为理想大学

（选自2011年9月《新华网》）

私立大学，包括私立应用技术大学近些年来在德国大量增加。这些非公立高校在德国高校领域起着怎样的作用？其目标何在？

“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高等教育机构新增数量呈上升趋势。很多新学校都冠以英文的University、学院、Management School或Business School这样的名称。”这是德国科学评议会在2000年1月发布的消息。此后不久，德国开始启动针对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认证注册程序，当时全德国通过认证的有大约24所教育机构。如今形势进一步明显变化：根据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2011年7月26日数据，如将教会所属的大学也计算在内，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德国高校是非公立学校，总共约140所。在北威州，有总共25所非公立高校，按德国联邦统计局2010-2011冬季学期数据计算，该州已有28%的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包括教会所属的应用技术大学）是在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学习。但是，尽管非公立高校数量如此之多，其中注册学生却相对较少：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9-2010冬季学期的数据，总数210万名德国大学生中，仅有不到10万名学生就读于非公立高校。不过非公立高校的吸引力仍在增长，尤其是对那些能承担得起学费或者能获得额外奖学金资助的学生。

这一发展是与教育市场全球化和经济化相关联的。教育市场变化不断加快，愈来愈多样化、国际化，同时也更加复杂不透明。这使非公立学校在教学安排和组织形式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自主空间。鉴于这些非公立学校同样要颁发学位，以及拥有作为“高校”的相应声誉，以高校的身份活跃国内外，所以需要对其进行严谨认真的认证过程，确认它们能够保障必要的学术自由，有足够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且符合社会上公认的学术标准。这也正是德国科学评议会对这些学校进行认证的目的所在，同时，这样的认证过程也保护了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学生，以及招募其毕业生的公共与私人机构雇主的利益。

如今新的非公立高校的办学目的、创办者身份和自我定位均多种多样。发起办学的有个人、企业家、基金会、公司，也有各种协会、教会联盟，个别的甚至是商会或公共社区。创办大学的目的同样各不相同：有的表示是为促进德国高等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或为某一特定学科的改革做贡献，也有是以获得某一特定经济领域的利益为出发点。总之有大量的高校主要以私营企业的方式运营。在这类高校中有一种很普遍的趋势，即在德国境内或者在邻国开设多家“分校”，以增加其学生数量。

非公立大学所设立的专业也是多种多样。一个很明显的重点在于企业管理学和管理学领域，且通常与信息学和传播学相结合。与公立大学类似，传统的企业管理学在这里也呈现出细分化得特点，如被分为酒店管理、体育管理、旅游管理、活动管理、会议管理直至“航空管理”等等。此外还包括艺术类和设计类、以至治疗学类专业；另外也有神学、社会工作、社会教育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专业外，非公立大学还提供大量的以远程教育、混合式学习以及双轨制形式招生的专业（译者注：双轨制专业是指除了理论学习外还固定安排职业培训或者现场实习的专业）。

然而，按照国际高校系统中普遍的专业广度，非公立高校领域尚缺少能在学术成就方面取得像样成就的专业领域。除了个别情况外，非公立高校眼下几乎没有在自然科学上有什么建树，即便是在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领域，特别是物理、化学、材料学以及生命科学方面，都几乎不具备竞争力，在大部分人文科学领域同样如此。此中原因主要在于，几乎所有的非公立高校的运作都依赖于学费，这是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凭借这些学费带来的收入，非公立大学既不能在试验室进行大规模科研，也无法在国际科研竞争中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非公立大学通常集中力量于教学和发展与职业实践结合紧密的专业，是可以理解的。更引人瞩目的是，有少数非公立大学依靠详尽明确的科研定位获得了成功。它们寻求与国际科研水平接轨，并为德国高校系统的多样化做出贡献。其中也包含一些“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它们以这种定位在德国开创出了一条新路。为了不仅能够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教学水平，还能从事以基础科学为导向的研究，除了不菲的学费外，这些非公立高校还需要通过基金会、个人捐助或者科研促进机构等第三方取得长期大量的资助。

目前，大部分非公立高校都选择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应用技术大学。因为在德国的教育传统中，应用技术大学将教学作为重点，所设课程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通常与企业界保持紧密的合作。这里的课程结构安排紧密，为顺利且高效率的学习创造了条件。与大量公立高校相比，注重服务的理念和良好的师生比例是非公立学校所具备的明显竞争优势，这也符合学生们将自己视为“支付学费的客户”的期待。在非公立应用技术大学中，学费的差别非常大。已在德国科学评议会注册的此类高教机构中，学费从每年3000欧元到7000欧元不等，平均费用在每年5000欧元。这样，一个三年制本科学士学位读下来需要15000欧元的学费，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费用支出。

作者介绍：迪特马尔-戈尔（Dietmar Goll），德国科学评议会“高校投资与注册”事务部主任

译文：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