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中的文学

(一) 作者簡介

    這篇文章的作者Albert William Levi於1911年生於美國印第安那州，曾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等校，他以著作《哲學與現代世界》(1959)成為第一位愛默生獎得主，晚年任教於密蘇里州的華盛頓大學哲學系直到退休，他一生著作甚豐，反應他在文化史與文化哲學方面的濃厚興趣與深厚造詣。

(二) 全文要旨

這篇文章主要是解釋文學為什麼屬於人文學科的一環？以人文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應該怎樣探討、解析文學作品？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解釋整個人文學概念的演變與發展，從希臘羅馬時代講起，經過文藝復興時期直到當代。以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humanity)概念，文學是經典作品的研讀，著重知識內容的取得，另一種概念則是以中世紀為傳承，文學是文藝研究（liberal arts）的一環，著重取得知識的技能與過程，並包含三個面向：溝通的藝術（arts of communication)、持續的藝術(arts of continuity)、和批判的藝術（arts of criticism）。接著第二部分，作者就分別解釋這三個面向是奠基於人類溝通的須求、對於時間的看法、以及對於合理性的追求，並認定教授文學作品必須要兼顧語言的表達、時空的背景、與理性的反思。第三部分，作者以莎士比亞的劇作為例子，說明研讀文學作品須要注意的九個要素，把文學作品當成是溝通的藝術，須要探討語言、結構、與風格;把文學作品當成是延續性的藝術，則要探討作品的日期、處境、與觀眾;把文學作品當成是批判性的藝術，則要探討作品所傳達的態度、價值、與訊息。人文學科的這三個面向，與其分別涵蓋的九個要素，便是作者強調要充分研讀欣賞文學作品必須同時兼顧的。

(三) 文章內容

作者首先解釋人文學概念的演變，由於歷史發展的偶然，也由於邏輯上的合理性，今天我們所謂的“經典人文學科”主要指的是各種語言、文學、歷史、及哲學的研究。『人文學』“Humanities”或“humane letters”，事實上是羅馬人用來指希臘的文史哲各學科的總稱，羅馬人認為希臘的文明優於自己，便把希臘的人文學科用來作為教育的內容，使民眾得以被教化，以獲得學問與智慧。

但是“經典”這個概念，有文藝復興的味道，代表西方文化史中“斷代” (peviodization)的含意，也表達了一種想要回復與再發現古籍精髓的用意。雖然歷史被認為是連續的，但是西方文化的發展，中間夾著『黑暗時期』（the dark ages）的斷層，現代文明與希臘羅馬文化的連結，是須要被確認與重建的，這個確認與重建的過程，便是透過修道院、圖書館、與私人的收藏，尋找偉大作家與思想家的經典作品，並研讀作品中所蘊涵的智慧。這雖是歷史發展的意外，卻造成了心裡上的嚴重後果，所謂傳統（tradition）不再被認為是我們一向習以為常的行事、思考或感知方式，而是經典文藝作品的傳承。文化史變成偉大作品書目的編排，這些書目有一種奇異的穩定性，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們在許多名人的所謂“必讀書單”或是“代表傳統的劃時代作品”清單中可以看出這樣的概念，因此後文藝復興時代，不再把人文學科看成是藝術、技術、或是教育的方法，而是看成不同的主題。

羅馬時代以來，人文學科的發展是長遠而複雜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除了希臘經典，又加上了羅馬的經典，文藝復興之後，再加上了西方各國家重要的歷史、文學及哲學的作品，使得人文學的內容如汗毛充棟。那些由古代雅典發展到現代倫敦、巴黎、紐約的主流作品，本來被認為是所謂人文學的精華，現在則被認為太過狹窄，只侷限於歐美的作品。所以今日人文學更加上了印度、非洲，甚至遠東的文、史、哲學作品，這是當代人文學的重點。從湯姆士摩爾（Thomas More）到約翰洛克（John Lock）的時代，牛津與劍橋大學用希臘與羅馬典籍使法律更人性化，使公務系統有更寬廣的基礎。在十九世紀的柏林大學，人們用古代歷史作例證，來比喻說明波斯的統一。同時在維也納大學，語言史的研究產生哈布斯堡帝國統治所須的語言技術。今日人文學科的發展，很自然的包含了中國、印度、阿拉伯、及非洲的文獻作品，但是這些增加的作品始終被視為各種主題之下的內容，當我們在學校的課程中加入了『非洲文學』、『中國歷史』及『印度哲學』這樣的主題時，人文學科的內容就一再膨脹到難以駕馭了。

另外一種看待人文學科的觀點，是由同樣古老卻更為重要的教育傳統所發展出來的，這個觀點源自古典時代，在中世紀開花結果，並使得現代大學中都有所謂的“文藝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這種觀點並不把文藝看成是掌握某種學術內容，而是要取得某種技能，比如文法指的是閱讀的技能，修辭是演說的技能，辯證是理解與論述的技能，因此學習不是在智識的殿堂裏累積知識，而是取得一種習慣，以便構成性格或人格的特質，這樣的觀點使得學習的重心從實質東西的取得，轉移至取得的過程。

因此今日所有學習的領域可以簡單的區分為文藝與科學，科學分成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而文藝則分為文藝創作（fine arts）與文藝研究（liberal arts），前者包括小說、繪畫、詩歌、雕塑、美術、建築、音樂的創作，後者則是對文藝創作、以及語言、歷史、哲學等的學術研究。作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承襲自中世紀而非文藝復興，是著重取得知識的過程，而非知識本身，在這樣的觀念下，所謂liberal arts正等同於人文學科（humanities），並包括下列三個種類：

第一是溝通的藝術（arts of communication)：主要是指語言與文學。

第二是持續的藝術（arts of continuity）：主要是指歷史學。

第三是批判的藝術（arts of criticism）：主要是指哲學。

這樣的觀點有個好處，它使我們把人文學看成是文明的技能，而不只是僵硬的學科，是組織並詮釋人生經驗的方法，而不只是資訊的種類。從學科（subject matter）到藝術（arts）的轉變並不意味著犧牲人文的意涵，只訴諸技術，因為這些技術不但無法與人性的須求分割，且被其主導。所謂溝通的藝術、延續的藝術、和批判的藝術，不只是方法的運用與技能的取得，而是以人性與社會生活為基礎，試圖解決人性最深的須求與最複雜的處境，比如:尋求自我的認同、面對社群的挑戰、以及追尋超越人類社會的價值與意義等。

接著作者就針對這三種藝術分別闡釋，第一種是溝通的藝術。這種藝術奠基於以下的直覺，那就是：語言絕不只是關乎個人，而且語言的形式，透露了我們對事物、以及對人的評價，如Wittgenstein所言，語言所表現的意涵，建構了我們的生活型態。舉凡個人的身份認同、社會的真實面貌、以及我們的宇宙觀，都反映在我們所用的語言中。母語的表達呈現我們智識與情感觀點的限度，方言的使用則顯現我們在地的性格，而語言表達的形式，無論是高貴的或是俚俗的、圖像式的或講求精確的，都造成我們的風格。因此，溝通的藝術深深植根於人類對表達與回應的渴求，以及表現自我存在的決心，與經驗分享的熱情。我們所發出的任何聲音，無論是賦予某種意義，或只是社交上避免靜默所做的純粹發聲練習，都不能否認這些聲響有所謂的意志、心智、或靈魂在背後運作。

正如溝通的藝術建基於人類對表達的須求，第二項延續的藝術則是奠基於我們對於“時間”的看法，以及對於“根源”的尋求。這是互有關連的，正如杜威（Dewey）所說，我們現在的所有經驗，是有“前因”、也有“後果”的，這持續不斷的“時間之河”，使我們前有先祖，後有子孫，並造成我們今日所在位置的一切現況與細節，而歷史學的任務，便是提供這些細節，並描繪時間之河中所發生的所有事件。而歷史作為人文學科，不同於社會科學，絕不只是客觀的描繪事件的因果歷程，而是從人性的立場，不斷訴諸人之為人的相關性與重要性。由此觀點來看待這些歷程，人就必然須要去尋找自己的根源，以便找到自我的認同，並進而發現或建立所謂的“傳統”。我們對於家庭、國家、或宗教的過去，自然的表達關切便是此種須要的表現，延續的藝術便是人類了解“時間”與建立“傳統”的工具，也是我們尋根的方法。

第三項是批評的藝術，也就是哲學，這是奠基於人類對於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追求，我們用思考批判來釐清我們想表達的意義、確認價值、並修正我們存在的條件，所有的社會理論，無論保守或激進，都植根於特定的價值觀，透過批判，我們才能在持續的人生過程中建立、修正或替換行事的標準，因為人類生存的本質，本就是對標準持續的質疑。理想上，邏輯（logic）提供了應如何思考的批判標準，倫理（ethics）提供了應如何行為與如何批判別人行為的準則，美學（aesthetics）則試圖提供我們應如何欣賞與如何享樂的標準，批判的藝術，在人文教育中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分析完以上人文學科中的三個面向，作者的意圖其實就很清楚了，教授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要兼顧溝通、持續、與批判這三個層面，也就是要兼顧語言的表達性（linguistic expressiveness）、時空的背景（temporal situation）、以及理性的反思（rational reflection）。任何一個文學作品，都不是絕對靜止的文本，而是蘊含不斷變動的價值，以這樣的框架來教授文學作品，必須分析其語言、歷史、以及哲學層面，任何批評方法沒有涵蓋這三部分，都是失之偏頗而嚴重謬誤的。

接著作者分析文學作為溝通藝術（literatures as communication）時的方法，當文學作品的語言特質被強調時，我們必須探討作品寫作所用的特定語言（language）、結構（structure）、與風格（style），這三者互相關連也互相指涉。拿莎士比亞的研究為例，任何長期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一定受到以下幾部著作的深遠影響，比如Henry Bradley、Gordon、以及McKnight的《莎士比亞的英文》，或是A. C. Bradley的《莎士比亞悲劇》、R. G. Moulton的《劇作家莎士比亞》，還有H. Granville-Barker分析莎劇結構所寫的許多“前言”（Prefaces），分析莎劇風格的則有George Wyndham 的《莎士比亞的詩》、Caroline Spurgeon的《莎士比亞的意象》、以及Wilson Knight的《風火輪》等。無論是研讀莎劇中的詞彙、文法及片語，或研究五幕劇的情節發展，或是特定意象如何表達莎劇的主題等，他們的批評方法並不能表現莎劇詮釋的所有可能性。然而像Gordon、Moulton和Spurgeon這樣的評論家，深深為批評大師Wellek、Warren、以及Cleanth Brooks所喜愛，他們對於語言、結構、與風格的關注，正是新批評學派的研究重心，也就是所謂文學研究的“內在派”（intrinsic study），但是他們對於文學外在時空背景的研究，則是興趣缺缺。

然而，文學不但是一種溝通的藝術，也是一種具有持續性的藝術，作為人文學的一環，文學作品的時空背景也不能偏廢，因為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人類的創作，是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以及特定傳統中產生，這不但牽涉到時空、也關係到特定社會處境中的作者及觀眾。時間（date）、處境（situation）、與觀眾（audience）這三者互相關連，也互為指涉，是研究文學作品持續性特質的必要層面。

在1916年出版的兩大冊書《莎士比亞的英國》裏，編者特別在前言中強調『此書的目的，主要是在描述莎士比亞時代英國人的生活，即使莎士比亞其人並不真實存在，這樣的研究也是有價值的，因為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才能了解他的作品。當然，語言是重要的文化保存劑，莎士比亞藉著作品的語言，天天與那些不了解莎士比亞死後英國所發生種種變化的讀者對話，但是，如果能多了解莎士比亞所處的環境及他的觀眾，讀者將會更了解他，而一般莎士比亞評論常犯的謬誤，大半是因為漠視了這些因素』。因此很多莎士比亞的研究，是針對莎翁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以及他作品的觀眾。E. K. Chamber的莎士比亞傳記及四冊的《伊利莎白劇場》就是用了一生的精力致力於此，W. W. Greg 研究Henslowe的日記及其他伊利莎白時代劇場的文獻也是如此。其他以G. B. Harrison為首的許多學者，也是特別關注研究伊利莎白時代的歷史背景，因為這些研究對於莎士比亞的劇作，尤其是歷史劇的主題，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觀點。

在莎士比亞寫作《亨利六世》與《科里奧蘭納斯》之間的十五年（1592-1607），英國受到西班牙入侵與愛爾蘭反叛的威脅，國內的政治也受到倫敦以及皇位繼承問題的影響，內戰一觸即發。事實上《李察二世》就是在倫敦那年創作的，《亨利五世》與《凱撒大帝》則是在艾塞克斯（Essex）公爵出征愛爾蘭失敗那年創作的，《科里奧蘭納斯》則是在愛爾蘭的後續動亂與封鎖的威脅之下所創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關王室的義務與責任，以及對王權的忠誠問題，始終是這段時間的主題，但是在1603年伊利莎白女王去世後，這些主題就沒有再嚴肅的出現過了，可見歷史背景對莎翁作品的影響。

    就連莎翁歷史劇中的語氣和人物塑造，也反應了他所處的時代。在1592年，英國出征歐陸仍然很普遍，莎翁在《亨利六世》的第一部中，對首領Talbot的愛國情操與英雄描繪反應了普遍的民心。但是十八個月後的海上征戰慘敗，在《亨利四世》第二部中，就以嘲諷的眼光來看待軍事的光榮，其中Falstaff為幫人免除徵兵而收賄，也反應了當時普遍的公眾醜聞。一年之後，艾塞克斯公爵光榮出征愛爾蘭，稍微恢復了潛在的愛國情操，在《亨利五世》這部劇中也有直接的表現。

因此要進一步了解莎士比亞的作品，就必須了解作品寫作的時代背景、當時英國的處境、伊利莎白時代的劇場、甚至劇作家的生平，同時，也要知道這些劇作是為誰而寫，才能了解這些作品並進而欣賞。評論家如A. H. Thorndike、J. Q. Adams、E. K. Chambers等，就是專門研究莎士比亞作品的這個層面。像Alfred Harbage就寫了一本小書叫做《莎士比亞的觀眾》，在結論裏他這樣寫著“我猜想觀眾是了解並欣賞莎劇的，這樣對莎劇的認同得來不易，因為莎劇的觀眾不像同時代或相近時代的其他觀眾，莎士比亞的觀眾比較大眾化，從酒館侍役到皇室王子，各階層都有，他始終為群體大眾不間斷的書寫，他曾風華一時，卻後繼無人，因為洞悉整體觀眾的心態，所以成就莎翁的偉大。他的劇作不能完全與其時代背景的種種現象分離，如果分離來看他的作品的話，作者就會變成無根無源的孤魂野鬼”。而新批評學派便傾向如此，事實上，像Traill、Parrington及Boynton這樣的學者都認同把文學看作是延續性的藝術，使得文學作品及其作者不致變成抽象的鬼魂。

文學作品除了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外，也表現了特定的人生哲學，所以文學作品也是具批判性的產物（a work of criticism），文學作品秉持某種態度（attitude），突顯某種價值觀（values），也表達某種訊息(message），這三者互相關連，也互為指涉，這就是文學作為批評的藝術之主要面向。

接著，作者仍然以莎士比亞為例，任何人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都可以看出一種保守的政治觀，莎士比亞追求秩序（order）就像兩百年後的席勒（Schiller）追求自由一樣明確，對英國伊利莎白時代的人來說，形式與穩定是理性政治追求的目標，而內戰則是最壞的結果，在莎翁早期的劇作如《亨利六世》與《李察三世》都表現了這種恐懼內戰與信仰強大君權的政治道德，六十年後Hobbes也提出同樣的訴求。十七世紀的劇評家Thomas Heywood在他的書中曾說：“戲劇寫作的目標是要教化臣民，服從君王，騷亂者不得善終，馴服者得享榮華”，所以莎士比亞一系列的歷史劇如《李察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及《李察三世》等都傳達了一定的政治態度、價值觀、及訊息（attitude、values、message）。而英國也在這些作品所呈現的動亂中，由中世紀時代過渡到都德王朝的君權時代。

用這樣的方式分析莎翁作品的政治意涵，最符合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而波蘭的馬克思主義學者Jan Kott是知名的莎劇評論者，在他的書《當代的莎士比亞》中，莎翁的歷史劇不是獨立存在的藝術作品，而是政治野心與權力掠奪的印記，劇中的所有暴力被視為歷史之必然，在政治生活中都是理所當然的存在。部分莎劇內容讓Kott想到馬克思與布萊希特的理論，部分則有盧卡奇（Luk’acs）或古德曼（Goldman）的影子，他們都屬於馬克思主義評論家，不同之處在於古德曼認為作家表達了一種態度（attitude），也就是對世界的基本看法（a vision du monde），對盧卡奇來說，歐洲寫實主義的重要性是要突顯一種價值，對Kott來說，莎翁的歷史劇則是蘊含了政治訊息（message）。作者的重點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對文學作品的批判性有不同的讀法。Theodore Spencer在他的《莎士比亞與人的本性》中，也著重莎劇的批判性，但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Spencer在莎劇中讀到的態度、價值、與訊息卻是文藝復興式的人道主義。

作者用莎士比亞作例子，並不是因為莎翁比較獨特，但丁、莎弗克里斯、歌德也都適用，因為任何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的作品評論勢必包括各種可能的批評詮釋方法，而作者的目的是黑格爾式的，也就是建立一個批評與教學所須的全面性說法。在潛意識裏，我們一向認為文學負有多重功能，現在我們更可以從人文學的角度、由九個面向來審視任何一件文學作品，也就是從語言、結構、風格、日期、處境、觀眾、態度、價值觀、及訊息來探討文學作品，把這九個面向轉化成九個問句，就變成文學課的教學策略，不論這個作品出自什麼地區，內容為何，都可以用下列的問題來探討：

1）此作品的語言為何？

2）此作品的結構為何？

3）此作品的風格為何？

4）此作品是什麼時候寫成？

5）此作品為何寫成？

6）此作品為誰而寫？

7）此作品表達何種態度？

8）此作品主張或否認何種價值？

9）此作品傳達何種訊息？

用這樣的方式來探討文學作品，我們可以找到共通的批判準則，取代個別批評理論的偏頗侷限，因為新批評學派顯然偏向文藝的溝通性，社會學派顯然偏向文藝的時代性，而盧卡奇與古德曼的馬克思主義則偏重文藝的批判性，我們不能只偏重或依賴任何一種學派理論，必須要面面兼顧，才能使研讀文學成為非常有價值的經驗。

(四) 評論

    本文探討文學作為人文學的一環，其本質上包含語言、歷史、與哲學的特質，因此無論是文藝復興的人文學概念，或是傳承自中世紀的文藝研究概念，文學基本上同時是溝通的藝術、持續的藝術、與批判的藝術，而這三個文學的面向又分別涵蓋九個要素，文學作為溝通的藝術，要探討作品的語言、結構、與風格;文學作為持續的藝術，要探討作品的時間、處境、與觀眾;文學作為批判的藝術，則要探討作品的態度、價值觀、及訊息，這三大面向與九個要素彰顯任何文藝研究的特質。偏重第一個面向的新批評學派以及讀者反應理論等，屬於批評理論的內在派(intrinsic approach)，也就是專注研究作品本身，完全不考慮時代背景或作者生平，甚至宣稱作者已死、作品有其自主生命，所有意義與詮釋皆應根據文本而來。而偏重第二個面向的文學批評理論包括版本考證研究、神話原型批評等，則著重歷史背景、社會現實、與傳記生平的探討，是屬於批評理論的外在派(extrinsic approach)，在這兩種較傳統的批評理論外，作者又把六零與八零年代興起的、較具批判性的理論列為第三個面向，包括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等，並主張這三個面向皆不能偏廢，才能充分而完整的理解分析、並進而欣賞一部文學作品。這樣的主張無異是對時下文學批評理論充斥、百花齊放卻又互相排斥的現象並不以為然，作者以其研究文化史與哲學史的宏觀角度來看文學作品的研究，指出語文、歷史、與哲學互為表裡、不可分割的事實，匡正單一批評理論的狹隘與偏頗，回歸文學的本質，豐富文學研究的內涵，頗具洞見也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