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专家讲座完整版之秦建云：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根据视频资料整理而成)

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 秦建云

中国教育很纠结，中国教育人很无奈。不可谓我们不学习，不可谓我们没理想。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用于教师特别是基础教育教师的培训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教育界的同仁努力地学，力争把事儿想清楚，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始终没有想清楚。不可谓我们不努力，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我们没完没了地上课，但是，我们做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做了一年又一年，但最终人家会告诉我们：“你们犯了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今天来看，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还不能把问题想清楚，而一味地闷着头去干，那么，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我们似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是条件不成熟，我个人的观点是，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整体想明白。每个人都把别人的事儿想明白了，但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想明白，所以，我们整个教育界抱怨多了。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脚踏实地做事的少了。为什么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真正想明白。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想明白了，我们就能把自己的事做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中国的教育就好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在十一学校，我们不把目光往外看，我们收敛目光，聚焦我们自身，看看我们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把自己的事做好了，那么，我们十一学校就好多了。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也做了一些事。在所有的思考的过程中，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三个问题的思考对于我后期的工作起了奠基性作用。

第一个思考：什么是好教育？

我们做教育，就要做好教育，如果我们都搞不明白什是“好教育”，那么，我们教育的本身就是一个误区。我看了很多关于好教育的描述：我看到了国家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看到了联合国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看到了学者关于好教育的描述，还看到了校长、家长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等等。看完我傻了：这些描述庞大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有道理，谁都不错，但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加在教育的头上，谁也做不了。究其而言，我认为，这些都是站在成人的角度上描述的好教育，无论你怎么做，你会发现，你只能满足一部分关于好教育的描述，你连大多数都满足不了。因此，你做的事情满足了这些人的愿望，这些人表扬你，那一部分人就会批评你；你满足了那些人的愿望，那些人表扬你，这一部分人就会批评你。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始终在责难中，如果我们不能走出这种责难，我们做教育的勇气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们所做的教育只能是一种莽撞。

当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从成人的角度来描述“好教育”，我们永远难以达成一致，因为成人之间的不同角度的视觉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调和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描述“好教育”，并且这个教育还是可操作、可测量、可评价、可改善的，一言以蔽之，不耽误学生的教育就是理想的教育，但我们永远做不到。教育不可能不耽误任何人，因为我们的教育成本是有限的，教育追求的就是尽全部努力少耽误孩子们，所以，教育永远不可能有神话，教育人永远不谈功绩，教育人的心里只有敬畏，我们时刻在反省着“某学生我们还没帮好”、“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助这些孩子有所改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就是一个耽误人的教育。一个孩子，他的数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而我们生生地把他与讲三遍讲为什么还不懂的孩子放在一起，我们最终两边都耽误了；一个孩子体育方面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他将来从事体育事业，既能够帮助社会，又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却生生地就把他按在这里，必须学我们规定的非常难的理论，错失了他自身特长的激发期，以致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个个都有些知识，个个都拿着文凭却全是文盲。因此，如果我们不耽误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句话，就会明白哪个孩子被我们耽误了，也自然会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我们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做，一批孩子一批孩子地做，我们做的年头长了，我们的教育就改变了。这是我第一个体会，之所以我们学校能走出去，就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开始寻找我们究竟哪些方面造成了对孩子的延误，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我们不在去争论理论上的得失，这是教育理论家们的事儿，跟我们一切毫无关系，如果我们也参与到了理论争论当中，我们就失职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位置，跑到人家的位置上跟人家纠缠不休，最终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们是一线教育的教师，我们就该牢牢的站在学生的面前帮助我们的孩子。

第二个思考：如何做好中国的好教育？

国家层面做不了，地方也做不了，只有学校才能做出好的教育。为什么国家层面做不了？因为全国的差异太大了。就以我们这个地区最顶级的学校和最薄弱的学校为例，你能用一个方案、一套课程把这两所学校的教育都解决了吗？不能！只有学校明白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知道他们缺什么，需要什么，清楚地了解了这些，学校在付诸行动，教育就会有成效。

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都在等、靠、要——等、等支持、要、靠。而我们忘了，我们学校是一级法人单位，如果把校长比作厂长，那就要负责全厂职工的生活。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好教育只能从一所所学校做起来，国家只能提供一个纲，只能提供一个基础标准，无法实现对具体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的具体指导，而且大部分指导都是不切实际的。当我们把这些都想明白了，就不会再等了，不再靠了，不再要了，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第三个思考：我们不乏有好的学校、好的区域，为什么没有做出好的教育？

我认为就两个字：信任。教育，应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下——当老师不再信任学生，你还教他什么？当校长不再信任老师，那谁来教？当领导不再信任学校，谁来做教育？放眼望去，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不信任，于是学校出现了打卡行为，学校领导出现了对老师教学课堂的不信任，从而统一了教学方式。一个校长外出参观学习，回来后就立马统一了教学模式，这不是开玩笑吗？学科不同，同一学科内容不同，同一学科同一内容学生情况不同，教学模式怎么统一？特别是一些伪真理的存在，比如课堂里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小组学习，老师让老大教老二、老二教老三、老三教老四，可谁来教老大呢？老大是来念书的还是来教书的？老大是最有学习潜力的，将来极有可能在这一学科成为顶尖人物，我们却让他刚一出道就背负着沉重的职责，把孩子给累坏了，我们还美其名曰“他教别人他也会了”，请问他到底会什么了？他会了他原本会的事，他应该去学他该学的事。我们经常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民族英雄？在目前的教育结构下，永远出不了民族英雄。英雄是需要呵护和培养的，而我们的教育却在“杀富济贫”，就把这批孩子给耽误了，就是为了那个所谓的平均分。“平均分”意味着学校、老师和的利益，而在学校利益、学生利益、教师利益面前，我们第一取的是学校利益，第二是教师利益，最后才是学生利益。不把学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教育永远都是伪教育。我们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以解决孩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着力点，一步一步去改变教育，要知道，教育是做出来的，不是嚷嚷出来的，嚷嚷出来的教育永远不是好教育。

我后期所做的事情都是基于上述三个基础，所以，我充分信任我的同事们。在我们学校发展初期，很多人给了我一长串名单，上面写着“数学界刚刚退休的著名专家”、“生物学泰斗”等，希望我借助他们来改善十一学校的课程，都被我拒绝了。因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的脑袋里只有自己的教育，没有十一学校某个孩子的教育，他们做出来的教育绝对不符合十一学校，我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十一学校，而不是普渡众生，我相信只有我的同事们才能把十一学校的事做好，别人永远做不好。有人问我：你的同事写得了教材吗？我回答：要是他们写不了，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写出符合十一学校学生的教材。

由于我们明白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再去抱怨。我们只关注怎么做，哪儿有问题，就从哪儿做起。所以，十一学校2010年开始筹划，2011就启动了全新的教育教学变革。

那么，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变革？

第一，是课时的变化。课时减不下来，教育改革永远成功不了；可是减不下来，永远不存在高校课堂。怎样提高课效率？首先，从老师做起，我们15分钟能上完的课绝不用16分钟。其次，要规划好时间，切实减轻课业负担，给孩子以充足的时间，让他们自学。砍不下课时的学校免谈课堂的改革，因此我们首要解决的不是课程体系，而是砍课时。最终，我们的课时大大缩减，譬如数学一个学期缩减到80课时，譬如物理只有48课时，有人就质疑了：时间够用吗？绝对够用！关键是要改变教学方式，要变“一节一节的低效教学”为“单元高效教学”。同时，还要把课备好。明天上的课今天才备，时间当然不够用；应该一个假期把下一学期要上的课程全部备完，你觉得时间够，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重复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语言。

由于我耐着性子劝说老师们，不断做他们的工作，我们终于扛下来了，我们学校的教育变革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想用我们的实践告诉大家：想改变我们的课堂吗？最简单的办法是砍课时，只有这样，才能让老师在课堂上少说甚至不说废话，从而产生高效的教学欲望。

第二，是学习时段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学习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基础弱的孩子，学习了半个学期，需要停下来补一补，不然后面的课程跟不上，就把孩子给耽误了。

    二、孩子们都希望每个学期都有一些自我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个学期中间时段，学生的学习效率比较低——因为疲劳。如果不能用放假的方法解决，就只有换换学法，每个学期给孩子们两个星期去自我规划，让他们自己设计，自主学习，自我诊断，这样算下来，高中3年每个学生就有5次（除去高三第二学期）自我规划的机会，这样他们毕业以后，自然也会懂得规划人生了。于是我们就改了，一个学期三段，第一个时段9个星期，前8个星期师生一起研讨上课，后一个星期是诊断与评价。然后就是两个星期全校无课，初中的孩子一周出去游学，一周自学；高中的孩子两周全部自学。在这两周里，孩子们自主设计学习内容和方法，比如：去痛痛快快地搞竞赛，去高端实验室做实验，等等。学习上出了问题的学生，可以利用这两个星期找老师补一补，我们规定一个老师只能带4——6人，并且以家教的方式进行补习。老师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根据上阶段的教学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让我们的教学更高效。

第三，是教室与教师办公的变化。我们将教室分开管理，各学科的老师都有自己的专属教室，每个教室里还有图书室和实验器材，这样方便教学，而且互不影响，同时也让学生觉得老师无处不在，无师不友，这就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师的行政身份，使他们的陪伴功能长久存在。

这里，要重点谈谈我们的“小班化教学”。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小班化教学？实践证明：当一个教室内学生数量超过24人，老师对其中每个学生的关注度就会低了很多；当学生数量小于24人，老师就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能多做一些事，课堂的针对性就高很多。实行小班化教学，班额就增多了，而作为公办学校，我们的教师编制有限，怎么办？只有让老师多付出。每个数学老师教三个班级，每个物理老师教5、6个班级，老师不多带课，根本实现不了小班化教学。

我们怎样备课？西方教学，老师可以一周上24节课，但中国老师一周只能上15节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备课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老师可以在假期中间用大量的时间去备课，一次性备长时间的课程，讲课的时候再做少量的变化和调整，这样课堂就高效了，就实现了小班化教学。

第四，是评价与诊断的变化。没有过程性评价的评价，永远是功利性评价。现今国内教育往往注重结果，基本是以考试最后得分高低来判别，就连选专业都要依据分数来定，有很多学生喜欢那个专业但因为学分不够，而不能选择。一项权威统计显示：中国孩子大一结束后有四分之一的孩子就废掉了，因为他所选的专业不适合自己。美国教学则不同，比如一个孩子在艺术方面有特长，但其它方面很差，美国学校第一个会录取他。美国录取的是人才，我们录取的是学霸。我们大学的专业应该录取适合和喜欢该专业的孩子，唯分数是从只会耽误孩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过程性评价，让孩子们关注过程。过程性评价就是要让孩子们发现自我，建立自我；过程性评价应该是和学生之间相互商量的结果，老师要蹲下去问问学生想怎样学好这门学科，然后就怎样去评价他。让孩子们从自我设计入手寻找到自我，做唯一的自我，这就是过程性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五，是课程变化。这也是十一学校最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能打破国家课程对学校的垄断，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很难具体落地。如果把我们的国家课程比作服装，那么它就是统一规格、统一款式、统一尺码、统一颜色的，而我们的学生肤色不同，身高不同，性别不同，让所有学生都穿着这样的服装，这合理吗？我们必须改变它，把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加以整合，形成我们自己的课程。要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就必须尊重和体现差异性，即：学生现有学习能力、方法和兴趣的差异以及学生未来志向差异。

在课程设置和改革上，我们怎样来体现差异性呢？我们确定了分成、分类的课程体系，数学、科学等课程以分成为主体，语言、体育。艺术、技术等课程以分类为主体。举例来讲，语文分两类，一类是必选课，一周两节就够了——语文不在于课时的多少，而在于怎么去上；一类是自选课，包括补弱和赏析，学生还可以选其他语言的课程（比如藏语和维语），每周可自选2——3节。数学讲究够用就好，对于将来要搞工程和数理研究的孩子，则可以学习更高的数学。再比如体育课程，现今有些学校体育课形同虚设，在十一学校，体育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我们不培养不珍爱生命的人。我们开设击剑和马术课程，开马术课，到乡村去找马匹，花点小钱就可解决。为什么要开这两门课？你看现在的孩子既不果断，又不勇敢，而当一个孩子从马背上掉下来，然后继续上马，久而久之不就勇敢了吗？当一个孩子拿着明晃晃的剑向对手刺去，不就果断了吗？这其实培养的是孩子的行为习惯，核心的两条就是勇敢和果断。还有技术课程，技术没有基础的说法；艺术课程，让学生们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就行……所以，在十一学校，有多少名学生就有多少张课程表。这就是我们的课程体系，这就是我们尊重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再说说教材问题。中国的教材是世界上最差的教材。教材要讲究实用，有些教材根本不适和现在的孩子，应该给孩子编制一套适合他们的教材，好的教材很容易弄懂、很容易看明白的。教材编写者应该而且必须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因为他们长期研究学生，了解学生，编写出来的教材自然是好教材。

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有做教育的权利，我们每一个都有做好教育的权利与条件，好的教育长时间做成的，只要我们做了终究会成，如果我们不做永远没法成，教育没有功劳，教育只有敬畏，我们永远要检讨我们还有哪儿事还没做好。如果每个中国教育人都有这样的态度，社会就会和谐，人民才会幸福，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