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娜拉与子君命运的不同

    易卜生,可以说是继莎士比亚以后最伟大杰出的戏剧大师。20世纪英国伟大的戏剧大师萧伯纳曾这样赞赏他:“莎士比亚过时了,易卜生伟大,我是他的鼓吹者。”[1]由此可见易卜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让他蜚声中外的正是《玩偶之家》。人们惊叹于结局给人的震撼力，“砰”的一声关门声,娜拉愤而出走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困扰了世人一百多年且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娜拉走后究竟会怎样?

这“砰”的一声沉重有力的关门声,像滚动的春雷从遥远的北欧一直响到中国,振荡着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中国的作家们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一系列《玩偶之家》型的小说和戏剧，塑造了一系列“娜拉型”的中国“新女性”，对娜拉的命运进行了探讨。鲁迅先生在1923年冬天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向北京女子高师的学生们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他认为在女子尚未取得的经济权之前,“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 并创作了小说《伤逝》，用子君重返家庭来说明娜拉走后“也诚是无路可走”。然而，我们应看到的是，鲁迅先生并非是仔细分析作品所得到的这一结论，而主要是从作品之外的社会角度分析，尤其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是“对“五四”以后耽于爱情婚姻的神圣天国中的知识青年发出严峻忠告这一意图背景下作出如此论断的” [3],因此可以说难免带有功利性和现实针对性，他说指的应是中国的“娜拉”。

小说《伤逝》就是鲁迅先生对这一论断的实践创作，女主人公子君正是中国式“娜拉”悲剧性宿命的典型代表。在“五四”时期毅然冲破封建束缚和传统偏见、渴望自由爱情的子君，当在真实的生活中逐渐将爱情的浪漫消磨殆尽时，便不得不又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门，并默默地死掉。造成子君悲剧的原因有很多，如人生目标的过于狭小、涓生的自私等，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女人经济地位的低下。这一时期五四运动开始兴起，妇女的地位开始逐步地改善，但是女人并没有摆脱彻底封建社会的束缚，她们并没有真正的生活能力。即如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怎样》一文所说，“因为如果是一匹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所以尽管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自由的呼声，却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她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因此不妨说鲁迅先生之所以论断“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两条路，是基于中国现实的，可以说是对五四时期正在狂热地提倡个性，追求个人家庭幸福而忘记了改造社会的知识青年的警示。

那么娜拉的命运会怎样呢？妇女只有在社会上取得与男人同等地位的经济权才能摆脱束缚，娜拉出走后到底能否取得经济权而于世，当然这是一个未知数。但如果我们深入作品实际情况，从中挖掘娜拉的个性特征，并结合娜拉所处的挪威的国情，兼顾易卜生的创作思想等，我们就不难推断出出走后的娜拉并非“无路可走”，而且存在着路越走越宽的可能性。

从内在原因来说，出走前的娜拉在“玩偶”的外表下深潜着一种可贵的意识和反叛精神，同时又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心。她对于自己的“玩偶”地位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对于丈夫“小宝贝”“小鸟”“小鸽子”的称呼表现出反抗，因而对海尔茂说“走开，托伐!撒手，我不爱听这些话”，与陶醉于男人甜言蜜语的庸俗女人截然不同。娜拉对海尔茂所说的“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撤谎的母亲身上” “妻子是丈夫的孩子”这种明显的歧视妇女的观点深表怀疑.她极力想要取得自己的地位，追求男女平等。当她身处危难，又无法化险为夷时，她打算求助于自己和丈夫共同的好友阮克医生。阮克大夫很富有而且将要死去，但是，当娜拉刚开口还未讲明自己的请求，阮克大夫就对娜拉讲起了他对她的爱。娜拉迅速站起来立即中止了话题。清白、自重的人格，使娜拉拒绝接受这个男人的任何帮助，这也说明了娜拉在出走之后不会轻易堕落。娜拉无法为丈夫筹得疗养所需的钱，父亲正在重病中，因此她不得已伪造了父亲的签宇且当时瞒过了柯洛克斯泰。八年偷偷还债的生活她没有一丝怨言，为了丈夫的名誉和孩子们的体面，她坚持了下来，节衣缩食，辛苦劳作，由此也可以看到她柔弱外表下的坚强。在还债的过程中她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逐渐认识了生活,体味到了生活的甘辛,同时也看到了商品社会中的实质,按照社会经济原则办事,实际上是暗暗地行使着家庭的经济权。可以说在尚未认清海尔茂的虚伪本质时，出走的娜拉已具备了同男人一样的精神。娜拉表现出的内在力量和勇气，决定了她离家出走之后，一定会依靠她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获得。

外在原因上，从挪威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作者易卜生的创作思想来看，娜拉很有可能走上“第三条路”。首先从当时挪威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易卜生创作时代的挪威，在政治上由于受欧洲民族运动的影响已经掀起了民族主义热潮。而在经济上，也开始出现了大工业的萌芽，海外贸易和海洋运输迅猛发展。这表明，在这一时代资本主义已在挪威兴起和发展，因此也为娜拉一类的女性走出家门提供了可能，娜拉已经具备了工作的能力，因此很有可能在社会上立足。而且作者在文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女性的典范——林丹太太。虽然她也两次为了别人将“性”作为交换条件而为娜拉所不齿，但是丈夫死了之后，她开小铺子，办过小学校，想尽一切方法过日子。经过她一个人的艰苦奋斗，终于使自己的母亲幸福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使两个弟弟都长大成人并有事做，她也最终在城市中成功地找到了工作。因此以娜拉的能力来讲，她是很有可能的。

而作者易卜生与挪威两个著名女权主义者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都认识并有联系，可以说深受她们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17年创作出探索妇女出路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易卜生本人就曾在18年写给卡米拉·科莱特的信中说过:“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至今已有许多年了”。因此可见作者本人的倾向，也说明妇女在挪威已有了良好的气候和土壤，女权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娜拉决定离家出走，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很幸运的是现实中已有了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娜拉又具有争取经济所必需的韧性精神，她凭借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完全可能获得生活的基本条件。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女性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封建思想仍旧浓厚的中国，子君一类在没有掌握必要的生存能力之前，出走以后，确实面临着“堕落”或“回来”的带有必然性的悲惨命运。而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娜拉一类，固然不能完全避免悲剧命运，但较之于中国娜拉，她们更为幸运，有可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注释：

[1]李鸣泉《易卜生与女权主义》，《外国文学研究》, 1996年第三期

[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 晓萍《子君与娜拉们的命运—兼及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理解》，《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