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对象的考察

第32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11月 Vol. 32 No. 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0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AA050010） 收稿日期：2010-09-19

作者简介：杨卫明（1973-），男，福建将乐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

国近代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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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 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对象的考察

杨卫明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教育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美国教育对于近代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态势密切相关。作为当时全国“研究教育之中心机关”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其学术活动所烙着的鲜明“美国”印记，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关键词：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术；美国教育学说；嬗递 中图分类号： K 261; G4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0)06-0066-04

Succession of Modern Education Academy in China

—— With the China Education Improvement Society as an Example

YANG Wei-min

(School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hina Education Improvement Society was the direct product of the new education movement during “May Fourth” period,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American education on modern China. As the center office of researching education of all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the China Education Improvement Society’s activities marked distinctively by U.S. reflected the modern education academy succession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Education Improvement Society; education academy; the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succession

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组，成立于1921年底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称改进社），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教育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美国教育对近代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态势密切相关。承载着当时教育界人士的心愿、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1]为己任，作为全国“研究教育之中心机关”[2]的改进社，其学术活动，不论是举办的学术年会、发行的学术刊物、所设专门委员会开展的学术研究，还是教育交流等，烙着鲜明的“美国”印记，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一、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学术活动举隅

“研究教育学术”为改进社的宗旨之一，尽管“与它的

前身中华新教育共进社相比，中华教育改进社更注重于实际活动”[3,p396]，但从该社的机构设置来看，学术研究的地位不置可否。该社设置学术部，聘请专家主持事务。出于加强学术研究的需要，该社还组织成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以分门别类研究教育上各种问题。据统计，该社成立仅两年，组织开展的学术活动便多达22项[4,p807-810]。其中，

“利用庚款举办文化事业、心理测验、科学调查、平民教育”尤为《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所称道[5,p135]。

（一）学术年会与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

依据该社社章，年会分为“全体会议”（包括“社务会议”与“学术会议”）和“分组会议”，“所议者皆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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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教育’一题为中心。”[5,p1]其中，“全体社务会议”主要听取社务报告、讨论社务开展、决定年会地点、修改社章、推选职员等；“全体学术会议”则主要对各“分组会议”的研讨情况进行总结、表决。因此，“分组会议”在该社年会中尤为引人注目。“分组会议，即分组讨论专门议案之会议。”[6]时任该社主任干事的陶行知曾欣慰地表示：“这次济南大会（指1922年该社第一届年会——笔者注）最注意的一点，是分组会议。……我深信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是教育进步之母。”[7]第一届年会的最后一次全体学术会议上，决议“把这种分组会议设为永久机关，俾能继续研究”。自1922年至1925年该社先后举行的四届年会上，各分组会议围绕着教育行政、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中等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充分而卓有成效的讨论，形成为数众多的议决案，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推行提供学理依据。正如陶行知所言：“这些议决案，确可以代表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思潮信仰。”[7]诚然，美国教育的影响显见其中。权且不论各分组会议主持者的“美国情结”，如“高等教育组”的蔡元培，“教育统计组”的陶行知，“义务教育组”的袁希涛等人，该社“对于教育问题，用分析的客观的方法研究”，以改革国内教育界此前“对于教育问题总是笼统的宽泛的去研究”的取向[8]，正是当时欧美教育“实证研究”范式的投射。当然，该社的主体乃留美归国人员，当时参与其活动的俞子夷后来形容该社“颇有美国NEA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派头”[9]，将感同身受过的美国教育运用于国内自在情理之中。不仅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取法美国，更有甚者，年会的组织形式亦试着效仿，“美国全国教育会议，少提案而多读文。读文者以平日研究之问题，著为论文，向众宣读，学理上探讨既深；事实上之研察又精，故一文既出，往往成为强有力之思潮。本社第三届年会，盍亦取法乎此”[10]。在该社的第三届年会上，增加了“论文宣读”环节，并通过其机关刊物《新教育》发行“年会论文专号”以飨学界。

（二）《新教育》与美国教育学说的传播

“在学会的活动中，编辑期刊和出版物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与专业层次的最明显的标志，又是向学术界传递自身学术主张，交流学术心得的重要

媒介。”

[11]

改进社同仁深明其道。《新教育》的倡设，是为“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12]从《新教育》创刊号上蒋梦麟（时任该刊主干<主编>）的《教育究竟做什么》一文，人们很容易明了“健全进化之言论，正当确凿之学说”之所指。蒋梦麟旗帜鲜明地指出：20世纪的教育在于“教人人做一个好平民，教个个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其方法，“先要认定学生是一个自动的平民”。由此，“若把自日本抄来之德国式法令，认作金科玉律，把学生一个一个的束缚起来，使个个变成机械，则便成不良的教育了。”[13]对照一番随后不久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的主要内

容，旧式德国教育与新式美国教育的异质性便清晰可见。显然，《新教育》吹响了借助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号角。《新教育》综合性与分国别介绍欧美国家教育的文章，占该刊介绍国外近代教育的文章总数的82.3%，而介绍日本教育的文章仅占其中的2%。可见“《新教育》是以介绍欧美国家教育为主要指向的”[14]。三社合并后，《新教育》的编辑事务，由改进社接手办理，仍秉承原定“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的办刊宗旨。《新教育》“为中国教育界开辟了一条研究、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的重要渠道”[3,p392]。

（三）专门委员会与美国教育家的贡献

专门委员会是改进社组织机构中的重要成分，其源头为该社年会的“分组会议”。“当时的分组会议，现在多改为委员会，聚各处教育界人才，而分类讨论教育上各种问题。”[15]据1923年8月该社第二届年会通过的修订后的《委员会规程》，专门委员会是为了“共同研究学术或处理特别问题起见”；其职责为：（1）关于该门学术或该种问题之处理事项；（2）关于该门学术或该种问题议案之审查事项；（3）关于董事主任干事交议或委托事项；（4）关于本委员会建议事项[16]。

事实上，由于集全体社员于一堂的年会一年只有一次，且时间有限，遂使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凸显，该社的诸多学术活动正是得力于各专门委员会的主持。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评价该社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尤有贡献的“心理测验”和“科学调查”方面，即主要是由该社下属的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和科学教育委员会负责策划与组织实施的。至第二届年会时，与分组会议相对应，该社建立了32个专门委员会，其负责人则几为留美归国的各教育学科专家，如教育行政委员会的邓萃英、陈容，中等教育委员会的程时煃、陆殿扬，初等教育委员会的俞子夷等，因而学术活动的旨趣不言而喻，尤其是直接聘请美国教育家主持相关研究事宜，更加彰显出该社学术活动的“美国”印记，如上述“心理测验”的编制和“科学调查”的开展。其中，心理教育测验之编制，由该社所聘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柯尔博士主持，曾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燕京大学各校心理学教授及学生，共编制有智慧测验、教育测验及特别测验等40余种，并开设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培训学员300余人[4,p807]，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心理测验运动的发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称此举使“中国测验运动发展极速”。科学教学之研究，则由该社所聘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推士博士主持，在张子高、陈裕光等人的协助下，推士在华的两年期间，先后到了10个省、24个城市，考察了190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从事讲演、研讨会等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共176次。并先后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授科学教授原理，在清华学校主持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受训学员达200余人[4,p809]，

“不仅提供了大量五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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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信息，也提供了一个来自科学领先国度的科学教育专家考察中国科学教育问题的特有视角。”[17]

（四）教育交流与美国教育家的来华

“同人立社之初，固以联络世界教育家，藉教育之力，增进人类共同幸福为目的之重要部分。”[18]邀请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名家来华，便是该社这一世界眼光与开放意识的生动写照。“自以来，延请外国学者来华稍多——尤以美国之教育家为最，计有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柏克赫斯特及克伯屈六人”[19]。他们的来华，均与改进社密切关联。比如杜威来华，尽管邀请机关的名单上没有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但不论是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之动议、杜威来华之前对其学说的鼓噪，还是杜威来华后陪同其赴全国各地讲演与担任翻译，以及对其演讲内容的整理等等，主力军即是杜氏中国弟子或沐浴过其教泽、服膺其学说者，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刘伯明、郑晓沧等，他们则几为新教育共进社或《新教育》杂志社成员。紧步杜威后尘来华作实际教育调查的孟禄，其行程则由实际教育调查社全权操办。同仁期待孟禄此行能以其科学大国的背景、教育行政家的权威、教育史专家的眼光以及“洋人”的身份，诊断中国教育的病态，指导改进的方向[20,p9-13]。总之，期以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与经验运用于中国。此次调查结束之后由实际教育调查社召集各省教育机关代表举行的座谈会上，孟禄明确表态“所发表的意见，以调查结果及欧美教育经验为依据”[21,p1-2]。并且孟禄此番来华，还成为了三社合组

为改进社的重要契机，并影响了当时国内的教育研究[20,序

]。

之后，正是改进社，不失时宜地邀请推士、麦柯尔、柏克赫斯特、克伯屈等人来华讲学、考察、指导教育改进，将当时风行全球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向纵深推进，深远地影响着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美国教育家的先后来华及其学术活动“一次次地使中华教育界得到助益和启示，也一步步促进中国教育汇入国际教育运动的进程”[22]。

二、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改进社的学术活动所烙着的鲜明“美国”印记，是美国教育对近代中国影响与渗透增强的表征，亦对应着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客观需要及学界追寻世界教育潮流趋向与努力。

一方面，伴随民初以来政体的变更，中日两国风俗政教相似的情形渐褪其色，尤其是之后中日的加剧，更加促使“以日为师”丧失其势。而清末“庚款留美”的运作，已在悄然改变当时如日中天的“留日”潮流，特别是“一战”结束后，美国俨然成为“和平”与“正义”、“民主”与“科学”的化身，加上这一时期留美人员的渐次归国，“取法美国”已成显然之势。

另一方面，就近代中国教育的演变历程而言，诚如众所周知，清末以日本模式为范型的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第一块基石，民初蔡元培领导的教育改革，虽彰显着取法欧美的风向与努力，但落实到成文的条例与制度中，尚留日本模式的厚重痕迹。不过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迎来发展的“黄金季节”，以近代日本学制为构架的“壬子•癸丑”学制已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中等教育修业年限不足、只为学生的升学设计、不考虑学生的就业实际等批评屡见报端。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兴起，为近代西方各种思潮与主义的纷至沓来创设情境的同时，也为教育界的重新选择拓展了空间。“夫今之所谓新教育者，亦多端矣。曰练习主义之教育，曰试验主义之教育，曰实用主义之教育，……，纷纭逞说，各有优异。如临百戏斗巧之场，如入万花争妍之圃，前瞻后盼，耳目眩瞀，诚令人昏迷颠倒，莫知所始从也。”[23]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主导的美国教育学说之所以从中脱颖而出，赢得学界的青睐，就理论自身的逻辑而言，恰在于其批判传统教育，阐扬儿童中心，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倡导“从做中学”等特质，迎合了当时学界激烈的反传统运动需要。杜威本人亲自来华，则在中华大地上系统地传播了其实用主义学说，掀起了学习与实践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热潮。加上杜氏中国弟子们的“扫洒”工作，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一度深入人心。“现在博士快要回美国去了，但是博士的言行，我敢相信必有许多印在我国人的脑筋里，而教师和学生们，必定更有一种无限的深情要记住这位老博士，历久不忘。”[24]紧随其后孟禄、推士、麦柯尔、柏克赫斯特、克伯屈的相继来华，使得美国教育思想与学说进一步楔入国内学界。杜威来华，予以学界“学理上的学问”；孟禄来华，又给予学界“实际上的学问”[25]。并且孟禄的影响似乎更见一斑，“孟禄博士来华后，劝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解决一切事件，则我们中国文化的光明，或者是自孟禄博士开始。”[25]麦柯尔来华及其卓见成效的工作，则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心理测验运动的高涨。至此，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从“效仿日本”转向“取法美国”水到渠成。

作为这一转换进程之产物的改进社，又扮演着其“加速器”的角色。“中国近代教育模仿美国的推动者”[26]。另有论者指出，三社的大汇合，“形成了教育界血气方刚、热心改革的青年学者与思想进步、顺应潮流的中年专家的精英聚合，使借鉴美国模式改革中国教育的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滚滚大潮”[27,p580]。

“要知道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由来，当先知道新教育运动与实际教育调查的运动。”杜威来华是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导源，“于时杜威博士在我国宣传学说，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路径应当怎样，而全国教育思潮为之一变，这就是新教育的运动”。实际教育调查的运动则离不开孟禄的来华，“新教育究竟不可空口谈论……必须脚踏实地，从调查入手到实际改良。去年孟禄博士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鼓导全国教育界，这就是实际教育调查的运动”。而“孟禄博士未到中国以前，在七年夏，严范孙（即严修——笔者注，下同）范静生（范源濂）两先生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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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考察教育。八年冬间，又有袁观澜（袁希涛）陈筱庄（陈宝泉）诸先生的欧美教育考察团。十年春间，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又赴欧美考察。此数年间，各省派赴欧美考察教育者亦不少”，“我们到欧美考察教育所得效果的结晶，就是中华教育改进社。”[28]成立后的改进社，成为名符其实的留美归国人员的大本营，其领导机构——董事部的第一届成员（共9名）中，张伯苓、李建勋、郭秉文均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范源濂、袁希涛，蔡元培、黄炎培都曾负笈美国考察教育；由董事部所聘、具体负责该社日常事务的主任干事陶行知，亦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该社担当学术工作的两大重镇——《新教育》杂志与各专门委员会，主要职位几为留美归国人员所占据。这一厚重的“美国情结”，使得改进社甚至引起美国官方的注意，在其名存实亡后，美国驻天津的总领事署还曾训令其领事毕优尔致函京师学务局过问“该社之任何情形”，“尤愿悉知该社依其名称所表示是否有任何官式或合法之地位、该社负责现任或前任人员之姓名”的情况，京师学务局复函据实作了答疑[29]。因此，从一定意义也可以说，改进社即是当时宣传、研究、实践美国教育学说的主要平台，从而促成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对此，当时即有学者总结道：“中国教育之所谓‘研究’，无疑的是直接受美国的影响。”[30]“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下，我国聘请了杜威麦柯尔推士克伯屈等大师来讲学，教育学才开始从传统因袭的氛围超脱出来，实验、测验、统计、调查，成了时髦的名词，南北两高师成了教育科动的中心。接着有中大教育研究所的成立和郑宗海、罗廷光、钟鲁斋等人关于这方面的译著，二十年来确实有些进步，教育学术确实比以前科学化。”[31]概言之，以改进社为主要平台而导入的美国教育学说，推动着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的更替。无怪乎《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如是赞誉该社“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5,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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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