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秦时期秦国人殉及其原因探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０　Ｎ

ｏ．４Ａｕｇ

．２０１７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作者简介：晏波（１９８０－）

，男，陕西勉县人，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西北史地；郑富鑫（１９９４－）

，男，甘肃兰州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史。雍秦时期秦国人殉及其原因探析

晏　波１，郑富鑫２

（１．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天水　７４１００１；２．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摘　要：人殉制度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较为盛行。商王朝是古代人殉制度实行的顶峰。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继承了商王朝人殉的遗风。秦国的人殉在诸侯国中规模较大，

持续时间很长。雍秦这段历史时期，更是秦国人殉发展较为特殊和繁荣的阶段。本文以“秦穆公哀三良”为切入点，结合毛家坪新的考古发现，探讨雍秦时期的人殉及其作为秦君打击贵族势力的原因。关键词：雍秦；人殉；贵族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８９－０５

一、秦国人殉的商代遗风及研究现状

中国人殉最盛行的时期是商朝，甲骨文上有商王朝人殉的相关记载。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还受到商代人殉遗风的影响。秦人可能受商代人殉遗风的影响最大。《史记·秦本纪》载：“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

来。

”［１］卷五《秦本纪》，１７４

可见秦人和殷商的关系十分密切。同时，由徐中舒先生提出的秦人“东来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秦人在文化上与齐人有相似之处，秦人图腾为玄鸟与齐国相同。《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

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１］卷五《秦本纪》，１７３

其次，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２］

。新出土的清华简更是坐实了徐先生的论断。可见秦人在人殉上有着深深的殷商遗风的烙印。当然，秦人在逐步壮大的过程中吸收并融合了很多外来的族群，其中就包括生活在甘青地区的戎人。这一过程可能是血腥残酷的。秦人的人殉文化正反映了秦人从附庸逐步走向封国的历史。

人殉是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丧葬文化，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高级阶段。从人殉历史看，商代是中国人殉实行的顶峰。周王朝时期人殉虽然趋于衰落，但是西周及东周各诸侯国依旧有人殉的存在。秦国的人殉制度不仅仅是继承殷商文化传统，还有其他原因。秦国的人殉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较长。

当前，研究秦国人殉的学者有张梦晗［３］、马格侠［４］

、文笑［５］、甘小华［６］

等人。纵观这些学者的研究，多以

《史记》、《诗经》、《左传》的记载为依据，缺乏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对雍秦时期秦国的人殉研究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张梦晗、文笑、甘小华等学者认为秦国的人殉制度跟秦国奴隶制的发展、

秦人的族源、商王朝人殉遗风的残余、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君主的加强有关。马格侠认为父系家长制唯命是从的文化概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影响了秦人的人殉文化。笔者认为，根据毛家坪遗址新出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和学界对毛家坪遗址人骨分析，秦国实行人殉的原因还与打击戎族贵族势力有关。此外，

再结合历史记载的分析，秦国在雍秦时期实行的人殉也是秦君打击贵族势力的一种手段。除上述学者而外，黄展

岳［７］、陈绍棣［８］等学者认为“秦穆公哀三良”自愿从

DOI:10.19331/j.cnki.jxufe.2017.04.015

二、穆公三良从死与秦人戎族葬俗

根据《史记》记载，雍秦时期的秦国国君有２３位（宁公至孝公）。葬于雍城的国君有２１位（武公至孝公）［１］卷五《秦本纪》，１８１－２０１。这段时期《史记》有人殉记载的有三处。首先是秦武公“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１］卷五《秦本纪》，１８３。其次，秦穆公哀三良，从死者百七十七人［１］卷五《秦本纪》，１９５。最后，秦献公“止从死”［１］卷五《秦本纪》，２０１。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秦国的人殉不止《史记》所记载的这２０位国君（武公至献公）。秦国历史上实行人殉制度的时间很长，远远超过《史记》所记载的人殉［３］。本文着重从穆公殉葬的子车氏加以探讨，并延伸至整个雍秦时期秦国的人殉问题。

关于子车氏“三良”自杀说是不可信的。《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１］卷五《秦本纪》，１９５《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上疏亦云：“臣窃考国风之诗，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９］卷八十一《匡衡传》学者认为“秦穆公哀三良”也是自愿从死的［４］。但是，这种说法与《左传》及《诗经·秦风·黄鸟》不合。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

———《左传·文公六年》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田，奸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诗经·秦风·黄鸟》《左传》明确地指出了秦穆公以人从死而杀子车氏“三良”。此外，诗经作者对秦穆公杀三良的不解和困惑也印证了三良为穆公所杀，绝非自杀。古代学者的解释也基本和这种观点相合。《史记·蒙恬传》：“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穆。”［１］卷八十八《蒙恬列传》２５６８－２５６９朱熹在《诗集传》中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事见春秋传，即此诗也。”［１０］９８杨伯峻认为自杀说起于汉人［１１］５４７。根据《黄鸟》来看，“临其穴，惴惴其栗”正是反映了“三良”在秦穆公墓穴前恐惧害怕、惴惴不安，并没有自愿从死应有的心理特征。“三良”从死，《黄鸟》作者仅仅是哀“三良”，对其他殉葬的人并没有一丝的同情，甚至愿意用一百个人来代替“三良”。对此，晁福林认为“《黄鸟》并不是反对人殉，而是反对以‘三良’这样的贵族为殉。”［１２］可见，“三良”自杀说并不可信。

子车氏“三良”为贵族应该没有问题，但子车氏的贵族等级身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天水甘谷县毛家坪秦墓的最新的发掘情况来看，毛家坪遗址的墓主人的内棺内有一柄铜戈，编号为Ｍ２０５９的“子车氏戈”（见图１）。戈上铭文前句释读“秦公作子车用”。在同墓陪葬品中还出土了五鼎、四簋、一方甗、一敦等十五个青铜容器［１３］，基本确定墓主人为子车氏的一位将军。据梁云教授判断墓主人可能为子车氏的族长。同时，依梁云教授对秦墓的分析［１４］，毛家坪墓葬出土的五鼎四簋表明子车氏为秦国的卿大夫级别的贵族

。

图１　子车氏戈

图片来源：肖宇，赵兆，等：《秦文化探源：毛家坪遗址考古记》，《大众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三良”的族源问题。

关于秦人的族源问题，学界主要观点是秦人东来说。秦人跟殷商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殷商灭亡后，秦人慢慢迁移到了天水市清水县附近，成为了周王朝的附庸，后又陆续迁移到礼县、雍城等地。秦人由附庸慢慢发展到封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秦人在壮大的过程中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其中以西戎最为明显。秦人的丧葬文化不但受到了商王朝的影响，长期生活在甘青地区的戎人也给秦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秦人在雍秦时期实行的人殉跟秦国的戎人葬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葬式来看，屈肢葬是秦人特有的丧葬文化，成为区别其他诸侯国墓葬的明显标志。秦国贵族上层多直肢葬，下层多屈肢葬［１５］。至少至西周晚期，秦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人墓葬中就出现了这种特有的葬式。陕西关中地区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屈肢葬，一直到战国中晚期还保持这样的特征［１６］。秦人现有发掘出土的早期墓葬主要有三处：甘肃礼县秦早期文化遗址，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和甘肃清水秦早期文化遗址。梁云教授把秦早期文化依存划分为两类：李崖型（清水李崖）与西山型（礼县西山型、甘谷毛家坪）。李崖型和西山型有着明显的区别：（１）陶器组合和器形均不相同。（２）葬式不同，前者绝大多数为直肢葬，多有腰坑、殉狗。后者绝大多数为屈肢葬，腰坑、殉狗较少且级别比较高。梁云教授认为：李崖型文化遗存是秦人东迁最早到达的地方，因而带有浓烈的殷商遗风，绝大多数为直肢葬，多有腰坑、殉狗。而西山型文化遗存则是秦人慢慢受到西周文化、戎人文化的影响。器物群风格转型（周人文化），葬式中出现了屈肢葬（屈肢葬是戎人的葬式风格）。由于后世秦人统治区域的扩大，被统治者和统治者族源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丧葬结构上的“异质性”：上层流行直肢葬、下层流行屈肢葬［１７］。由此可见，秦人墓葬中屈肢葬是征服戎人后戎人葬式风格在墓葬形制上的反映。从毛家坪后续研究来看，毛家坪东沟墓葬区的这一批秦人在体质上源自于甘青本地，应该是当地土著居民的后裔，但也融入了来自东方的种族基因［１８］。这表明，该地的戎人已经和东方过来的秦人发生通婚现象。基于此，我们可以判定生活在毛家坪的子车氏应该是秦人所征服的戎人。子车氏在长期臣服于秦国的时间里，已经日渐壮大，在秦国的地位较高，因而甘谷毛家坪遗址出土青铜器反映出他们拥有五簋祭祀的待遇。

秦穆公用这样一支地位很高的戎族三子来殉葬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史记·秦本纪》依据上述记载，穆公三十七年，秦穆公击败西戎十二国，且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秦穆公死于穆公三十九年，且哀“三良”。秦国在春秋时期是一个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秦穆公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原因在于穆公霸西戎的功绩。但秦穆公对西戎的控制不一定是稳固的。首先，从秦穆公灭西戎的数字来看，《史记》、《汉书》、《韩非子》等记载各不相同，前后矛盾，秦穆公灭国的数字很不一致［１９］。这表明穆公时期西戎是不断被征服的一个过程，西戎部族较多，难于控制。其次，从《诗经·秦风·黄鸟》来看，“临其穴，惴惴其栗”［１０］９８反映了“三良”在秦穆公墓穴前恐惧害怕、惴惴不安，并没有自愿从死应有的心理特征。“彼苍者田，奸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１０］９９也表明子车氏的族人对秦穆公也是不认同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怀有怨怼之情。此外，秦国在春秋时期多次向东发展但终究为晋人所挡，一方面是秦国力量不敌晋国；另一方面是秦国当时有西戎不稳定的后顾之忧。毛家坪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子车氏戈表明子车氏地位很高，可见子车氏实力强大。因而，笔者认为秦穆公可能通过“哀三良”的方式打击子车氏，目的在于让子车氏彻底臣服于秦国。

综上，笔者认为《史记》中记载秦国的人殉可能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人殉，是秦君利用人殉来打击贵族势力的一种方式。

三、雍秦时期秦国贵族的权力发展

雍秦时期的人殉与秦国的贵族势力是分不开的。秦国采用这种特殊的人殉可能不仅仅实行于戎族，还可能跟秦国原有贵族有关。春秋时期，是卿大夫势力慢慢上升，逐渐取得各个诸侯国政权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晋国的六卿、鲁之三桓、郑国七穆、齐国的田氏等。秦国和楚国是君主比较强大的国家，楚国在史籍中依旧有贵族与君权的抗衡。关于秦国贵族势力与君权，只有《史记》中大庶长的两处相关记载，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史籍中发现一些秦人迁雍之后秦国贵族情况的端倪。

秦人自武公以来迁往雍城，在武公时期，秦国内的贵族势力是比较强大的。

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贼人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史记·秦本纪》三年，诛三父等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

———《史记·秦本纪》三父后来被武公处死，秦国的大庶长权力较大。而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考证认为，所谓大庶长其实是秦国的庶系王族［２０］１３２。由此可见，贵族势力甚至能左右君主的废立。

秦穆公在位的这一段时期，史籍记载较为详细。根据屈会涛博士的统计［２１］，此时卿大夫大约有２０人。其中公子４人、大夫１１人（其中就有从死的秦国三良）、异国入仕于秦者６人。这６人分别是孟明视、百里奚、蹇叔、公孙枝、公子雍、丕豹，这６人恰恰是秦国真正的执政者。

晏　波，郑富鑫：雍秦时期秦国人殉及其原因探析在秦共公、桓公时期，没有卿大夫的记载。见于经传的只有公子１人。

秦景公时期，秦大夫有６人、公子１人。国君权力很大。

景公母弟后子针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畏诛，欲待其后世乃归。”……景公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复来归秦。

———《史记·秦本纪》景公之后，卿大夫记载有２人。到献公时，大庶长的权力又强大起来。

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史记·秦本纪》由上我们可知，秦国自武公后贵族势力一直被压制，且权力一直集中在国君手中。到秦献公时，贵族势力又一次强大起来。童书业先生虽然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写道：“秦国亦未闻卿族专擅之事，孟明败而不处罪，盖穆公励之以立功。其后秦后子以车多奔晋，不敢与秦君抗也。”［２２］３０３可是我们依旧看到大庶长对秦国君位继承的影响。总体来看，秦君爱用异国人执政来抑制本国贵族的发展，与晋君相似。秦君对抑制本国贵族做出过一番努力。除异国人执政外，秦君还可能通过人殉这一制度抑制本国贵族的发展。

四、秦人迁雍与人殉原因

秦国人殉由来已久，但在东周时期衰落。然而当时的高级贵族墓葬中依旧普遍实施，只是人殉数量不多。秦人素来有人殉的传统，以人从死并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从整个秦国历史来看，它的人殉数量并不多［５］。１９７６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发现了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墓主为秦景公。在秦公一号大墓中，殉葬人数一反常态地达到了１８６人。史籍对这种特别的人殉也有记载。《史记》中关于秦国人殉记载有三：首先，秦人前往雍城时，秦武公“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其次，秦穆公哀三良“从死者百七十七人”。最后，秦献公“止从死”。除此而外，考古发掘的秦景公墓也有大量的人殉。秦人自武公以来迁都雍城，至秦献公时迁都栎阳。而这一历史事实恰好和《史记》中秦国的人殉制度实施时间相符合。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认为，司马迁说穆公时子车三良自杀殉葬有误［１１］５４７。笔者认为，《史记》记载并非有误，是秦国实施特殊的人殉。在这一时期，秦国不仅以奴隶、战俘、侍臣为殉人，还出现了以贵族为殉人的新制度。

在秦武公时期，秦国贵族大庶长权力很大，能影响到君王的废立。最后，武公诛杀了三父。也恰好在这一时期，《史记》记载秦国开始实行人殉制度，武公葬６６人。此后至献公朝，大庶长不见于秦国的史籍记载。在秦穆公时期，穆公重用异国人，“三良”从死。根据上文可知，“三良”是秦国戎人贵族子车氏的家庭成员。而这也符合秦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秦国多次东征，受到晋国的阻碍，穆公“遂霸西戎”，从向外发展转到向内发展。景公时期，史籍没有人殉的记载，但在秦公一号大墓也就是秦景公墓发现殉人１８６人。其中部分殉人有棺有椁，且有玉石等陪葬品。在《荀子·礼论》中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证明这些殉人是地位较高的贵族，与地位较低的侍臣不同。景公时君权强大，《史记》记载后子出奔晋国。秦献公时期，大庶长似乎又强大起来，再一次左右了秦国君位的继承。也正是在此时，恰好秦献公“止从死”，不得不把都城迁到栎阳。

由上可见，很难说在雍秦时期，秦国所实行的这种特殊的人殉和秦国的贵族无关，穆公哀“三良”也证实秦国通过人殉来打击贵族势力。秦国可能是在武公至献公时期采用了这种方式来打击贵族。献公时秦国贵族势力又一次强大起来，大庶长又一次影响到君位的继承。不过贵族占了上风，秦国迁都栎阳，这种特殊的人殉不得不废除。到秦献公继位者孝公时期，贵族势力再度崛起，商鞅因变法导致旧贵族发难而身首异处。《史记·秦本纪》记载：“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１］卷五《秦本纪》，２０５。

自秦献公命令禁止人殉以后，雍秦时期的人殉被废除了。但是从孝公以后直至秦二世秦朝灭亡，秦国国君人殉这种传统一直存在，被文献和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原因有待更多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秦人来自遥远的东方，并相当程度地继承了殷商人殉文化。秦国历史上虽然有着人殉的礼制传统，但人殉数量不大且殉人一般为战俘、奴隶和侍臣。随着秦国势力的慢慢壮大，秦人吸收了大量的戎族及其文化，内部的权力之争问题也日益凸显。秦国在雍城所实施的人殉至少说有一部分是一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种不同于继承殷商人殉礼制传统，而是秦君为抑制贵族势力，以贵族作为殉人打击本国的贵族势力。这种人殉维护了君主，为日后秦国的强大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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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Ｙｏｎｇ　Ｑ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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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７４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３８７，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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