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当代意义

（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XXX）

一、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指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新闻传播、宣传工作的论述所体现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各国新闻文化的历史积累，是经典作家新闻观点和学说的系统梳理，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是经典作家价值取向的集中展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经典作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指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新闻传播、宣传工作的论述所体现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各国新闻文化的历史积累，是经典作家新闻观点和学说的系统梳理，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是经典作家价值取向的集中展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经典作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修养、知识积累，以及他们的长期报刊工作经验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恩格斯走上报刊工作岗位，提出新闻思想的时候，正是德国社会“新时期降生和过度的时代”。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勃兴，制度的腐朽和资产阶级反抗活动的加剧，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尽管德国当时是封建落后的农业国，但是到了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行会制度和封建束缚的克服，借助关税同盟和科学技术的双翼，仍然缓慢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人，除了时代为他们提供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外，还依赖于他们刻苦地钻研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具备全面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新闻思想而言，他们通过对人类创造的精神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创新，特别是研究和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和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政论家及报刊活动家（如布·鲍威尔、卢格、赫斯等）的理论的合理成分，对它们进行改造和加工，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并依此为基础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同时，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长期的报刊实践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得以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渐次经历了由民主报刊思想向工人报刊思想再向党的报刊思想演进的过程。民主报刊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准备阶段。《党宣言》出版以后工人报刊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建立和无产阶级报刊蓬勃发展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党报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逐渐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的三个阶段，分别以他们活动和报刊实践活动中心的三家报纸为中心，它们是《莱茵报》、《新莱茵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主要的哲学基础包括：　1.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决定人类社会交往的必然性 ；2.存在决定意识规律规定新闻传播的本质 ；3.对立统一规律制约新闻传播的机制 ；4.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定新闻传播事业性质 ；5.群众的历史主人地位保障新闻传播事业动力 

二、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思想体系,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欧洲19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0世纪,并没有被精彩纷呈的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所覆盖,相反,一方面在其基础上延伸出新兴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又为不少新兴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表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各种社会理论的发展,大众媒介,尤其是专业报刊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社会进步上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马克思的传播观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罗杰斯先生在其《传播学史》中说:“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交往观、新闻自由观、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和大众媒介观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最核心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从几个方面谈到了交往的社会作用:首先,交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本身是一个部落或民族存在的粘合剂。这种现象特别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更为明显;第二,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流,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平日孤立状态下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由于交往打破了孤立状态而往往很快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改革的需要;第三,交往一旦展开,就会冲破阻力,最终发展为世界的普遍交往,使各个民族的交往日趋同步化。马克思主义交往观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角度。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

这里涉及到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一,一定的精神生产与一定的物质关系相适应,因而“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思想的产生是不断变动的”。这一点造成了各个时代迥异的精神交往形式与内容;第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相互作用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图画。”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关系的论述,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中考察它们。

新闻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自由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念,起源于弥尔顿。简单的说是指搜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是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实施和运用。从本质上讲,新闻自由也就是出版自由(在世界许多语言中,通常没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之分,比如在英语中,都被称为Freedom of the Press)。恩格斯指出,出版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马克思曾详尽论述了近代出版自由思想的起源,认为自由观念的原始起点是简单商品交换,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确立,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资本主义出版自由是反封建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很少在出版自由前面加上“资产阶级”的修饰语,在论述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时经常以“(新闻)出版自由”和“人民权利”来说明。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具有普遍的形式,而一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或徒有虚名。

1841年12月,普鲁士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主义的实质。为此,马克思在次年2月写下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是一篇与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脉相承的战斗檄文。对于书报检查,马克思的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真正而根本的方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的,可是制度却比人更有权势。”其后,马克思又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封建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申辩:“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就等于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手段”。他认为,受检查的报刊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书报检查制度的后果是制度建立者自欺欺人并伤害人民的心灵。

马克思不仅坚决反对精神性的书报检查,对于针对各种书刊的保证金制度和对报纸实行的税收制度(即知识税),他同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这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扼杀了自由的精神交往。知识税的存在,在日常信息的沟通上造成了少数财力雄厚的大报大刊的垄断局面。对此,马克思多次批评了这种制度对自由精神创造的扼杀,因为它不仅大大了中小资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也威胁着工人报刊的生存。1855年他指出,“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即知识税)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少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周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做出与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同时,知识税对普及国民教育也是一大障碍,因为下层人民买不起报纸,马克思就此特别指出,“由于保留了报纸印花税,今后仍然大大妨碍民主教育的推广”。

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有着敏锐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受制于金钱资本这一现象。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消灭资本独占,把新闻自由从金钱的束缚下出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高一级的要求。

马克思曾经针对当时一位美国《世界报》记者谈到英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言论,提醒道,“英

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它在认为自己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可见,即便马克思非常赞赏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自由,却也始终没有忘记这种新闻自由权利的有产阶级的性质。当新闻自由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时,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普遍形式的基础上,消除了金钱的制约作用后所获取的更大的一种精神交往权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应充分利用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资本民主形式,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工人阶级政党内也必须发挥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在夺取政权后,对旧新闻出版业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力的利器。在《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论调尖锐地批驳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用哪怕是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还可以对统治当局的进行监督。

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的大众媒介观并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的大众媒介观主要是体现他在对报刊职能的认识与评价上。其次,享有出版自由的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在早年提出过“第三个因素”的观点,他说:“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其他场合,他又提到了刊的概念。在他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

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是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没有改变他关于报纸应该具有自主地位的主张。他在1850年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法国起草、秩序党修正的新闻出版法作了严厉批判。针对该法规定“每一篇文章都要有署名”,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关于报刊地位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变化,而且还有所强化,这是令人深思的。其三,自由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考查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资本大工业生产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以预见到的现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性的交往产生以后,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刊(自由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便不同于一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它需要依靠人民的普遍信任,也要求自身向人民不断提供新的精神产品。马克思说,新闻出版自由就是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

关于自由报刊与人民精神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有这样一段名言: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新的世界。

党报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而正是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党的报刊应成为全体党员的论坛。1880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1882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作了让步。恩格斯后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0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恩格斯说,党“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是肯定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应你们的道义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他同时认为,如果“报刊‘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这种刊物在纳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恩格斯还说,“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

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并且不赞成把党的都变成党的机关报。后来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也确实拒绝了把所有党的报刊改为党的正式机关刊物的建议。

第二,党报党刊有权批评党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批评,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甚至将阻挠党的报刊履行监督和批评使命的言行同政权的书报检查相提并论,予以痛斥。恩格斯曾经鲜明地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的《新莱茵报》,是德国“民主派机关报”(并把这几个字标在报头下)。而在德国中对民主派批评得最多、最尖锐的,恰恰就是这张它自己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创刊的第二天,马克思就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进行的中“遭到了失败”。马克思由此谈到报纸对自己党派的态度,说:“平常向代表社会的任何机关报提出的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可见,《新莱茵报》对自己党派的态度,一是热烈支持,二是不“粉饰所遭到的失败”,而是及时批评和讨论这种失败。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在国会中倾向于投票赞成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社会民主党人报》坚决支持反对的意见,而对这个机会主义的做法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接着,党团在该报上发表声明,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批评它的活动。但是,该报正如恩格斯在10年追述的,“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宣布禁令,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任何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

11年,恩格斯为了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要将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要在党的刊物上批评党的纲领,这在德国党内遭到阻力,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都不愿意这样做,有的在发表后还提出了停售《新时代》的要求。但文章发表,受到了广大党员的拥护和欢迎,恩格斯在给倍倍尔、考茨基等人的信中,批驳了当时不同意发表该文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党与党的报刊的关系。恩格斯正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强化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原则与作风。

三、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是在19世纪世界市场形成时期阐发他对新闻事业的认识的，这一背景和他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思想，决定了他的新闻思想的现代化特征。马克思从未把他对新闻事业的认识局限在宣传政党的思想上，尽管他经常利用各种媒介传播自己的观点。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思想深邃并带有超前性，思考问题的视角高于那些被他善意嘲笑为具有“宣传癖”的工人宣传家。因此，在他身后110年的今天，研究他的新闻思想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感。在这里，我仅就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的新闻思想对现时代的启示。

新闻的世界市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侯，世界市场是他们论证的大背景。他们意识到，正是在19世纪，大工业使世界取得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人类社会结束了互相隔绝的状态，一切民族无不以某种方式同其他所有民族相互联系。尽管当时的“世界”比现在小得多，但欧洲与世界各大洲的航路已经开通，电报开始使用。这些情况足以使眼光敏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了以下世界的发展前景：“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提出了考察新闻流通现代化的标准：“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

我国的新闻业，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曾经长期处于内部的封闭状态，并且常常把外部的新闻世界想象为妖魔鬼怪。这个时期我们考虑问题的视角可以用一句经常讲的话来代表，这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参照系是“我”，用它去衡量外部世界，于是就有了“新华社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把整个地球包下来”这样的既宏伟又短浅的意识。而根据马克思世界市场－世界交往的视角，本来应是“放眼世界，胸怀祖国”，以世界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准来衡量自己的。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任何地域性的封闭状态都会造成马克思所说的情况：“交往的力量.....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如果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我国新闻界的许多愚蠢举动，马克思的话是很应验的。

改革开放了，我们看到了陌生而新奇的外部的新闻世界，但考察新闻业视角的转变需要时间。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迈进了市场经济的门槛，新的形势要求完成这一转变。打开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交流报告》，洋洋120多万字，里面几乎没有中国新闻业的任何数据。1992年，法国新闻学教授雅克.巴拉在京讲授新闻地理学，展示的百余幅世界传播媒介分布图，偌大的中国总是一片空白，中国的新闻业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看着这种状况，恐怕每个中国新闻工作者都会感到不是滋味。我国正在努力从各方面加入世界市场，加入世界交往的行列，但新闻的世界市场，我们进入得相当缓慢，与整个市场经济的格局很不协调。首要的障碍不是具体操作，而是在于观念和思维方式。介绍一下马克思考察新闻流通的视角，也许会使许多担心和顾虑减轻一些。当我们的经济与世界连成一片时，新闻流通的国际化必然要提上日程，这在我国南方已经成为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管理新闻业的方式、标准不改变，新闻受众是不会由于你讲的是什么“主义”而被留住。被动的局面应该由主动改革来解决。努力采用国际通行的方式、标准和技术管理新闻业，改革新闻报道的表现方式和内容结构等等，只要指导思想、思维方式现代化了，这些问题不难解决。这与我们要坚持的原则不会有多大的矛盾。马克思当年为美国资产阶级的《纽约论坛报》写了10年新闻通讯，不少新闻还造成了轰动，并没有发生他被和平演变的事情。

　　135年前，马克思曾经专门论证过封闭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说：“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的”马克思同情中国的遭遇，但他从世界市场－世界交往的角度看问题，又毫不留情地宣判了旧中国的死刑。历史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现在我们似乎又处于与上个世纪有些相似的“槛”上，但现在并没有强力将我们排斥于世界之外。如果存在排斥力，那它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所以，在我们纪念马克思的时侯，新闻的世界市场，这是第一个要点。脑子里有了这个观念，新闻改革的思路会大大开阔的。

新闻消费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这是一个我国新闻学讲得已经令人倒胃口的话题。我们长期以来把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归结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这样一句话，并且毫不怀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的确，马克思从事新闻工作，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但对新闻业的考察是多方面的，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既然他意识到新闻业的形成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那么他也从消费角度考察报纸。1861年，英国废除了最后一项知识税──纸张税，于是廉价报纸得以大量出版，工人可以买得起报纸了。第二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即指出：“这里有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1880年，马克思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工人调查表》中，设置的第24个问题调查工人“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便包括“买报”这一项。他把报纸与啤酒、面包、牛奶等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多次并提。这里讲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机关报，而是从阶级属性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便士报。他从工人读者对新闻的消费角度来考察报纸。报业的形成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一旦形成一种传播行业，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就不仅仅停留在直接现实的经济利益上，就像艺术创造了欣赏艺术的大众一样，报业也创造了消费新闻的大众。即使新闻对自己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了解新闻，人们可以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变化，感受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消费形式。因此，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将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则生产和消费。如果从生产者角度考察报纸，报上新闻的商品属性也很明显。马克思把报纸作为他的精神产品的供应市场，他说：“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指新闻通讯──引者注)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

关于新闻消费的观念，对我们说来很陌生。如果说马克思有这个观点，可能不少人会怀疑自己的耳朵。这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只把新闻报道看作是一种政治宣传形式，是教育人民的形式，至今这种观念还没有消退。打开1992年12月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到多条内容类似的消息：某部向各省市区对口部发出通知，人民日报是党机关报，作好人民日报的发行工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事情。某省把人民日报发行计划层层分解落实，县以上的宾馆、招待所基本都订阅了人民日报，各单位优先保证订报费用，拿出足够的经费订阅党报。为自己的报纸做征订招揽，无可非议，但还用这种办法鼓励并且强制性地要求用公费订阅报纸，这在战争年代好理解，而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显得多么不相称啊！在这里，报纸不是以自己的新闻及时详尽吸引读者，而是凭借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马克思把工人读报纸视为一种“精神享受”，在这个角度下，报纸是被消费品，主动者是读者；而在以钦定地位发行报纸时，读者要么不看(有时还强迫看)，看就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所以，如果有谁在那里看报纸，别人会这样叙述说：他在学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新闻工作应当转变观念，去读一读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消费、流通等等的论述（比如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一读他的《新莱茵报》（也可以算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的征订广告，以便熟悉一下从新闻消费角度考察新闻业。“报纸是作为社会的纸币流通的”这一马克思的名言，也有助于我们考虑新闻作为精神商品流通的特殊形式。

　　就像一个硬币总有两面一样，一方面是传统的对报纸性质的认识阻碍着我们的新闻业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缺乏社会责任、不按商业法则运作的“黄色新闻”，也在破坏正常的新闻消费。目前一些报纸，为赚取高额收入，不惜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编排，胡编滥造各种色情的、血腥的奇闻，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本世纪初美国的黄色新闻潮。这种现象与满足读者的新闻消费相去甚远。马克思曾经引证过一段评价这类报纸编辑的话：“他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用这段话来形容现在某些报纸编辑的心态，看来是很合适的。

以消费为起点考察新闻生产，消费决定着生产。但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有所不同，它同时会创造出懂得某种精神产品的大众。因而消费有高低之分。马克思曾以音乐为例写道：“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可见，在强调新闻消费的同时，对新闻业管理的法制化也要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