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多。”
古代以色列人对的认识
简要分析: 《圣经》的这一段记载表明,对的矛盾态度古已有之。但又是必要的,它能为国民提供一些难以通过自身来提供的服务(如),然而的存在与运行需要国民付出代价,即交纳捐税。因此的一切支出最终来自私人部门。随着国家及的产生,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分配形式,这就是财政分配。早期的财政收入既是国家的收入,也是国王的收入,这使国家、、国王(或皇帝)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概念,从而也都是财政为之服务的对象。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收入分配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简要分析:从十六大报告中可以明确,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应充分肯定在国民收入初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再分配中则应注重公平,这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准则。财政作为国家分配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的重要杠杆,并不直接干预初分配,但有必要通过财政再分配来体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的必要调节,这对实现社会公平和的目标有重要的意义。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措施来实现。
土楼对暖楼的替代
不用说,“土楼”对“暖楼”的替代,是一种制度的帕累托改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畸形的逆向选择呢?
案例分析:
1、居民搭便车的动机是这场变故的源头。表面上看此次变故的原由是外贸家属大院的居民多为下岗职工,其收入水平低,缴纳供暖费有困难,导致供暖经营者收不抵支,停止了供热。但其内在的原因并非如此,下岗职工生活困难是不争的事实,在有限的收入中,他的愿意为吃饭付费,愿意为穿衣付费,愿意为孩子上学付费,却不愿意为供暖付费,这是为什么?其实供暖与吃饭、穿衣并无区别,都是生活必需品,居民付费意愿的差距源于私人产品与公品性质上的区别。 吃饭、穿衣,从来就是私人产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也都是掏钱吃饭。私人产品的竞争性、排他性,使人们在观念上、习惯上都接受了消费与付费这种天经地义的联系,而供暖却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从观念上看,传统上外贸公司家属楼的供热一直是作为福利,由单位为其职工提供(无偿或象征性收费)。居民习惯了免费的午餐,突然间让他们自己掏腰包付费,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此外,统一的家属楼供热做不到谁付费谁消费,很难将不付费者排除在消费之外。这种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品性质,对理性的居民产生了搭便车的激励。即收入不高的居民自然产生了一种享受公共品收益,而不为公共品生产付费的念头。
2、示范效应使个人理性演变为集体非理性。搭便车对消费公共品的个人是理性的选择,享受公共品的收益,而不为其付费无疑能增加这部分人的利益。在外贸家属大院中,信息容易对称,个别人搭便车的信息会很快在家属院内传播,并由此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家属楼中的居民面临着囚徒困境的选择,当别人都付费时,我不付费,不会影响公共品的生产;当别人都不付费时,我付费,就算我是傻瓜甘愿付费也不足以生产出公共品。因此居民之间搏弈的占优策略就是不付费。当不付费的群体达到一定数量,公共品的生产便收不抵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当人们认识到公共品的丢失对他们是如此重要时,那个利益悠关的公共品却很难挽回了。
3、交易成本过高使交易崩溃。外贸家属大院的居民与供热经营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商品交易合约。即供热经营者按时按量为居民供热,居民按时按价付费。由于这是一张长期合约,其信息搜寻及讨价还价的成本很低。监督合约的实施成本是此项交易的主要交易成本。由于此项交易主体是一对多,且生产者的行为容易监督。消费者人多势众,单凭感觉就能测量生产者供热的质量及数量,而生产者在一对多的合约中处于劣势,当居民不按合约付费时,须逐门逐户地讨要,不用说"费鞋底"的成本很高。此外,由于这片居民集体下岗,没有统一的单位,无法实施类似在工资里扣除等有效措施。个别居民不缴供热费的行为按理说应该承受名誉上的损失,但这种惩罚一则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收入弱势群体力度不大(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且对这些下岗职工尚存在一些理解和同情。此外,当违约的群体达到一定数量后,名誉上的损失也"法不责重"了
因为无法对不守信用的消费者进行经济及道义上的惩罚,合约执行的交易成本过高,最终使这项交易惠利非常大的交易走向了崩溃。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历史变动情况
简要分析:上表的数据概括了我国建国后的财政支出在几十年间的巨大变化,这既反映出财政支出总额的大幅度增长,也表现出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
1.经济建设费用一直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比重通常在5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比重有所下降,这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及逐渐从一些生产领域退出有直接的关系。(国家的经济建设开支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拨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等等。其中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又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传统经济下的1951年、1956年、1960年、1970年,基本建设拨款占到经济建设开支的76—78%。)
2.社会文教费支出的比重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仅次于经济建设支出的第二大支出项目。这反映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社会文教费用支出是国家用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抚恤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
3.国防费用稳中有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支出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随财政支出总量的增长,其绝对额仍然有较大增加,并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4.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的开支在改革以后呈增长趋势,甚至超过了同期国防费用开支,成为中国财政支出的第三大支出。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合理的因素,也有行政机构过度膨胀的原因。
年份 | 转移支出总量(亿元) | 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 30.1 166.6 839.7 1205.2 1686.6 2231.3 2981.0 3570.0 | 2.7 13.2 33.0 31.2 21.0 23.3 25.9 32.1 |
财政购买支出与转移支出的数据分析
类 别 | 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 |
购买性支出 其中:经常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其中:公债利息 补助金 其他 | 42.2 34.9 10.3 41.0 5.6 35.4 13.8 | 61.5 50.1 11.4 22.5 5.5 17.0 16.0 |
合计 | 100.0 | 100.0 |
表2 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支出及其比重
简要分析:
1.按财政支出是否与商品和服务相交换为标准,可将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交出。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可以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
2.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国家,由于较少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财政收入比较充裕,财政职能侧重于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因而转移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大,或与购买性支出相当,或较购买支出增长更快。发展中国家,由于较多地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财政收入相对匮乏,购买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大,转移支出的比重较小。如表—1所示
3.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具有发展中国家一般的特征,总体上表现为转移支出所占比例较低(如表—2所示),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财政在经济发展方面长期面临的支出压力。但从表—2的数据变化来分析,也说明我国从经济改革以来,随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购买性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而转移性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这种变化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的资源配置能力减弱,收入分配能力增强。其间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虽然有所回落,但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仍将是一个总的趋势。这是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相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财政原则
三、简要点评
(一)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入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总体上讲,在农耕社会中,国家实现“量入为出”财政原则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巩固与稳定。而“量出为入”财政原则的选择一般有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大多出于财政的巨大压力而采用,对国家政治经济基础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两税法”改革由于其适应了唐中期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因而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一是简化了税制,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农民缴纳,便于征收;二是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财政收入。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都要纳税,不仅官吏世族地主要纳税,连同被其庇荫的客户,不定居的商贾,甚至世代享有免税的寺院僧尼都要负担税收。纳税户增加,从而扩大了纳税面,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三是调节了税收负担,有利于税负公平。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本,即“以为差”。资产田亩多者则多征,资产田亩少者则少征,商人同农民一样纳税。这种按等级课税的方法,符合公平的原则;四是加强了集权。两税法集财权于,整顿了以前混乱不堪的财政局面,打击了地主豪强势力,了税吏随意苛剥勒索农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集权。但是,两税法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执法者枉法而暴露出不少缺点和弊病,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下,量出为入,直接导致横征暴敛(如春秋战国时期因“量出为入”而使横征暴敛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两税法以“量出以制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收入总额,这个原则直接导致支出常无准则,故而收入日趋扩大。一遇军兴,财力匮乏,即任意加征税课,如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以军兴十一而税”,自建中三年(782 年)起“两税钱每千增二百”。②贞元八年(792年)两税征收额又增加了五分之一。既有明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敛,各种横征暴敛,纷至沓来,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两税法”归于失败。应当说,“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以基本财政支出来确定财政收入本身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的确可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现代国家实施“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应当吸取历史教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
xx市采购人行步道铺设用方砖
三、简要点评
(一) 招标人
本项目采用了集中采购方式,由XX市采购中心作为招标人,承担了组织招标、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向供应商直接支付货款、履约验收等全部工作。这是采购与分散采购的一个重要区别之一。该采购中心直接承担采购的全部工作,有利于工作的连贯性。但是,从材料上看不出该采购中心与负责本项目的市城建局之间的职责分工,采购中心似乎承担了过多的职责,作用和定位不够明确。
(二)发布招标公告
本项目在《XX(市)日报》上刊登了招标公告,体现了公开的原则,有利于各相关厂商了解采购信息。但是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应在全国性报刊如《中国财经报》上刊登招标公告,否则对没有获得该项采购信息的国内其他供应商显然是不公平的。采购信息在统一媒体上发布,既是国际经验,也是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采购协议》的要求,目的是方便供应商公平地获得采购信息。虽然该市人行步道铺设用方砖采购有其特殊性,但对供应商是否便利,应由供应商在了解有关要求后自行决定,招标机构在发布招标公告时则应遵守有关规定和惯例。
(三)投标
从评标的表格看,有12家厂商参加投标,竞争还是较激烈的。在确定参加竞标的厂商之前,采购中心对各厂商的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这保证了只有那些由实力的合格厂商才能进入采购市场,从而确保采购活动的顺利开展,但也可以看出,该市并没有建立起供应商准入制度,每次采购开始之前,都需要对各厂商的资质进行认证,效率不高。另外,从投标单位的名称看,都是本市的厂商,说明这种公开招标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 开标
开标仪式在公证机关、供应商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公开进行。公开开标形式符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规定。
(四) 评标
评标委员会由建委、城建、技术监督、财政和采购中心5个部门的5人组成(其中专家3名)。评标方式为百分制综合评分法。评委会5位成员中有3位专家(未见名单),符合规定的专家比例,但专家都是各部门的似有不妥。评分的因素较全面,7部分的分值分配合理、详细,可以较为公正全面地评价各厂商的资质。
(五) 通知招标结果、签订合同
中标通知书中规定先生产2万块砖供工程使用,验收合格后再行确定具体中标数量,采购中心与其签订合同。针对本标的的特点,先生产2万块砖供工程使用,验收合格后再行确定具体中标数量的做法,有利于保证投标产品与供货产品一致,可以避免给工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实行首批(件)检验的做法值得推广。
(六)内部监督机制
跟其他一些省市一样,该市采购中心既是采购的管理机关,同时又是一个集中采购机关,具有双重职能。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机构在执法和开展采购活动时很难做到真正的公正,会引起供应商的怀疑。因此,在以后采购活动中,采购中心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明确职责,或转变为采购办,行使采购管理职能;或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集中采购机关的职能,搞好采购操作,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
简要分析:日本对产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和支持是日本财政制度运行中最成功的内容,也是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得以维持良好的经济环境的重要原因。概括而言,日本财政投融资的作用有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投融资将通过国家信用筹集的资金按照目标统一进行分配和使用,实现资源的直接配置,诱导民间资金按方向配置。二是通过财政投融资调节经济周期。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同财政预算一样,都是根据经济周期的动向进行编制的,而且比一般预算会计更有弹性,可以压缩或追加。第三,财政投融资的资金筹措和资金运用均按有偿原则进行,既发挥了调节经济的作用,又减轻了财政负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财政投融资是日本兼顾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维持较大的支出规模、又维护其均衡财政的宏观经济的重要实践,并对日本产业的实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日本运用财政手段配合产业的实施对经济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即为了维持社会安定等社会目标,日本财政在保护落后产业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战后财政支出用于补贴的部分,大多数被用于衰退的煤炭工业等,从而也造成了资源的较大浪费。
控制行政管理费的理论与现实思考
简要分析:行政管理费支出对财政的压力,是现代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其问题的产生原因众多,解决这一问题既要客观评价合理的行政管理支出的需要,以保障国家管理与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实现,又要有严格的政治程序与法律制度来管理、约束与监督行政管理经费的确定与使用,管理监督制度的缺失,将难以控制行政管理费用的膨胀,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简要分析:直接提供或积极促进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体现社会公平均有值得肯定的意义。但用何种方式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则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哪种方式更加有效。一般来说,如果某种教育支出的意图在于普及义务教育的话,那么选择第三种方式——定额补助就最为合适。学费补助的方式之所以不适用于普及义务教育的目的,是由于学费补助通常只限于使那些有机会和有能力进入高等学府的人和家庭受益,而其他的人却不能因此受益。收入补助方式对于受补者来说具有明显的收入效应,受补者可任意将这种补助用于购买食品和服装,因此收入补助方式亦不能够保证居民将专门补助普及义务教育的费用用于此目的。如果要保障每一社会成员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收入补助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国防支出的确定
简要分析:国防支出的确定在许多情况下是以国家的安全作为基本依据的,但在实践中,也有必要考虑实用性与有效性,考虑军需品与民需品供给的关系,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上述制度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军费预算上。(1)可用于重大军事行动的资源配置,例如,面对核战争或常规战争,面对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如何安排支出最有效率。(2)在战役安排上,可用于进行军事配置,如选择作战武器、军事基地、作战人员、供应通道、通讯联络系统等。(3)用于安排各种武器和军事设施的研究与发展。比较这二种用途,前两种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只能预算出大约数,后一种则可较精确地实行。尽管这一制度尚有缺陷,但它毕竟为制定国防预算提供了若于可以遵循的规则。
新加坡养老保险模式——储蓄基金制
简要分析:储蓄基金制取得了较好的运行效果:(1)能培养良好的民族精神。在储蓄基金制下,个人退休后的保障水平取决于工作时存款数额的大小,因而新加坡人生活节俭、自强自立、积极进取。(2)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公积金制使能筹集到雄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增长;(3)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允许投保人提前支取保险金用于购买住房,解决了居民住房问题。然而,储蓄基金制过于强调个人储蓄,缺乏互助互济功能,不是完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模式
简要分析:两种征收模式各有利弊,社会保险费由社会保险机构统一征收,其利是对应性强,调动被保险人工作积极性,但其弊是刚性不足,欠缴、漏缴率高,挪用现象严重。社会保险费由税务机构统一征收,其利是:1,税收刚性强,能及时足额上缴,能有效杜绝欠缴、漏缴行为;2,效率高,税务机关拥有分布广泛的征收机构和众多的税务人员作保证;3,由国库集中征收、调拨,能有效防范基金分散风险。其弊是:1,财政出现危机时,有可能将基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2,税务机关重视程度不够,征收力度不强,进而影响基金的积累。
案例:纳税人或负税人?
简要分析: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负税人是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单位和个人。在这个案例中,当顾客购买电视机后,电视机厂将就这笔销售额缴纳流转税,而税款已加在销售额中通过商品交易转嫁给顾客承担。此时电视机厂才是纳税人,顾客则是负税人 。 鉴此,宣传单应该改为“亲爱的顾客,当您购买我厂的产品后,您将很荣幸地承担了我厂的税负,我厂将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予以真诚回馈。”这也可见税法宣传任重而道远。
案例:运用国债技术改造资金促进化纤工业的发展
简要分析:这是我国运用国债来帮助特定行业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促进该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案例。这一案例体现了我国在国债运用上的一个特点,不仅用于公共投资,也用于扶持国有企业。
案例:1998年~2002年国债发行和成果
简要分析:我国近年来发行长期国债是在特定情况下实施的特殊:一是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二是发行长期国债具备一定条件,如银行存款较多、物资供给充裕、物价持续负增长、利率水平较低等,发行国债搞建设,既可以利用闲置生产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减轻银行利息负担,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而是一举多得的重要举措。
思考题:应怎样有效处理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案例:出租汽车行业管制中的失灵——收费的负面效应实例
简要分析:出租车行业总是被作为一个管制性行业,其经营权只有在许可下才能获得,对经营权的控制本来是为了使出租车行业的经营在规模上受到约束,在服务质量上得到保障,从而形成在一个区域内的有效有利的供应。然而,这种管理方式又为少数获得经营权的人提供了获取垄断收益的机会,而这种收益又必然是以增大他人的成本为代价的, 上述案例就反映了这一状况。
案例:缓解机场拥挤——收费正面效应的实例
简要分析: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克服拥挤,以使公共设施能够更有效率地加以利用,上述案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主要由地方来提供航空服务的却会制约合理收费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