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开放与吸纳西方文化

   澳门开埠后，积极吸纳西方文化。1553—1557年间，葡人入居澳门，此后400年，它成为外国人居留和对外开放的贸易特区。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中外商品的中转站，完全的外向型商品经济，其文化也具有浓郁的商品性，十分注重现实利益，讲求市场效应。当时先后有欧、亚、非、美等洲大约10-20多个古代国家的商人到过澳门。其中有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美洲的美国；非洲东部的索马里；以及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中印半岛、菲律宾群岛和日本群岛的古代国家。于是澳门成为古代罕见的多元文化中心。中西文化得以在此长期共存、和平相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充分显示了澳门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当时往来澳门港口贸易的虽然有20多个国家，遍布世界四大洲。但是澳门主体文化不过分为两种：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教文化。因为葡萄牙人是澳门的长期居留者，而其他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国家人数极其有限。

   中西文化在澳门相互包容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澳门天主教堂众多，信徒数以万计，声势浩大；而以妈祖信仰为中心的神仙崇拜也势力强大，有庙宇20多座，遍布澳门各个角落。神仙信仰允许崇拜多神，而天主教则只允许信奉上帝，反对崇拜其他任何偶像，甚至反对其信徒祭祀祖先。因此这两种宗教文化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却能够在澳门和平相处，长期共存。

   到了19世纪中叶，当葡人掌握澳门统治权后，在宗教上也同样采取了宽容，没有独专天主教，对妈祖崇拜和多神信仰也没有压制和排挤。

   于是澳门无论在中国管治时期，还是在葡萄牙人殖民统治时期，都是一个充分体现了中外宗教文化共存与交融的地方，这里各种旧教与新教的教堂同各种神仙庙宇杂处于岛上，教堂与庙宇互为邻居。例如，在著名的圣保禄教堂废墟——大三巴牌坊的旁边，便有一座由华人建造的哪吒庙。而路环圣方济各教堂的圣母与圣子图，竟然披上了中式的衣裙，成为一个气度雍容华贵的古代中国女性；新口岸边迄立的观音塑像，也被葡人注入了西洋风格，成为一座洋观音。近年还有葡人在妈祖文化村中捐钱刻石留名的现象，说明妈祖信仰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同。澳门的宗教节日众多，一会儿是的盛典，一会儿又是神仙的诞辰；这一边神庙香火兴旺，那一边教堂音乐悠扬。遇到重大庆典时，中外各种神教与圣教的信徒们各自进行宗教活动，互相争妍斗艳，各显神通。

  开放的澳门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孔道。葡萄牙人开始向东方扩张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广泛开展，资本主义正在勃兴。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建立澳门教区，欧洲传教士以利玛窦为代表，打着学术传教的旗号在澳门和内地活动，使西方文化如泉水般通过澳门涌入国内，直接推动了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期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经由澳门传入的先进科学技术，受到中国重视的首推天文学、地理学和西洋大炮。关于天文学，利玛窦曾指导徐光启、李之藻学习西洋历法。1629年，徐、李二人奉命主持西局，编修历法。他们吸收耶稣会士参加西局编书，于1634年完成《崇祯历书》136卷，亦称《新法历书》。此后清朝又于15年修成《时宪历》。 这些历书吸收了西方历学的科学计算方法，有解、术、图、考、表、论等，比较准确。从此，中国基本上推行西洋历法。在编修新历法过程中，一批论述西洋天文数学和测量仪器的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几何原本》、《测量异同》、《勾股义》、《测量法义》、《乾坤体义》、《圜容较义》、《恽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简平仪说》、《表度说》、《天问略》等。

   威力巨大的西洋大炮，即佛郎机铳，也曾得到了中国的采纳和推广使用。西洋火炮、长铳、短铳，最先由葡萄牙人在１6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故又称佛郎机炮，分别由顾应祥、汪鋐等人引进。明朝决定在南京设工场，铸造佛郎机炮，配备于西北边关重镇，御虏守城。西洋火炮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1565年考察澳门的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惟佛郎机敢桀骜”。葡人入居澳门以后，设火药局于嘉思兰炮台左侧，铸造炮，部署在城楼上，以强化澳门的防务，继续在中国推广使用西洋火炮。明清交替之际，国内争夺政权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曾使用过这些新型武器。

   第二，当时传入澳门的还有西方许多最新的工业产品，有玻璃与玻璃制品，如玻璃屏风、玻璃杯、壶、围棋子、灯、镜子；镜又分为照射镜、千里镜（望远镜）、多宝镜、显微镜、大字镜、照字镜、眼镜；纺织品有各种布、绒、纱等，分别称为天鹅绒、大呢或小呢、缎和纱（称为雨纱、雨缎）、琐袱、哗吱缎、大毡、大花绒毡；锡器、硫磺、席、钟表。当时传入澳门各种钟表和计时器，品种甚为齐全。此外还有刀剑、香水（花露水，即蔷薇水）、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冰片油等。其中凡是对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都深受中国人喜爱，很快得到了推广，如镜子、眼镜、钟表等。

    钟表传入中国后，深受人民喜爱，纷纷仿造。徐光启的五世孙徐钧俊仿造西洋钟表，他有家学渊源，技术甚精。晚年著的《高原蒙求》一书（1796）中，有自呜钟表图法，评论钟表制造。当时广州和苏州已出现修钟的造钟业，称为“广钟”和“苏钟”。

    第三，其他西洋动植物的移植，有獴犭贵 （形状与狸相似，高足而结尾，为葡人珍爱）、番狗（亦即西洋狗，也是葡人从欧洲运来的一种玩赏动物）、羊桃（又名洋桃）、蕃荔枝、橄榄（一名青果）、甜荔枝、酸荔枝、蕃薯、西洋莲、西洋菊、西洋牡丹和茉莉花、洋山茶、洋葱、菖蒲、荜芨、卢荟、葡萄、白豆蔻、紫檀木（紫榆木）、乌木、黄花木、影木、泡木、波罗树、烟草、鼻烟、龙涎香、龙脑香、伽南香、檀香、梅花片脑、巴尔酥香（即安息香）、降香、乳香、衣香、胡椒、贝多罗（叶大而厚，古时梵僧用以写经）、丁香树、荼靡等等。必须指出，以上产品并非全部来自西方，其中有些产品的家乡是东南亚（如各种香货和胡椒），有些则来自拉美地区（如烟草和番薯）。但多数是通过葡萄牙人或其他欧洲人而转运到中国来。这当中，有些产品对我国的国计民生或社会时尚造成一定影响。例如番薯，即山芋，以及烟草和番狗等。

    蕃薯，一名甘薯，产于美洲。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明万历年间，从菲律宾传入福建，又传入澳门。据《澳门记略》说：“薯，蔓生如瓜篓，根如山药，其皮薄如米，去皮可生食，熟食色如蜜，亦可酿酒，闽人截其蔓以来。”广东人把它当粮食，称为“薯粮”。据《粤中见闻》称：“诸薯种俱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片晒，是曰薯粮，可以为谷米之佐。” 

    烟草，汉译淡巴菰，来自葡文tabaco，是美洲印第安人土语对烟草的称呼，本属药物，有提神之效。葡西两国人到达美洲后，染上吸烟习惯，遂传入欧洲。而葡人又将它传到澳门，当地华人养成吸烟嗜好，又传入内地。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写道：“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崇桢朝虽有禁烟令，也无法阻止这一嗜好的流行，及至清朝初年，上至“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 

    番狗，亦即西洋狗，也是葡人从欧洲运来的一种玩赏动物，身形矮小，毛若狮子，每只价值十余金，此狗并无任何本事，但备受葡人宠爱，所享受待遇是其奴婢不能相比的，此狗与主人形影不离，食同餐，寝同眠，故澳门人有句俗话说：“宁为番狗，莫作鬼奴”。 

    此外，尚有西洋建筑艺术、绘画、音乐、语言文字、医药、物理、数学等等都相继传入中国。

    总之，在16—19世纪初，澳门是西学东渐的跳板和据点，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前哨和中心。西学传入许多新的科学知识，也带来了追求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它的历史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这一点，现在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可了。

    但我们强调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仅仅是就其历史意义来说的。必须指出，由于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奉行闭关自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迟缓等等因素，大大了澳门的文化窗口作用之发挥。许多传入中国的新科技和新产品均未能得到推广，中国的经济依然如故，变化不大。因此，澳门海洋文化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任何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科学，其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不仅取决于这些新东西符合本国社会需求的程度，也取决于本国奉行改革开放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