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瓶颈

摘要：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走了一条渐进式的经济转型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使我国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但也导致我国在转型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瓶颈,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回顾，分析指出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瓶颈及对策。

关键词：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转型  瓶颈  对策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的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结果。曾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并进行了改革，但没有成功；继承了未竟的事业，对计划经济深度改革，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胆实践，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最终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从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完善。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急速地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 仿效苏联建立起了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目标,直观地反映了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经济理想和政治抱负。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 , 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这种经济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微观激励不足等后果 , 进而使得技术效率低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的最高速度。由此导出的必然的逻辑推论是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入手点 , 是放弃 “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 在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之下 , 相应改革 “三位一体 ”的经济 , 使我国的产业和技术发展始终能顺应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我国经济改革总的来说是渐进式的存量调整和增量提升 , “摸着石头过河 ”, 不采用 “休克疗法 ”, 不搞一次到位的全面私有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和保持社会稳定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 ,最大好处是可以避免社会震动过大 , 使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约束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 较好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实现经济比较平稳转轨。特别应当强调指出的是 , 这种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的改革发展模式 , 在保持强有力的政治控制系统和社会公平的统筹机制基础上 , 有个渐进式试错和纠错的机制 , 能够减少风险 , 做到小步快走不停顿。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甚至国内有些人疑虑和攻击的 “社会主义 ”, 与似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 “市场经济 ”的结合 , 才有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的渐进式经济转型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 , 具体内容可以开列许多。但核心经验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的改革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三层涵义: 一是渐进式引入市场机制 ,坚持通过市场强化对要素的配置和激励 , 形成前所未有的分散决策网点和竞争机制 , 在经济增长中完善市场经济; 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 以 “社会主义 ”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的、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 , 努力发挥的功效 , 注重社会公平和 , 增强党和领导人民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能力; 三是最大程度地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 探索市场经济提升个人和市场主体实现竞争绩效与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双赢机制 , 创造性地推动和实现两者在改革发展中的和谐统一。经历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垒 , 当中国改革起步后 , 国外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 , 中国要么继续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 要么完全向西方一边倒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 , 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事实是 , 中国党人凭借几十年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 深知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应该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 , 但自己国家的情况比较特殊 , 不允许靠完全 “拿来主义 ”过日子 , 不允许完全照搬别国的成功经验 , 必须开创一条有自己特点、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 ,中国在转型问题上 , 真正走了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经验 , 开始打破了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独有独享的神话 , 也为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发展活力。越南从 1986年改革以来 , 也非常注重中国的经验。, 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成功依赖的是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 今后的发展依然需要这个模式的完善 , 中国要靠自己的探索和自己的模式实现也受到城乡结构失衡的制约 , 先后两次出现卖粮难 , 农民增产不增收。特别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 , 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和要素的流失也在加速。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

　　中国经济转型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还处在磨合期 , 远没有到理想的境, 还需要细致的完善和有效率的维护。要继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实现中国的独特发展 , 还需要仔细分析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以便对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模式进行再提升和再验证。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城乡统筹问题。

根据林善浪和张国博士的计算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年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均大大高于这一世界极值, 甚至在1970年达到 7. 倍 , 堪称世界之最。虽然改革以来 , 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有所降低 , 但多数年份仍大于 4. 09倍这一世界极值 , 并且在 1997年以后这一数值呈逐年增加之势 , 绝对量又较前些年放大了许多 , 2000年一度达到 5. 26倍 ,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一直高居世界榜首的直接含义是我国农业的比较生产率及比较收益率是世界最低的, 间接的含义是说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相对太慢 , 农产品价格严重低于价值 , 间接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高 , 农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相差悬殊。在计划经济年代 , 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乃至全部努力都是如何稳定地、大量地获得农业剩余 , 及将农业剩余集中有效地投入到工业部门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农业、农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 换来了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和高速发展。但也严重扭曲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 加大了二元反差 , 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 “三农 ” 问题比较突出。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的农村 , 城乡收入差距在 80年代前期一度也得到明显的缩小。接着 , 改革的重心很快就转移到了城市 , 但是汲取农业剩余以及农村人口的传统在渐进式改革中保留下来。农业制度创新潜能很快就受限于人地关系的紧张 , 农村公品提供的不足 , 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国家的复兴。加上制约 “三农 ”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解决 , 长期形成的工农关系失调、城乡关系失衡的机制尚未根本消除 , 形成了目前农村与城市在收入水平、基础设施、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 , 有些方面还呈扩大之势。到目前为止 ,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 特别是具有身份的经济学家都认同的判断: 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 , 已具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条件。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 一些拉美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 , 忽视农业和农村 ,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 城市贫民区不断扩张 , 最后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震荡的局面。总的说 , 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问题。

第二 , 社会公平问题。

改革开放前 , 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 0. 2, 由于差距幅度过大、速度过快 , 到 21世纪初已攀升到 0. 45左右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 进入了差距比较突出的国家行列。城乡、地区、行业、部门、居民之间差距都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分配不公矛盾凸显。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 晚年曾多次提到要注意解决两极分化和逐步实现的问题。他强调 ,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 , 社会主义就站不住脚 , 改革就算失败了。 正因如此 , 最近几年来 , 国内外对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 围绕社会公平的讨论非常热烈 , 甚至还引发出对我国改革发展方向问题的争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明确提出了党和领导人民共建共享和谐社会 , 把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公平 , 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七大还作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决策 , 强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 扩大公共服务 ,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事实上 , 国内外有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 , 再分配计划有可能降低微观组织的经济效率 , 但社会公平作为公品是值得购买的 , 公平的分配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 更有利于全社会效率的提高 , 效率与公平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第三, 生态建设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 由于我国工业化程度和比重较低 , 环境问题并不突出。改革开放后, 在面向全球吸引外资的进程中, 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 , 而地方追求 GDP偏好和企业落后产能扩张也日益高涨 , 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爆发。有些地方环境恶化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 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 甚至出现了一些件。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紧缺、环境承载力较弱的基本国情特点 , 决定了我们始终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容量这两大约束。沿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下去 , 不仅国内资源难以为继 , 环境难以承载 , 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压力。当前 , 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节能减排措施、跨界河流开发和水体污染等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 有些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和新闻媒体炒作和指责的话题。特别是环境问题与贸易顺差等交织在一起 ,使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被日益放大。

从国外的经验看 , 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能越强化 , 其环境保护效能就更加明显。环境保护机构的调整设置要体现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 , 有两个方面需要重视: 一是要有利于强化环境保护规划、和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 , 发挥环境保护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这次组建环境保护部并列入组成部门 , 这就制度化地赋予了环境保护部在环境、规划和重大问题方面更多的统筹协调职责 , 强化了环境保护部在环境、环境规划和重大环境问题方面的参与权、话语权 , 在决策源头、决策落实过程中形成了影响力和推动力。二是要有利于强化环境保规的执法和监管 , 环境保护的职能还需要逐步向专门环境保护机构适当整合。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凸显 , 多头执法带来了效率低下、相互扯皮、管理盲区等问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的现象还没有根本解决 , 对地方履行环境职能情况的监督和考核也存在难度 , 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统筹协调的战略布局会带来负面影响。现在来看 , 环境保护职能的分散需要下大决心加以解决 , 彻底改变过去那种 “多龙治水 ”的分散局面。

第四, 改革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 新的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 ,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 , 以此来推动中国的各项改革开放事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 现行行政管理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 我国行政关系还没有理顺, 职能转换尚未到位, 的行政能力在为市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和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方面 , 还存在着许多缺欠和不足。比如 , 机构职能划分存在着过细 , 导致协调困难 , 不便于战略管理。部门集决策和执行一身 , 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 , 导致利益固化 , 难以避免。 机构设置存在着不合理行政层次偏多、职责交叉重复、与地方事权划分缺乏明确界定等问题 , 管理方式上还存在着决策民主化程度不够、透明度不高、随意性较大、责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 存在着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绩效考核标准不科学、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

　  第五、垄断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不长,目前因过度竞争和合谋形成的人为垄断而使市场势力的情况还没有形成气候，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引资、重复投资、盲目建设、以邻为壑的过度竞争和投资低效率形成的性行政垄断，使中国的产业组织也具有行政性的特征,从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服从于地方和部门的推动,而不是服从于资本市场、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不是由技术进步和要素使用效率提高来推动,而是由出于追求政绩、迁升机会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内在动力来推动。产业组织的行政性在条块分割的主导型计划经济转型后,演变为地方和部门以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经济割据。同时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还出现了在市场需求中占据绝对份额的用户通过垂直一体化和垂直约束等途径进入上游企业,以用户身份操纵要素或投入品市场 ,取消上游产品的供给竞争,达到排斥竞争对手,获取市场势力的目的的垄断行为。用户垄断对经济长期发展的约束效应主要是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阻碍市场体系的发育与成熟。

第六、企业改制问题。

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组织不是经过市场机制的淘汰和兼并等方式生存下来的 ,而是通过行政关系捏合产生的,企业的规模和扩张边界受制于所隶属的行政组织和行政关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各级的附属物 ,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 ,具有行政垄断性。所以,企业改制是转型期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举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制,一方面是重塑市场主体 ,提高国有资本的进入与退出效率 ,另一方面是创造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如果企业改制的方式和途径不是帕累托改进,则会影响转型期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如果处理不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特别是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的大环境。

中国在今后的改革发展中如果能把上述六大问题妥善解决, 中国经济转型将扫除一切障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模式 ,将为世界许多国家借鉴和模仿，中国市场经济将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