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双重效应_张殿军

　　收稿日期:2005208226

　　作者简介:张殿军(1968-),男,山东莱州人,天津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天津　300191

公司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双重效应

张殿军

　　摘　要:美国的公司以其实力雄厚、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超前而独领世界经济风骚。公司对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增强了美国推行世界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实力基础,为美国营造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强化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效应,为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21世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正确应对公司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公司;美国;全球战略;双重效应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10X (2005)0420090205

一

公司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重要载体。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78年在《世界发展中的公司》的报告中将公司定义为:“公司是在作为基地的国家之外拥有或控制生产或服务设施的企业。这类企业并不是一定是股份化或私有的,它们也可以是合作制的或国家所有制的实体。”公司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

主义过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及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相继实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公司进入空前的发展时期。据联合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统计,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有1.5万家。根据2003年9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02年全球拥有614万家公司,控制着87万家外国子公司。这些公司全年销售额达到18万亿美元,其外国子公司创造了314万亿美元增加值,占全球GDP 的10%以上。目前,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以上的对外直接

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

技术转让。公司已然成为纵横天下的“经济巨人”。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日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世界众多的公司中,美国的公司以其实力雄厚、技术先进、规模庞大而称雄于世界,掌控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潮头。据资料显示,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中,美国通过公司进行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55年为30.3%,1965年为41.1%,1970年达到45.6%。美国在80年代中期,出口的3/4,进口的1/2都是由公司完成的。美国公司的巨大经济实力,为其推行世界霸权战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增强了美国全球战略行动的实力基础。美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美国的公司投资遍布世界。据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际投资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称,1997年,美国的公司在国外子公司所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比1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这些子公司的商品出口额达1410亿美元,占美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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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结构,为美国推行世界经济霸权创造了条件。一般而言,公司数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1998年10月《经济学家》报道,在按股票市值排名的世界最大的15家公司中,美国独占13家,并占据了排名的前7位。又据美国《商业周刊》根据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值排列出1999年全球1000家市场价值最高的公司,其中美国为494家,比1998年增加19家,比1990年增加170家。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99年1月27日)汇编的对500家最大公司的调查,在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有244家即48%属美国所有,173家即35%属于欧洲,仅仅58家即12%属于亚洲(其中46家属日本)。可见,美国是当今世界公司数量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使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从而为美国进一步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如W 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修订权,把各国的经济纳入由自己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推行世界经济霸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为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在全世界推广“民主”、

“自由”,把世界塑造成以美国为榜样的社会,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公司形成的遍及世界各地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推销和兜售美国文化,成为美国谋求文化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的一些公司,特别是一大批传播媒介,如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C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联社、美国在线等媒体,在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乘经济全球化之机,利用文化和经济与政治的日益融合,凭借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垄断优势,通过全球卫星、电视、广播、互联网络等媒介,及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等管道,将“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传播到世界的每一角落,特别是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等非西方国家,妄图通过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把美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强加于全球,变世界多元文化为一元文化,最终完成对世界的“美国化”的改造。例如,美国的CNN国际频道租用10颗国际通讯卫星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800万用户进行全天候的覆盖,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广播电视媒介;1948年成立的美联社目前在世界各地有240个分支机构,每天向112个国家的5000种广播电视提供2000万字和1000幅照片的新闻消息,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通讯社[2]。据统计,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CNN、美国广播公司(ABC)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信息发布总量的1000倍。美国通过公司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天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正是凭借着公司在世界信息传播领域的绝对优势,才使美国垄断了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增强了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进而为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清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总之,美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结构

19中的强势地位,不但增强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为美国依仗其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主导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塑造“美国版”的世界奠定了基础。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3]

二

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虽然强化了美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独一无二的“龙头老大”的国际地位,但它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者居上,从而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一)公司和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结构性矛盾,制约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实施。称霸世界是美国建国后的一贯。冷战结束后,由于其原来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的垮台,失去制约的美国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在全世界谋求“独霸”,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日趋膨胀。为了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确保世界秩序按美国设定的轨道运行,美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国际关系。对于自己的“盟友”,诱之于胡萝卜;对于自己的“异己”,则施之于大棒,以迫其臣服和就范。以国际领域的经济制裁为例,据美国统计,一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对外共实施115次制裁,而仅克林顿就针对35个国家实施了61次制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现在全世界有75个国家、52%的人口受到美国不同形式的制裁。而公司是以世界市场为依托,以利润最大化为全球经营目标的。资本投向哪里要受企业惟利是图目标函数的制约。这种以追求企业最佳生存环境和条件的经营战略和理念决定了资本的流动是全方位的,“无国界的”,投资对象国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异己”则无关紧要。公司的这一全球经营战略必然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最大可能地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避免成为美国和投资国关系恶化的“牺牲品”,公司常常会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各种政治手段和方法,来影响和牵制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如1996年美国国会提出克林顿签署的《赫尔姆斯———伯顿法》(Helms———Burton Act),试图把美国自60年代以来对古巴实施的单方面经济制裁扩大到国际领域时,不仅遭到了来自与古巴有贸易往来的欧盟、日本等国的反对,还受到美国国内一些大型公司的抗争。美国商界还为了减少美国单方面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影响而极力主张美国适当地改变经济制裁。1997年还共同努力成立了以结束单方面经济制裁为目标的U SA-Engage,在推动“接触战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又比如,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迫于国内利益集团压力,决定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挂钩,以迫使中国“改善”状况时,在中国有重大商机的美国波音、美国国际集团等公司,在中美关系高层公关上不惜巨资,积极支持中国“入世”和获取最惠国待遇。美国的一些大型公司就是这样凭籍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自己编制的关系网不仅通过游说国会、,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一些不利于己的对外,而且也为自己在海外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改善自身经营条件和投资环境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二)推动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均衡化发展,有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公司以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组合为目标,其经营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效应,为世界一些国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创造了良机和条件。一方面,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造成美国传统产业的萎缩,引发产业的“空心化”。近些年来,受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驱使,面对居高不下的国内运营成本和其他国家公司的竞争压力,美国的公司纷纷改变经营策略,将一些工业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税收优惠条件好、投资回报率高的海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劳资双方固有的对立和矛盾,而且也造成美国经济的“空心化”,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实力基础。另一方面,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同时,欧、日等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却相对上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适宜的投资环境,出

29于占领对方市场的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公司是以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为投资重点的,很少涉足发展中国家。到1988年,在美国3269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已上升为75.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23.5%。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公司加快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步伐。据统计,在经过70-80年代的国有化浪潮之后,90年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已稳步上升。1998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1659亿美元,为1993年的1倍多,为1981-1986年平均增长率的10倍多。发展中国家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87-1992年约占总额的20%,1998年上升到25%。《2000年世界投资年度报告》称,199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为2080亿美元,比1998年增加了16%,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而在这些外资中,美国的资本占相当比例。所有这些无疑对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美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不仅造成美、欧、日之间实力的不平等转换,改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独大地位,同时也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制约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奠定了基础。

(三)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公司是以广大的世界市场为生命依托的。为了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它们总是在全世界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将其资本投向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公司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国际分工由行业之间发展到行业内部,从而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这就要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加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协调,以减少由于日益增多的相互依赖而造成的利益摩擦和冲突。此外,伴随公司海外资本的空前扩张,一系列诸如国际金融风险、全球环境破坏、经济犯罪等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公共问题也如影随形,相伴而来。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单独解决。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最佳的选择是世界各国、各民族超越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弃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对抗性“零和”思维模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发扬民主精神,通过国际合作和政治协商,共同做出有利于世界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某种“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而不是由“一家说了算”。如果置世界共同利益于不顾,仍然依仗强势惟我独尊,我行我素,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必然会遭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强烈谴责。

三

美国公司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效应是双重的。正是因为公司海外市场的拓展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和世界霸权目标的实现,所以,每当资本的扩张面临着地理上的障碍和政治上的抵抗,需要国家充当保护人时,美国都是义无返顾,挺身而出,为公司的全球扩张鸣锣开道,保驾护航。美国党副萨姆・韦伯曾经指出,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相互间残酷竞争,分享最大利润,重要原因之一是有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保护。如果没有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通用汽车、可口可乐和IBM等大公司,就不可能达到目前这样的全球性规模。在国际上,美国通过其控制的国际经济体系和世贸组织等机构,为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的公司提供了适宜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国内,则通过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等措施来鼓励公司的海外扩张,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强硬手段为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开辟国际空间。美国《1988年贸易法案》引入的“特别301条款”、

“超级301条款”就是明证。

可以说,在公司和美国的关系上,公司的发展壮大是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密切相关的。美国的全球霸权为公司提供了发展所必需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公司的全球扩张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公司的世界经济活动则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工具,为美国继续推行以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提供了实力上的强力保证。

39公司和美国全球霸权之间尽管存在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但二者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不存在着矛盾。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完全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根据利益的轻重缓急做出的。面对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听任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自身的利益需要随意发展,它势必要采取种种措施和手段阻挠公司的资本输出。而公司的全球经营是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以利润最大化为支点的。只要能够满足资本扩张的生存和成长需要,它总是要设法破坏束缚它前进道路上的桎梏和障碍,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寻求最低的成本。公司和美国全球霸权之间利益上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二者战略合作的脆弱性。而公司通过动员、联合盟友、游说国会和等手段,迫使美国在对外决策中尽量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战略部署,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治社会,“政出多门”的国家为美国包括公司在内的其他组织和团体参与和影响国家对外创造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但美国毕竟是总统制占主导作用的国家决策。美国总统虽在制定美国全球战略决策时受到了国会和公司等利益集团多方面的掣肘和压力,但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决定了公司对美国全球战略决策的影响是局部的,甚至是间接性的。公司的眼前利益和短期目标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及其实施的。任何过分夸大公司作用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简单化的。正如公司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所言:“国家在和规范公司的活动方面,有其主权、国内经济权势以及立法权、规章制度权和许可证发放权等种种手段可用,像某些人那样认为公司比国家更有力是思维混淆”;“对于那些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根子的公司,母国仍拥有权威来最终恢复对它们的控制,因为现代社会已将巨大的管制作用授予了”[5]。

所以,对美国公司在美国全球战略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能因为公司在美国全球战略扩张过程中充当着“使者”的身份而过于夸大它的作用,造成草木皆兵,也不能由于二者全球经营战略的差异而过分夸大它们的矛盾和冲突。公司和美国全球战略呈现出来的这种既相互统一又彼此对立的“悖论”,归根到底是由二者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造成的。利益如同是一副粘合剂和疏松剂。它既可以因利益的一致将二者紧密粘合在一起,结成命运共同体;也可能在利益发生对立时,使二者分道扬镳,走上为各自利益和目标而战的歧途。

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美国资本投资的“热土”。截至200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212个,涉及合同外资762.53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03.79亿美元。公司对中国的巨大投资,在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升我国在当今世界的竞争力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们不仅采用低价竞销和股票控股等方式方法,垄断控制了我国的一些关键产业,而且还试图通过人才争夺、学术交流等手段来影响我国的社会价值观走向。因此,在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何抑制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又发挥其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积极作用,在中美关系中架构起一座畅通的桥梁,确保中美经济政治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外交在21世纪需要着力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熊性美,陈漓高.当代世界经济[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233.

[2]赵雪波.综合国力构成要素辨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5).

[3]Robert G ilpin.U.S Power and the Multina2 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New Y ork:Basic Book,Inc, Publishers,1975.161.

[4]杨祥银.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还能走多远[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5).

[5]时殷弘.全球化潮流中的国家[J].战略与管理,2002,(9).

责任编辑:段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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