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叙事类型论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叙事类型论

顾广梅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

摘要：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作为中国式的重要小说类型之一，是现代性语境下产生的关于成长问题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从主人公的成长状态和过程进行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出现了三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同时，文本中的成长主人公也出现三种形象类型：迷梦型成长主人公、幻灭型成长主人公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

   关键词：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叙事类型；成长迷梦；成长幻灭；成长神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中国人的成长问题，即如何完成自我确证，如何谋划和建立起人的主体性，成为贯穿现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价值追求之一；对现代人成长问题的关注和探寻，也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内在精神脉络之一。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关于成长问题的文学想像和文学表达，不仅在精神向度上拓展着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而且在文化深度上塑造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品质。从五四到的30年间，留在中国文学版图上大量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当下的研究格局中始终显得寂寞。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勘察，是我们面向历史态文学现象的一种责任，也是我们探究现代中国人心灵史、精神史的有效路径。

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下）这样描述了成长个体面对社会秩序所呈现出的不同成长状态，他写道：“每一代的青年生长出来，都要在人们称为社会秩序的那些墙壁和罗网中做一种强暴的突奔，然后，他们中间底大多数，便顺从了，小的一部分，则因大的不幸和狂乱的感情而成为疯子，或由冷酷的自我意志而找到了自己所渴望的，成为被当代认为比疯子还要危险的激烈人物，散布在祖先们所建筑，子孙们所因袭的那些墙壁和罗网中，指望将来，追求光荣，营着阴暗的生活。” [ 1 ] (P69)路翎在透视现代青年成长之旅时因激愤痛苦而显得扭曲夸张，但他确实捕捉到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个体对外在社会秩序的认同程度将直接影响其成长状态的重要事实。如同路翎所体察到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主要出现了三种不同成长状态：前成长状态下的未完成式、反成长状态下的非完成式和成长状态下的完成式。根据成长主人公的这三种成长状态，成长小说相应地出现了三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同时，文本中的成长主人公也出现三种形象类型：迷梦型成长主人公、幻灭型成长主人公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

一 在路上的成长迷梦

迷梦型成长小说是指成长主人公始终处于前成长状态，直到文本结束也未能实现成长目的。这种“前成长”状态是指成长主人公已经具备了内在觉醒意识，在成长道路上左突右撞，种种磨难使其旧的信仰开始动摇，但由于缺乏“启蒙者”的精神催化和话语导引，或是由于自我意志的强大而不愿轻易臣服于社会秩序，其思想意识处在旧的已去，新的没来的黎明前的黑暗状态，如《海滨故人》、《山雨》、《春花》、《科尔沁旗草原》、《财主底儿女们》、《野兽、野兽、野兽》等文本皆可归属此类。这类迷梦型成长主人公虽然最终未能完成成长仪式，并到达社会秩序所指引的神圣远方，但因为外在环境的刺激和内部人性的需求，他们大都有着强烈的成长需要意识，他们行走在成长之路上的那份迷惘、矛盾和怀疑真实地显现了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对抗纠葛，显现了成长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成长地图上描绘出一道绚烂的经纬。

王统照的《山雨》是众多迷梦型成长小说文本中的一个特例，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生动彰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和成长迷路。五四时期和左翼时期的成长小说大都集中在对知识青年的成长想像上，而青年农民的成长想像基本上处于空白之页。奚大有这一青年农民的成长之路无疑为成长小说提供了崭新叙述视角和叙述途径。兵匪抢劫、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出兵差服徭役等种种生存困境，使奚大有从一个“一切事不求甚解的乡下人”，开始了对不可掌控的社会法则的质问。他不再如父辈那样逆来顺受，而是越来越表现出反抗和求变的个性。他与来偷袭村子的土匪展开搏斗，受重伤成了村民们眼里的“英雄”；他用卖地的余钱送孩子往镇上入学堂，希求他变成一个“较有力量的人”；出兵差当推夫的路上，他倡议并带领着百多个推夫开小差逃跑回来；……然而，有限的反抗仍无法改变奚大有这样农人们的悲惨命运，各种社会力量重重压迫下的贫病交加使他们处于极度的生存匮乏之中。他带着妻儿迁移到城市，当起了人力车夫。掌握了思想的产业工人杜烈和杜英兄妹俩对他的精神启蒙和心理导引，使他不甘心同其他“卖劳力”的一样安分知足、得过且过。文本结束，奚大有跟随着杜烈和杜英去观看群众火烧×部的抗日行动，这个从前眼光只局限在自己生存利益上的农人，在短短的城市生活里，明白了自己的浅陋和迂拙，开始学着关心引发社会众多痼疾的和阶级矛盾问题。奚大有还在路上艰难成长，还未像杜烈和杜英那样成为有强烈民族国家意识的现代青年，但他的成长迷梦应该快要结束，成长仪式已经不远。

迷梦型成长小说中，除《山雨》呈现的是青年农人在路上的成长状态外，其它文本都是以现代知识青年作为成长主人公，他们是露沙、坚石、倪焕之、丁宁、蒋纯祖、印蒂等等。这是一群有着“丰富的痛苦”的成长主人公，与奚大有相对简单明朗的成长过程相比，其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要复杂曲折得多。他们很像路翎用夸张笔法描述的“被当代认为比疯子还要危险的激烈人物”，在社会秩序的“墙壁和罗网”包围下左突右撞，即便撞得头破血流也不轻易服输或是妥协。借用钱理群先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发展轨迹的理论视角进行考察，迷梦型成长主人公既以现代意识重新观照着几乎所有的“哈姆雷特”命题：“思想与行动，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他人，肯定与否定，理想与现实，生与死”等等[ 2 ] (P321)，又并不缺少“殉道”式的堂吉诃德的英雄主义。他们之所以始终处于前成长的迷梦状态，或者说处于“丰富的痛苦”状态，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秩序、社会理性乃至人生意义都怀着“哈姆雷特”式的深刻怀疑和“堂吉诃德”式的深刻忧虑。像《海滨故人》里的早期现代知识女性露沙，把走出校门踏进“恶浊的社会生活”称之为“人生不幸”，并且没有勇气接受异性的爱而踏进婚姻生活。追求精神之高蹈的她看到好友宗莹因结婚而变得平庸世俗，沦为“笼中鹦鹉”后，更加痛苦不堪。露沙就像一个“人生”的猜谜者，永不停歇地思考着“人生到底作什么”这个永恒的意义之谜。现代性构建初期的中国社会没有为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双重觉醒的露沙们准备好答案，她在路上的怀疑苦闷、犹豫疑惧虽然压抑人心，但能给人一份沉重的真实感。《春花》里的坚石同样是一个在路上的探索者和精神漫游者。五四运动的落潮期，这位曾经积极行动的“堂吉诃德”、青年运动的领军人物一下子陷入无力自拔的悲观和苦闷中，竟然跑到一座山庙里当了老和尚唯一的徒弟。这个易于激动也易于疑惑的青年，最后还是被的风潮鼓舞起来了，坐上轮船前往海州寻求之路。不过，坚石最终尚无法确定自己究竟信仰什么，他“永远是在徘徊中，跨不出更大的脚步去”。和露沙一样，这也是一个生于矛盾的现代知识青年，他的怀疑、动摇、徘徊不是对社会语境变迁的简单刺激反应，而是来自精神和心灵的深层应对。

《科尔沁旗草原》中的成长主人公丁宁自叹道：“佛说人生悲剧有两章，哈姆雷特的哀伤，唐吉诃德先生的横冲直撞。如今，这两幕戏，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排成了一场。”[3] (P315-316)确实，丁宁的忧郁彷徨和理想主义渴求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令人侧目的。端木蕻良对现代知识青年的生存矛盾、精神矛盾和心理矛盾作了相当深刻而典型的揭示。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染后回到家乡的丁宁，其英雄主义情结在草原人们的生存苦难前显得空阔无为。春兄、水水这两个他想拯救和帮助的美好少女，都被悲惨命运所吞没；大山，这个他想对之进行思想启蒙的劳动者，竟带领佃户们起来反抗他；他无法阻止母亲对女仆的残忍虐待，只能骂自己是个“十足的废物”……王富仁曾对作者端木蕻良的精神矛盾进行过独到分析，并由此指出《科尔沁旗草原》产生的思想背景：“他并没有意识到，当他厌恶了贵族阶级的时候，他还是贵族阶级的一员；当他同情了女性的命运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男性；当他憎恨了父亲的时候，他还要继承父亲的事业。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他陷入了更复杂、更深刻的矛盾之中，他必须在这种更复杂、更深刻的矛盾中重新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他在关内的政治活动中受挫、带着他在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中形成的新的思想理想重新回到科尔沁旗草原的老家时，所有这些复杂、深刻的矛盾都展现在了他的眼前。”[4]丁宁作为端木蕻良的自我镜像，也正是处于同样的精神困境之中。“热心的运动家”和“冷淡的旁观者”、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徘徊的孤独者和真诚的启蒙者、高蹈的人道主义英雄和无用的“废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型塑下的“新人”和无奈的家族继承人等等这些矛盾纠葛的身份在丁宁身上叠加折射，使他的精神自我和心理自我都不堪重负，最终他选择了再次离开，到不可知的远方寻求自我。他的成长始终在路上，没有完结。

抗战时期两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和《野兽、野兽、野兽》的成长主人公蒋纯祖和印蒂，和坚石、丁宁有着同样的精神底色，他们为实现理想和建构理想自我而激越地奋斗追寻着，同时也为现实的困境和自我的无助而怀疑苦闷着。蒋纯祖那先锋叛逆的青春骚动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结、那如精神界战士般的永恒孤独和如唐吉诃德骑士般的英雄情结，都使他在沉闷窒息的历史环境包围下，始终如一地向封建愚昧、奴性麻木的社会普遍心理和民族根性宣战。他宁肯死亡也不愿被同化和异化，始终保持着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意志。在怀疑矛盾甚至绝望颓唐的精神痛苦中，他以个人的力量承担着历史的重负。遗憾的是，历史没有选择蒋纯祖。因为他的精神绝唱里少了人民的声音，虽然他和4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曾经热烈地宣布“我信仰人民”，虽然他在石桥场向需要他的“不幸的生灵们”施与了英雄般的拯救行为，但他在反思“人民”这个时代关键词的真实内涵后，在目睹石桥场人们的愚弱奴性后，陷入了理性与感情、理想与现实的两难矛盾。恰如李泽厚所指出的：“一面是真实而急切地去追寻人民、追寻，那是火一般炽热的情感和信念；另一面却是必须放弃自我个性中的那种种纤细复杂和高级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敏感脆弱，否则就会格格不入。这带来了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5] (P10)蒋纯祖的怀疑、疑惧与哈姆雷特发生着直接精神联系，他们都作为的知识主体而存在，并由此代表着人类的精神命脉和理性自觉。比较起来，如果说蒋纯祖更倾斜于哈姆雷特的话，那么印蒂则更倾斜于堂吉诃德。早有评论者指出：“他（指印蒂）是那形容枯槁、盾折马惫的堂吉诃德，迎着另一个日出，另一个风车，整顿上马，永远扑跌追寻。”[6] (P146)印蒂首先投入了“”，并将之视为生命的第一个“旅”，到广东直接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蒋纯祖对、信仰、人民等始终充满怀疑矛盾，而印蒂对这些时代关键词首先是以“纯粹精神的理想原则”加以认同的。和蒋纯祖一样，有着清醒自我意志的印蒂遭受到来自团体内部教条主义、独断主义的打压，其理想主义的信仰从动摇直到完全放弃。蒋纯祖是在生命终结时才看到了“苏德战争”的曙光，而印蒂的行动意志显然要强烈得多，精神危机并未使他绝望，他在文本结尾处再次匆匆出发，向着远方去寻求和印证生命的根蒂。

从总体上看，五四至这30年时段的现代中国更期待和需要的应是那个“骑士”堂吉诃德，即便是充满忧虑的堂吉诃德或是非政治化的堂吉诃德，也比忧郁怀疑的哈姆雷特来得更实际和有价值些。所以，迷梦型成长小说里成长主人公们，虽然经历了哈姆雷特式的怀疑和矛盾，显示出对外在秩序、对“显在之理”不轻易认同、不轻易服从的自我意志和个性意识，但大多数并没有放弃堂吉诃德式的天赋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追寻。他们在路上的成长状态是无法用某种概念或某个观点简单归纳的，不管其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形象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遭到过怎样的诟病和指责，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都因为充满着张力之美和“未完结”之美，定会为今天和今后的读者所认同。

二 被放逐的成长幻灭

本雅明针对经典的“成长小说”说过这样的话：“通过把社会过程和个人的发展整合在一起，（成长小说）为预定了小说本身的外在秩序提供了最微薄的辩护。但它提供的合法性与现实状况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尤其是在成长小说里，这样一种相左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7] (P1)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幻灭型叙事所呈现的反成长状态中，“个人的发展”与“社会过程”相左的状况明显存在，并且这一状态下成长主人公的精神幻灭特征也非常显明。这类文本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和左翼时期，包括：《冲积期化石》、《一叶》、《幻灭》（王以仁著）、《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一九三○年春上海（二）》、《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倪焕之》、《棘心》、《她是一个弱女子》、《时代姑娘》等等。和迷梦型成长主人公们相近似，这一类型的成长主人公也是从希望态的心理起点和精神起点开始成长之旅的，所不同者在于，前者在希望的先行性指引下，虽然疑虑重重或矛盾重重，却始终没有完全绝望，他们往往高举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大旗，在路上急急前行；而后者则经历了对对象从希望到不断地失望，最后耗尽了所有希望因子从而终止希望产生的任何可能性的成长幻灭过程。如果说前者是在路上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矛盾统一体，那么后者则是被放逐出成长伊甸园的精神幻灭者，他们没有向着社会秩序和社会理性所规定的成长方向发展，没有“为预定了小说本身的外在秩序提供了最微薄的辩护”，而是向与之相反的方向成长发展着。

幻灭型成长主人公除了丁玲《阿毛姑娘》中的阿毛是乡村青年女性外，其他几乎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这与迷梦型成长主人公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现代小说作为知识主体的创作，对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自我想像确实比对青年农民的他者想像要来得迫切和真切。像《山雨》、《阿毛姑娘》中所彰显的主人公奚大有、阿毛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他者欲望的欲望”，即作家知识主体的欲望来进行想像的，于是他们身体、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成长内容都要比真实态的农民复杂精细得多。丁玲笔下的阿毛所经历从欲望觉醒到幻灭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想像的东西”，即知识女性丁玲对“自我的他者”（乡村女性阿毛）的审视和想像，这种他者想像的价值之一在于创作主体由此可以达到对“自我”的再认识。阿毛被叙述者赋予了物欲和爱欲两方面的觉醒，然而乡村的贫困、文明的落后，使她的欲望之梦成为永远的幻梦。作为乡土中国的农村女性，阿毛已是一个勇敢的英雄，不安分于低微的地位和贫穷的命运。遗憾的是，环境制约着她的识见，她仍依循着宗法社会的性别逻辑和伦理法则，把全部的热望建筑在男性身上。她的生命曾被爱与暖点燃，可又被因袭的精神重负挤压得无路可走，惟有自戕自虐自闭。病中的阿毛始终沉默着，无声地流着泪，任谁问她的苦痛也不回答。源自生命欲望的内在焦虑使她无法在这异质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和保有希望，她以精神幻灭的反成长方式完结了生命，但其成长却并未真正完结。

返观幻灭型成长小说的其他文本，知识青年的反成长状态无疑是现代作家们提供的一种自我想像，并以此完成自我确证和自我审视。知识青年的幻灭式反成长状态可以从爱情幻灭和理想幻灭两个角度来考察。将以下爱情幻灭的女性成长主人公列在一起是有理由的：静女士、章秋柳、梦珂、莎菲、玛丽、郑秀岳等，她们都是大失败后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并且作者茅盾、丁玲和郁达夫在塑造出她们后不久便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其中，梦珂、莎菲、静女士和章秋柳都置身于大失败后的“时代苦闷”中，她们在爱情幻灭的同时还经受着精神危机，其理想幻灭之痛并不亚于爱情幻灭之痛；而玛丽、郑秀岳则完全走向社会理性的反面，将爱情追求与欲望满足相等同，置理想于不顾，最终跌入欲望的深渊。梦珂、莎菲、静女士和章秋柳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在爱情支配权和选择权上明显优越于五四前期的新女性们，她们已经无须再像《棘心》中的杜醒秋那样为伦理情感而放弃自由爱情，而是可以充分利用五四新女性们已经开辟出的爱情自由的社会资源和精神资源，更加大胆地迎接顺应感性生命的冲动。她们拒绝庸俗、追求理想人生，甚至将理想化的爱情视为可以实现生命超越的重要手段。可惜她们都因为缺少理想化的爱情对象而最终经历了爱情幻灭。实际上，其爱情追求和理想追求、爱情幻灭和理想幻灭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承继着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血脉的莎菲来说，她的爱情追求就等同于理想追求。她将爱情实现看作有着如理想实现一样的重要意义，爱情幻灭了，理想也就随之幻灭。为什么丁玲笔下梦珂、莎菲的爱情幻灭，能超越具体生活范畴而上升到抽象人生意义层面上来呢？并且为什么她们的精神危机会成为“时代苦闷”而弥漫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地图上呢？有研究者指出：“五四后期丁玲等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已经获得了外在的自由，她们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遇上了无所适从的内在性的自由(freedom)。人的内在自由的是人自身，而人自身是很难按人的欲望或意志来改变的，这是人的有限性造成的。从外在的思想文化禁锢，走向内在的个体激情与感性的禁锢，这是现代启蒙思想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找不到超越内在自由的方式，个体生命则处于人的有限性与生命理想欲望的悖论之中，深感苦闷甚至悲观失望，丁玲和茅盾笔下的莎菲和静女士、章秋柳就是如此。”[8]不过，静女士、章秋柳与莎菲、梦珂的爱情幻灭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尚停留在五四个人主义语境，受个性思潮的价值驱动，而前者已经进入意识形态语境，受指令的规训和约束，其理想追求已具体化为对远方的梦想憧憬，于是个人的内在自由时时遭遇的集体主义价值规约，这样静女士、章秋柳的爱情幻灭就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理想幻灭。她们面对从五四退潮到大失败的残酷现实，深深惶惑于被抛出主流社会的身份尴尬。她们既不愿苟同于政治主流文化，也不愿流俗于庸常世俗文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入世情结和无力回天的济世能力，使她们陷入时代苦闷，在理想主义和肉欲虚无主义这两条路之间来回摇摆、痛苦地游走着。相比之下，玛丽、郑秀岳的成长过程完全是人性向下式的堕落过程，拒绝话语的现代性启蒙，一味沉溺在欲望满足和感官享乐当中。虽然她们也有短暂的欲望动摇和精神彷徨，可最终还是身体伦理战胜了伦理。比之肉身享受的现实欢娱，大义显得空洞呆板，以欲望满足为首要意义的身体伦理占了绝对上风。

天根、张曼青、王仲昭和倪焕之等男性成长主人公的幻灭式反成长也是五四落潮后到大失败期间的历史产物，虽然其不乏对理想女性、理想爱情的想像和追求，但作者们分配给男性成长主人公的社会理想需求似乎更加明确和更加强烈。如果说理想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启明星和火把，是他们生命的第一要义，那么爱情只是成长路途上的一抹亮光、一道闪电。他们或寄理想于“教育”、或系希望于“新闻”，可惜现实环境总是令其难以如愿。知识阶层所面临的日益边缘化的社会身份，使他们在匡世济民的入世情怀和实际能力之间形成反差。张曼青一出场就是一个患上“时代病”的精神幻灭者，过去一年多的政治生活给了他许多幻灭，他自省所谓“时代病”、“世纪末的苦闷”就是“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9] (P265)为了摆脱这样的苦闷，他决意用剩余的勇气和精神来追逐最后一个憧憬：教育。进到学校做了历史课的教员后，他很快发现那群教员们在政治观念上保守落后、教育思想上粗暴、文化人格上又萎靡中庸，不愿压制学生的张曼青慨叹自己“进教育界的计划是错误了”，他“最后的憧憬”就这样成了泡影。王仲昭与张曼青不同，他起初并未经历过幻灭，因为面对客观条件的重重壁垒，他很有自知之明地抱定了“理想不要太高”的哲学。所以刚一出场的王仲昭显得神清气爽、踌躇满志。进军新闻界不久，他的“半步已经降为半步之半步”，但递交给总编辑的已经采取了“让步”的“计划书”还是被一一驳难，最后只被允许“半步之半步的改革第四版的计划”。他为此精心写作的社会调查“印象记”仍然招来总编辑所谓“性欲的新闻”的批评，要求他今后少登。努力求革新的王仲昭，身处充满麻木敷衍空气的报馆，深感“理想早已半步半步地缩小，现在所剩的几乎等于零”，“太空想虽然不能成事，太实际又何尝中用”。[10](P342)现实的失败使他翻检自己的卑怯无用，深深陷入自我否定的痛苦。

叶圣陶的《倪焕之》对成长主人公倪焕之所经历的两次理想幻灭也呈现得非常完整。文本前18章写倪焕之与一群热血青年在乡间革新教育并失败的经历，从第19章到第30章写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迅速转变成长方向，认为自己从前只专注于教育而与社会大众脱节，于是离开乡镇来到大风暴中的上海，试图实现政治革新理想，最后仍以失败告终。他和张曼青、王仲昭一样时而激昂时而幻灭，苦苦追寻理想却时时处在精神上无所依凭的苦闷悲哀之中。当国家、民族、这些宏大叙述逼迫他们不断地交出个人的自由，并最终以强大的话语优势覆盖他们自己的声音时，其人生理想也在与社会政治理想合流中被裹挟着时起时伏，往往无法自我掌控。而且，他们的爱情追求也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对他们而言，理想女性应该是志同道合的精神同路人，不应该沉沦于日常生活而失去对时代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兴趣和把握，在的宏大叙述里“日常”并没有意义。

综上所述，幻灭型成长小说所呈现的成长幻灭，总是与历史重大事件相依傍，充分表明其“民族寓言”的叙述特征。其中成长主人公从希望到幻灭、或是从幻灭再到幻灭的种种关节点和完整过程，都将其心理张力和精神张力逼发至最大，令我们可以窥探到人性的真实面相和成长地图上的交叉小径。 

三 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

1932年，丁玲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发表题为《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文章，号召作家们“不要太喜欢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她认为“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11]曾经塑造了梦珂、莎菲和阿毛这样幻灭型成长主人公的丁玲，此时已找到意识形态这一“象征之父”，立刻一扫精神阴霾和心理阴影，以到达神圣远方的胜利口吻，要求同时代的作家一起完成艺术成长。可以说，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丁玲的成长本身就构成现代中国的一个成长神话。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这种成长状态的完成式，“通过把社会过程和个人的发展整合在一起”，“为预定了小说本身的外在秩序提供了最微薄的辩护”。成长主人公在启蒙者的话语导引下，经过重重磨难到达神圣“远方”，成为社会理性所期待的新人。由于不同时代语境所召唤的“新人”不同，神话型成长小说中成长主人公的新人形塑也随之出现四种情形，即“自由新人”，如玉君、淑华、淑英等；“新人”，如王钧凯、汪中、《小小十年》的“我”、李杰、李冷、白华、素裳女士、玉青、王惠先、郑芷青、梅行素、王曼英、余玥、《女兵自传》中的“我”、李佩珠、秋菊、虾球等（与其他成长主人公在中国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红色不同，巴金笔下的李冷、李佩珠所进行的是无主义）；“民族新人”，如黄静玲、孟华、铁岭、李三麻子、牛大水、杨小梅等；“翻身新人”，如孟祥英、折聚英等。如此众多的成长主人公都完成了成长仪式，最终无一例外地成长为社会理性所召唤的“新人”。成长神话为“外在秩序”提供了合理化的辩护，而“外在秩序”也会反作用于“新人”的成长想像。成长主人公在长成“新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动摇、转机都有浓厚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其成长仪式都指向对某种为社会现存秩序所承认的信念、理想的皈依，即成长的目的和方向与历史发展的目的和方向成了同义反复的修辞关系。这样，个人的身体成长、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等三个维度的成长经历从总体上都被织入了由新质取代旧质、从旧我转变为新我的政治宏大叙事中。成长神话由此象征着带有强烈历史目的性的社会内容。

具体地看，知识青年的新人型塑在其中占了最大分额。如前所述，迷梦型和幻灭型成长小说中知识青年也是最主要的成长主人公。作为一种文化的对应物，处于想像与象征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成为最变动不居的一个形象群体。被想像为一个有倾向却又时时软弱动摇的中间阶层，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出现剧烈地分化，他们要么成为在路上的“哈姆雷特”或“唐吉诃德”，要么成为被放逐出成长伊甸园的精神幻灭者甚至是堕落者，要么成为一个半神化的“超人”。     

文学领军人物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和左翼文坛领袖人物茅盾的中篇小说《虹》，算得上成长神话的经典尝试之作，其男、女成长主人公李杰、梅行素由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成长为新人的过程得以完整细致的想像和揭示，并充分显示了个人成长是如何织入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的。出身地主之家的李杰，因自由恋爱受封建家庭的阻挠和破坏，带着对父母的仇视离开李家老楼，到外地接受了思想的启发导引，成为新人回到故乡。李杰归乡的目的是要带领农民们进行阶级，的对象就是以自己父亲李敬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这个文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想像的重点比一般的新人想像向后移了，李杰如何成为新人只是简略交代，作为想像重点的是他如何从一个带有浓重小资产阶级味道的新人成长为成熟的英雄。文本第一次生动想像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是如何通过向农民阶级学习，逐渐“去小资化”的成长过程。在阶级血统论的影响下，李杰的原罪感相当深重，他在农民们的逼视下常常自惭自愧于自己不光彩的家庭背景和阶级出身，并深感在意志的坚定性和眼光的超前性上无法与农民出身的矿工张进德相比，于是对掌握话语优先权的领袖张进德进行全面摹仿和追随。他在三仙山与敌人的战斗中中弹牺牲，成为英雄，最终得到了农民们的认同和尊敬。癞痢头听说“将花献给在死人的墓前是顶雅致的事情”，想起李杰是很喜欢花的，就在他的坟头献上一大束野花。癞痢头用李杰早已放弃和改造了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来祭奠他，并以此表示对他的认同，这无疑与李杰追随模仿张进德的成长过程构成有意味的反讽。李杰以一种近乎“自动臣服性”（阿尔都塞语）的认同对农民家张进德进行了成功的镜像复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完全驯服和完全接纳，如果说他的成长经历太像意识形态魔匣里的神话，那么《虹》中梅行素因个人意志与意识形态之间尚进行了一定的抗辩式对话，所以其成长神话多少有些凡人传奇的色彩。梅行素的成长过程明显比李杰过于简单化的臣服过程复杂得多。她对人生意义、政治观念和女性身份的寻找和选择，可谓起起伏伏、险象环生。从观念意识的转变、实践空间的拓展和身体欲望的抑制转移，一直到女性主体构建，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梅行素一路走来，达成了对梁刚夫所代表的“象征之父”的象征性认同，其成长的目的和方向最终被组织到历史发展的洪流中，由此完成了向新人的神话式转变。 

除了知识青年的成长神话，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的成长神话也不容忽视。像秋菊、铁岭、李三麻子、牛大水、杨小梅、孟祥英、折聚英、虾球等成长主人公作为掌握历史优先权的无产阶级人物形象，其成长神话与历史目的的结合更为紧密。为了方便论述，本文对不同类型成长主人公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阶级分类的视角。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阶级”成为相当流行而有效的一种社会关系想像，它代表着中国党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出发对现代中国性质的总观点。但当“阶级”在语境里从一开始的抽象概念越来越对象化后，原本复杂的社会系统被分解成过于简单化的两极敌对的阵营。相应地，历史观和人性观也出现简单化的趋向。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在叙述模式、人物形塑、审美形态等方面都受其影响。神话型成长主人公的阶级人格形塑就是这种阶级社会学、历史学和人性观的直接体现。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进程召唤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秋菊、铁岭、虾球、孟祥英们迅速觉醒，并将他们组织到的旗帜下，跟随早已先行到达的英雄们一起到达神圣远方，最终成长为新人。

王任叔（巴人）的遗著《女工秋菊》是一部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的作品，它算得上最早完整地展现乡村女性成长神话的长篇力作，遗憾的是在作者生前因种种原因未曾出版。与同样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王统照的《山雨》相比，两个文本的成长主人公都从乡村生存困境里走出，不同的是，奚大有始终没有走出成长迷梦，而秋菊却迅速地成长为都市女工中的先觉者。原因恐怕在于秋菊的阶级身份比奚大有更进了一步，她已经从落后蒙昧的农民转变为掌握先进生产方式的工人，而奚大有则没有实现这关键的一跃，他因个人见识和能力的问题被局限在城市小手工业者的队伍里，无缘进入当时的前沿阵地——工厂。成为“女工”的秋菊，被想像成更容易被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先进阶级的一员，她的成长神话也就成了历史必然物。有意思的是，为了展现秋菊从乡村女性到都市女工、再到新人的成长过程，作者选择了女性身体欲望的抑制和转移作为想像重点和中心环节。乡村女性秋菊初到都市后，首先被都市文明催发的是身体欲望的觉醒，但作者对这种欲望觉醒采取了明显的“向下式”写法，即将之与女性膨胀的物欲、扭曲的性欲联系在一起，成了捆绑秋菊精神发育和主体建构的沉重肉身。这种将女性欲望丑陋化、妖魔化的写法和丁玲对阿毛姑娘欲望觉醒的悲悯观照截然不同，显示出男性作家的性别局限和偏见。秋菊因过度的欲望先是沦为工厂中帐房先生陈言生的玩物，后来又成了假的社会局工运股代理股长朱叶虎的情人。她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阶级身份，因而无法走出这样的女性物化困境。成长主人公这种蒙昧状态直到夫妻白文泰、阿金的出现才得以转变。特别是阿金从地主的女儿成为女家的成长神话无疑深深刺激了陷在欲望深渊里的女工秋菊。她跟随阿金到女工夜校去学习关于阶级和阶级的道理，并由此领悟到自己和厂子里所有女工们的共同出路。一旦接受和认同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启蒙，被妖魔化的欲望主体秋菊立刻转变成朴素正直的阶级主体，从外在身体形态到内在精神质素、心理结构都快速地实现着神话般的成长。文本最后，面对特务和巡捕的难，秋菊挺身而出掩护阿金的真实身份，保住了女工夜校的正常运行。从文本叙述内容的分配上看，这个成长仪式似乎来得快了一些。文本共22章，前16章叙述秋菊在欲望陷阱里的堕落蒙昧，从第17章到第22章叙述秋菊的神速成长。就人物情绪的捕捉、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铺陈来看，前16章的描写明显胜过后面章节。这就是说，成长主人公秋菊的欲望故事写得活色生香，而故事显得生硬呆板。这或许是作者未曾预料到的叙述效果。

流浪儿的成长神话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想像视点。被收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的短篇小说《孩子们》[12]可以看作是流浪儿成长神话的一个断片。文本展现了北京城下的流浪儿群像，他们“打碎世界另换一个”的反抗意识是其异端精神的体现。在主流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驱逐到主流社会文化结构边缘的流浪儿，天然地具有一种异端精神，为既成而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入异质的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和新认识。如果说短篇小说《孩子们》较为粗糙简略地勾勒出流浪儿的精神底色和主体觉醒，为流浪儿的成长神话提供了一个佐证，那么蒋光慈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和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则共同抒写了流浪儿主人公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投身的成长神话。在这两个文本里，流浪儿的异端精神已经被巧妙织入语境，作为彻底旧政权的合法性的证明，并且像《孩子们》中一群流浪儿的成长片段也转换绵延成一个流浪儿主人公完整生动的成长故事。

《少年漂泊者》的成长主人公汪中一路漂泊，在社会文化结构的最底层遭受着沉重的命运碾压，但始终以清醒的理性审视着社会的种种不合理。他在不平等社会生活中孕育并积淀下来的异端精神，终于找到阶级反抗这一爆发口。这个拜伦式的孤独英雄最后为反帝国主义、反阶级压迫而献出生命，成为英雄。不过，正像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的：“由于作者落笔粗直，匆匆忙忙地支使他的人物浪迹江湖，谋食于各行各业，遂使小说在开阔中未免浮泛，急进中缺乏坚实，因而的鼓动性压倒了审美的感染力。”[13](P67)茅盾的说法似乎更为尖锐：“我们看了蒋光慈的作品，总觉得不是‘生活实感’，而是想象。”[14](P278)《虾球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少年漂泊者》的这一艺术缺憾。虾球在精神质素上比汪中精神贵族式的孤独倔强更具凡俗性和底层性，加上黄谷柳描摹社会人生的深厚笔力和源自生活的真实经验，虾球的成长经历无疑显得更真实和更有典型意义。比较起来，虾球和《孩子们》中的那群“野孩子”有着更相似的精神底色，他曾经当过“扒手”、“马仔”，混迹于社会最底层的形形色色人群当中求生存。“谋生”原本是他最初也是最高目的。西方流浪儿小说中的主人公如小癞子（《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吉尔·布拉斯》）等大多在生存逼迫下，学会欺诈、阿谀和钻营，不得不与社会“剧场”同化，最后成为“反英雄”式的堕落者。相隔两三个世纪后，现代中国流浪儿小说中的主人公却被塑造成成长神话型的新人。虾球和《孩子们》中的丁儿 、德明们，虽然也经历了一段成长歧路，但他们都被作者赋予了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反抗意识，因而没有继续人性向下式的堕落。虾球的流浪过程实际上是寻找“象征之父”的过程，他朦胧地意识到丁大哥所带领的游击队和残暴欺压百姓的有着不同性质，于是开始了苦苦寻找和追随。走了不少“弯路”的虾球最后走上正途，被收编。对虾球等神话型成长主人公来说，成长仪式的最终完成，彰显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和接纳。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成长是完全失去个人意志和个人自由的镜像复制，是被话语询唤到场的主体异化过程，而毋宁说是一种“重绘意识形态”的主动成长过程。

神话型成长主人公的成长结束之时，也是所有痛苦和焦虑结束之时，他们在文本结尾处总是表现得无比幸福和乐观，一扫迷梦型和幻灭型成长主人公的苦闷彷徨、幻灭绝望。如果说成长迷梦和成长幻灭两种叙事类型的文本因为主人公面临的黑暗尚未过去，光明还遥遥无期而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性，那么成长神话这一类文本则因主人公胜利终点的到达呈现出美学上的喜剧性或壮剧性。

结语

现代小说家对成长之谜的探索是在现代性问题展开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对成长故事大面积地集中书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其叙事类型、嬗变轨迹和主题话语等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本文选择的研究视域看，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三种叙事类型表征着现代中国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三种典型成长方式：成长迷梦、成长幻灭和成长神话。比之18、19世纪西方成长小说显得单一的教育-启蒙叙事模式，这三种相互映证、彼此勾连的叙事类型和成长方式的给出，彰显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与深刻性兼具的精神品格，也真实地反映了现代性语境开启后复杂的社会思想状况。面对那些令人惋惜的成长迷梦，我们何尝没有触摸到成长个体闯入世界时的彷徨与无奈？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诞生在现代性语境当中，然而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使个人与世界相联接的方式、世界接纳个人的限度都存在问题。至于那些令人扼腕的成长幻灭，其悲剧式的成长证明了主体建构的失败，由此呈现出成长个体与世界、与社会相联接时的身体不适、心理焦虑和精神疾患。而那些激动人心的成长神话，高调地称颂着彼时掌握了历史优先权和进步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满怀欣喜地交出成长个体，使其接受“象征之父”的规训和导引，最终完成寓言化的成长——个体的成长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同质同构。

从整体上看，个人与社会、身体与精神、古代与现代、理性与非理性、驯服与反抗等等曾经二元对立的命题，在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成长想象中难能可贵地以或舒展或绵长或激越的对话姿态表现出来。正是影响和制约主体成长的各种矛盾关系之间的对话，使得成长的方式、目的和方向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有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文学表达。当然，这样的对话是有限度的，原因不在其他，就在于中国现代作家多受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和影响。他们在想象个体的成长时，常常忽视生命原初意义上的“成长”，特别是对身体成长、心理成长的某些自然奥秘缺少更深入地、还原式地揭示，导致这两个维度的“成长”基本上演变为“生成”，由此带来一定程度上叙事的模套化程式化、主题内涵的单一化和审美风格的重复单调等缺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还出现了以意识形态修辞来规约成长的“因”与“果”的叙事套路：成长的“因”就是成长主人公克服重重困难，主动接受“象征之父”的教化和导引；成长的“果”则是成长主人公模仿启蒙者面相和话语最后顺利模造成时代所需的“新人”。那些讲述迷梦型和幻灭型成长故事的作家们，因为没有成功运用这样的成长“因果”叙事逻辑而常遭诟病。实际上，恰恰是在成长迷梦和成长幻灭的故事呈现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成长主人公是如何在社会秩序和自己的成长需要意识之间进行痛苦选择的真实人性图景。

参考文献：

[1]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2]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3]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钱理群先生《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的理论视角与端木蕻良对笔下主人公丁宁的分析定位不谋而合.

[4]王富仁: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上)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 3 ) .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丛苏:印蒂的追寻——无名氏论[A].见:无名氏研究[M].新闻天地社,1981.

[7][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关于尼柯策·勒斯可夫的沉思[A].见: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颜敏:精神危机:文学的征兆[J].文学评论, 2007, ( 2 ) .

[9][10]茅盾:茅盾全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丁玲: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J].北斗, 1932,2(1). 

[12]作者金丁,创作于1931年,原载《文学月报》1932年6月10日创刊号。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M].杨义文存(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茅盾:关于“创作”[A].见:茅盾全集(第十九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the Genetic Dream 、Disillusion and Myth

——On Narrative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Initiation Novel

Gu Guangm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gdong 250014 ）

Abstract: Chinese modern initiation novel takes one of Chinese style important novel types, is under the modernit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produces about the growth question literature imagin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expression. Carry on the inspection from leading character's growth condition and the process,the initiation novel i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dream on the way of genesis, the exiled genetic disillusion and the genetic myth getting “far-away”, which correspondingly produce three types of genetic heroine images, that is, dream-type, disillusion-type and the myth-typ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initiation novel；narrative patterns；the dream of genesis；the genetic disillusion ；the genetic my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