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寒夜的悲剧根源

　　三、悲剧根源：强烈的生命欲求冲突 

　　在《寒夜》中汪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长辈，从前也读过书，但是她恪守旧道德，用树生的话说：“她是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恪守旧道德的目的在于能拥有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生活。而树生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有新思维，有主见有作为，寻求幸福，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婆媳争吵的结果是汪母吵架后向儿子诉苦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树生）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到她！”树生则在给文宣的信中说到：“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只要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和幸福，我们必须分开。” 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这“敌对”双方的中间，两面哀号，左右为难，却无法愈合两人的创伤。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在男权社会下角色错位导致文宣失去话语权，而婆媳的矛盾是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但实质上这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生命欲求的冲突，是汪母权威舒适的生命欲求与树生幸福自由的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婆媳争吵是一场“生命欲求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最本质的生命欲求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夫妻分离也在于生命欲求的冲突。战前物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曾树生更重视自我精神理想的追求，战时她逐渐进入中年，物质环境恶化，因而不得不忍痛放弃纯属精神理想的东西，转而竭力抓住“青春最后的时刻”，抓住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抓住光和热，因为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又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个性追求，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现实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逐渐剥落为单纯的付出与索取的关系。夫妻间不再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曾树生对汪文宣有的只是怜悯和厌恶。牺牲自己的幸福留在丈夫身边只会互相折磨、损害，而与陈主任同去兰州则更符合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的原始生命欲求。 

值得一提的是《寒夜》的家庭悲剧设置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探讨知识分子婚恋悲剧的短篇小说，其主要人物的设置也惊人的相似，但《寒夜》中男权文化的摄入更具文化底蕴，婆媳关系的加入更具复杂性和现实感，新女性的出现及出走更具时代意味。《寒夜》有着更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他的悲剧内涵也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在三位家庭主要人物的平等对话中向读者深刻展示了一幅具有现代意味的家庭生活中生命欲求冲突的现实画卷，可以说它在现代千万个家庭悲剧中仍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经典缩影，它具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