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国古代史学

    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人类社会自身运动的进程及其规律。在文化大系统中，这一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思维科学，又是人类从自发的实践活动走向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涌现出众多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中国历史记载的完整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历史是依靠中国文献才得以有完整的了解，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先秦：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早在远古我们的祖先就注意积累租保存以往的经验，那时没有文字，人们用脑记口说和结绳刻木等方法记事，记载人类童年时期的实践活动。人类学家从至今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那里知道有结绳、刻木这种方法，但这种记录却无法保存永久，口头传说有的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并且被后人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些古代的传说，就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等。中国有大量的有关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这些历史传说还不能称为史学作品，但已经包含着史学的因素，可以视为中国史学的源头。

    夏商时期，文字的出现和历法的产生并不断成熟，为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史学开始萌芽。有意识地历史记载逐渐成为统治者经常性的活动和国家的大事。《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是由多片竹简编成的书籍，也就是历史文献。“典”是放在架子上的竹简。这时也有了起草文书、记载史事、兼管国家典籍的史官。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作册”、“史”、“尹”等字。“史”是负责记事兼有巫官身份的人，《说文》：“史，记事者也”；据王国维考证，“作册”等于“内史”。“尹”是掌管文献者。甲骨文中还有“册六”、“编六”等字样，说明商代编纂文献的规模很大。商代还设左学、右学，让贵族“学于古训”，也就是学习历史。商代史学的初步发展表明，历史学在中国已有专人专职掌管，成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国家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最初的史官，并不像后世那样专门，而是巫史合一，兼司人事和神事，所以巫史不分。后来史官才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随着史官的设立，有关历史的记载日益增加，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有不少关于史事的记载。

    周代史学比之商代进一步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周代史官的分工更加细致。《周官》一书有“六史”之说，其中有、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其职掌也相当明确：“掌国之元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仅王室，各诸侯国也都设置史官，如州史、闾史，其职责是掌管文书，辅助行政，即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周礼·天官冢宰》)。据柳诒徵统计，周代有史官不下千余人(《中国文化史》)。著名的有周初的太史尹秩、宣王时的太史盖及尹吉甫、穆王时的左史戎夫、幽王时的伯阳父。国家设史官记事，这是继承了殷商时代的传统。由此可见，中国编纂史事的创始人是国家的法定，史官乃国家职能机构的一部分，这是官办史学。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史学所独有，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开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第二，西周时出现了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这就是《尚书》、古《史记》、太史盖所作的《春秋》以及《周志》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尚书》。《尚书》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史书，其中的《盘庚篇》成书于公元前14世纪，可追溯的历史已有3300多年，比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古事记》和《波斯古经》要早600年至800年。古埃及的《死者书》虽然成书更早，但只是奉献给死者的零星符咒，谈不上是系统的历史文献。《尚书》中保存了夏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它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表现了农业文明的务实精神。《尚书》的出现还丰富了周代的教学内容。《尚书》被列为教科书之一，而在诗、书、礼、乐四门课程中，《书》是其中的一门，足以证明，早在西周时，历史学已成为专门学科。

    春秋战国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记载本国的史事，如“晋之《乘》、楚之《梼杌》（táowù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借指凶恶的人。）、鲁之《春秋》”(《孟子·离娄下》)。随着文化的下移和私学的兴起，出现了私人著史，孔子根据鲁国国史编成《春秋》，不仅创立了编年体史学体裁，开启了私人修史之先河，而且形成了寓褒贬、别善恶的笔法，这本书等于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史，后来人们就把本载的东周前期称为“春秋时代”。孔子因此书被人们尊为“中国史学之父”。此后，史学迅速发展，史著逐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世本》、《竹书纪年》；二是以分国记事为主的国别体史书，如《国语》、《战国策》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与《春秋》大体一致。但《春秋》记事简略，类似“大事记”，《左传》记事详明，是第一部成熟的编年体史书。《战国策》记事上接春秋，全书十卷，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活动和言论。这本书是现存战国时期唯一的具有系统性的史书，后人把本载的东周后期称为“战国时代”。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的确立时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确立时期。史学作为一门的学科出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标志：

    (一)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家及其史学巨著《史记》、《汉书》的出现，为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武帝时，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成《史记》一书，开创了史学的新纪元。首先，司马迁著《史记》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或编集，而是有明确的史学思想作指导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其次，开创了新的史书体例，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组织严密，内容宏富，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记载了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贯通古今的宏伟历史画卷。第三，作者根据自己的识见对史料进行了组织和加工，寄寓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和思想。东汉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编修成《汉书》，(后世又称《前汉书》，与《后汉书》相区别)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史记》与《汉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称“史汉”，作者并称为“班马”，或“马班”。从此以后，纪传体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体裁。东汉末年，荀悦奉献帝之命写成《汉纪》一书，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著数量大为增加，史著种类繁多。据有的学者统计，《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目下所收史部著作是11种，350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400余年间，增至1200种，14880卷，也就是说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多倍。与《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史著种类繁多，从记事时限上看，有通史，有断代史；从体裁上看，纪传体与编年体并重，相辅而行，纪传体的地位得到巩固，编年体蓬勃发展，人物传记、史评史注、地理方志等类史籍也大量涌现。《七录》的“记传录”分为十二个门类，《隋书·经籍志》“史部”则分为十三个门类，即正史、古史(即编年体史书)、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篇》云：“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这还没有包括完全。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一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如梁慧皎《高僧传》、释僧祐《出三藏记集》等。

    (三)在人们的观念上，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在学术领域里成为一门的学科。首先是史部著作的。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了。这也是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的学科。在西汉末刘向父子《七略》中，《春秋》是“六艺”中一家，视为经类著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汉著记》(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等史学著作，都列入“《春秋》家”，史书没有地位。这种情况到魏晋时发生了变化，曹魏时郑默整理皇室藏书，编为《中经》，西晋秘书监苟勖xù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乙丙丁。其中丙部的书就是史书，史书这才成为一个门类。到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苟勖的次序有所更动，乙部为史书，从此史书在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经史子集)，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过去史学又称为“乙部之学”。史学成为一门的学科，还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刘宋以后改名叫著作佐郎)。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此后历朝都有专职史官，只是名称有所变化而已。“史学”二词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南朝刘宋时国家设置四种专科学校，史学为其中之一。

三、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时期

    隋唐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史书在体裁和数量上有了更大发展。唐代官修正史和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数量很多，体裁十分丰富。除了修撰前代史外，还有大量记载本朝历史的著作，这些书在内容和体例上丰富多彩，有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职官类、仪注类、法令类、诏令类、地理类、谱牒及职官姓名类、杂史杂说小说类、类书类等。《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仅是唐开国百十年间的成就。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二)正史编撰成绩斐然，纪传体处于独尊地位。唐开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的编撰，高祖、太宗都组织人力修史。唐高祖说修史的目的是“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说：“大矣哉!史籍之为用也”；“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设史馆专司修史，一时著名公卿、宰相如魏征、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皆兼领史职，选拔博学多识之士充任史职。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在这个时期修成的，占全部三分之一。这八部史书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

    (三)官修史书制度正式确立。隋唐以前，中国史书大都出于私家人撰述，《史记》、《汉书》皆此类。虽有奉敕修撰的史书，如陈寿《三国志》、魏收《魏书》等，但仍是个人著作，与私撰并无多大区别。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将国史的纂修权垄断于之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并令宰相监修，才正始建立修史制度。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

    (四)出现了史学理论专著。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这本书系统总结了中唐以前的史书体例，使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更加规范、严谨，也日趋程式化。系统地考察了中唐以前的史官制度和史书编纂，开始了史学史的先河；提出史家修养的标准，成为历代公认的一种人才观，即“才、学、识”。他提出了一套修史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推进了史书编纂的完善，使史学批评走上发展的道路。《史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五)出现了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中唐杜佑所著《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史体——政书体(或称典制体)的创立，从而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苏冕纂集唐初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成《会要》40卷，开创了我国史书“会要”的新，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专书。

    (六)史学范围继续扩大，表现为：(1)杂史大量出现，如《贞观政要》、《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封氏闻见记》等；(2)小说向历史笔记演变，如志怪、志人小说。流传至今的有50余种。(3)诏令与奏议单目。

四、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拓展时期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史学的开拓和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史学在继承前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在记述对象和著作体裁等方面都开辟了新的领域。

    (一)正史的编修取得新的成就。后晋刘晌等纂修的《唐书》(后称《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载唐代历史的史书。北宋薛居正著《五代史》(后称《旧五代史》)是最早系统记载五代历史的史书。欧阳修等编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补充了不少新史料，而又文字简练。但因为删削了《旧唐书》的不少材料，使新、旧《唐书》又各具价值，不能互相代替。元脱脱（又译托克托（1314—1355），字大用。元顺帝时，累官御史中丞、虎贲军都指挥使等职，后迁至中书右丞相。至正三年（1343）三月，被诏修辽、金、宋三史。四年五月，因病辞去相位，但仍由其担任三史都总裁。）等奉敕修撰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其中《金史》最为完善，《宋史》则是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书。

    (二)产生了三部通史巨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书中一部最大的编年体史书；郑樵的《通志》200卷，其中的“二十略”内容宏富，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古代史学和文化学术史的空白。（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上起三代，下至南宋嘉定末年，对宋史研究尤具价值。

    (三)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为主，把《资治通鉴》中凡属同一事件的材料分类编纂，首创纪事本末体，成为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史书体裁。

    (四)这一时期史学的拓展还表现在各种专史、别史、杂史、野史及方志、地理志著作大量出现。宋代的金石学独具特色，代表作有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博物图》、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民族史得到大发展。《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古秘史》等都是这一时期撰成的民族史著作。方志学、地理学著作大量出现，重要的著作有宋周淙的《乾道临安志》、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范成大的《吴郡志》、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欧阳忞mǐn的《舆地广记》、元代官修的《大元大一统志》。由于中外交通和交流的发展，还出现了记载域外地理文化的专书，如宋越汝适《诸蕃志》、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代汪大渊撰《岛夷志略》等。

五、明清史学：中国史学全盛和嬗变时期

    明清是中国史学的全盛和嬗变时期。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渐趋衰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得到缓慢发展。随着社会生活中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与增长，史学出现了新的特点，名家众多，优秀史著不断问世。

    (一)私人修史之风兴盛，著史之旨趣发生重大变化。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著《藏书》、《续藏书》，对历史人物重新进行分类评价，批评陈腐的理学思想，带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是当时进步史学思潮的力作。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写出了一些充满新气息的史著。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把史学提高成为与经学同等地位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对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主义展开了抨击，具有启蒙色彩。史评史论有新的发展，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成就最大。

    (二)黄宗羲《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这本书据明代学者文集语录，划分诸家学术思想宗旨与流派，立十九学案，记208人。首列《师说》，以下分述诸家，论列程朱理学、陆学、阳明之学，儒学等。每案首列小序，述其学术渊源与要旨；再立小传，分载学者生平、经历、著作、师承，最后摘其文集，语录等，以见其思想。取材精审，评价切要。他所著另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宋元学案》，由全祖望等续成，记宋元学者2000余人，组织细密，议论平正，与《明儒学案》同称中国学术思想史佳作。

    (三)类书、丛书、目录书的编修出现高潮。《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由明解缙等奉敕编纂，计22900卷。此书只有抄本，无刊印，明亡时正本、副本俱毁。至清乾隆年间，正本已佚失2400余卷，咸丰、光绪间，仅存册。后多方搜集，得720卷。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大的类书。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纂成《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这些类书和丛书的编成，对保存我国的古代典籍起了重要作用。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清代又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提要介绍诸书作者生平，内容大旨，著述源流，考辨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成就得失以及版本等方面的优劣，代表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成就。

    (四)清代史学继浙东学派兴起考史派。浙东学派主张“证史致用”，自然会走上考史的道路；清代文化上的高压，也迫使文士著书躲避政治上的风险，因此兴起考据之风。清据学在校勘古籍、考证史实、辨伪、辑佚及改撰增补旧史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历史考证方面的重要的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

    (五)地理志和方志编修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皆超越前代。明末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内容着重记述政区沿革和军事险易成败之迹，体例严密，考订精详，为后人历史地理研究必读之书。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西方国家历史、地理、科学、文化，阐发了作者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方志学在清代成为专门之学，清代所修方志体例谨严，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盛况空前。

    (六)明清两代的官修史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官修正史有《元史》和《明史》。其他重要的官修史书有：《大明会典》、《明实录》、《清实录》、《清会典》。“续三通”(《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清三通”(《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等。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史书体裁和重要的史学著作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体裁多样，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四库全书总目》将史类书籍分为十五类：正史(纪传体)、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载记、诏令奏议、职官、政书、传记、时令、地理、目录、史评、史钞。这样的分类概括并不全面，但已经说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和类别的丰富多彩。本节不能一一评述，只介绍几种主要的史学体裁和重要的史学著作。

一、编年体

    按照年、时、月、日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史书体裁，称为编年体，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史书体裁，《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本书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7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242年的历史，后来人们就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代”。书中记事文字简短，遣词用语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这部书被奉为儒家经典著作，也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

    《左传》是继《春秋》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标志着编年体史书的成熟。这本书是鲁国史官左丘明采各国史记编撰而成。有人认为是为解释《春秋》的著作，故称《春秋左氏传》，其实是一部的著作。本书采取文史结合的叙事方法，体例更加完善，记事更为详实，代表了先秦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水平。《竹书纪年》也是先秦时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晋咸宁五年(279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墓中发现，共12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东汉末年，荀悦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述事简明，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书得到大发展，出现了众多的作者和著作。

    《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史书出现了扬纪传而抑编年的倾向，将纪传体史书著录于“正史类”，而将编年体史书著录于古史类。此后，纪传体高居“正史”地位，而编年体位居其次。至北宋时司马光等人撰《资治通鉴》，编年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峰。此书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在编纂方法上，既坚持了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序的特点，又吸取了纪传体自为首尾的叙述方法，叙事写人，体例严整，始终连贯，叙事生动，文字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后成就，促进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资治通鉴》以后，代有续作，于是编年史形成了一个世代相继、贯通古今的庞大的史书体系。

    编年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几个分支，主要有起居注、实录和纲目。起居注是帝王言行的记录，史官记载帝王言行之制由来已久，而把帝王的编年言行录称为“起居注”始于汉代。《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有“起居注”一类，说明这种体裁的史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类别。实录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史事的编年体长编，最早的实录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唐代的史馆承担有编撰实录之职责，从此以后，每一皇帝死后，新即位之国君一定敕修先帝实录，成为定制。纲目是编年记事的一种形式，创始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这本书以编年形式叙事，每叙一事先标提要，以大字书写，顶格排行，叫做纲；其下叙述具体内容，用小字书写，低格排行，叫做目，此体有纲有目，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便于初学，利于普及。

    编年体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便于了解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述重复。但一件事常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连贯，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典章制度亦无从详其原委，是其缺点。

    二、纪传体

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135年)，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其父司马谈欲撰成贯通古今的通史，赍jī志而殁mò，司马迁继承父志，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发愤著书。后遇李陵事件而遭宫刑，司马迁忍受极大的耻辱，以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历史巨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分五部分，“本纪”以帝王为中心，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载帝王言行政绩，排列历史重大事件，相当于全书的总纲。“表”分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种，按时间顺序，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等，使史实条理清晰。“书”是各种制度的专史。“世家”记载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如孔子、陈涉等人的事迹。“列传”主要记载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有的记载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的历史，如《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每篇之末都附有一段评论文字，表达对某一历史人物或或一事件和问题的看法，后人称为“太史公论赞”。《史记》纪载历史，以纪传为主，以表书为辅，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体裁被后人称为“纪传体”。《史记》记载自黄帝以来直到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武帝时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其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东汉班固著《汉书》，沿用了纪传体的体裁。体例上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又将“世家”并入“列传”，因而分为纪、表、志、传四部分。它专记西汉一代历史，因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与司马迁并称为“班马”，《汉书》与《史记》并称为“史汉”。此后，历代史学家用这种体裁撰写了大量史书，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连续不断的庞大的纪传体史书体系，成为中国封建史学体裁的主流。中国最重要、最正规，地位居群史之首的所谓“正史”，都是用纪传体编撰而成的。清乾隆皇帝曾诏定自《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马传体史书为“正史”，有“二十四史”之称。后来，北洋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柯劭忞所著《新元史》也列为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的说法。1927年赵尔巽等人撰成《清史稿》，有人把它合人“二十四史”，称为“二十五史”。也有人把《新元史》和《清史稿》都列入“二十四史”，称为“二十六史”。

    纪传体的优点是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并分门别类叙述典章制度，能将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地汇于一书，纵横条贯，气势恢弘，内容弘富。但纪传体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有关每一历史事件的记事，常常分散于本纪、世家、列传或书中，不能看到一个事件的全貌和过程，不便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和相互联系。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这一体裁。此书根据《资治通鉴》原文，区分事目，将每一历史事件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每篇按年月顺序述其始。这种编撰方法，可补编年、纪传二体之不足，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此后不少史家效仿这一体裁，上接下续之作不断问世，如明代冯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元史马事本末》，清代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马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史事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的体系，与编年体、纪传体鼎立为三，被称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三大体裁。纪事本末体的缺点是难以说明同时期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利于读者了解某时期的历史全貌。

四、政书

    政书是以事类为中心，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我国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起源很早。但作为一种体例完备成书的著作，最早出现在唐代。政书亦分通史和断代史两种，综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为典制通史；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为典制断代史。

    唐代杜佑的《通典》是第一部典制通史。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德宗时曾任宰相。此书200卷，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等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目，每目有的又分子目，每目皆标有目名。每一部分皆按朝代先后顺序，依次记述历代典制，考镜源流，把各种制度的沿革与当时政要都说出来。作者综合群经诸史和历代文集、奏疏等，分类编纂，极有条理，开典制通史之先河。

    《通典》之后，仿此体例而继作者代不乏人。宋郑樵(1103—1161年)撰《通志》200卷，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末，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全书的精华在“二十略”，其性质与《通典》相似，为各种典制的简编通史。元代马端临(约1254一约1323年)撰《文献通考》，记事起自上古，下迄南宋宁宗时期，仿《通典》体例，是继《通典》之后的又一部典制通史。后人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史的最可靠而丰富的资料。清乾隆年问，诏修“续三通”和“清三通”，乾隆五十二年修成，与“三通”合称为“九通”。初年刘锦藻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1935年商务印书馆把此书与旧有的“九通”合印，称为“十通”。其中记述清代典制之书，皆是“三通”的续作，实际上都是断代典制之作。由于都仿效《通典》体例，因此历来把它们合称而作为同一体例之书看待。

    典制断代史主要有“会要”和“会典”二类。“会要”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把一个朝代各种典章制度材料分门别类加以汇编的典制史书。过去所谓正史，从《史记》开始，一般都有“书”或“志”，综述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会要体的史书，与正史中的书、志性质相近。此体创始于唐朝苏冕所撰《会要》，后经杨绍复续修，再经宋王溥增补，撰成《新编唐会要》，后世省称之为《唐会要》。全书100卷，分目五百一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该”，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会要体史书。宋代重视本朝会要的编纂，专设会要所，前后重修续修10余次，成书2200余卷，但未刊行。元人灭宋，稿本北运。元修《宋史》各志，多取材于此。明修《永乐大典》，曾将其中史实，分别采人各韵，今存有清人所辑《宋会要辑稿》，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修《经世大典》，为会要的别名。另外，还有人补撰前代会要，先后有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后汉会要》，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等。这些书资料虽不出旧史范围，但经分门别类地排比整理，起到了便于查检之效。

    “会典”也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但与会要有别，有人认为是会要的别体。它不像会要那样按典制内容分类编次，也不像会要那样记载一些历史事实，而是采取按职官分类的，“以官统事，以事隶官”，把一代典制分列于各有关官署和官职之下，内容多是制敕诏令和具有律令性质的办事成例，亦少叙源流因革。此类史书始于成书于唐玄宗时的《唐六典》。此书三十卷，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为目，述其职司、官佐、品秩。其中的制度规程在当时并未完全实行。但唐人讨论典章亦常加引用，其中不少内容能够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实况。元明清各代统治者对会典的编纂非常重视，《元典章》其实就是元代的会典。明多次修纂《明会典》，其体例大要，以六部为纲，详叙各衙门的职掌及历年事例，并附有官服礼仪插图。《清会典》初修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后经多次续修。至乾隆时续修，把典、例分纂，一为会典，一为会典则例，各自成书。嘉庆时续修，又把礼部的仪式、祭器、户部的舆图和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制成编，名“会典图”。光绪朝重修成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于是一代会典，三书并行。

五、史评、史论体

史评体著作按其评论对象不同分为两种，一是对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评论，二是对史书的评论，这样的著作常常包含更多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内容。    

对史事或历史人物进行评论，目的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认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为现实服务。．司马迁的《史记》每篇结尾都有太史公论赞，实际上就是史实或人物评价，这种形式为后世所沿袭。汉代以后，其他形式的史论作品也很多。史论专著最早出现在两晋。此后，这类史书不断出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是这方面的杰作。此书30卷，每卷又分若干篇，每篇皆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史事，选择历史人物或事件若干进行分析评论，颇多精辟见解。书中阐释历代法治沿革，主张因时制宜，反对“泥古过高而非薄方今”；评论历代政治上的利弊得失，反对用“刑名威力之术”，主张宽简之政。又以反清立场，强调华夷之辨。对后来思想界影响很大。书后又附《叙论》四篇，阐明著书本旨。

    史书评论是对历史著作的评论。这种史评起源很早，《左传》中就有对《春秋》笔法的评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一篇，专门评述史学著作。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一书是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长期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史职，撰修国史。《史通》是他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也是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此书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lO卷。内篇39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这本书总结了此前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在史家修养、治史宗旨、修史制度、史学体裁与体例、史学源流等方面都提出很多独到见解，几乎涉及了历史学研究的全部理论问题。他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以史识最为重要。一部好的史书应“以实录直书为贵”，记录史事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曲笔诬书”。史书应该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体例要严谨合理，名实相符。搜集史料，不仅要全面，还要“明其真伪”。叙述应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从这些原则出发，他对《左传》、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齐志》给予充分肯定，而对《春秋》、《尚书》和《论语》这些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著作却给予很多批评，体现了他不同流俗的史识。

    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与《史通》齐名的史学评论名著。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年轻时便爱好文史，一生著述甚丰。此书于乾隆三十六七年(1771—1772年)开始写作，直至去世，历时30年。全书分内篇五卷和外篇三卷，内篇多半泛论文史，外篇论修志条例，在史学理论上颇多创见。首先，他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认为六经是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载。其次强调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无目的的考索和空谈义理。第三，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认为史书有“比类”和“著述”之分，比类是编辑史料，著述则应有“别识心裁”，自成一家之言。第四在方志学方面提出了比较系完整的理论。第五在刘知几史家三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作为史家的基本素质要求。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和理论建树使他与刘知几并称，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六、方志

    方志即地方志，是记述地区历史的著作。从记载的范围划分，又分分地区记载历史的全国性的总志和以某一地区为中心编写的地区志两类，如州、郡、府、县等志。有的书称某州志、某县志、某郡志、某府志，也有的书称“图经”、“风土记”、“景物略”等。方志是我们了解某一地区详细历史的重要史书。

    方志起源很早，西周有“六史”之说，其中有“小史”，《周官》云：“小史掌邦国之志”。所谓“邦国之志”即当时各诸侯国的历史。《尚书》中有《禹贡》一篇，分别记述古代九州的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山川分布、交通物产、水土治理、贡赋等级等内容。此篇写作年代论者异说纷纭，一般认为当在战国时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地理书，具有总志的性质，可以视作后世方志书的滥觞。

    地方志的编撰，东汉时开始兴盛。《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帝刘秀曾下诏编撰其家乡志书，曰《南阳风俗传》，于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郡国之书即各州郡与诸侯国之方志。东汉时还出现地图与文字相配合以说明某一地区历史和地理的方志，如但望著《巴郡图经》。魏晋南北朝时，各地普遍编写地方志，所记载这一时期的方志著作多达240余种，但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东晋常璩qú的《华阳国志》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方志专著。这本书12卷，记载上古迄东晋永和三年(347年)巴蜀地理、人物等。因所记之地大致相当《禹贡》之梁州，北界在华山之阳，因以“华阳”为名。所载各州历史、郡县沿革、山川道路、物产风俗、民族以至名宦大姓及其部曲等，多较汉晋地理、郡国之志为详。此书将地理记载、历史编年和人物传记合为一编，对后世方志编纂具有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地方志的编写取得突出成就，出现了几部著名的总志类著作。如隋代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唐太宗之子魏王李泰组织编纂《括地志》，中唐时宰相李吉甫编修的《元和郡县图志》等。这些著作都是适应统一王朝行政管理的需要而编撰的。对认识当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极具价值。《括地志》550卷，序略五卷，根据贞观年问所规定都督府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老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山川物产、风俗、古迹、掌故、人物等，内容极其丰富，可称地理总志巨制。唐太宗曾称赏此书：“内殚九服，外极八荒，简而能周，博而尤要。”此书南宋后散佚，后有辑本。《元和郡县图志》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以贞观年间所制行政区划为准，分全国为十道，又以所辖47节镇分篇、附图，以府、州为单位记事，均叙户口、沿革、境界、贡赋。再分辖县建置、州府里程、山川河流、城邑名胜、历代大事等，凡垦田水利、工矿盐业、军事设施、关亭障塞，无不详及。是我国现存最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宋以后图、目并亡佚，仅存文字部分，有若干卷亦佚，称《元和郡县志》。

    宋元时代，是我国方志编纂的成熟时期，志书大量涌现，体例更加完备，规模超迈前代。宋以前的志书，大多详于地理而略人文历史。宋代志书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地理之外广采博览，出现了包罗万象的“博物之书”，方志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随着内容的扩大，体例也相应出现了创新，分章设科，门类齐全，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200卷，按北宋初行政区划分篇，叙事以州府为单位，均载其沿革、领县、境界、户口、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古迹、山川、要塞等。对后来的方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方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代表了地理总志著作体裁的成熟。宋敏求撰《河南志》、《长安志》，皆以内容广博著称。南宋周应合修纂的《建康志》，高似孙撰《剡录》、曹叔远修撰的《永嘉谱》、范成大修撰的《吴郡志》，都是宋代方志的杰作。元代修撰的《一统志》是规模空前的全国地理总志，全书755卷，后来又增补为《大元一统志》，1300卷，为后世《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创立了范例。

    明清时期是方志编纂的极盛时期，方志编纂制度化，修志活动高潮迭起，成果丰硕。“盛世修史”，明清统治者都把修史修志作为文治盛事加以重视。朝廷屡下制敕，要求各地修志，而且颁布条例，统一规范格式。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朝廷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详细规定志书的门类条目以及各类目的编写原则。清则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的方志每六十年一修，各地长官皆以修志为己任。明清时编修志书数量众多，明代修志多达22种。清代修志达到鼎盛，乾隆、嘉庆时更形成兴起国修志的热潮，志书数量大大增加。中国现存方志8700余种，其中清代修撰者占5000余种。志书的门类亦修成序列，明清时方志有全国性的总志、省级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志、镇志、村志、山志、庙志、寺志，还有军事防卫性质的卫所志和边关志等，许多著名的学者亦参与其事。

    方志把一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历史与现状，汇萃一书，可补正史之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直书求实、刚正不阿的治史态度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史家历来把史事记录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他们力图在自己的著作中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以直书为荣，以曲笔为耻。为了达到实录的目的，他们秉以公心，不为利诱，不畏权势，不避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惜生命，以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人格的尊严。不少史家高风亮节，成为后世楷模。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刚正不阿的史家代不乏人，受到人们的颂扬和爱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齐国权臣崔杼zhù杀了齐庄公，立景公。齐国太史据实直书：“崔杼弑其君。”因此被崔杼杀害。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记录，亦被杀害。于是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依然这样写，崔杼为太史兄弟的正义行为慑服，不敢再行凶。而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携简册前往，准备继续这样写。半路上知道此事已如实记入史册，才返回。齐太史的正直品格和无畏精神为后来的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在齐太史笔”，被民族英雄文天祥写入《正气歌》。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但在《史记》中却如实记载了汉朝开国之君刘邦和当时天子刘彻的种种劣迹和荒唐行为。三国时吴国人韦曜yào，孙皓为帝时任中书仆射、侍中，领左国史。奉孙皓之命修国史，却不愿遵从孙皓之命，将皓父孙和列入本纪，因为孙和未曾即帝位，他坚持把孙和记人列传，此事引起孙皓不满，将他下狱。韦曜不为所屈，冒死违旨，最后被杀害。北魏崔浩奉诏编写北魏国史，成《国书》三十卷，并在京城东郊的交通要道立石刊载其书，“以彰直笔”。由于直书无讳，遭到权贵的忌恨而被杀害，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达128人。这就是震傈千古的崔浩史案。东晋孙盛著《晋阳秋》，如实记载了桓温战败的史实，桓温威胁其子：“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晋书孙盛传》)孙盛的儿子们叩首号泣，请孙盛为全家百口计，修改其书，孙盛不改初衷。唐朝褚遂良负责记唐太宗的起居注，太宗想看一看都记了什么，遭到褚遂良的拒绝。太宗又问如果自己做了错事，是不是也要记录下来，褚遂良明确告诉他：“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吴兢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如实记载了魏元忠的行为，宰相张说恐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严正指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南宋袁枢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宋朝国史的传记部分，原宰相章悖的后人“以其同里”，婉转地请袁枢为章悖的传记进行“文饰”，袁枢立刻回绝，说：“子厚(章悖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后来宰相赵雄读到袁枢编写的部分，赞叹他“无愧古良史”(《宋史·袁枢传》)。清代全祖望被人称赞为“直笔昭垂，争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后尘者矣”(刘光汉《全祖望传》)。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正是有了这种秉笔直书的传统和那些刚正不阿、舍生取义的无数史家，我们才拥有了大量的“信史”和“实录”，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文化遗产。    

    如果不能尊重历史，随意抑扬，趋炎附势，曲笔阿谀，则会遭到世人的非议和鄙弃。魏收撰《魏书》，其时列传诸人之子孙犹有存者，魏收每以修史睥睨侪chái辈，云：“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其书成，“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刘知几《史通》中有《直书》一篇，极力表彰那些仗义直书的良史，称之为“君子之德”；而贬斥那些阿隐取容篡改历史者，以为乃“小人之道”。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当然这并不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家都是正直无私而无曲笔抑扬者，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客观存在，例如唐代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兄太子李建成，逼父让位，他的史臣便多所回护，连李世民自己也感到改篡太多。后来根据他的建议，史官们又作了修改，但在这一事件的定性上却大力美化太宗，把兄弟相煎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写成太宗为社稷为百姓除害的正义之举。为了说明太宗即位为帝的合法性，他的史官们还对建唐过程中李渊和李世民兄弟的活动和作用进行了大量篡改，造成后出的正史、《资治通鉴》夸大李世民的作用而贬低李渊等人的倾向。正如刘知几所云：“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史通》有《曲笔》一篇，列举了曲笔的种种表现，斥之为“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而且“史之不直，代有其书”，有的“其事已彰”，有的则“往贤所不察”，甚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历史上也确有魏收、王沈和贞观史臣之辈，他们的作为常常为历史增添迷雾，要求读史者必须具有鉴别真伪的眼光。

    历史上也有把著史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人，司马迁受宫刑，痛不欲生，是撰写《史记》完成一代通史的理想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后汉蔡邕yōng被王允下狱，“乞黥qíng首刖yuè足，继成汉史”。王允不听，杀之，受到后人的非议。

二、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

    中国古代史家著史研史，常常不是作为衣食之道，也不单纯为保存史料，或发思古之幽情，而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或为将来提供借鉴为己任。

    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有时表现为史家以自己的史学事业作为实现个人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的手段，他们著史常常胸怀强烈的使命感，着眼于现实和未来。孔子著《春秋》是为了惩人心，救乱世，所以别善恶，寓褒贬，“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著《史记》，其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探寻“成败兴坏”之理，以前事为“后世之师”。杜佑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为统治者施政提供借鉴，“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故历三十五年，撰成《通典》，备述历代典制损益沿革，努力从历史中总结出解救时弊的方略。北宋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南齐书序》)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总结历史上的统治经验，为宋代提供鉴戒。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感于国家的兴亡，长期隐居湖南石船山，著书立说，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写下的史论著作，深刻探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萌芽，百余年后对晚清的近代民主思潮起到了奇特的酵母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学风还表现在史学家历来重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历史具有教育感化作用，人们从历史的学习中可以得到道德方面的滋养。《易传》云：“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既然如此，也就要求史书的撰写应该具有劝善惩恶的功能。那就是把历史上的善人善行载人史册，加以肯定和褒扬，使其流芳千古，为世楷模；对历史上的恶人恶行，要加以否定和贬斥，使其遗臭万年，为人所不齿，从而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刘知几对史学的这种道德感化功能进行过论述，他说：“苟史官不断，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qiè，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孔子《春秋》并不只是客观记载史实，而是在字里行间寓褒贬态度，如杀、弑、诛等词的选用，都意在说明事件的性质和行为的正误，甚到罪恶的轻重。这就是“《春秋》笔法”，或曰“微言大义”。这一传统为后世所发挥和继承，如章学诚说：“史文之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文史通义》卷七)历代史书都出于正义，记录下不同时期的明君贤相、忠臣义士、民族英雄等各种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物的事迹，为后世树立了无数令人敬仰的楷模和典范。同时也记录了不少昏君庸相贪官污吏奸佞小人等祸害国家和人民的败类，给予揭露和抨击。而那些志士仁人的崇高人格、英雄事迹和杰出贡献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是以历史上那些遭受磨难而发愤著书而名垂史册者为榜样，忍辱含垢，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文天祥作《正气歌》说明他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了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能保持民族气节，从容赴死，以殉国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历代志士汲汲追求的人生理想。

    经世致用的史学学风还体现在中国人重视史学的鉴古察今的作用。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西周统治者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管子形势篇》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战国策赵策一》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取鉴资治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使命。历史上那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总是努力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借鉴。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便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初统治者正是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提倡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造成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唐朝建立，统治者就注意修史以达到借古鉴今的目的。令狐德棻向高祖李渊的建议便说：“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高祖下诏修史，言其意义便是：“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及其大臣都努力借鉴隋朝灭亡的教训，以达到天下大治。当五部史书修成，史臣呈送太宗时，太宗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嫉学者，前世史籍，竞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他还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正是在吸取亡隋的教训的基础上，他实行了许多开明的，造成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关于史学的鉴古资治作用，清代的王夫之作过这样的总结：“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他还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王夫之《读通鉴论》便是一部史论巨著。

三、重视人事、罕言鬼神的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另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在对历史兴亡和社会发展的解释方面重视人事，而否定天命鬼神的作用。这与西方史学曾经沦为神学的婢女相比较，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西方史学本来是以对原始神话传说否定的面貌出现，在它的童年时期便确立了求真求实的原则，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就形成了以人的活动为历史主体的人本史观。但后来由于君主的腐朽、社会的衰败和经济的崩溃中断了史学的正常发展，教史学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神本史观代替了人本史观，西方史学成为宗教服务的工具，历史研究只是为注释宗教创世说、二元斗争论、末世论、罪罚论等宗教谬说提供根据，实际成为非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天命鬼神观念，但他们在利用史料复原历史和解释历史时，总是把着眼点放在人为的因素，而没有归结为天命鬼神的力量。

    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传统起源很早，孔子虽然也讲天命，但他著史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人很早就将原始神话历史化。春秋时代，天神观念发生动摇，《左传》里记载了不少怀疑甚至否定天道鬼神的言论，并产生了“天道远，人道迩”的重要思想。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学说，可是司马迁并没有从天命或天意的立场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著《史记》要“究天人之际”，他强调的是历史的兴亡胜负中人的因素。楚汉相争，项羽兵败，乌江自刎，临死前以为“天亡我”。《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论赞批评项羽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生活在神不灭和善恶报应观念流行的时代，但他偏偏记载了不少与之相背的史实，如廷尉吴雄、司隶校尉赵兴等人“不恤讳忌”，“故犯妖禁”，结果是“家人爵禄，益用丰炽”。陈伯敬等人迷信鬼神，多所忌讳，却没有好的结果。以此说明因果报应之说之荒唐。

    当然，古代史书中也有某种宗教迷信的内容，如南朝诸史中对历朝皇帝们的神化和佛化，各正史著作中的《五行志》中各种祥瑞谶言鬼神荒诞之事。但这些在史学中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而且常常受到抨击和批判。刘知几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行，则其理悖矣。”(《史通·杂说》)他还提出，凡神怪故事祥瑞图谶之类，皆不应写入史书。司马光反对神鬼怪异之说，强调人事在国家兴亡中的作用，认为国家盛衰取决于执政者的道德，不在于鬼神的护佑，在上宋仁宗书中说：“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也。”(《言山陵择地札子》)在他的《资治通鉴》中，极少记载鬼神迷信故事。

    四、史家四长的人格和素质要求

    史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中国人历来对“良史”充满期待，而良史的出现首先取决于著史者具有相应的的人格和素养。因此史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和素养，一直是中国古代史论中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并在著史和论史的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品格要求。这种取向和要求被史学理论家概括为“德、才、学、识四长”。《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孑L子赞扬晋国太史云：“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便是在说明史家应具备的一种基本人格。司马迁的《史记》是找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高峰，他的史家素养成为典范得到肯定，受到史家们的高度重视。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中便有对司马迁直书求实的精神和善序事理的才华的高度评价。由于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因此人们对史家提出很高的要求。《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云：“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所谓“博闻强识”就是强调史家应该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而“疏通知远”则是要求史家具有卓越的识见。

    在总结前人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唐代刘知几把史家的人品和素质方面的要求概括为才、学、识三长。《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有人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士多而才士少，何也?”刘知几回答：“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其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迥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他所谓“才”，即才华，指史家撰史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学”即学问，指史家所占有的史料和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识”即识见，指明辨是非鉴别善恶的识别力，还包括正直无私的正义感。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应有的表达能力，即便拥有丰富的史料和知识，也不能由此转化成史学成果；而富有才华，没有学问，就好比具有良好的建筑师的本领，可是家无片瓦不能盖出宫室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饮，不能创作出史学成果。而有才有学，又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正直品格，才“所向无敌”，取得辉煌的成就。根据刘知几的见解，“识”犹为重要，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富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

    在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中，其实已包括了“史德”。所谓“史德”即史学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他说：“好是正直”便是一种品德。史学家应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在他的《史通》一书中被反复强调，概括起来，就是史家要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善恶无隐，据实直书，反对任情褒贬，曲笔回护。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有《史德》一篇，充分肯定了才、学、识对史家的重意义，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但他又认为刘知几所谓“三长”说“犹未足以尽其理”。因为有人“记诵以为学”，“辞采以为才”，“击断以为识”，而这些“非良史之才学识也”。他于刘知几三长之外，又明确提出“史德”一项，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他所谓“心术”即史学家的良心，或者说职业道德。他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这里的“天”指客观的历史事实；“人”指史家的主观意愿。史家要从良心出发，尊重事实，忠实地反映历史，而不要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歪曲历史。尽管刘知己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史德思想，章学诚以心术论史德，在理论仍富有新意。所以他认为，德、才、学、识是一位好的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他又认为四者之中，德、识尤为重要。仅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良好的写作能力，仍然写不出优秀的史学作品来，史家必须有明辨是非曲直的史识和直书无隐的正直史德，才能取得杰出的成就。从这个意义出发，他说：“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心羞，文辞何足取重。”

    当然，中国古代史学也存在诸多局限和不足。孔子著《春秋》，便倡导“为尊者讳”，这种作风为后世所继承，造成史实记载的虚假。尤其官修史著，总不免对当世统治者的美化的歌颂，为之掩过饰非。其次注重史料编纂，忽视理论上的宏观探讨。另外在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的制约下，中国古代史学始终不能跳出中世纪的窠臼，无法形成新的史学体系。还有封建史学家借历史记载宣扬封建伦理思想，例如大量的烈女节妇的记载，往往充满封建的伦理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