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

编者按“全球化”、“中国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学界探讨既多，成

果亦丰。但“拒绝”还是“融入”全球化以及如何在“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坐标

中选择“中国现代化”，仍是一个需要现实地解决的课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

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有所积累，并对上述问题多有心得。这里刊出该

所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部分成果，以期学界对这一课题展开进一步思考。

中国现代化与双赢的全球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王锐生现代化这个概念首先包含

着对传统社会的超越。但是走出传统社会的文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代化不能摆脱全球化

。当今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刚刚起步的现代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是“助推器”还是“

陷阱”？

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能够给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以发展的机遇吗？我们的回

答是：能够。所以我们做出迎接全球化的选择，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机遇。之所以这

样回答，第一，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性。既然我们已经在上世纪

70年代末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拒绝了计划经济，那么除了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我们

别无选择。第二，因为我们认为，全球化尽管已经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所主导，但

仍然有可能经过我们的努力，争取到一种双赢局面——这对双方（主导者与后起的参与者）都

会是有利的。

中国现代化在对外开放方面要求的，就是芄淮 此  娜 蚧 ?

“双赢说”的对立面是“陷阱说”。此说在一部分人中流行并不是没有根据。根据之一是：

经济全球化越发展，世界范围的分化就越严重。世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创造财富和加快进

步，但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

在信息背景下，全球化是通过世界范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的。而这一调整的

主体力量是发达国家的公司，所以利益必然集中到这些公司手里。根据美国研究所的

估算，全世界447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合在一起比占全世界一半人口的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加起来

还要多。该所的计算表明：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二的人被排除在全球化（受益）之外，受到全球

化的伤害或者被全球化所忽视。又据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在全世界的发展中

国家中不超过20个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受益。

但是毕竟还有受益者。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积极投身全球化，并从中得到好

处。在同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覆盖下，由于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不同，有的地区经济状况得到改

善，有的地区却没有。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从1987年到1998年，亚洲地区（尽管当时已经出现

金融危机）每天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数从占人口的27%降到15%。与此相反，在非洲，由于没

有抓住机遇，1998年46%的人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停留在11年前（1987年）的水平。如果人

们不想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那么留给我们的出路只能是主动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迎接挑战，就是争取一种双赢的全球化。问题是，何以可能？

1.可能性就在于上世纪末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经济分工。这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20世

纪8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世

界经济一体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代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一调整的产物。经济学家甚至把这

一产业结构调整视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

取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公司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

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以实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

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始于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

又由它们吸收整个（外国投资中的）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

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

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始于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促

使了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从80年代的25%逐步上升，1992年达到

32%，1996年达到37%。

发展中国家如果要争取在全球化中获得双赢的结果，就应当积极利用上述产业结构调整的第

二种形式，参与到国际经济分工中去。为此，要在某些方面改变传统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和行

为模式。按照传统的思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意味着建立一个的、完整的工业

体系。这个体系也参加国际贸易分工，但这种参加是从属于建立、完整的体系并为之服务

的。20世纪末出现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大大改变了传

统的旧国际分工模式。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看，如果一个国家要获得比传统做法更高的效率和

付出更低的成本，就不应一味追求建立自己的完整的体系，甚至不应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

应依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同时

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这样做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即从全球化带

来的新生产分工体系出发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这样做也意味着与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

略伙伴关系。由于今天的各种高新科技产业已经高度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若不参加跨

国公司所组织的全球性生产和市场网络，就难以加入这些产品发展的世界主流。

2.在新国际经济分工中，发达国家有义务在经贸条件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那种歧视不发达

国家的做法。为此需要有全球性的权威机构（理所当然是联合国）来对经济全球化中的活动加

以干预，改变经济全球化中富国与穷国之间存在着的三个方面不平等：

地位不平等——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历来被称为“富裕的白人俱乐部”

，他们一方面实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建立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分工体系，垄断了技术和智

能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又企图迫使不发达国家提高自己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成本，以免造

成对本国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冲击。例如借所谓“劳工标准”问题来制造新的贸易壁垒，等

等。

规则不平等——规则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总的说来，目前的世界贸易规则有利于发达工业

国家。这是因为，谁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占有主要份额，谁就在制定“游戏规则”上具有最大发

言权。许多规则事实上是在没有穷国参加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结果不平等——以关税为例，富裕国家向最贫穷国家的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比它们向其他富

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安南曾指出：“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

是它们对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四倍。配额和‘反倾销’惩罚还被用来阻止第三

世界的产品进入第一世界的市场，尤其在穷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它们是否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某种产品，都会被指责进行倾销。”

做到上述两个方面，是实现双赢的全球化的起码条件。尽管全球化的现状仍不是十分理想，

中国仍把参与经济全球化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并已经取得重大的经济成果。就长远的目

标来说，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双赢，而且是发达国家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的双赢。最后是所有的国家都在全球化中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如果全球化的结果是一部分国

家成为天堂，大部分国家停留在地狱般的贫困，那是人类的耻辱。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现

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叶险明近年来，在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

的讨论中，学术界普遍流行着一种反极端全球主义的观点：经济是全球化，政治和文化是多元

化。这样一来，全球化就被“缩放”到纯粹的经济领域，而多元化则被“限定”在政治和文化

领域，全球化和多元化只是作为外在的对立两极而存在。极端全球主义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

按照这一反极端全球主义的思路走下去，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将在逻辑上被有意或无意

地分为两种“模式”：在经济上要融入全球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坚持多元化，拒斥全球化

。这一研究思路已经使学术界在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中陷入了一系列

逻辑上的矛盾，并出现了不少“假问题”。实际上，不仅经济领域有多元化，而且政治和文化

领域也有全球化，虽然在其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我以为，这里在方上涉及到如何认识和

把握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问题。科学地确定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正确地展开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

代化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点。可以说，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

系的研究就难以在整体上深入下去。

全球化的历史和逻辑表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决不仅仅是全球一体化的

进程，更不是民族和国家日趋削弱的过程，而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交织

发展的进程。由一体化和多元化构成的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既是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也是全球化

进程的主线。全球化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但同时也包含着

日益增强相互依存性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为其特定利益和价值取向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

，即全球化过程的民族化趋势。国外有的学者把这种趋势称之为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目前在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有一个方上的误区：把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我以为

，“一体化”应是指包括区域一体化在内的协调、趋同、依存的状态和倾向，“多元化”应是

指全球化中的离异、分散、摩擦、冲突的状态和倾向。一体化不等于全球化，多元化也不等于

背离全球化。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位在一个具有本土、国家以及区域特征的

连续统一体上。在连续统一体的一端是在本土和国家基地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

；在另一端是在区域和全球交往整个更广的范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必须把全球化

理解为趋同的力量与分解的力量共同构成的过程”。

一体化与多元化之所以能构成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全球化的基本主体是民族和国家，

正如民族和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一样。虽然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类型的“非国家行

为体”，并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最终支撑着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仍然

是民族和国家。一旦全球化的基本主体不再是民族和国家，至少今天人们所认识的全球化也就

不存在了。随着全球性联系日趋加深，一方面，国家的“行为”和“事件”越来越具有了国际

性，界和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形

式，各个民族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所关注的共同问题也越

来越多，从而他们在其利益关系方面的“衔接点”也就相应逐渐增多；但另一方面，各个民族

和国家的发展、价值取向和所追求的利益等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各种摩擦和冲突也在更深的程

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展开。联系越紧密，联系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也就越多，由这种摩擦和冲突

所产生的离散化倾向也就越强，从而民族和国家也就越需要“自我认同”。简言之，日趋紧密

的全球化联系使各个民族和国家原有的“静态差异”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转化”为

摩擦和冲突，从而利益的分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和“自我认同”也就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越来

越明显的趋势。可见，一体化和多元化在其本质上是民族和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一体化和多元

化。当然，一体化和多元化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体化”标识的是各个

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行为活动的协调性和利益关系方面的相关性，但绝不是无差别的绝

对同一（否则就没有“一体化”）；“多元化”标识的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

性、行为活动的特殊性、利益关系方面的差异性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但绝不是互不相容

。在“一体化”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取向，在“多元化”过程中寻求不同利益关系

的契合点和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相互认同，这是一体化和多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

互渗透关系在民族和国家的全球化活动中的表现形态。不过，应当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

下，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往往在许多场合以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等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难度。尽管如此，民族

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应采取的立场是：在正确处理一体化与多元化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找到

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寻求和实现全球化中的自主发展，逐渐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对全球化的进程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或影响。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全球化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的重要的方启示就在于：中国现代化

只有在正确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表明，

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处于全球化中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实现现代化

，但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现代化必然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规定性。

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等于全球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定要通过全球

化来实现。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需要继续追问的是，如何通过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的回答应是，首先并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正确处理一体化与多

元化的关系。综观世界现代化史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史，从“内因”视角看，全球化最

大的风险就是由对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其主要表现是：或是在一体化中迷

失自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受制于发达国家，从而最终在整体上丧失发展的自主性；或

是在多元化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拒斥“现代性”，与世界现代化的

发展潮流相悖，从而最终在整体上丧失发展的世界历史条件和机遇。在处理一体化与多元化关

系方面的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错误倾向，都会导致一种结果，即在全球化中沉沦，走入

现代化的“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平崛起”、“负责任的大国”，是目前我们对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层面的认识，但从方上看，它们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实际上

都指向一点：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核心就是全球化的基

本矛盾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抓住了这一关系，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间的复杂关系网也就“纲

举目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正确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社

会的总体发展路线、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和平崛起”是正确处理全球化基本

矛盾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路线、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实现方式的必然选择

。“负责任的大国”是正确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对中国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一种长期

定位。这是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路线、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方式所决定的。

当然，这三者间的作用又是相互的。改革开发以来，在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没有根本变化的

条件下，中国之所以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主要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握

一体化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在总体上正确处理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在多元化发展中，坚持有

步骤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注重批判地吸取“现代性”的营

养成分，善于把握世界历史机遇来发展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遵循和平共处和互利双赢的原

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坚持自主发展，紧紧把握发展的主动

权。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中国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并增强了自己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反之，一旦我们在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方面出现重大失

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全球性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近年来，

现代性问题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不管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大的挫折与重创，也不管

它时下受到多少批判与解构，现代性仍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而且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

。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快现代化建设是当务之急，强化和发展现代性还

是一个“进行时”，因而“现代性”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性还

是我们未竟的事业。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多年来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下来进行的，现在需要将这

一框架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一更大的视域中来考察。由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背景和内在要素，因而今天讨论社会发展的现代性，不可能离开全球性这一新的参照

系。就实际情况来看，众多国家、民族之所以热衷于参与全球化，目的是为了加速自己的现代

化；而各个国家、民族现代化推行的结果，又大大促进了全球化，二者就是在这样一种互动过

程中向前推进的。因此，要深化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必须确立新的坐标。

通过全球性来寻求现代性，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是认识发展之客观要求。现代性之所以

要采取这样的寻求方式，主要的原因在于：

其一，现代性是天生的国际派。如果说，“传统”至少还可以在一个国家、民族封闭的环境

里世世代代传承、延续的话，那么，“现代性” 则自始至终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发展。

从其产生和起源来看，现代性正是伴随着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地理

上的大发现、世界市场的发育、科学技术的扩展，使得现代文明在世界各地得到快速而广泛的

传播，现代性也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滋生和确立。马克思之所以在考察现代性时总是离不了

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原因就在于“现代性”与“世界历史”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从

其发展和演进来看，现代性也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向前推进的。现代性

固然兴起于欧洲，但欧洲之所以能够最早出现现代性，恰恰是因为欧洲最早接纳了世界。诚如

有的历史学家所说，正是由于有了“世界冲击欧洲”，才有了后来的“欧洲冲击世界”。

其二，现代性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共性。虽说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

现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但强调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共性或普遍性。现代性作为

现代文明的一种深蕴与表征，自有它的基本内涵与规定，撇开了这些起码的规定与要求，现代

性便无法判定。像现代社会所倡导和弘扬的科学、理性精神，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追求

个性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精神等，都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或共性。离开了这些基本精神，现

代性的追求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且，现代社会的发展自有它的一般发展逻辑。要进行现代化

建设，固然不能离开本国的实际，但又必须遵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化的规律来

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可以不要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形式，但不能不要现代性的有益成果，不

能不接受现代性的共同准则。这样，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现代性研究的目的必须明确。如果说

不存在一种“模式化”的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研究的目的是否仅仅在于找出不同国家现代性

的差异，而不宜强调各个国家现代性的共同性呢？这种思路的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是

行不通的。在世界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现代性的个性与共性难舍难分，要想摆脱其共性来

研究和追寻其个性，必然是一大误区。

其三，现代性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现代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

终结了的“点”。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性及其发展趋势，必须从全球视野出发予以总体观

照，这样才能对现代性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而后才能从中找到自己所

处的位置，确定现代性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性发展到了今天，既有其

辉煌的历史，又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理性主义的泛化一方面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另一

方面又使人类陷入生态、资源、环境等严重困境；科学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现代人所引以

自豪的“现代性成果”，另一方面又使人面临价值、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市场原则一方

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公正、伦理规范、精神生活等产生了强烈的

冲击和挤压……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现代性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不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

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要了解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后果，必须对现代性在全球

发展的经验教训予以分析总结。只有这样，才能认清现代性的当代价值是什么，需要克服、避

免的东西又是什么，从而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步入现代性发展的健康轨道。

既然寻求现代性不能离开全球性，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性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它对现代性的发展究竟有何重要影响呢？应当看到，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金融、资本、商品、信息的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不仅大大改变了原有经济活动方式，而且强烈地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使得

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均突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逐渐具有全球的性质。然而，

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全球化已经与以往的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形

式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基本上还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目前的世

界经济格局基本上是被西方国家左右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总体上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

制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也都是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这样，所谓全球性，实际上

深深打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印记。这样的全球性不仅强烈挤压民族性，而且往往会造成现代性

的跛足发展，因为西方国家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来解释和规范现代性，

并借助全球性来推广这种现代性。现代性在当代语境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西方世界的霸

权话语。

由于全球性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因而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就非常复杂了。要接受现代性

，不可能完全回避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性；接受了这种全球性，又可能造成不完善的现代

性。这确实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现在加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各种全

球化理论对全球性的渲染，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看待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的确是

我们今天必须认真研究的一大课题。

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增强我们的现代性，关键的问题是要调整我们的思路并采取积极的对策。

首先是要强化主体意识。反观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步履艰难、屡遭挫折

？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发展上丧失了“自我”。一旦失去“自我”，其结果必然是不知不觉地

跟着西方国家随波逐流，最后一步步走向新的殖民。要在这样的处境下来谈现代性的发展，不

过是天方夜谭。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

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不管其用意如何，这种状况确实是存在的

。从文化上的精神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最大悲哀。就此而言，

现代性与主体性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其次是对现代性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我们今天追

求的现代性并不是片面化的现代性，而是反映时代要求、具有丰富内涵、符合社会全面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性。必须对现代性有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防止现代性的片面发展。正因

如此，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尤为及时、必要。再次是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性不可

能离开民族性，但民族性又不能孤立于世界性。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利于现代性的培育和发展

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性或民族文化必须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即既要“守正”，又要创新

；既要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又要吸收全球性的先进文明成果，真正实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现

代性的合理“对接”与融合，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总之，通过全球性来寻求现代性

，又通过现代性来发展民族性，这就是我们的合理抉择。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自我与他者

的视域融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程广云现代化是一个时间的绵延，表现为现代性的

不断生成。现代性是指既推动现代化又为现代化所彰显的精神文化资源，如个人主义、技术理

性等。而全球化则是一个空间的广延，表现为世界性的不断生成。世界性是在全球化中不断累

积起来的各民族文化之中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因而可以被各民族所普遍承认或共同接受从

而反过来推动全球化的精神文化资源，如世界、全球伦理等。如果不就外在形式而就内在

实质来说，现代化、全球化这两个关键词是可以互译的。它们是同一文化精神的不同表达。正

是在这样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空构架中，中国不断塑造着自身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现代化就是西

方化亦即“他者”化，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中国传统亦即民族“自我”认同。其实，这是一个“

自我”不断“他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不断通过“他者”得到确证的过程。这里着

重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双重过程是怎样在现代化、全球化中实现的？

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是现代个人主体的生成，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

。对于中国来说，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个人主体

意识（“小我”）的觉醒，也就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大我”）的觉醒。反之亦然。对于“臣

民”以至“奴才”来说，只有“天下为家”以至“朕即国家”的意识；对于“公民”来说，才

有“天下为公”的意识。现代个人主体意识塑造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环境，而现代民族国家

的制度环境也塑造着现代个人主体意识。李泽厚提出所谓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

“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而今救亡任务已经完成，应当着重补启蒙课。其中确有真

知灼见。但是只承认启蒙与救亡相互冲突，不承认二者相互融合以及根本一致也有偏颇，已经

受到许多论者批评。其实，启蒙（现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救亡（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

醒）的双重变奏，正好构成了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造的交响史诗。至今，不仅启蒙未获全胜

，甚至连救亡也未克全功。启蒙、救亡以及社会改造都已走到中途，不可半途而废。

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中展开。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以美国为

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但表面上却以超越阶级界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为旗号。在

两极世界解体后，当今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单极化和多极化。两极世界是演变为单极世界，还

是演变为多极世界？这两种趋向如今是同时并存的。关于当今世界基本格局的一些流行提法，

如“一超四强”、“经济三角”和“政治三角”等，就反映了这一双重趋向。其实，全球化历

史进程包含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双重因素。全球化本身是确定的（因为决定它的全球性生态

危机和全球性科技进步的趋势是确定不移的），而全球化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则是不确定的（

因为决定它的全球力量对比是不确定的）。因此中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在对待全球化的

态度上，一方面应是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应是努力反对单极化，争

取多极化。总之，全球化依据某种客观必然性，而多极化又依据某种主体能动性。前者为“他

者”化提供了语境，后者为民族“自我”认同提供了语境。

毫无疑问，如果全球化表现为单极化，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必将被解构。一旦民

族国家被解构，在没有把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移植”为全球制度框架——这种“移植”本

身不是靠单极化，而是靠多极化实现——的情况下，个人主体也将随之被解构。相反，如果全

球化表现为多极化，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必将被建构（重构）。杜维明提出所谓的

“文化中国”，认为“文化中国”不仅包括中国、港澳台、新加坡，而且包括全球各地华

人社区甚至受到中华文化所影响的洋人社区，正是这样一个重构方案。它意味着，在划分民族

界限上，“同文”比“同种”更重要，已经受到许多论者关注。一旦民族国家被重构，个人主

体也将随之被重构。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多极化比单极化更具有可行性。因为单极化不仅遭

遇到多极化的阻抗，而且就惟一超级大国——美国说，它的对外国策同时还会遭遇到内部

的阻抗。而多极化则消解了单极化的弊端。它意味着，全球化是以各个民族国家充分现代化为

前提的。

中国民族性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认同中不断确立的。它有两个层面：一是指反映中国国情

，具有民族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指体现在文化思想内容中的民族

意识、民族精神，如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等。民

族性不仅表现为文化的形式，而且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内容。当然，正如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中

华性同样具有双重性。如鲁迅所揭露的“国民劣根性”，诸如“东亚病夫”、“一盘散沙”、

“看客文化”、“精神胜利法”、“染缸文化”、“窝里斗”等，是我们应当努力克服的。但

是，“国民性”在总体上依然是健康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有着“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意识。这正是我们应当努力发扬的。因此，民族“自我

”在历史中不断得到重构，是一个民族富有生机、活力的表现。一个民族只有经常与其他民族

（“他者”）相沟通，才能不断实现“自我”更新。

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民族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主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一直发挥着重

要的影响。民族的，国家的发展，既要开发民族性，也会激发民族性。当今世界，由于不

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旧秩序尚未打破，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尚未确立，所谓国际社会还在形成

之中，现代民族国家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国际关系主体，因此在全球化中，民族性仍然是必要的

和可能的。全球文化不是抹煞民族性，反而以充分调动民族性为根据。民族性的根本是自

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因此，惟一的要求是：这种民族性不是消极的、与现代性和世界性相

背离的民族性，而是积极的、与现代性和世界性相符合的民族性（如有利于改革、开放与和平

、发展的民族性）。历史证明，封闭的社会和文化只会停滞、倒退甚至灭绝（“开除球籍”）

，只有开放的社会和文化才能生存、发展、进步。

近年来，当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依然步履艰难时，现代性和世界性便作为问题被反省和反思

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思潮和热点正在逐步形成气候。概略地说，后现代主义

是对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二者之间

相互交叉。其中的关键词是自我/他者与中心/边缘等等。就当代世界语境说，后现代主义和后

殖民主义对于主体、理性、自我、中心等等的解构，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但是，

就当代中国语境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性质不同或程度不同地包含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

义的思想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中，新左派往往更经常地运用

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和话语的缘故。

然而，更重要的不是理论话语，而是实际生活。而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现代化和全

球化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个反映在生活世界中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现代的交通、通

讯和传媒工具进入网络世界，使用双语在公司或涉外机构工作，出国留学、经商、公务、

旅游甚至移外时，并且这样的人越来越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时，我们的身份

认同问题也就越来越呈现出来。譬如，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是“人”（“现

代人”、“地球人”），还是“中国人”？换句话说，究竟我们是遵守现代化、全球化这个“

铁律”，还是保持中国“特色”？二者可否兼容？

上述分析已经解决了这个虚假的问题。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他者”化和民族“自

我”认同是并行不悖的。“他者”是“自我”之外并且异于“自我”的存在。“他者”既然是

“自我”的“他者”，“自我”也就是“他者”的“他者”。我们既可以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

，看他人，也可以用他人的眼光看他人，看自己。问题并不在于两种视角孰是孰非，而是在于

“自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我们对于“他者”视域，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还是“妖

魔化中国”，完全可以用平和心态看问题，不必认同，但也不必寻找“丑陋的日本人”、“丑

陋的美国人”和“美好的中国人”，或者“妖魔化西方”和“天使化中国”，以为心理平衡。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跟西方人一样做“人”就不做“中国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跟

西方人一样遵守现代化、全球化这个“铁律”就不保持中国“特色”，反之亦然。二者是可以

兼容的。

责任编辑：鉴传今·政治哲学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