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水浒传_中_义_的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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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本意是祭祀之礼，是礼仪。《说文解字》中说：“义，己之

威仪也，从我羊。”［１］《周礼》云：“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２］

郑玄注：“古者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者为谊。”因此，合理、适宜的事

称“义”。《论语》云：“君子义以为上。”［３］

既然是合理的，正当的，那

自然就要捍卫其中的价值。所以孟子说：“舍生而取义者也。”［４］

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相宜、规范、善等更概括的抽象内涵，代表着人生中坚决捍卫的崇高价值、庄严境界。在《水浒传》中，带有“义”字的回目就有１２回之多。“义”成了书中的集体无意识，体现出丰富的文化蕴涵。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宋元时期“泛农民趣味”的小说，“在《水浒传》中积淀着‘农业文化’所特有的生活氛围与心理倾向，并且热烈地歌颂、肯定、美化着这一切。而且这种情形又正是《水浒传》所独有的。”［５］作者力图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和哲学信仰。“天理道义”的宿命论藉此得以表现。“天理道义”的

思想根源始于西汉。董仲舒为给大一统的政体提供一种合

法性的论证，推演了一套“君权神授”的“天命”理论。“天子如何

听命于天呢？是通过

‘天人感应’，也就是通过灾异，即天文变异和水旱来对天子示警。”［６］

与之同时或稍晚，谶纬之说在今古文斗争中出现。这两种传统都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灾异与神话同学术思想混合杂糅，逐渐形成对天理倾向的预言。于是，《水浒传》诸多故事、英雄人物的一切行为都在冥冥中遵循一个标准，即是否符合天理道义，“顺天”还是“逆天”。其外在表现，则是书中人物一出现时的“暗示”或随后境遇即可看出其结局的“端倪”；在人的力量无法完成某一任务时，决定人物命运的神鬼异力与先天预兆便应时而出。《水浒传》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后期，当时内忧外患，奸臣当道，民不聊生，但历史洪流中的广大创作者并没有抱定以破坏与再建之心来书写现实，他们希望仁政的出现，但是他们看不到哪个新兴的力量能真正顶替宋朝。由于尚“破”不尚“立”的思想极为浓重，加之对“德者”标准和出身的严格定义，被人们所支持的新兴势力就少之又少了，梁山队伍是一支极少数能获得人们认可的队伍，并且这也有

“遇洪而开”的天意。在第一回中，洪太尉将一百单八魔君放出，紧接着书中写道：

“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７］

余者无论是否行仁政，有雄略，得民心，但上升到

“天理更替”的道义循环中时，无一例外不被承认和受到批判。如河北田虎、江南方腊、淮西王庆莫不如此。抱定了这个天理道义的大标准，似乎

《水浒传》中的一切是非都了然了，一切英雄史观所无法解释的麻烦也都迎刃而解了。一切英雄的鲜活生命与豪气灵动，都摆脱不了“天理道义”的束缚；一切谶纬预兆和灵异现象，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作者开篇即言一百单八魔君出世是“宋朝必显忠良”，正是受这种思想支配的历史宿命论的表现，也是对“义”的最好阐释。宋江便直接是上天的天魁星下凡，那首宋江得了天助的古风更是说得明白：“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生降宋公明……豪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天兵。”（４２回）他的出现正是上天派下来替天行道的。“替天行道”出自《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

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８］

替天行道即是指将富人的余财拿来救济百姓，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进行调整。这说明当时社会普遍实

行的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统治阶级靠压榨下层民众来集聚财富，在这种背景下，“替天行道”成为梁山泊聚义的共同纲领、基

本指导思想和行动依据。道是天道，

行道是维护正义，其共同点是纲道已失，

由我们代行。这个道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道德规范。

这是神圣的、永恒的，是超自然的“天”的意志，天不变道亦不变，

“替”只是暂时的代替。忠义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由来已久。自周朝始，等级制度开始不断系统化和规范化，周公制礼的实质即是确定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和秩序。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只要人人做

到忠，其统治就会稳固。

在帝制时代，君主视国家为私有财产，臣子称君主为“君父”，所以，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有时就成了对皇帝一人的忠诚，成了“愚忠”。

金圣叹说：“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９］

宋江将这里所说的“忠”和“义”都运用到了极致。忠君思想在宋江心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异常顽固，他虽然认识到了大宋朝贪官当道，污吏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而愿“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但却不认为这是皇帝的错，而是“朝廷不明”、“奸臣闭塞”，“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７１回）他的目的是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

所以“只愿早日招安，别无他念”（７１回）。而在第１２０回，他饮了朝廷所赐的有毒药酒，即将赴死时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

‘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忠义可谓达到了愚的程度。在梁山队伍中，除李逵等极少数人能喊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外，大多数

人反而是从王者视野去体认自己的行为，用自己认同与膜拜的忠义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最终走向招安与覆灭。

为政者的另一道德理想是“仁义”。“仁”的道德表述是“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义”的合理性的一个高层次体现，是孔子儒家政治思想的核《水浒传》中“义”的文化蕴涵

吴建华阎续瑞

摘要“义”是兼容古代诸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是《水浒传》的灵魂。在《水浒传》中，“义”的内涵可从三个

层面去审视：不可逾越的“天意”，即天理道义，替天行道；为政者的道德理想，即忠义与仁义；人与人的交往准则，即情义与侠义。认识《水浒传》中“义”之文化蕴涵，批判地继承其精华，构建新型“义”的价值观念至关重要。

关键词《水浒传》义层次性文化蕴涵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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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集团已经认识到了下层民众力量的伟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１０］

。孟子曾指出：

“保民而生，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形象地比喻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１１］

做大事者，要想获得成功，就要重视人民的力量，获取人民的支持。这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则须爱民，何谓爱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娄离上》）。爱民即要为民谋利、使民富足和“为民除害”。宋江之所以大得人心，正是因为做到了“仁义”。

宋江突出的品质就是同情人民、关心民众，上梁山以前，他就以救困扶危闻名于世：

“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１８回），被称作“及时雨”。上梁山以后他仍然保持这方面的思想品德，明显地表现在他所规定的严明军纪上：宋江命令梁山泊队伍攻破一个地方后，

“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不可分毫侵害百姓”（４１回）。在每次战役过后，都是“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但凡攻克城池，便打开仓廒，“将粮米仆仆表济满城百姓”，“馀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

（６７回），正因为如此，梁山泊的所过之处的纪律严明和施行仁义，受到百姓的欢迎。他们所到之处，“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罗拜迎接”（５８回），其受到人民拥戴如此，也正是他们以一颗赤诚之心行“仁义”的必然结果。

金庸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

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１２］

描写“情义”，颂扬“情义”，是

《水浒传》作者创作的自觉。在《水浒传》中，最突出而一以贯之

的，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颂扬，特别是对“义”的精神的颂

扬。以宋江为例，他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急人之难、

仗义疏财的角色，并有着浓浓的人情味。第３８回，当李逵借钱未

果时，宋江取出十两银子送与李逵。当戴宗告诉宋江，李逵贪酒好赌，借给他的银子大都有去无回时，宋江笑道：“量这些银两何足挂齿。

由他去赌输了吧。若要用时，再送些与他使。”当李逵再度赌输了钱，自觉无钱回请宋江时，宋江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所以，书中评价宋江：“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１８回）当宋江得知朝廷要缉拿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时，冒死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并为此吃了官司，走上了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之路。宋江的利他主义行为为他赢得了江湖世界的普遍赞誉；再如武松，几次受到张青夫妇的百般照顾，张青夫妇恐怕火家误伤武松，周密到不允许他们带刀杖外出的地步；又如鲁智深，听说金老父女的不幸遭遇后，不禁大怒。虽与他无关，却主动勇敢地承担了解救金老父女和教训郑屠的义务（３回

）。曹正之待杨志，杨雄之用石秀，燕青之敬卢俊义，无不是朴素而真挚的情义表现。

与情义同时存在的是“侠义”，梁山泊队伍是以“义”为伦理准则的豪杰相逢和英雄际会，他们的行为主要是“任侠施仁”。鲁

迅先生在论述《三侠五义》等侠义派小说时指出：“其中所叙的侠

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传》中底人物……源流则仍出于《水

浒》。”［１３］

如把后来的侠义小说的源流追溯到《水浒传》，则《水浒

传》的源流则可追溯到自古以来的游侠传统。

在作者的观念中，梁山英雄即是豪侠。书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继承了自秦以来侠的所有传统品格。它对英雄的赞词是“豪

杰”、“英雄”、“好汉”、“壮士”之类，但在作者观念里这些赞词与

侠是异名而同实，《水浒传》其实是一部歌颂侠客义士的史诗。“以武犯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侠义的重要体现。梁山泊聚集着一百零八人，他们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都有过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壮举”。李逵的这种人格精神最为突出，即使他的宋江哥哥有了过失，

他也要教训一番。有人冒充宋江抢夺了刘太公的女儿，

李逵信以为真，回到梁山泊，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

四个字扯得粉碎，并挥动板斧，抢上忠义堂，要杀宋江

（７３回）。李逵的行为表明，为了除邪扶正，扫尽不平，他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不顾兄弟结义之情。仗义疏财，扶危济贫是梁山英雄行义的另一种表现，

也最能赢得百姓的信赖。宋江相貌不扬，地位不显，但他有“呼保义”、“及时雨”的绰号，因为他仗义疏财，

“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从此山东、河北闻名”。以财济人，最得被压迫、被剥削的市井细民之心。《水浒传》中梁山好汉，

从“义”出发，一方面视金钱如粪土，广济天下，另一方面将被官府敲诈勒索去的财宝视为不义之财，所以出现了“智取生辰纲”

之举，把梁中书十万贯金珠宝贝的不义之财，巧妙夺取，为壮大梁山泊事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水浒传》中，“义”表现丰富的文化蕴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观念极大地冲击着积淀在国人思想深处的

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其中“义”文化观念也受到了强烈冲击，以致出现了诚信危机、“金钱至上”、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心灵逐渐疏远等现象。因此，我们应该在构建和谐社

会视域下，充分认识理解书中

“义”的文化蕴涵，以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看待

“义”，通过批判地继承其精华，为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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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３４８．吴建华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阎续瑞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责编张文娟）２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