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报告人：王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  

Email:wjscass@263.net  

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     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困境：

1．1．1     趋同与趋异：

1．1．2 增长的回归分析：

1．2 新古典国际经济理论的现实困境：

1．2．1 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学说：

1．2．2 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1.           3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关注

1．4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学：

2．     关于分工与贸易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3 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3．1 开放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涵义：

3．2 一般性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开放化研究：

3．2．1 外部性与人力资本

3．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3．3 新国际贸易理论出现后的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理论: 

3．3．1 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3．3．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国际贸易理论:

3．3．3 专门的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3．4 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认识：

3．5 开放条件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制度(组织)分析：

4 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讨论：

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困境：

1．1．1 趋同与趋异：

趋同（收敛）的定义：

  绝对收敛：不论条件如何，穷国比富国收敛更快。  

条件收敛：技术给定，其它条件一样的话，人均产出低的国家有着较高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一国在远离均衡状态时，比接近均衡状态时，增长速度快。

convergence: 向期望值收敛,穷国比富国收敛更快。  

convergence：是关于横截面的收敛，如果离差——比如，用国家或区域间的对数人均收入或产量的标准差来衡量——随时间而衰退，则存在收敛。convergence会生成convergence。MRW模型（扩展的Solow-Swan模型）和Evans(1996)对OECD的检验分别为收敛、收敛提供了一个说明例证。

在现实中，趋同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接受；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分组趋同，即“俱乐部趋同”（Quah1996）。“俱乐部趋同”是指初始条件或经济增长参数比较接近的一组国家比较容易出现趋同。但这仍未解决不同俱乐部之间的趋同问题。  

Solow模型或Cass-Koopmans-ramsey模型都认为，增长与结构变化无关，与无关。人均增长仅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有关。技术水平在各国之间是同等给定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考虑结构变化，如储蓄率、贴现率、经济规模（厂商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考虑社会福利的变化，不考虑的作用。由于没有规模效应，它也不能解释贸易与增长的关系。

分析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如果经济系统的内部参数不同，不存在收敛，存在的是绝对分化、相对分化。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1．1．2 增长的回归分析：

Barro & Sala-I-Matin(1996)分析支持AK模型（AK模型是一种线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即经济结构影响经济增长；King & Levine(1992)分析了金融部门的深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认为金融制度的发展可以带来中间成本的下降，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实证分析表明新古典理论，如MRW模型比内生理论，如AK模型更能解释资本报酬和动态转变，Romer（1987）被迫承认报酬递减。

    MRW检验证明报酬递减， MRW模型放慢了收敛的速度，同时能解释资本的国际流动（Barro & Sala-I-Matin1996，Manzocchi & Martin1996）。但是，MRW模型强调各国的技术效率相同，即技术外生，这是内生经济理论所不同意的。

MRW模型遭到反驳。Benhabib & Spiegel(1994)认为，至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该认为技术在不同国家之间是不同的，而人力资本起到了追赶的作用。此外，还有，Lee,Pesaran,and Smith(1996);Cho,and Graham(1996)。

另一方面，Schumpeter模型也遭受批评。Jones(1995)指出，OECD国家经历了永久性的变化：贸易自由化、平均教育年限的上升、投资的增加、R&D的上升；然而，并没有看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1．2 新古典国际经济理论的现实困境：

1．2．1 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学说：

李嘉图基于劳动价值论，超越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提出了关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学说，即是各个国家分别从事有利于改善商品交换条件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国际交换，以改进收入和福利。专业化生产可以发展不同的技术，这样，基于同样的劳动力，一国的生产函数不同，经济出现了分化。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将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重生。

李嘉图模型可以进行扩展。如DFS （Rudiger Dornbusch,Stanley Fischer,Paul Samuelson）模型，引进了汇率、相对劳动投入、相对工资运输成本等。在今天，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模型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检验，比如，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在比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得到广泛应用。

1．2．2 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前提条件是，两国在需求条件或供给条件的任一方面存在差异。新古典主义强调要素供给的变化、生产转换的机会成本递增、市场的出清和一般均衡。

H-O-S（Eli Heckscher-Bertil Ohin-Paul Semuelson）模型是一个两国、两商品、两资源禀赋的模型。它的理论的前提假设是：生产要素的同质、产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等。在供给方面的假设：各国的生产要素不同，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H-O-S理论的主要结论是：（1）一国将出口那种相对密集使用其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同时进口那种相对密集使用其相对稀奇的生产要素的产品；（2）随着国际贸易的进行，各国的要素相对价格将一致，即要素价格相等化理论。

Stolper-Semuelson原理：讨论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里昂剔夫之谜及其解释：Wassily W.Leontief1953年发现，美国作为一个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H-O-S的理论预测不符，被称为“里昂剔夫之谜”。里昂剔夫之谜构成了对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打击，这说明了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经济现实方面的重大缺陷。在对“里昂剔夫之谜”进行解释的方面，Donald Kessing(66年)对劳动者按技能水平分类，与人力资本的概念比较接近；此外，还有Robert Stern和Keith Maskus(1981年)做的检验。关于H-O-S理论与贸易引致的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也很重要。

2.           3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关注

1.             4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学： 

普雷维什、辛格等的“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

3．     关于分工与贸易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Adam Smith的“斯密定律”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但是，他没有解决分工和完全竞争的两难困境。Mashell认为由于内部经济受限，企业不可能走向垄断；外部经济保证了完全竞争；Allyn Yong认为美国经济的崛起是由于美国经济规模保证的外部经济，技术进步取决于分工的深化。

由于对分工的不同理解，出现了产品（物）增加和专业化（人）加深两种方向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Romer率先分析了知识（技术）的特征，认为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收益递增是由知识积累的外部性产生的，它带来的技术进步实现了经济增长。Romer认为知识总量和人口的规模效应、投资决策、储蓄率、利率、都起作用。

Yang-brand91模型认为,除自给自足,完全分工两种极端情况外，由于LBD和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将逐渐演化，劳动分工决定了经济增长。劳动分工的演进形成人均收入的增长，在演进的开始阶段，经济增长率低，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后，经济起飞、增长率提高，当劳动分工的潜力已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劳动分工的演进导致了人均GDP的增长和市场总量、贸易量、贸易依存度的增长。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都立足于内生的比较优势的演进，而不是外生的比较优势；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原理都是相同的，不同的仅是市场的规模不同，以及国界的人为的而已。

基姆—莫塔迪的劳动专业化模型认为，随着劳动的日益专业化，工人的工资会上升，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所以，各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差异。

Becker and Kevin M.Murphy(1992)模型：重新审视了斯密定理，认为分工不是取决于市场容量，而是取决于协调成本和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协调成本随着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而下降，分工演进和知识存量的积累相互促进，两者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因此，决定分工的是供给因素，如协调成本、社会知识。知识的增进以及协调成本的下降推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成为内生的。

3 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3．1 开放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涵义：

Barro（1995）的拉姆齐模型的开放化：资本存量和产出的收敛速度无限大。

有国际信贷的世界经济模型：信贷约束和时间偏好的不同避免了资本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崩溃。

有投资调整成本的开放模型：世代交叠模型（Blanchard & Fischer）中，考虑人力资本，可以降低收敛的速度。

有国际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模型：韦尔（19）、布劳恩（1993）。

多重均衡——一种解释：Galor(1996)运用新古典理论假设分析了国家间增长的趋异，即俱乐部趋异现象。 他假设所有的储蓄都来自工资，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可以产生多重均衡。如果初始条件极不相同，即使技术和行为参数相同，会出现国家集团的分化，即出现“俱乐部趋同”。

Alan V.Deardorff（2001）在开放条件下深化了Galor的理论。Deardorff的模型包括：简单的新古典理论，根据世代交叠模型的由工资产生的储蓄，多种类商品的H-O贸易。模型认为，贸易不能走向要素价格均衡化，生产要素保持价格异质化；如果没有贸易，国家可能走向收敛，但引进贸易后，国家就更可能走向分化。Deardorff强调如果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同时提高储蓄，则通过进口的投资品与出口的劳力密集型产品价格比的变化效应，它们有可能摆脱贫困陷阱。

3．2 一般性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开放化研究：

3．2．1 外部性与人力资本

Lucas〈论经济发展的机制〉（88）年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的外在性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

Lucas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动态增长过程，描述这两者的存量的轨迹，有较低资本初始存量的国家可能长期落后于较高存量的国家。他还指出同样的工人的工资在富国高于穷国，这样，通过工人工资（人均收入）的持续差异解释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异”。Lucas的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人力资本的“倒流” 。Lucas还强调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我们知道，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流动障碍，导致了世界经济在区域分布上的异质性。按照新古典模型，在欠发达的经济里资本报酬率较高，投资商品将从富裕国家很快地流向贫穷国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为什么资本不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１９９０）中卢卡斯提供了四种可能的答案，即：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外在利益、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垄断，这四个因素影响到资本报酬率或投资决策，所以没有发生传统理论所说的收入均等化的国际资本流动。

Lucas的两商品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两国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分工的情形，认为这样出现了各国的完全专业化和比较优势的形成，进而出现对初始状态的“锁定”。 Lucas在〈创造奇迹〉中分析了东亚经济，尤其是新的技术性出口部门的快速增长，强调了在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

Stocky的模型分析了新产品的引进与干中学的相互作用。

Alwyn Young的发明与有限“干中学”的“杂交”模型认为（1993），经济增长同时受创新和LBD两个条件的约束。他强调了“干中学”的潜力是有限的，必须和发明结合在一起，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还分析了多种均衡增长的可能，指出发明约束和学习约束共同起作用的均衡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它的情况分别对应停滞和发展，这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史上的变动。

在开放的模型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的分工选择上的“干中学”潜力低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增长的“趋同”，或者，即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有所收益，但却失去了动态的福利收益。他把世界分成三部分，发达国家，NIC国家（如东亚），发展中国家；认为NIC国家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进入技术进步快的新兴行业，而后者停留在技术进步慢的传统行业。

Becker,G、murphy,K、tamura,R在《人力资本、生育和经济增长》中，提出了一个内生生育和人力资本相互作用决定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本的生产更密集地使用人力资本，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大，收益率较高，因此，由此可以解释人力资本从穷国向富国的倒流。该模型还解释了战争对经济增长的破坏可能，如果战争没有破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那么，该国的经济仍然可以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这解释了二次大仗后德国、日本经济的发展。

3．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Romer(1986)模型1：

由于个体无法完全内部化其知识的外部性，引进了规模经济：厂商的增加，外部性增加。所以，Romer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市场范围，是增长增强型的。从李嘉图（Ricardo）的比较优势到Dixit & Norman的产品多样性的静态理论，从来没有动态理论对贸易的增长作用给予解释。

Romer(1987,1990a)模型2：

Romer的模型包括三种投入（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模型包括了外部性和分工，考察了中间品品种增加的情形，在中间品生产中引进了不完全竞争，一种自由进入的垄断竞争。在这里，规模递增的来源是分工和知识扩散。Romer的模型是一种中间品品种水平扩展的模型，有待进一步发展为品质垂直创新的模型。

    在开放条件下，中间品的国际市场的引入，扩大了创新者的市场规模；同时，增加了最终产品生产者所使用的中间品种类；贸易的效应同时、同比例地提高了研究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的工人收入，对从事研究的激励没有改变。所以，对知识存量接近的两国，贸易没有增长效应。关于竞争，如果中间品在研究中使用，并且各国的初始知识储量相异，那么，竞争对增长的效应是模糊的。

Romer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研究中的作用。还对Lucas的人力资本的定义进行了改进，并用人力资本代替了生产函数中的劳力，指出，由于规模效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总量的缺乏导致了它们相对发达国家的慢速增长。Romer 预见到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倒流。由于资本的规模效应带来收益递增，又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流动性，资本的倒流和经济增长的趋异就不可避免，这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Aghion & Howitt “创造性毁灭”新熊比特主义模型：

这是一个三种产品（专利、中间品、消费品）、三种劳力（非技能劳力、技能劳力、专业化技能劳力）的模型。遵循从中间品的品种增加到质量提高的研究路径。   在开放条件下，还将进一步发展到消费品种类增加，国际间比较优势动态化。

Aghion & Howitt （88,92a）提出了“报废”的概念。而“创造性毁灭”的概念，从规范的角度说，即是目前的创新与将来的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出现两者间唯一的均衡和经济的周期性增长。从实证的角度，“创造性毁灭”既包括现在的研究对将来的研究的正的外部性，又包括Romer所没有认识到的后来的创新者对先前的创新者的负的外部性，即“业务偷窃效应”。Arrow效应（替代效应）则防碍了在位的创新者进一步地创新。

“创造性毁灭”提出了连续创新的观点，两个连续创新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确定的。研究过程的不确定使增长成为受扰动的过程，模型可以给出一个均衡的增长的稳态值，所以，增长是受扰动的但又随时保持均衡的过程。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创新速度，研究人力的投入和创新规模。经济增长也不是稳定的，存在多重均衡，甚至存在零增长陷阱，这取决于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

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利于增长，竞争加剧，垄断性租金下降，创新下降。该模型还认为自由贸易对长期增长的不确定作用，体现在劳力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竞争加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   

福利分析发现,跨期的扩散效应和没收效应趋于使增长率下降;业务偷窃效应趋于是增长率上升,三者之和无法确定。资本的引入，这是从只使用一种中间品的单一部门模型扩展到多部门的模型；这就涉及到技术扩散，产生了“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指的是不创新的行业的就业和利润将会萎缩，这是第二种创造性毁灭。“挤出效应”会减小创新的价值，强化创造性毁灭。  

Aghion & Howitt 认为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显然研究是密集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资本与创新互补：资本积累的上升，将防止资本成本上升、创造利润，导致创新的上升；创新的上升，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生产率提高，将导致资本积累的上升。因此，创新将刺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创新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上升同样是必要的（以创新为主）。

Grossman & Helpman的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

Grossman & Helpman（1991 ）在《增长理论中的质量阶梯》中沿着产业组织理论开拓的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思路，继承Aghion & Howitt“产品垂直创新”的框架，讨论了中间品质量的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生产者为保持质量优势而进行的竞争行为和关于生产的动态一般均衡。该模型忽略了厂商从事有成本的模仿活动的刺激，忽略了模仿对创新的反馈，这一点为Segerstrom所扩展。

Grossman & Helpman（1992 ）的消费品品种增加模型认为具有外部性，新设计所体现的知识积累使研究部门的效率提高。

Barro & Sala-i-Martin95在有限专利期的条件下，分析了行业领先者的行为。

3．3 新国际贸易理论出现后的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理论: 

3．3．1 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新国际贸易理论，超越了强调资源禀赋的传统国际贸易模型（Eli Heckscher-Bertil Ohin-PaulSemuelson，H-O-S model），随后出现了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的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研究。比如，Romer强调知识的溢出、Lucas强调人力资本的溢出，他们都认为技术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应，他们都注意到了人口、资源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反向流动；斯托齐（1988）根据LBD模型认为，不学习的部门（技术停滞部门）的存在可以导致经济陷入“非增长陷阱”。

新国际贸易理论引进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等概念，注意到了国际贸易的静态收益与动态收益的区别，产业内贸易与路径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与公司的发展、国际专利的许可，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口规模、人力资本规模的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了战略性国际贸易的作用。

    主要的模型包括：

Michael v.Posner(1961)的模仿滞后说：

Raymond Vernon(1966)产品周期说(product cycle theory,PCT)：

    产品生命周期包括: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

PCT理论假定存在动态比较优势。

Linder的理论：重叠需求、产品差别。

Kemp模型：

凸向原点的生产可能边界（PPF）、规模经济带来生产和贸易的很大

的不确定性。

克鲁格曼模型（79）：

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贸易引起人均实际收入的上升和消费品种的

增加。

行业内贸易理论：

雁行模式（flying geeses）：

公司理论。

3．3．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国际贸易理论:

70年代新古典的贸易经济理论，主张完全竞争；80、90年代新国际贸易理论引进了内生经济理论，主张非完全竞争；这两者忽略了老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如MRW（1992）,Delong & Summer（1991）

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理论而言，是win-win的过程;对传统贸易理论，而言是win-lose的过程。后者认为，贸易提高了资本的租金，提高了投资的回报，这样，出现了资本积累的分化，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家就成为富国，资本密集型进口的国家旧成为穷国。这与不同，现实是贸易主要是富国之间的贸易和产业内部的贸易，这样，强调资源差异、产业之间贸易的 H-O模式就不适用了。

新增长理论同样有与现实大量不符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它忽略了投资引致型的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认为自由化通过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速度。我们看到的矛盾是：开放的提高和发达国家经济速度的下降的不符。Revine & Renelt92指出了新增长理论的实证的缺陷。旧增长理论强调贸易引致的投资领先的经济增长。因此，Revine & Renelt（1992）、Balwin & Seghezza(1996) 强调贸易只有通过提高投资才能提高经济速度。

Richard E.Baldwin & Elena Seghezza(1996)在《Trade induced investment-led growth》中首先介绍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贸易的产品或服务是资本密集型的，与非贸易的产品或服务相比；相互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贸易部门，不利于非贸易部门；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加快了资本的积累。

他们接着介绍了贸易通过投资促进增长的渠道：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扩大了对资本品的需求，加速了资本积累；贸易自由化通过投资品生产所使用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下降，扩大了资本存量；促进竞争机制在实行贸易自由化国家的作用，包括在投资品部门，降低了资本品的价格，提高了资本的存量；在可贸易产品部门密集地使用资本；金融媒介的作用，开放的金融部门降低了储蓄者与投资者收益之间的租金，方便了投资。

3．3．3 专门的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对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模式：

Rivera-Batiz-Romer（1991）的经济一体化内生增长模式： 

他们在1991年的《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和内生增长》两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参与经济一体化可能加速一国的经济增长，强调两个相似经济的一体化可以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增加。

研究发展部门的技术分成两种：只使用人力资本的技术和使用人力资本、非技能劳动、资本品的实验室技术。在前一种技术中，商品贸易具有水平效应，只有知识的流动才具有增长效应（研究的效率直接提高生产率，研究本身的回报也提高了）；在后一种技术中，结论正好相反。所谓“实验室技术”更符合现实。该模型的技术是内生的，强调了知识在国际间的外部效应和生产的规模递增。

Segerstrom-Anant-Dinopoulos的南北贸易模式：

他们在1990年的《一个熊彼特式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中，结合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探讨了创新、技术转移、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突破了H-O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南北贸易模型。

该模型指出北方投入资源从事创新，推动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更新，在南北方之间引起了许多变化：北方工人工资高于南方工人工资，特别，如果北方故意提高工人工资，会刺激北方经济的产品创新；北方工人工资高时，延长产品的专利期限抑制了北方的产品创新；北方对其的夕阳工业实行的的保护性贸易关税，减少了创新，不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

Grossman-Helpman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

    他们在1992年的《质量阶梯和产品周期》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内生创新和模仿的质量竞争的两国产品周期模式，探讨了一个南北方之间通过创新、模仿和贸易决定经济增长的模型。认为创新和模仿分别都拥有垄断租金，受此激励，在不同质量阶梯上的不同国家展开了质量竞争，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参见Krugman1979年对模仿/创新的论述，Krugman88-Lucas88-Young91模型，Aghion & Howitt的 “创造性毁灭”论述）。

Grossman & Helpman（1992）区分了三种情况：相同水平的北方厂商之间的竞争；北方厂商和质量阶梯低一阶的南方厂商之间的竞争；南方厂商能够进行所有的产品模仿生产。第一种情况，厂商可能采取“发明—保密”、“阻碍”、“扩大领先”等三种策略；第二种情况，在线性技术条件下，只有北方厂商从事创新；第三种情况，南北方厂商创新竞争胜败的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模型指出，可能存在两种均衡情况，一种是“有效率追随者”均衡，领先者、跟随者都从事研究，这时南北方的学习过程是负反馈的；另一种是“无效率追随者”均衡只有领先者从事研究，这种情况包括产品的生产在南北方之间由于创新和模仿交替转移的情形，这时，南北方的学习过程是正反馈的（个人电脑在美国和东亚之间的生产转移）。

Grossman & Helpman分析的是同一产业内的质量竞争、产品贸易，没有考虑H-S理论所分析的产业间产品贸易的情形。

Brezis-Krugman-Tsiddon的国家竞争蛙跳模式：

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国家技术领先地位的周期理论》中对国家的兴衰提供了一个解释：与Olson的累积性的制度刚性观点不同，根据技术变迁的观点，指出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先进国家的领导地位可能被“锁定”，这样，后进国家就可能超过原来的先进国家，这就是“蛙跳”。他们还批评了Romer-Lucas模型的LBD的片面性，认为巨大的技术突破会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技术的性质，而这种技术突破往往发生在后进国家。当然，蛙跳是罕见的，企业的理性可能导致国家技术发展的“短视”，国家鼓励技术进步的产业是重要的。   

蛙跳的条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悬殊；新技术产生之初，相对于旧技术缺乏效率；在旧技术中积累的生产经验对新技术的用处不大；新技术最终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潜力。新技术的到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制造品的生产，带来了其工资、贸易条件的上升，而发达国家则经历了工资、贸易条件的恶化；最终，出现了转折，两者换位。

有目的的R&D的Schumpeter模型：

这是在H-O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一个包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R&D活动的Schumpeter模型。它涉及到产品质量垂直提高、多最终消费品行业、行业间贸易等内容，动态的比较优势成为重要。

Aghion & Howitt在Grossman & Helpman（1991 ）的两要素、两部门产业内垂直差异创新的模型之上改进，提出了一个新的Schumpeter模型。他们认为，国际知识扩散不完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R &D活动，比较优势成为内生。具体如下：

四部门（两种最终产品、中间产品、研究）、两种要素（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两种最终产品（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

低技术产品的生产直接使用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市场为完全竞争；

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使用中间产品；

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固定，中间品的生产是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作为中间品的质量改进的结果；

研究和中间品部门都产生垄断利润，它们都使用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

国际贸易的作用依赖于知识是否传播的，我们假定如此。假定中间品是在技术蓝图被发现的国家生产的，排除了生产和技术许可。

模型给出了关于研究的套利条件和劳力在四部门之间分配出清的两个等式。

模型在理想的状况下得出了FPE(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均衡。

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国际分工均衡模式不是特定的，各国生产的产品种数是由研究的投资决定的，说明劳力的分配（生产／研究）是特定的；由于国际知识扩散、动态优势的变化，资源在研究、中间品、低技术产品部门的分配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在稳态中，各国各自生产世界最优质量"the state of art"的中间投入品总额的一定份额，并投资各国总支出的一定比例用于研究，以保持自己在这些部门的技术领先。这样，标准的H-O模型就转变为动态的技术内生化的熊彼特模型。

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偏向从事研究，技术领先的中间品部门多，高技术最终产品多；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快于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家。但落后国家享受同样的真实消费和福利增长率。

与封闭条件相比，开放条件下，人力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人力资源缺乏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上升。考虑高技术部门与低技术部门的结构变化，人力资源丰富国家的创新速度会下降，人力资源缺乏国家的创新速度会上升；就是说，由于发达国家利用比较优势，从中间品的产业内部贸易中获取静态利益，但损失了动态利益。

Alwyn Young的LBD模型：

Alwyn Young (1991)受的LBD模型是个李嘉图模型，贸易由技术驱动，而不是由禀赋差异决定。因为，知识、技术各国各不相同；因此，FPE不可能实现，我们才有讨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可能。比较优势是内生的，发达国家从事高级产品的生产，更多的LBD机会存在；落后国家从事低级产品的生产，更少的机会LBD存在。更多的人力资本的供应可以导致更多的高级产品的生产，更多的LBD，更快的技术进步。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如果技术鸿沟足够小，落后国家的劳力规模足够大，落后国家就可能追上发达国家。Young的福利分析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从事基础的生产活动，自由贸易妨碍了LBD，无法进行知识积累。

如果知识的扩散限于国内，比较优势由国内特定的知识技术存量决定。过去技术变迁的历史决定今天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初始条件至关重要。当然，分工对技术也有作用，发展中国家如果从事LBD潜力尚未被自由贸易耗尽的产品的生产，其产品的高级度就会提高。

如果知识的扩散是国际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贸易会遭受增长率的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有福利上的损失，福利分析必须考虑真实消费和贸易条件；在均衡条件下，两国都得到静态利益，但是，必须进行动态分析。

按照Aghion & Howitt或Grossman & Helpman的存在国际知识扩散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的模式由要素禀赋决定，各国有相同的技术进步率，但产出的构成不同；用于高技术生产的禀赋多的国家（发达国家）会从事这种生产多些，它遭受损失，即人力资本多的国家遭受损失；按照Young的理论，如果知识扩散只限于国内，初始技术储量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这两种结论相反。

Alwyn Young的发明与有限“干中学”的“杂交”模型（1993）认为，经济增长同时受创新和LBD两个条件的约束。他强调了“干中学”的潜力是有限的，必须和发明结合在一起，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还分析了多种均衡增长的可能，指出发明约束和学习约束共同起作用的均衡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它的情况分别对应停滞和发展，

在开放的模型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的分工选择上的“干中学”潜力低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增长的“趋同”，或者，即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有所收益，但却失去了动态的福利收益。他把世界分成三部分：发达国家，NIC国家（如东亚），发展中国家；认为NIC国家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进入技术进步快的新兴行业，而后者停留在技术进步慢的传统行业。

Schumpeter的多国模型：

Parente & Prescott(1994)、Barro & Sala-I-Matin(1996)主要对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扩散进行了研究；Coe & Helpman(1995) 、Coe, Helpman & Hoffmaister(1995)主要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形。

b convergence  o convergence Evans(1996)

Schumpeter模型认为世界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收敛依赖于所有国家对资本积累和创新的激励。模型同时考虑人均资本和生产率的不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考虑后者）。假设m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效率依赖于世界所有国家的R&D的存量，一国j的研究效率是该国相对生产力的减函数: 

ln

   一个落后国家不能通过一次飞跃赶超他国，只能逐渐地发展，速度是差距的正函数：

      在稳态，各国的人均增长率一致世，界各国增长率收敛：

G=g=;j=1,….m

在短期，各国的增长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

在长期，

        j=1,….m 

两国之间的人均产出之差为相对资本差和相对生产力之差：

比较MRW模型、Schumpeter模型的解释：

在后式中，为常数，倒数第二项代表Y中的R&D的支出。

3．4 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认识：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区域经济学:由于知识扩散和人力资本的地理存在，地点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Romer(1992、1994b)分析了外资或外贸对新知识的传导的影响，认为知识的流动显然是有成本的。知识的外溢效应带来的集聚效应，导致的经济分布的不均衡。知识的流动具有多样性和专业性。单一产业内部的扩散、当地化，被称为Mashell-Arrow-Romer效应。（三位学者分别强调了单一产业自身的外部性、干中学、报酬递增）。Jocobs效应强调经济的城市化中多种产业之间的外部性。关于两种效应的实证检验依然保持对立（Glaeser97、Henderson99）。

    城市的作用体现在当地制度、文化对知识流动的影响。一个积极的、公民参与的、开放的、负责的地方，社区组织构成了“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商业合作、公共的形成。(Patnam,et al.1993)美国California 的硅谷与Boston的128号公路的盛衰提供了地区发展的强烈对比 (Saxenian1994) 。Michael E.porter通过分析行业竞争力分析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城市的起源：Jane Jocobs认为城市起源于贸易，城市是一个交易的中心。城市创造的知识带动了农村的发展，而不是相反。Robert Lucas（1988）认为从人力资本产生的知识外溢产生了城市的固定性（不可迁移性）。James R Follanin & John P.Ross认为城市作为agglometration ecomomy的生长点。最近20年城市经济学强调Intrapolitan location和suburbtation的发展。Edward L.Glaeser 对城市的分析是建立在SMSA(standard metropolitan satisfical area)的基础之上的。市场、制度可以通过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房地产的价格等，对知识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3．5 开放条件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制度(组织)分析：

进化经济学的宏观方面要求进行比较组织制度分析。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制度而存在。Richard Nelson 、Sidey Winter 认为进化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技术进步。他们强调企业组织的惯性了企业，路径依赖说明非线性模型的适用性。技术发展的“looked in” 锁定效应 (David85)。企业差异造成了企业进化的差异。企业的差异是企业自主决定的差异。

演化经济学对东亚奇迹的解释被称为吸收理论（assimulation，）。吸收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创新、学习”。它认为资源的投入仅仅是成功的部分内容，增长不是沿着既定的生产函数的移动，而是生产函数的整体位移。

博弈论的引入。 进化博弈论。要素博弈。ESS进化安定战略理论（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Maynard Smith82）。路径依赖说明了实际选择的路径可能不是最佳的，存在向更优制度进化的可能性。

在熊彼特主义框架中讨论隐蔽利益，发展创造性毁灭的政治模式，可以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容易采纳技术进步，也有助于理解Olson（1982）提出的增长周期模式。

4 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讨论：

   国际间的流动包括货物、知识、金融资产。生产要素的研究包括：贸易流量(关税\产业分类)、金融流量、人口迁移、金融深化与结构演变、R & D的国际传导(模仿/创新)、知识。知识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认为，人均收入的收敛的原因是资本积累、要素价格均等化、知识扩散、贸易导向的技术转移，或它们的联合。研究包括：资源密集度，如土地；供给要素的流动，如资本流动；市场需求；技术与R&D；工资差异。

Grossman & Helpman（19 91a,96）,Obstfeid & Rogoff（1996）。

一国模型的放松:

熊彼特基本模型认为由于国家间的技术转移，落后国的创新规模大于先进国，具有后发优势。新古典学派认为，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决定的，开放对增长没有长期效应，资本的流动提高了收敛速度，对小国而言，收敛是瞬间完成的（仍然可以分析福利和转型）。Barro等９５年研究了在资本市场不完美、人力资本不能作为对外资本的担保的情况下，收敛的速度。

H-O-S理论强调商品的流动回保证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这将有助于实现收入的均等化。Ben-David（93年）,Slaughter（97年）注意到在这方面文献的新发展。Ventura（97）强调了合并考虑要素价格均等化和,Ramesey模型的意义。他指出，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解释它们不同的增长经历起重要作用；与自给自足条件相反，开放的小国可以通过从事资本密集型出口行业，来避免资本的边际报酬下降。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由此得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是投资率的不同，而不是报酬回报的不同。条件收敛不必和以资本积累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相矛盾。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

Frankel-Romer模型认为，技术即等于资本总量，厂商数量增加，知识的外部性增加。外贸具有规模效应，市场规模扩大，厂商数量上升，资本、创新扩大，经济增长率上升。Romer模型（１章）和Schumpeter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存在报酬递增：由于市场规模扩大，垄断利润上升，技术扩散，鼓励了进一步的研究、创新。贸易自由化引起技术转移。知识的国际扩散有重要的作用。

有人强调开放的反作用，比如，Grossman & Helpman认为由于自由贸易，劳力从研究转向专业化生产，这种分配效应会减慢技术转移；此外，还有Schumpeter模型中的过度竞争的作用。

创新与模仿：

Vernon（66）提出了国际贸易（南方-北方）的产品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首先在北方被发现、生产；然后，由南方模仿和生产。Krugmam（79）对此进行了建模，建立了一个创新率、模仿率外生的模型；Grossman & Helpman （91）,Segerstom（91）把之扩展为一个熊彼特的模型。

进一步，考虑一个多种最终产品，产业间贸易模型时，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比较优势下的资源跨部门配置。技术差异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与传统理论相反，Schumpeter模型认为，技术是内生的；对国内或的技术扩散进行分析，研究“动态的比较优势”很有必要。

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LBD)模型：

在此模型框架内，一国的通用技术的增长速度同时依赖于该国和世界其它部分的基础研究和干中学的流量；对该国通用技术的增长速度而言，干中学的弹性与基础研究的弹性可能大也可能小。对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发展（LBD或二次创新），而非国内的基础研究，对该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和通用知识的增长起决定作用。比如，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引用、修改、改进由其它先进工业国家初始发明的技术方面的能力。Van Elkan(1996)认为一国接近技术前沿时，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Young(1991)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有时会妨碍发展中国家的LBD，以至通用知识的增长。贸易自由化会引致发展中国家分工从事LBD潜力已经被耗尽的生产。（参考其他节）

市场竞争：

根据原始的Schumpeter模型，竞争不利于增长；然而，根据标准的Schumpeter模型，考虑代理、专利竞争、跨部门流动等效应，产品市场的竞争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作用。国际贸易加剧了竞争的程度，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许多学者都强调了这点 (Tybout1992) 。总的看来，竞争的作用在理论上是模糊的。

经济周期的同时性：

讨论开放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工资不平等的上升和非技能工人失业的上升：

针对技能工人工资的上升、非技能工人失业的上升，国际贸易和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提供了两种竞争的解释。H-O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应对此负责（Krugman1995）。东亚非熟练工人密集型出口的上升，导致了出口价格的下降。如果工业化国家工资具有灵活性，这将导致了它们进口竞争行业的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下降；如果工资具有粘性，则失业上升。此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Krugman（1995）认为，这种效应是小的，或难以捉摸的；Borjas.Freman,Katz92认为这仅能说明15%的工资差异；Lawrence & Slaughther（1993）认为没有非技能产品价格下降的证据。总之，大家倾向于认为，贸易对工资的不平等的作用不大，Lawrence & Slaughther甚至认为，贸易轻微地促进了工资的平等。

Schumpeter模型认为，贸易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工资不平等，这两者都是内生的，贸易引致的熟练工人工资的变动冲减了技术进步率带来的不平等，这两者是互补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也影响工资，这样，两者就决定了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由于导致了交通、信息成本的下降，放大了贸易对工资不平等的效应。Garcia penalosa在一个产品品种增加的模型中讨论了这一模式。

可持续发展：

Copeland & Taylor（1994）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南北模型分析了国民收入、污染、国际贸易的关系。Schumpeter模型认为，国际分工模式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提供了对创新的需求，因而，加快了经济增长。

Grossman & Helpman （91b）货物贸易是知识的国际扩散的重要环节，如发展中国家的“反向工程”。贸易可以减少重复研究。Devereux & Lapham(1994) 根据Rivera-Batiz-Romer（1991）的模式，研究了在不相似的国家中的货物贸易的效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如果货物贸易不起作用的条件是两国的知识储量必须相等。这是一个脆弱的结论。如果两国的知识储量不等，储量高的国家回逐渐占据所有的R&D比例，两国走向分化。Feenstra(1996)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动态的比较优势：

Krugman（1987）首先表述了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是相关和内生决定的思想。认为，在李嘉图模型中，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行业生产力，是由该国在特定行业中积累的生产经验（即LBD）决定的，而LBD在国际间的扩散是不完美的。因此，由初始条件决定了比较优势，决定了国家分工的发展，各国分别在其分工从事的行业积累更多的经验，这是一个"locked in"过程。动态的比较优势讨论Schumpeter模型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结合。后者的技术是给定的，而前者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如果知识的国际扩散是不完美的，比较优势就成为内生的。

Grossman & Helpman （1991a）在要素禀赋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讨论了FPE未实现的情形。

福利分析和贸易、产业的干预：

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得到静态利益，但是，必须进行动态分析。自由贸易在长期不一定带来福利的。增长、福利都依赖于专业化分工的初始模式。如果，贸易导致福利的损失，就需要贸易、产业的干预（Krugman1987,Grossman & Helpman1991a,Young1991）。贸易层面的工具一般服从于国内工具，如R&D补贴。应该诱导企业从事有大的学习潜力的产品生产（Grossman & Helpman 91,Lucas93,Reddmy96b）。东亚似乎是一个例子。

对制定者而言，信息收集、专业专长、寻租行为都需要支付成本，各国追求动态优势，可能导致各国的一致行动的失败。不过，可以肯定闭关行为是失败的(Krugman87,Young91)。而Helpman（1993）讨论了国际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方国家的影响。

发达国家对“国际竞争力”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国家竞争和企业竞争性质不同（Krugman1996）。Young91指出，发达国家愿意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中国家更愿意与发展中国家贸易。Romer90a认为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影响经济增长。

检验：

关于开放与保护古老的争论很难消失。主要的怀疑论者是Krugman（94）、 Rodrik（95）。主要的争论关键在于开放促进增长的机制不清，还有数据问题。Romer 、Lucas 、Grossman &Helpman 、Barro Sala I Matin 都认为开放有助于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创新。比如，后者强调比较模仿的成本和创新的成本；Obstfeld & Rogf96认为开放有助于模仿。Grossman & Helpman(91)提出了开放与增长负相关的模型。

对贸易的开放度的测量存在困难，对TEP的测量的困难使得衡量开放与TEP的关系更加困难。贸易本身又有内部的复杂性。比如，对某些人而言，韩国是开放性国家的代表，对另一些人而言，韩国是半封闭性的有着强的国家干预特征的例子。Balassa（88） 、Johnson & heehy（96）、World Bank(87)、Sarch & Warner (95)等提出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后者强调了包括关税、配额、黑市贴水、社会组织等指标，因而更加科学。但是，所有的指标都有他们的不足之处。Sebastian Edwards在《Open Productivity and Growth:What do we really know?》中，没有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指标，却使用了多种指标的共同回归，检验了开放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Harrison96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开放有助于增长。Frankel et al96认为，开放的测量指标是内生的，由“吸引力”（gravity）模型预测的贸易依存度可以说明真实的贸易度。一些人研究了贸易对收敛的影响。Ben David93说明欧洲贸易一体化促进了人均收入的收敛。Sachs & Warner(1995)对不同国家按照贸易的开放或封闭进行分组，发现在开放的组别内，有强的人均收入的收敛。

Slaughter（1997）认为，人均收入的收敛的原因是资本积累、要素价格均等化、知识扩散、贸易导向的技术转移，或它们的联合。国际间的流动包括货物、知识、金融资产。实际上，长期依靠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受益小于依靠劳力、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东亚的成功在于60年代及时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这说明干预的重要。

Griliches(1979)讨论了国内研究的外部性。一般认为，研究的社会回报率大于私人回报率。扩散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事实。Coe & Helpman(1995)研究了R&D扩散，发现国外的R&D对国内的R&D有正的影响，且影响与开放度正相关。总量的研究面临确认的问题，国内生产率与外国研究的相关性，可能受总需求或供给价格冲击的影响。Branstetter(1996)的研究引进了“技术差距”(technology space)的概念。他发现研究的扩散主要是在一国之内的，但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相关性。

Danny Quah发现，现实中的贸易模式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以实现增长的趋同，这是一个悖论。地理位置影响贸易和趋同，因为一国通常喜欢同邻居国家进行贸易，知识、文化交流因距离短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