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20—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衰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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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论与创新》2018年第12期

        摘 要：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深受西方影响，文章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一总体回顾，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展现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的特殊面貌。

        关键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衰流变

        1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萌芽与高峰

        中国古典文学不乏浪漫主义的传统，它只是缺乏对人的自由和个性清醒认识的古典式的浪漫主义，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萌芽。梁启超将“新民”思想用于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鲁迅受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他的《摩罗诗力说》竭力推崇摩罗诗人的反抗破坏精神，肯定他们的重“主观”和崇“天才”。在黄摩西、徐念慈、王国维等人身上，也反映出20世纪初重主观、重感情的浪漫主义趋势，但就其系统性、规模、深度和影响力而言，显然不足以从理论方面推动浪漫主义潮流。从创作方面体现这一过渡性特点的是“情僧”苏曼殊，他率先将个人的身世和心情引入小说，这对于浪漫小说的开创之功不应抹杀。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深入，先驱者为反对封建实用理性，便给人的情感、个性、欲望一个正面评价，促成了浪漫主义文流的“异军突起”。在“五四”文坛上高张浪漫主义大旗的是创造社。创造社亮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强调“天才”、“灵感”、“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艺术创作的关注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这是一种注重“自我表现”的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创造社拥有一支成员稳定的创作队伍，引发了“五四”文坛广泛关注的文艺论争，出版了大量刊物，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成仿吾的评论都在当时产生热烈反响，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已从萌芽阶段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的《沉沦》是创造社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女神》将自我当成宇宙，抒发了破旧立新的狂飙突进精神，开一代浪漫主义诗风。郁达夫以“自我表现”的手法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灵，具有诗化和散文化倾向。受创造社影响，与之创作倾向接近的有浅草社、沉钟社与弥洒社，它们也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仅充分表现在上述浪漫主义文学社团中，还感染了文学研究会这样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社团。冰心、庐隐、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等人的早期创作均流露出较多的浪漫主义色彩。“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依凭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启蒙成果而“异军突起”，浪漫主义文学社团、流派、刊物、作家蔚为大观，“五四”时期堪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高峰。

        2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新形态

        1925年“五卅”事件后，反帝运动再次高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时代潮流很快从思想启蒙转向社会，中国文坛上的各种思潮都发生了急剧转换，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首当其冲。由于“五四”浪漫主义自身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也由于在时代转换过程中对浪漫主义的偏见，“五四”浪漫主义思潮迅速分化，转入低谷。一部分浪漫主义作家开始自我否定，如郭沫若，另外一部分浪漫主义者在不同方向上曲折探索，让浪漫主义以新的形态出现。20年代后期，产生了浪漫主义思潮与社会相结合的“的浪漫谛克”。它由蒋光慈发起端倪，戴平万、华汉、洪灵菲等群起效仿，恋爱的微妙心理继承了“五四”浪漫主义的余绪，的意向则体现了时代潮流向社会的转变。但它表达的是集团的激情和意识，这超出了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所能承担的限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大打折扣，加之左翼对其持批判态度，所以它很快归于沉寂。真正代表浪漫主义思潮在探索中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是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丰子恺等作家为代表的具有浓厚中国传统色彩的田园型的浪漫主义。郁达夫退出创造社后，审美趣味向传统靠拢，追求清新优雅的美；名的小说写的是梦想的幻景。

        30年代初，田园风味小说由沈从文形成飞跃，它体现了对人生命强力的礼赞和对淳朴的风俗人情的讴歌。30年代的浪漫派在面临冲击时，通过疏远时代、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从而获得个人心理自由的空间。他们着意描写田园风光，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通过讴歌淳朴真挚的人情美与人性美拯救堕落的文明，让人性复归自然。这种类型的浪漫主义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流露出中国古典主义的审美情趣。这一脉浪漫主义思潮力量单薄，影响有限，遭受了不少非议和冷遇，但它把衰落的“五四”浪漫主义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它以对人性的探索、自然美和风俗民情的生动表现与左翼文学的重大题材构成矛盾统一、共存互补的关系，拓展了新文学的艺术表现领域。

        3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回归

        30年代后半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在文学方面则要求左翼文艺界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调整文艺路线，包括重评“五四”文学和浪漫主义的地位、作用，以拓展文艺的社会基础。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都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立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浪漫主义思潮获得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从30年代末到整个40年代，战争将全国分成了相对的几大区域，浪漫主义思潮在不同区域各有其表现特色。国统区的胡风、路翎，区的丁玲、孙犁，他们都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吸收了浪漫主义的成分，强调作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在4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又掀起了两个小的波浪，这就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和徐訏、无名氏的小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想象丰富，感情奔放，充满浪漫诗意和彻底反封建的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与早期相比，增加了理性因素，趋向深沉含蓄。“新浪漫派”在上海产生，徐訏和无名氏以宽松的文化心态，兼取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成分，促进多种文学思潮的相互渗透。他们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引向了情节的传奇性，讲述奇情、奇恋、奇遇，借奇异幻想达到精神自由，这标示着浪漫主义思潮的一种新走向。它适应了战争的环境，淡化了“自我表现”的色彩，增添了通俗化的成分，获得了怡情和娱乐的功能，兼顾了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雅俗两方面的审美要求，丰富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形式。40年代文艺界纠正了对浪漫主义的偏见，浪漫主义思潮在力度上虽无法与现实主义的主潮相比，但它的确是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一次重要回归，它在与现实主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朝着表现时代旋律的方向前进。

        4 结束语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由西方传入，但具有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它舍弃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宗教色彩、“回到中世纪”的情绪和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引进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成分，并从本土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老庄、禅宗哲学是中国浪漫派作家接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传统文化和心理依据。纵观二十世纪20-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其力度与规模难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相提并论，它的范围仅限于文学，没有涉及其他领域，也并未产生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可它几经起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远比西方长久。这是因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能够容纳浪漫主义思潮，却又不具备让它充分发展的条件。

        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面临着个性和民族的双重任务，为争取民族和人民，需要群众组织起来，因而以争取个性、人格为宗旨的浪漫主义就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这是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不能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但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个人自由与社会、民族紧密相连，两者缺一不可。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虽遇到重重阻力，但从未停止。人民不仅要求民族、当家作主，也要求人的尊严和个性的自由。中国人民长期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浪漫主义思潮生存的土壤。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中国特点，又受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多种文学思潮的共时性影响，加之面临社会转型的复杂状况，它已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参考文献：

        [1]樊星.评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1（6）：280-281.

        [2]黄修己.《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读后感[J].文学评论，2009（5）：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