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没有契约精神

黎四奇

很久以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言，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是人生最大的病痛，放纵自己的欲望是人生最大的祸害。相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当今中国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不再“华人如狗，不得入内”，我们不再为揭不开锅而愁眉苦脸，我们不再为衣不遮体而感到羞愧，我们不再为定无居所而露宿街头，说实在的，当下，我们有诸如此类的维护做人之基本尊严的太多不再。然而，在另一方面，当下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在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物质比较丰富之时，在问题的另一面，我们又不得不直面欠薪逃薪、造假、忽悠、责任感与社会底线缺失之类的层出不穷的恶行，又不得不在直面为数众多中国公民不检点之行为，如乱丢垃圾、公共场合随意吞去吐雾、吐痰、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在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时，我们往往以国民素质低下作为这一切不和谐的总结。

客观而言，这个中的林林总总确实可以佐证国人整体素质的低下，但问题是，这岂是一个素质低劣所能了得的。为了解决问题的实质，我们就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要一定像开矿一样挖掘出国人为什么“欠债不还钱、杀人难偿命、匮乏公德、明哲保身”等恶俗的根源。固然可能的概括不会太全面，但是笔者认为，挖掘的结果就是，法治与民主的幌子下，我们欠缺应有的契约精神。民刑不法、诸法合体、私法精神羸弱的过去，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多见不怪的问题。虽然已作古多年的老祖宗们，也用“言必行，行必果；人之无信而不知其可；及人无信而不立”来对民众进行苦口婆心式的说教。然而，在人格不与缺乏私法精神的那时光中，失去了根本，仅靠道德的教化，你叫那契约精神何以落地生根呢？时至今天，这一问题并无本质上的演化。

契约精神是个好东西，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前，法史学家梅因就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可以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此言并没有言过其实，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它昭示着平等、法治、、自由、责任、诚信、真善美与市场经济，或者往更厉害的说，它直接标志着人从动物进化得有点人模人样了。衣食足与仓禀实的当下，我们有契约精神吗？事实是，老板与员工的相互拆台、官与民对立矛盾的激化、一切唯钱是举的泛化、只论目的而不论手段的猖獗、公识与精神的无存、“劣币驱良币”的逆淘汰给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正与契约精神渐行渐远，我们正在一边高喊法治、民主与，可事实是，在契约精神缺失的背景下，我们正与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失之交臂。人具有自然与社会两重属性，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基础，这也决定了对于存在来说，物质是先于精神的。正所谓，人是屈从于物化的结构。然而，对于一个民族的繁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存在不仅仅是以物质的方式，有时更是以精神的方式。当一个个体都唯利为图而被金钱奴化时，我们不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虽然发现问题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素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越来越文明、人越来越人化的今天，我们反倒越来越没有了作为文明基础的契约精神呢？对此，我们必须挖掘，挖掘，要不停地挖掘。

契约精神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不仅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过去，而且事实上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虽然我们活在当下，但是历史是一个张无结缝的网，这张网不仅网着已尘归尘与土归土的他们，而且也网着当下的我们。因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过去决定此在的世界，是一个死人统治活人的世界。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谬论。生活于中国传统浸染的环境下，虽说已物是人非，但是传统污染此在的痕迹亦是再明显不过。“礼与礼文化”素来被我们当成传家宝，今天这一格局也没有太大的改观。之所以被捧至高位，其因就在于礼构建一种符合为政者预期的秩序，间接营造了一种和谐、息讼的氛围。《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证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礼”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人天生是要过群居生活的，人与人之间讲礼并没有不对。外国人也讲礼，如二个老外见面的惯常用词就是：How are you? Fine, thanks! and you? 然而，对于礼的好与坏也有必要从本性上加以区别与考证。我们的礼传统讲究尊卑有序，讲究等级森严，讲求仕优于民，讲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故而三纲五常对于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技不如人与器不如人的论辩之后的今天，我们已风雨兼程于法治之旅，法治国家与市场经济已被作为一种理念、一种国策与一种民族腾飞的梦想。令人唏嘘的是，只要稍稍观察一下我们生活的周围，就不难发现我们正纠结与徘徊于过去与现实之间。

讲求为人民服务与宣扬平等、的当下，当下的我们在主流上仍时光倒流地与古人相伴。对此，以国人公共活动的排序为例。在中国，简单的排序可是一个蕴含大学问的问题。如在举办某个会议时，谁第一个发言，谁第二个发言，谁，谁坐第一排，谁坐第二排，谁坐中间，谁坐前，谁坐后，谁坐左，谁坐右；敬酒时，谁先敬，谁后敬……这些都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原则问题。若尊卑有序没有通过程序得到明确的彰显，那么失察者在不久的将来就不得不面临被穿小鞋的恶果。此外，在介绍来宾时，以等级为标准的先后顺序也是一大从传统承受的特色。实际上，这种讲等级、讲、讲治外法权的现象在时下的中国并非什么新鲜事。在此，亦以宴会的坐次为证：在各大餐饮场所，圆桌是一种主流，因为在形式上它传递着团圆、团结、和谐等喻义。虽然在西式语境中，圆桌也包含着平等的语义，但是在中国我们非要将围绕圆桌而摆设的座位分出个主次来，而且在主位的左右谁坐左谁坐右也学问高深。礼仪文化之下，我们美其名说是对客人的尊重，可在骨子里，我们张扬出的是不平等。契约精神的基础在于平等，当我们在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文化中都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是不平等观念时，契约精神的有无是一目了然的。

契约精神讲求责任与担当。这种责任与担当不仅是一种克已自律，同时也一种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时下，司机闯红灯、路人对交通信号灯的盲视、电梯内旁若无人的缺德、逃薪、以次充好等种种恶行无不说明我们的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与抵牾。对于这些恶俗，往小的说，是生活的不检点，但是往大的说，则是我们缺乏货真价实的市民社会与公识、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约必须信守的契约精神。虽然在中西文化的较量之时，我们大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只有习不习惯之别，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是，因文化而来的文明的的确确存在先进与落后、精致与拙劣之分。如果有人问我，当下中国发展中最可怕的障碍之一是什么，我的第一反映是传统，因为传统使我们虽然存在于当下，但是它更使我们活在过去，因为传统的“身份”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的严重排异正在使我们这个民族陷入一种迷失自我而不自知的风险。

法律规则万能主义的盛行导致契约精神的流变。真正的法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较真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被弄得一清二白，那么在法律规则信守问题上就必须出现契约精神缺位的后果。对于这一问题，边沁说过，法治状态下，良好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由此可知，有法必信、有法必尊、有法必守、违法必究是对法治精髓的最好表述。然而，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种法治泛化与法治契约精神疏离的现象。在现实中，面对一波又一波的造假、欺上满下、忽悠与被忽悠、公德缺失等事件，国人惯常的反应是，不满、愤慨、恶心……。然而，当自己一不小心而成为局中人时却又表现出“照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与穿上裤子就骂娘”无担当的流氓文化与心态。君不见，尽管在高等院校法学的课堂里，学子们听授老师讲、法治、平等、宪政等文明观念，教师也在对法治的理念进行职业性的传经布道，但是平等、、法治等并没有内化于心。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红灯照闯不误，造假与忽悠之风不竭反盛，为人处事中，不是慎独而多是同流而污。依理讲，受过高等教育之士，应明事理，懂规则。可为什么会反差这大呢？其因就在于我们只学会了契约的皮囊，而没有让契约的精神与我们的肉体与影相随。

学历高意味着素质高吗？实际上，素质与学历高低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一个社会流行的是以消费水平而不是以精神品质来决定人的高低时，这个社会所潜伏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道不远人，大氛围的外部效应下，国民契约精神的有无与水平也是与学历结构、专业种类并无太大的关联。因此，本人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契约精神并不必定比这个共同体之外的人好多少，或者说得易招众怒些，可能这个共同体内成员的契约精神与意识比团体外的更糟糕更可怕。网络上原来不是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吗？——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不妨大胆地设想，当这个宏大的职业共同体都匮缺契约精神而将法律当成驭人或投机取巧之术时，契约精神危机的程度是无论如何往坏处想都不为过的。

法律是什么？这是当今的中国所必须追问的问题。诚如前文所言，法律肯定不单纯地指法律文字。然而，一种变异的现象是，在食品不安全、校车事故、大桥倒塌等具有深远社会影响事件的回应中，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立法，认为万能的法律能解决当下一切不和谐的突发性问题。试问，就法治来说，我们现在缺乏真的是法律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吗？这是一个不需要多少智力的问题。当下，我们欠缺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法律。如果做一个量上的比较，我想我们形形色色的法律肯定比作为法治典范的美国多得多。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法治水平远远超前于第一号超级大国呢？对此，只能是汗颜。可见，法治的评价应该是定性，而不是定量的。尽管我们努力，且一直在努力，可是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上，我们的收获却并不那么理想，其因就在于公众缺乏参与的契约精神。我们的法治只是一种独舞与自我表演。

规则万能主义所催生的契约精神缺失也导致当下的中国法学教育面临一种失败的危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教育应该有教育自身的目的与规律。虽然市场化背景下，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技艺色彩，但是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却并不是一个个纯粹的技能培训所，而应该而且必须先是国民素质的培养所。当下，对就业率的强化正日益使得学校成为一种就业的培训机构，而正在慢慢地疏远于教育本应有的“传道、授业与解惑”的使命。这种定向之下，教育投资学就必然导致学生进入社会后的急功近利与浮躁。欠缺理想、责任与担当下的教育所出现的一个恶果必然就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为了读书而读书。比如，在法学论文的制作中，就存在一种做得而说不得的“八股文范式”，如一般表现为“基础理论是什么→美国等国家怎么做→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法律应该如何创新”的逻辑结构。为了论文而论文彰显的不仅是学子的无良，而且更说明缺乏法律确信的教育正在扩大诚信缺失的契约精神危机。当具有激情的学人一方面对造假、忽悠类事件大骂特骂之时，自己也在不自觉间同流合污，试想我们离真正的危机还会远吗？而这个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对契约精神、对什么是真正的法律的曲解与误判。

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信仰，法律是宗教，法律是形式与实体的统一。法律不仅仅是、法庭、监狱、与法律规则等形式，其更是内化于心的公众对法律的确信。正所谓法律不被信仰，即形同虚设。现时下，虽然我们炮制了层出不穷的法律的外衣，但是我们却缺乏法律的灵魂。当法学教育将法学平面化为技艺之学，当在形式上将法律规则信奉为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时，在死人影响活人时，当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自律而惯于被管时，在法律的灵魂与外衣被生生剥离时，以平等、担当、责任、诚信等为核心价值的契约精神的缺席也就不足为怪了。

宗教的缺失导致我们与信仰无缘，而与迷信共舞。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时至今天，对于法律是不是科学，至少业内人士对此不再争论不休。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对于正义型社会秩序的构建来说，宗教与法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已故的美国学者伯尔曼在其名作《法律与宗教》中作了更精致的说明，他认为，法律给宗教以社会性与稳定性，而宗教给法律以方向、信仰与神圣性。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的孪生关系。“”所谓的“儒教”后，我们有自己的宗教吗？虽然我们的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我们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信天不信地，只相信老子是天下第一。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市场转型中，老板与员工严重对立，年轻人死拼爹妈，商界学术界政界逆淘汰之风方兴未艾的实质原因。

在这个茫茫的宇宙中，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为了克制私欲及体现对他人价值的尊重，我们对生活必须存在一些真诚的敬畏之心，哪怕这种敬畏表现得有些荒唐可笑。当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生存之时，人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而唯我独尊之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于狼与狼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离消亡已不那么遥不可及。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契约精神的存在不仅可以划清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而且也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促成人在善待自我的同时关爱同类、尊重同类。

发现产生问题的原因之后，怎么办？这可确实是一个难题。对此，马克思他老人家也曾感叹，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可问题是如何改造世界呢？在过去与现在、在传统与法治的十字路口，当今的中国人该何去何从呢？这是一个必须深思熟虑的大问题。对于国人的性格，经过详细的研究后，韩国国民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彭哲浩在其所著的《随机应变的中国人》一书中，将“随机应变”看作中国人智慧的缩写。“不必拘执，随机应变”虽好，但是它并不能影响信仰，相反，它与信仰是“道不同而不相为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有时随机应变过了头，如在事情的解决上，国人深信事在人为，无论规则如何制定，规则总是在人之下的。人是活的，事是死的，故而，人脉关系下，没有什么事是搞不定的。

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100多年前，一大批有志的中国人已开始讨论中国该走向何方的问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让人纠结，让人痛苦。选择前者意味着要背叛与忤逆，选择后者又担心渐失本我而无所依归。100年多前，这个问题让我们两难，100年多后这个问题依然挥之不去。选择不仅需要理智，更需要勇气。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都具有自我生存的本能。然而，在世界趋同日渐加剧的今天，光有本能是不够的，本能也存在被替代的危险，如估计100年前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不知圣诞节与情人节等洋节为何物，可100年后的中国年轻人却对之趋之若鹜。是抗争，还是沉默？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死亡？这需要我们的抉择。对于勇者，鲁迅先生的看法是，真正的勇者不仅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生存，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无非存在两种模式，是托古改制？凤凰涅磐般的再生？对此，我们必须深思。有契约而没有精神，有法律而没有信仰……表明我们必须对前者进行检讨；置于死地而后生进行传统文化的全面置换又挑战我们的情感，且可能使我们去而无归路。选择并非总是非此即彼的，有时也可以是兼容性的亦此亦彼。因此，为了让契约精神回归，为了让法律的形体与灵魂合一，在传统文化面前，我们的态度是，该死的就得死，该生的就得生。此正如，法国大时期，派为了处死国王而喊出的口号：因为国家需要生，所以国王必须死。因此，以礼文化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文化就得因时而万劫不复，因为它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可损害平等，侵蚀法律的正义；文化、潜规则的学而优仕传统、等级恶习、荫护子孙、潜行的世袭制、一人得道鸡犬恶俗等都得死，而信法、守法、敬法、责任、担当、诚信、平等、、市场等就应该生得光荣。

草成于2012年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