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早年的教育思想

                   ——读“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上海市教科院 张声远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氏被“革职，永不叙用。”遂举家离京到上海。时年32岁（光绪24年，18年）。翌年初，就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主事。1901年初，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创办公学附设小学堂和特班等。1902年底张氏辞去南洋公学职务，进入伴其终生的商务印书馆。“在离开南洋公学前夕，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答友人问学堂书”。（注1）张氏离开清朝廷后，清朝廷也经过了义和团事变（19年），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1900年），1901年1月，尚避难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同意变法。开始了所谓的“新政”时期。“新政”开始的重头戏还是改革教育。就在这一年朝廷三次颁“兴学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一时全国书院纷纷改名为各类学堂，也新建了许多新式学堂，所以才有 许多“办理学堂之事”。“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以下简称“答书”）就是在清末“新政”要求各地兴办学堂、张氏本人正在上海办学、友人到省后可能也要办学的背景下发表的对办学堂的看法。可以看作是张氏早年教育思想较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以下就按这封信的顺序，把张氏早年教育思想概括成五个方面来说。

一．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

朝廷在兴办学堂时，总说是为了培植人才。如光绪27年八月初二（1901.1.14）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同年十月十五（11.25）上谕：“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而张氏认为，当前兴办学堂最紧要的是普及教育、开启民智。至于“培植人才”则是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达到的。这说明在办学目标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兼任南洋公学督办的洋务派盛宣怀（1844-1916）也常提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注2）张氏在1901年10月5日致盛宣怀的信中，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注3）

这在“答书”里说得更明确：“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张氏要求教育普及的思想一直保持到晚年。在1937年（71岁）9月发表的“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的结尾也提到：“我奉劝教育的当轴还要放开眼光。看到后来。将一般的教育在这时候立定根基。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育不要贵族化。要贫（平字还不够。）民化。不要都市化。要乡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内地化。”（注4）

张氏的设学堂要在“使人明白”，就是要开发民智。这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力争之世，不必开民智也，取用其力而已足也。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之人之智以为智，而后其智始充。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乐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行也。” 

“开启民智”是当时很多改革家的共识。这一思想最早是严复（1854-1921）提出的。严复早在15年就发表过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原强》。提出“今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是要使民的“体气强健”。“开民智”是指普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新民德”是要使民参与国家事务，“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改变民与君主、国家之间的主仆关系为平等关系。张氏取严复“开民智”一词，但其内涵作了取舍。虽然没有要去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还是更重在要明白国之危亡、种之衰灭等大问题。同时又拒绝把严复“新民德”中的“兴民权”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作为“开民智”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张氏所使用的“民”和“国民”与严复、梁启超（1873-1929）所说的“民”和“国民”的概念，在内涵上还有不同。“国民”一词，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词。1901年还创刊了一份《国民报》，在第二期上刊载有梁启超“说国民”一文。梁启超认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他还认为，“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当时张氏虽已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但“民权”观念始终没有确立，所以还认为“吾皇圣明”、“吾国民多愚蠢。”张氏接受了国家的兴衰存亡与国民素质的高低优劣有直接关系等西方学说，但在重视民众的思想里，更多的还是中国原有的“民维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张氏所以会提出“开启民智以救亡图存”的主张，也是接受了当时流传很广的由严复译介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学说、主要是严复的《天演论》和《原强》的影响。“天演”就是进化。《天演论》吸收了英国赫胥黎（1825-15）物竞（生存竞争）与天择（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与发展规律，用来解释人类社会。进而得出社会也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道理。《天演论》几乎每篇都有“外种闯入，新竞更起”，“旧种渐湮，新种迭盛”，“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等警句。社会有机论“此说发于斯宾塞尔，乃取一社会与一生物有机体相较，见其中有极相似者。”“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救亡图存一定要提高国民素质。张氏提出开启民智的主张，也是受到《天演论》、《原强》等思想的影响。

二．中西会通、相为调剂，以振新国民之精神

中国近代的新式学堂是在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从最早的京师同文馆创办（1862年）算起，三十年间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三十余所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专学西文（外国语）的，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一类是专学西艺的（注5），如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等。不管是哪一类，都是标明“讲求西学之名”的。顽固分子也常以此攻击新式学堂“拜夷人为师”“实乃奇耻大辱”，穿西服是“失中国之形”，学西学是“无父无君”等。这些新式学堂确实培养了一批当时急需的洋务人才，但也出现了如盛宣怀所说的“大抵通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底。”（注6）郑观应（1847-1922）所说：“略识洋人，略谙西语，便栩栩然夸耀于世，以中国文字学问为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注7）张氏认为，这次新办学堂“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就要把新办的学堂与先前的洋务学堂略作区分：先前的学堂是“专门”学堂；现在的学堂是“普通”学堂。先前的学堂主要培养洋务人才；现在的学堂是学做中国人，不学做外国人；学做明白的中国人；学做有新国民精神的中国人。

但张氏又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斥为“是之肤论，吾未敢信”。这里先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一介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提出。按张之洞在《劝学篇》（15年）的解释，“中学”就是纲常、名教，即三纲、五常，等级名份和礼教，这是“立国之本，百行之源”；“西学”是指西史、西政西艺。（注8）“中学”是作为根本的原则，“西学”只是具体的使用。自16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被官方确立为各类学堂都须遵循的办学宗旨。其完整的叙述是这样的：“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注9）

清朝廷原来不设“学部”，各省学政由“礼部”下属的“仪制清吏司”兼管，洋务运动后新办许多学堂，都由总理衙门或其他机构分管，直到戊戌期间才有设立“学部”的考虑。当时是先开办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统一管辖各省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由此可知，当时新办学堂都应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办学宗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蕴涵的核心内容是一对“体用”概念。“体”“用”关系作为一对概念，是儒家学说中经常使用的。早期儒家就是要求既“务本”，又“重用”，宋代儒学有“明体达用”的说法。也都是在同一范围内说的，而不是“体”这一物，又去“用”另一物。张氏就是按这种传统理解来看待“体用”关系的。有“中学”的体。就有“中学”的“用”；有“西学”的“用”，就有“西学”的“体”。他反问：都说“中学为体”，那么古代士人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不是“用”？都说“西学为用”，那么西方士人所说的“形而下和形而上”难道不是“体”？（注10）因此“西学”应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这就是西学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为调剂。就是西学和中学要相互融合、相为调剂。这里有个关键的词是“调剂”。“调剂”是一个古词，也作“调齐”。《荀子》常用到这个词，《辞源》的解释是“调整使之均适符合要求。”《辞海》的解释是“调整使之合宜”。说明“调剂”与调整、调试、调和的意思相近，很符合当时改革派调和中西学的一种思想状态。薛福成（1838-14）有“化西学为中学”。容闳（1828-1912）有“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明之文化”。（《西学东渐记》）郑观应有“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梁启超有“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为会通中西之原则。”“淬厉（即磨练）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无而新之”（《新民说》）。张氏认为中西学应怎样调剂，虽然没有作出系统阐述，但从其他的相关论述和张氏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张氏的中西学“相为调剂”有两个基本点就是“通”和“用”。

“通”是中学和西学要会通、融通、贯通。“通”就是开放和交流。戊戌期间张氏办的学堂就取名“通艺”。通艺学堂章程称：“所讲之学务，存阶级（即分阶段）通理达识为先”。（注11）“通”是张氏对待中西学的一个出发点。另外就是“用”。张氏作为一个实干家，毕生都着重在“用”。中学要经世致用，西学更要学以致用。“用”是学的最终目的。“通”的目的也是为了“用”。中学虽被尊为“体”，但张氏反对滥读四书五经，还亲自编撰“修身”读本，都是着眼于“用”。“用”是张氏对待中西学的落脚点。总之，张氏认为，中学和西学之间，不是一种“体用”关系，也不是一种主辅关系，更不是包罗和凌驾的关系。张氏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着重在“通”，在“体”和“用”的关系上着重在“用”。取舍标准一以国民精神为主。

三．爱国卫种、国民自立，先要保住语言文字

甲午战败、辛丑和约（1900年）后，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笼罩在每一个中国士人的心头。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士人的共同心理感受。“救亡图存”也是当时张氏考虑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在士人中还普遍流传各个弱小国家的亡国史，和由日本近代学者译介的西方各种国家理论。（注12）这些都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其实当时的救亡图存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注13）只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才能“挽浩劫而生灵。”（注14）民族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在内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张氏在“答书”第三段的叙述中显示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

首先，张氏认定语言文字是组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要素之一。“生民之大用，立国之精神”。包括前面的“开启民智”、“振兴国民精神”，都是要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才得以进行的。语言文字扩而至文化是“国家之气”，“国家之气恃教育以维系之”。

其次，一个国家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军事政治，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之气”：就是以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固有文化。文化是核心，国家、都是保护这个核心的外层，文化存则国存；文化亡则国亡。所以“未有语言文字亡而其国尚能存者”。过去灭国手段都是用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现在灭国手段是必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此灭其种姓，“灭国手段，此为最酷”。换句话说，在张氏看来文化危机是更深刻的民族危机。

于是张氏在叙述了各国在华竟设西文学堂的情况后，建议“今设学堂，惟省会及通商各埠可别立洋文一科。余悉用华文教授。庶于教育之道不至背驰，可以保持国民自主之性，亦可以堵塞旧党汉奸之诟”。

张氏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观点，在当时是应该肯定的，所述建议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严复在当年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严复的这篇文章并不是针对张氏这封信的，而是冲着“外交报”第二期译载的英国《天朝报》所论“中国语言变异之究竟，所加按语”，“意谓此后推广学堂，宜用汉文以课西学，不宜更用西学以自蔑其国语。末引日本、埃及兴学异效之事，以为重外国语者之前车。”当时《外交报》是由张氏主编的，所加按语也可能是张氏所作。严复的论述范围很广，其中有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如对“文明排外”的批评。该文也已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该文对语言文字的某些看法，却不能使人苟同。严复先是从批评“中体西用”开始，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氏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但在具体把握上严复是以西学为重，这又与张氏不同。严复以为：“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他不同意上述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观点，但又把语言文字和民族、国家割裂开来；甚至把语言文字和国民教育、国民精神割裂开来，这就很难使人理解他所表达的真正意图。严复认为

“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浅深别有所系，言语文字非所因也”。

“教育之要不在语学”。

“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颇怪执事不务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另外严复也不承认强国有以文化侵凌弱国或灭国灭语言文字的说法和此类的事实。

“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贫弱，虽甚尊其国语，直虚娇耳”。

“至谓夷灭人国，辄易语言，执事将谓国灭而后语易乎，抑谓徒尊国语，其国遂可以不灭也？”（注15） 

严复对文化民族主义观点的批评是有片面性的。这种对语言文字理解的片面性，可能与严复本人掌握语言的经历有关。这里就不再赘述。（注16）

四．勿授外人以办学权

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是从1868年开始的。这一年美国公使蒲安臣与清朝廷签订“中美条约续约”（又称“蒲安臣条约”）。其中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其他各国都可以援引“最惠国条款”。获得该项权利。在初期，都是教会办的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自成系统，自订制度，还高悬外国国旗，表示不受中国管辖，学校工作全由教会操纵。10年在“在华教传教士全国性大会”上，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指出：“真正的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们，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18年狄考文和另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组成“文学会”，在“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中，向清朝廷提出，欲办新学堂必须延请外国人士担任总办与教习。“一事权以专其责”，不受华官管辖。还要“优其薪水，精其居处，厚其供给”。如此的管理学校权“控制二十年”。等有了回国留学生，再把办学堂的权交回华人之手。就象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尤其是办学是一碗五味俱全的汤。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激起了各种不同的感受：侵略和行善、归顺和反抗、痛苦和新生、民族征服和传播科学等等。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些矛盾中进行着选择，走出了一条极为不平的发展道路“。（注17）

张氏在这种充满矛盾的心理感受中，明确答出了“勿授外人以办学权”的结论。应该说这是张氏从救亡图存思想出发的又一必要选择。这种选择虽然带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文明排外”的做法，但从当时的具体社会背景来看。这种想法还是可以允许的。“排外”当然是一种片面狭隘的思想。所谓“排外”，是指在拒斥外国侵略的同时，排斥所有外国；在拒斥外国侵略者的同时，排斥所有外国人。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可以隐约看出张氏是有这样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和张氏仍然是以固有文化为中心的观念分不开的。虽然当时张氏也在努力学习西学，但仍然缺乏对西方国家的具体了解和对世界的整体了解。

五．反对儿童滥读四书五经

如果按现在的观念来看，那么这句话是极普通的。但如果稍稍了解一点当时的教育和社会情况，那么就会感到张氏这一意见的提出，不仅是十分先进的，也是相当大胆的。张氏并不否认传统经典里有先圣遗训、大义微言，但是他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坚持读经要理解经义，而且要和儿童的认知水平相适应。这样他就答出一个与现代认识很接近的想法：“四书”中的《论语》、《孟子》要到“中学”（相当于后来的“高中”）去教才较合适。“其他诸经，必列专门”。就是要到高中毕业后再专门去讲授。这个意见和半年前（光绪27年5月，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在的“设文武学堂折”里的官方意见大不相同。该“折”一开头就说：“今日设学堂办法，拟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童子八岁以上入蒙学，习识字，正语音，读蒙学歌诀诸书，除”四书“必读外，”五经“可择读一二部，……十二岁以上入小学校，习普通学，兼习五经”。而且当时的学堂都是把“强令诵习”四书五经作为贯彻“中学为体”的具体措施。如天津水陆师学堂的主要课程是被称为“洋务五学”的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和公法学。但每日清晨都要“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注18）

在张氏看来，新办学堂的这种安排，已经不是在考虑实际的效果，而是有点在作意气之争。一些保守分子、包括当时主持学务的一些，看到西学在学堂里的地位日渐提升和巩固，总是怕失去“中学”地位而惶惶不安。他们反复告诫：“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从小学开始先读经书，然后在学“西学”：“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抡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注19）

张氏则认为，“四书五经虽先圣遗训，而不宜于蒙养。”小学是普及教育、是初等、是普通，“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只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等小学读完升入中学堂，再学“论孟”。这样一种课程安排，已很接近现代学校设想。至于小学读经，要直到辛亥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才下令废除。

“答书”全文虽然还不到二千字，但张氏自述已对兴学宗旨、最要办法和学堂通病作了阐述。按现在的说法，是对办学目标和方针，课程中“中学”和“西学”的设置和安排，学堂的具体管理都作了系统论述，张氏的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当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只要我们能仔细去解读和体味这些思想，那么一位青年教育家的形象即刻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2007年9月

（注1）见张人凤著《智民之师张元济》第3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年10月版。

《教育世界》杂志系王国维主编，半月刊，刊载该文的是光绪壬寅年正月下（壬寅二期）即1902年3月出版。

（注2）《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转引自董宝良等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第4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年3月

（注3）同注1

（注4）   《张元济诗文》第221页

（注5）    洋务运动时期所说“西学”的范围仅指西文和西艺。西艺仅指西方军事技术和近代工业的简单生产技术。

（注6）    盛宣怀：“奏为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18年6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93年版第165页

（注7）    郑观应：《盛世危言》 

（注8）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戊戌期间西学的范围大大扩展。《劝学篇》，西政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艺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

（注9）    孙家鼐（1827-1909）“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6年6月）

（注10）   这一段文字在《张元济诗文》中有多处讹漏，蒙张人凤先生核对《教育世界》原刊校正后相告，原信如下：

关于《张元济诗文》p.171的两个句子，可能这本书的编辑断句有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吾儒言修齐治平宁非用？

西儒言Physics and philosophy 宁非体？

是之肤论，吾未敢信。

“宁”，作“难道”、“岂”解（《辞源》p.0855,商务1980年8月修订版）

physics 和philosophy,前者意为与精神相对的实体，后者指哲学和哲学体系、某学科的基本原理。

（参见郑易里《英华大词典》，商务1984年6月修订第2版）

这样，两个句子成为明显的对句，又与上句“然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谓也。”相呼应。

遗憾的是上教社2006年新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收录本文仍是按《张元济诗文》而未予更正。

（注11）   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149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 93年版

（注12）   张人凤先生告之，文中“近人译日本高田早苗所著国家原理，论之最详”系双行夹注。并非正文。查高田早苗（1860-1937）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文部省大臣，著有《英国政典》、《代议政体论》。在“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中有“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稽镜译，光绪28年（1902年）译书汇编社，但又有人说《译书汇编》所刊系高田早苗节译美国政治学之父伯盖司（1844-1931）所著《政治学及此较论》（10年）一书的节译本。

（注13）   见网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注 14）   梁启超语

（注15） 引文均见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1902年）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3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重版

（注16）严复18岁（1871年）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在舰队服务，曾出访过日本。22岁（1875年）    派赴英国留学，26岁（187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海军大学。说明在青年时代就精通英语，在当时他一定会感到，英语词汇丰富，表意清晰，说写一致，有很多优点。而当时的中文，说写分割，许多近代事物都无从表达，更有甚者，他可能还误认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是“标准”中文，因此他回国后虽已身为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但在八年之中仍研习八股文，并连续四次参加科举考试（1885年、1888年、18年、13年）然而都没有成功。不可否认科举考试主要是去追求功名利禄，但他这种独特的语言经历，难道对其语言文字的理解没有影响？

（注17）     张之洞奏议“转引自王先明：”洋务运动与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注18）    采自李勇忠、李春华：“帝国主义对华的教育侵略与教会学校的二重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5月号

（注19）    均见张百熙、容庆、张之洞：《重订学堂教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