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及外交环境

美国从伊撤军又缩减军费，为其亚太战略加大投入

　　奥巴马把从伊拉克撤军的声势搞得越大，中国就越要警惕。因为，美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有两个必然的后续结果。一是美国从伊拉克的撤离，必然会对中东地区的某些力量释放一个信息：美国正在该地区留下更多的动荡真空，甚至可能有意引导局势更加震荡，这个牵动着中国与欧盟能源成本的关键地区，在未来将趋向将更加不稳定。

　　另外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随着美国把资源从中东撤离，美国将必然把更多的资源往中国所在的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地区转移。对于美国有序地往中国周边集中部署军事、政治与经济资源的行为，中国要无比睁大眼睛，看个清楚明白。

　　美国2012年通过的国防预算为6620亿美元，比2011年的7250亿美元少了630亿美元，看起来是美国在进行战略收缩。但是，中国千万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迷惑，这个收缩之中，也藏着战略转移。在2011年的国防预算中，有1587亿美元是分别支付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其中伊拉克大概占1000亿美元，阿富汗占600亿美元。而当前美国已经宣布完成了对伊拉克的撤军，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在伊拉克的花费，已经不再计算到国防预算里，而是计算到外交费用里，而对阿富汗的撤军也差不多完成了一半。

　　因此，如果从去年的国防预算里，减去这两项的话，意味着美国2012年在伊拉克与阿富汗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国防预算，实际上大约增加了570亿美元。评论员认为，这个“其他地区”，必然是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而不会是非洲或者拉美地区。这也意味着2012年，中国的周边环境将可能遇到更多的问题与风险，中国外交需要更多的智慧，来化解这些风险，而中国的军事准备也需要更加充分，更有针对性，才能压制风险的失控。

参考二:

新军事战略可能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美国强调了一年多的“重返亚洲”战略终于在1月5日公布的新军事报告中显露出了其锋芒所在。亚太地区的媒体普遍认为该报告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亚太地区成为重点，其二是美国将进一步削减军费。一些学者更多地将关注点集中于第二点和有可能引发的问题。新军事报告表明，美国意图在继续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要降低成本以应对其国内财政危机困境。美国新报告一经公布，便在亚太各国中引发反响。少数国家立即对这一战略表示欢迎，认为美国的调整将有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然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可能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如美国外交协会网站文章引述特约撰稿人乔纳森？马斯特的话称，美国向亚洲的战略转移给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地区局势带来了进一步军事化的可能性。就亚太地区而言，如今的亚太地区有比较成熟的多种地区机制，自有解决分歧之道，促合作、求共赢正在成为区域发展的时代主题。美国新军事战略，使美国在亚太呈现“大兵压境”姿态，与亚太各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努力极不协调，十分不利于正在积极推进的各种亚太合作机制。如今，亚太发展形势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经济问题和区域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而并非是传统安全问题，美国以军力为后盾介入地区事务，想造成剑拔弩张的假象，并非顺乎潮流之举。如果地区军事因素升级，势必牵制发展精力，影响亚太地区的正常发展。

中国周边外交环境

张洁：“与邻为善”外交遭遇挑战

　　2010年中国“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遭遇挑战，中国不可能再像21世纪第一个十年那样，具有周边外交稳步拓展的机遇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可能会告别稳定期，磨擦会有所增加。

　　中国周边安全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美国重返亚洲，并且在中国周边构建以自己为领头、日韩等为两翼的“雁形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将加大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有所减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的可能。

　　中国周边安全最大的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形势是风向标。今年的半岛局势是近十年来最危急的一年，朝韩关系恶化，美国深度介入，日本防卫转向中国，并且美韩日三边军事同盟初现雏形。

　　另外，海上争端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将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海洋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使得中国的海洋经济安全进一步受损，中国海洋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朴键一：朝鲜半岛处于很危险的时期

　　说到朝鲜半岛局势，今年一年之内，朝鲜半岛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两大冲突，现在的半岛处于很危险的时期。

　　韩国自李明博上台以来的对朝存在很大的问题，问题的来源是出自李明博的两个判断：朝鲜不会弃核、及朝鲜的国家经济在走向崩溃。显然，这两个判断都有问题，尤其是李明博对朝鲜经济的判断，是“睁眼说瞎话”。朝鲜的经济2002年进入稳定增长期，今年的朝鲜经济会有比较大的恢复，工业产值可能会增长30%。朝鲜的经济并不会崩溃。这些韩国不可能看不到，那么，为什么韩国硬要说朝鲜经济将要崩溃，并人为地制造朝鲜崩溃的环境？这到底是韩国上的失误呢，还是韩国故意为之？值得思考。

　　李文：问题早发现比晚发现更好

　　怎么评估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一句话，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以前20年，出现的问题比较少，这是人家以前不把中国当回事，最多就是喊喊“中国威胁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是真的“狼来了”。因此，长远看，今年中国周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甚至，早发生比晚发生更好，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早一点意识到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周边外交就没有调整改善的空间，但是也不能说中国以前的周边太差，昨天的全错，明天的就全对。如果这样理解，那明天的肯定还会是全错。

　　张小明：周边外交需调整完善

　　能否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正在恶化呢？我认为做出这样的判断有点操之过急。今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方面所出现的一些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些偶然的、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比如天安舰事件。从逻辑上说，用突发性事件预测未来显然存在问题。从政治上说，有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正在恶化的判断也可能落入企图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人之圈套，并被加以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总体上来说很成功，但并非完美无缺。中国需要适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对自己的周边进行调整与完善。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必须尽快学会如何当大国，学会如何让周边国家不对中国的崛起产生恐惧与焦虑心理。换句话说，中国要在自己的周边多结交朋友，不树立或少树立敌人。

　　叶海林：归咎美国，不如找自身原因

　　很大程度上，现在是在进行一个“找坏人”的游戏。那么，谁是2010年中外纷争的“坏人”？在美国看来，中国明显就是坏人——是中国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模式导致了冲突和紧张。中国国内对“谁是坏人”有两派观点：一派在想中国到底是不是“坏人”，还有一派认为美国才是坏人——是美国精心设置了阴谋，引诱了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导致我们的周边形势变坏。从这种观点出发，结论自然是我们应该争取那些被美国唆使的周边国家，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脱离美国，转而对华友好。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只会让周边国家“狮子大开口”。它们会认为，靠美国越紧，中国就会给的越多。

　　其实，没有谁是坏人，或者谁是唯一的坏人。部分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为何跟美国这么热络？这并非只是因为美国的威逼利诱，而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他们跟美国的利益一致——没有美国的因素，它们和中国也有很多问题，它们也不一定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不能认为满足了邻国的要求就能够防止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盟友，他们需要美国这个盟友的程度并不低于美国对它们的需求。

　　现在，中国的身份变了，力量变了，但是中国的思维没有变、习惯没有变。如果还是不变的话，恐怕明年的周边安全环境还会更差。问题出在自己而不是别人身上。

　　周方银：适当展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

　　我在研究大国历史经验的时候，发现存在“防御性大国和平外交的困境”，即当一个大国的战略是不想惹麻烦时，麻烦会自己找上门来。

　　困境背后的逻辑机制，体现在大国的怀柔有一个效果越变越差的过程。造成其效果逐渐变差的原因，不在于大国的和平意愿不够明显，不够强，也不是因为周边国家对大国的和平意愿出现了错误认知，不相信大国的和平意愿。导致怀柔效果变差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对和平意愿的广泛深入有效的宣示，带来的一个附带后果是大国战略威慑力的逐渐降低；二是当周边国家认识到“大国的和平意愿是真实的”之后，他们认为大国有很强的不愿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这时，可能会产生一种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获取利益的动机，至少这种可能性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其在行为上的表现，是对大国的骚扰或利益上的蚕食变得更加频繁，甚至可能达到有些明目张胆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很多传统的手段使不上劲，“搁置争议”有可能会慢慢失灵，在别人的眼中，大国的“以静制动”可能就被理解为“不动”，“拖字诀”可能被理解为“没有诀”。在这样的理解和战略认知下，一些以前被压制住的矛盾可能会再次冒出来，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出来时，其解决的难度可能是进一步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拖字诀”以外的相对有效的解决手段。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俄罗斯近二十年的经历。俄罗斯一开始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结果换来的是西方在其周边地区的步步逼，俄罗斯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趋于恶化。后来，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交进行了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有效地展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基本稳住了周边地区的局势，获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周边环境。

　　孙学峰：不能只谈经济而回避安全

　　中国周边外交压力上升，三四年前就已经出现苗头，即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心逐步加剧。今年面临的问题则更为集中，原因究竟何在？主要是我们的周边安排中，经济措施与安全措施的协调有些不够顺畅，即十分重视推动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但不太愿意谈安全问题，解决周边安全问题、提升政治互信的力度也有待提高。结果出现了周边外交越“维稳”反而越不稳的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增强周边外交中经济措施和安全的协调性，进而谋求更为良好的周边环境。

　　钟飞腾：经济外交需要有战略头脑

　　2010年，中国的对外经济初步具备了战略含义，周边外交出现了经济的战略化趋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运行，中国通过政治经济互为手段和目的的战略安排，成功地提升了中国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在9月份的撞船事件中，国际对中国打稀土牌印象深刻。

　　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不过，经济的战略化具有两面性，在实现政治目的同时也容易扩大战略疑虑，因此对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比如，在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与中国产业结构接近的一些东盟国家，很难从中国的自贸区安排中持续获益，因此政治让步的有效性将随着经济利益交融的深入而减退。如何在政治利益分割完毕的时候，通过产业合作的深化、合作领域的扩展提升互信、互利水平是中国周边战略需要着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