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汉书_艺文志_与_隋书_经籍志_比较

我国有着优秀的史学传统，历代史学家都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成果也就成了编纂史书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些成果在正史中的文字记录就形成了史志目录。史志目录在保存古籍文献方面的贡献是其他目录无法企及的。

姚明达就曾指出：“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殆莫由焉。”

[1]148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历代史志目录的代表，它们不仅产生的时代早，而且内容也颇为详赡，并且在图书分类方面还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导意义。王

欣夫就曾指出：“七志中以《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二志最为重要，其他则因编纂未能尽善，只可备检录之用。”

[2]27

《汉志》是东汉初年班固依刘歆《七略》并“删其要，以备篇辑”编写而成的，它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唐初李延寿等修《五代史志》时，改“艺文志”为“经籍志”，这就是今天的《隋志》。《汉志》与《隋志》作为史志中的翘楚，在保存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方面可谓功莫大焉。它们在编纂上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特点。

一、《汉志》与《隋志》编纂著录的相同之处

1.《汉志》与《隋志》均为史志目录，都是依据官修书目编纂增删而成，且都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藏书状况。《汉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它著录了西汉一代的藏书，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河。《隋志》改艺文志为经籍志，是正史中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汉志》是班固据《七略》

加以整理而成，《汉志》总序中记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

略》

，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3]1701

《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指出：“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职，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

之，以为《汉书·艺文志》。”[4]906

从《汉志》总序中可知《汉志》并非全盘

照抄《七略》，而是对《七略》有所增删，只是没有更易紊乱，偶有出入也用注加以说明。《隋志》总序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

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4]908由此可见《隋志》沿袭了

《汉志》及其他目录书的体例。关于《隋志》的蓝本，前人认为以阮孝绪的《七录》为主，余嘉锡则认为：“隋炀嗣位，性好读书，西京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命柳顾言等除其重复，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大业正御书目录》盖缘此而作。唐初平王世充，载以入都，多没于河，独得其目录。其后修《五代史》，因就加增损，以为《随书·经籍志》。或谓《隋志》本之《七录》者，非也。”[5]106余说颇让人信服。所以不管《汉志》还是《隋志》都是在前人目录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只不过编纂时都根据己意作了增删。 2.《隋志》和《汉志》的编纂体例基本上一样。《汉志》、《隋志》皆有大序一篇，为全书之纲领。总序之外，每类都有小序，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隋志》大序说经籍之源流甚详，足以补《汉志》之阙。两篇总序中都创谈了书籍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分类著录编目的情况，条理清晰，读后能让人对书籍的发展了然于胸。其后每类辄为一小序，正是这些小序使得《汉志》、《隋志》具有其他史志无法企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每略每部之后又总而论之，用来叙源流明得失。《汉志》于六艺九种只叙圣人述作之意而不参以论断，次叙传授之源流，对于古文今文及诸家传注多指出其优劣。《隋志》继承了《汉志》的优良传统，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比较《汉志》、《隋志》的诗类小序后可以看出，两小序都先言诗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及对王政得失的作用；继言师承传授，注家兴衰，其学术渊源可谓一目了然。

3.《汉志》、《隋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书上有艺文始于《汉书》，同时《汉志》也是中国目录成熟的标志。由于《汉志》由《七略》增删而成，现在虽然《七略》亡佚，我们仍然能通过《汉志》窥其大略，并通过它了解战国到西汉时期的社会学术思想和典籍编纂的情况。历来学者都给予

《汉志》极高的评价，如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指出：“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6]44

、“《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6]79姚振宗也指出：“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者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

[7]

《隋志》收录了粱、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典籍，共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隋志》亦有全目及各类之序，书名下每有附注，对于亡佚的图书，也以夹注的方式依类附入，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以前的学术源流及文献概况。

《隋志》可谓类例整齐，条理备具；考得失流变，文美义赅。《汉志》依《七略》把图书分为六类，直接影响了四部分类法的产生。

《隋志》更科学地提出了以“经史子集”的图书四分法。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汉志》、《隋志》在图书分类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汉志》和《隋志》也不是尽善尽美。《汉志》在编目次序上有些混乱，在图书分类上也有所不当。其所录之书皆

出于《七略》，往往不核实是否存佚，对《七略》成书以后三十年间汉人之著作除刘向等三家外大都忽略未收，所以《汉志》不能全面反映西汉一代书籍的全貌。《隋志》在编写和内容方面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诸如分类不当、注文重复、取录失据、类例不纯等。《四库全书总目》指责它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尤其是取录失据直接影响了后人对六朝时期图书情况的全面了解。《隋志》总序中说：“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

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

旧录所遗，词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4]908

这就是《隋志》汇

聚旧目的部数、卷数，经过这样增删整理之后，全志著录的书，包括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是正史中两部最早的史志目录，它们的内容都颇为详赡，并且在图书分类方面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历来被称为史志中的翘楚。

《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比较《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比较

□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于兆军

摘要关键词SHILIAOYANJIU

10

兰台世界2011·12月下旬

存佚和释道书在内，共有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由此可见，《隋志》所录之书的数量不到当时藏书的一半，而这些图书现在都无法窥其一斑，甚为可惜。《隋志》的撰者随意取舍，开启后世任意废书之恶习。

二、《汉志》、《隋志》在文献分类和著录上的不同之处

首先，《汉志》、《隋志》所分部类不同。《汉志》、《隋志》在中国图书分类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其分类而言又有很大的不同。

《汉志》依《七略》分图书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

方技略六类。《隋志》分类沿用前朝，并变甲乙丙丁为经史子集使四部分类法得以成形。《汉志》分图书为三十八小类，而《隋志》更为详尽，分四十小类。《汉志》乃《七略》的节本，《七略》的类例创于刘向，成于刘歆。《隋志》的图书分类继承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甲乙丙丁的四分法，并接受了李充对四部的合理调整，形成了以内容名之的经史子集四分法。《隋志》的经部就是《汉志》的六艺略，《隋志》的集部就是《汉志》的诗赋略，《汉志》没有史部，仅有的几部史书附在《春秋》类的后边。《隋志》改《七录》的“记传录”为史部并在史部首列

“正史”之目，可谓一大创举。其后的所有目录，不论是史志目录，还是公私藏书目录，于史部均首列正史。《隋志》合《汉志》的诸子略

术数略、兵书略和方技略中的医经、经方为子部，也可谓是大手笔。另外《隋志》把道经、佛经作为附录附在最后，也是对客观情况的尊重。这种图书分类和所处时代的藏书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七略》与《隋志》乃源同末异，都是跟着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藏书情况而变化。可以说是

《汉志》图书分类的草创期，到了《隋志》真正走向了成熟。其次，《汉志》、《隋志》著录情况和形式也不同。《汉志》、《隋志》著录的图书数量不同，著录图书所用单位也不同。《汉志》共著录图书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隋志》著录图书共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汉到隋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图书事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汉志》

著录图书多以“篇”为单位，只有诗、术数略、方技略等一小部分以“卷”为计量单位。从计量单位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图书载体的发展变化，以及著录的图书内容更加丰富，篇幅也有所增长。

再次，《汉志》、《隋志》著录体例不一。《汉志》著录顺序不一，对书目虽有简明小注，但不够统一，同时《汉志》依《七略》写成，所著书目很可能并非当时东观的藏书。而班固在著录时并未在小注中说明，为后世开创了不问存亡只问时代的图书著录先例。《隋志》则大部分按书名、卷数、作者的次序著录，著录方式已渐趋定型。《隋志》

还在小注中记载了亡书、残本、别本及其亡残的时间，为后人提供了参考数据。《隋志》著录的图书比《汉志》多得多，而且《隋志》对图书

著录比《汉志》也更为详尽，更能真实地反映一个时期的藏书情况。参考文献

[1]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3.[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目录学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7]姚振宗.二十五史补编

·《汉书·艺文志》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55.

★作者于兆军为河南大学图书馆馆员，河南大学古典文献学在读博士。贺长龄是清代嘉道经世派的杰出代表，曾担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他关注民生，具有强烈的经世思想。在漕粮海运期间，他引魏源入幕编撰被当今学术界公认的作为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形成标志的《皇朝经世文编》，引导魏源走向经世之路[1]。贺长龄积极推动并全程参与了1826年漕粮海运，

“贺长龄在嘉庆、道光年间久负清望。其任江苏江宁藩司，首创海运之议，原任抚臣林则徐、督臣陶澍以入告，奉旨允行。是时，江南要政如盐、河、漕诸务颓敝不治，陶澍、林则徐有所规划，均倚贺长龄赞助以济，吏材辈出，翕然。”

一、1826年漕粮海运之前贺长龄对水利、运河、漕运的关注贺长龄1785年出生在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年少时聪明好学，1808年便高中进士，此后12年中，他有大约8年的时间在京城任职。在此期间，

贺长龄充分利用翰林院等机构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京师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优越条件，认真学习，历练本领。同时，他又积极和许多中下级官吏及知识分子（如陶澍、魏源等）交往，畅谈经世实学[2]。1816年，贺长龄出任山西学政，他积极化书本

知识为可操作的实用之学，小试锋芒，取得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1820年，35岁的贺长龄又回京任职。八年的京官与四年的地方实职经历，使贺长龄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思考日趋成熟，其经世思想已基本形成。正如罗汝怀所说：“当是时，公以文学侍从之臣，迴翔禁近，

殆将一纪，而特达之知从此始矣。”

[3]9

1822年7月，贺长龄因在南昌府内政绩突出，被时任两江总督的孙玉庭推荐，“南昌府知府贺长龄尤为才识优长、持正、皆有

根柢、

洵堪委任之员。”[4]36

因此，贺长龄被提升为山东兖沂曹济道。在任期间，他极其重视当地的水利建设。他一到任，就关注到“东省连年被水，而今岁尤甚，本道虽甫经莅任，而蒿目困苦，深恻于怀”。当地农民贪图小利，“不肯舍此尽寸之士，以为疏通水道之地”，甚至“往往私行侵占，开垦播种，以致愈久愈塞”。因此，他迅速发布《劝民开沟除潦示》

。随着他对当地情况了解的深入，他对当地水利建设的思想也日趋成熟，在他后来所撰写的《查勘东兖曹济各属水利详》

中，他明确指出人是水灾旱灾的祸首：“夫旱潦有备，三农所重，患潦之地，每多患旱，因属天道之盈虚，而潦不能除旱，则实由人事之未

尽。”对于如何治水，他提出了以导为主的方针：“期其水有归宿，必1826年漕粮海运是清朝历史上首次漕粮海运，也是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贺长龄是在1826年漕粮海运之前就对水

利、

运河、漕运充分关注，他积极策划并全程参与了1826年漕粮海运。贺长龄陶澍漕粮海运

贺长龄与1826年漕粮海运

□

凯里学院刘鹤

摘要关键词………………………………………………………………………………………………………………………………………………………SHILIAOYANJIU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