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课后心得

上了周静老师将近一学期的犯罪心理学课程，终于就要结课了。在这门课上，周老师以其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向我们传授了宝贵的知识，而今觉来真是受益匪浅。

事实上，这门课在第一节时便吸引了我，而且正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概念吸引了我。龙勃罗梭对“天生犯罪人”的发现历程似乎笼罩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似乎冥冥中自有宿命，无论后天在教育等等上做出何种补救，有些人天生就是要犯罪的。当时刚好看了一部电影与“天生犯罪人”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鬼讯号2》的主人公在经历一次自杀未遂后常常能看到一些人身上散发出异样的光环。事后他发现这些人往往在不久后因各种事故死去。于是他开始试着用自己的能力去救这些人。然而，刚尝到见义勇为的喜悦感不久的他却沮丧地发现，被救的人在三天后都会突然发疯，从而杀害更多的人。原来，光环只是冥冥中标识并“定点清除”这些“天生犯罪人”，而主人公救人的行为反而是打破了亘古以来的规律……

《鬼讯号2》和“天生犯罪人”让我心惊胆战，但其中最让我隐隐感到恐惧的并非其中那种不可抗拒般的宿命论，而是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的结果：假如“天生犯罪人”存在，我们岂非可以把他们辨别出来，并可以提前采取预防其犯罪的措施，包括从肉体上清除之？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两难的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犯罪心理学必然与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人性探讨牵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是否有“原罪”？或者说我们是否有人性与生俱来的恶？当年电影《七宗罪》以一种近乎不近人情的方式向我们传达这么一个判决：不用怀疑，你也有罪。暴食、贪婪、懒惰、淫欲、傲慢、嫉妒、愤怒，天主教中认为这是引发一切犯罪的根源。凶手杀害了五个犯有前五宗罪的人，而如何实现对最后两罪的惩罚呢？凶手用了一个巧妙而残酷的方法。他出于“嫉妒”而杀死了追捕他的家中贤淑的妻子，而迫使在“盛怒”之下开将其私刑处决。于是，对“嫉妒”和“愤怒”的惩罚，以和凶手本人为祭品最终实现。荀子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或许不可否认，人性中本有自私自利等在传统道德语境下卑微本质的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说：“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这是我们面临的人性困境之所在。假如预设人性善，则以道德而非法律作为基本规范，教化、德治为实践方法，而德治需以人格力量推动，则最终倾向人治而非法治。这是儒家几千年来犯的毛病。然而预设彻底的人性恶的话，则法家式的严刑峻法就是必然逻辑后果。既然人性不可能为善，则必须剥夺自由以强制行善，秦制就是这么一个极权主义的雏型，显然这与我们的法治理念更是背道而驰的。面对人性的恶，有人试图给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殊不知这些方案带来了更大的问题。这就是现代史上或左或右的极权主义怪胎。纳粹和苏维埃实师出黑格尔同门，殊途同归，他们都试图通过某种规律来改造人性创造新文明，拥有推动社会进步向人间天堂的雄心。只不过，极右翼根据的是生物学种族理论，极左翼根据的是社会学阶级理论，一个向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开刀，一个向资本家、富农、地主土豪下手。两者貌似迥异，实则联袂演绎了20世纪的场场人间悲剧。

可是他们怎么错了？难道我们不也想要一个没有贪婪、自私、尔虞我诈的人间天堂？难道我们不也想根除人性恶？可是你再看看他们的行径，再看看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场，你能相信他们在干一件高尚的事？

为什么20世纪以来追求“极致的善”的努力最终导致了“极致的恶”？

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可能就是对人性的心理学基础的错误认识。过去我们常认为法治建立在人性恶预设之上，举的例子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受益于教原罪说的性恶论影响建立了一套有效制约人的制度。实际上自由主义决不是否定人性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说到：“在人身上，有一定的劣根性，因此需要相当程度的小心和不信任，但是，在人性中，也有一些其它的品质，它表明应当要给予人类一定的尊重和信赖。共和政体预设这些优秀品质比其他品质存在的可能性要高许多。”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建立在人具有正义感的道德能力这一点之上。“如果人类大体上是非道德的，甚至是不可救药的玩世不恭和自我中心的话，我们可能会与康德一起问人类是否配活在地球上。”（《正义论》）因此，认为人性是彻底恶的观点绝非法治的正途。

不得不承认，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其研究成果常常被误用。弗洛伊德揭示了潜意识的存在，使得反理性主义者常常用其抗拒理性的运用而诉诸盲从。前几日我还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宣称“进化心理学早揭示人类天生有社会等级意识，神经生物学进一步打通了心脑关系，正因如此，平等不可能实现。”心理学其它对人类美好本性的发现，比如人有利他本能，却常常被忽视，而这些往往正是人类灵魂中美丽与高贵的支点。刑讯逼供、心理虐待往往是不可容忍的，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犯罪心理学研究能使我们发现哪怕是最顽劣的罪犯心中那点闪光之处，并能通过它触动、说服罪犯而不必采用暴力、污辱的方式。

当今中国的心理学常过于侧重对普通人的研究，鉴于心理学在历史上常常遭到的误用，这种研究很容易沦为某种治民之术。我想到的解决刚才讲到的人性困境的方法，便是区分普通人与掌握公权力的人。法治的重点便是宪政——“限政”，的权力，因为作恶后果远较普通人为甚。因此，预设掌握公权的人性恶（而非说他们真的就是恶人），从而可建立制度制衡权力；预设普通公民的人性善，从而不会发生“改造人性”的悲剧。归结到犯罪心理学上来，便是要加强对掌握公权者的心理研究，了解、等等的心理，关心他们时时刻刻面对的诱惑、压力、负担，从而才能更好地制约权力，为权力这匹野马再套上一个新笼子。这可谓是犯罪心理学从一个新角度对宪政做出的贡献。

以上便是上完“犯罪心理学”一课后学生的些许心得。才疏学浅，还望老师多加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