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的流行现状及其疾病负担研究进展

高血压的流行现状及其疾病负担研究进展

杨慧1,郭晓雷2,马吉祥2,于保荣1,徐爱强(通讯作者)1,2

(11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山东济南 250012; 21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济南 250014)

中图分类号:R54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53(2011)09-0809-05

第一作者简介:杨慧(1986~),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预防与控制。

摘要:高血压既是一种的疾病,又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本文就国内外高血压流行现状和高血压的疾病负担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高血压;流行;疾病负担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成为威胁我国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因素。高血压既是一种的疾病,又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为全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全面了解高血压的流行现状和疾病负担,可以为科学制定高血压防控策略,合理地分配卫生资源提供依据。1 高血压的流行现状111 高血压的患病率 据世界卫生组织(WH O)估计[1],2002年全球约有10亿高血压患者。Kearney 等分析了1980~2002年的相关文献,按照现在的发病率水平,预计2025年全球高血压总患病率将由2000年的2614%,上升为2912%[2]。

不同地区和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差异较大。总的说来,欧美发达国家高血压患病率普遍较高,高血压患

病率约20%~50%[3]

。波兰的患病率最高,1987~

1988年波兰的M ON ICA 研究[4]

中45~岁人群的患病率为7017%(男性6819%、女性7215%)。一项

对比分析研究显示[5]

,20世纪90年代北美地区高血压患病率为2716%,欧洲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为4412%。发展中国家地区高血压患病率相对较低。1994~1995年调查显示[6]印度农村人口患病率仅为512%(男性314%、女性618%)。2000年Singh R 1B 1

等研究显示[7]

,亚洲国家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5%~35%,农村居民患病率更低,仅为城市居民患病率的1/2~1/3。随着干预生活方式,目前发达国家高血压患病率趋于平衡或呈下降之势[3],而发展中国家对高血压防控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高血压患病率正在快速增长之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高血压患病率近些年也迅速增长。我国曾进

行过3次大规模高血压人群抽样调查见表1[8]

。1958

~1959年第1次调查(部分省市)共调查15岁以上人群约50万,当时各地采用的诊断标准不一致,故未能得到精确的患病率数据;粗略计算,平均患病粗率为511%。1979~1980年第2次全国抽样调查共调查15岁以上人群400多万,采用了当时WH O 的标准(\\160/95mmH g 为确诊高血压、140/90m mH g 和160/95mmH g 之间为临界高血压)。根据当时的标准(收缩压\\141m mH g 及/或舒张压\\91m mH g),总的临界以上高血压患病粗率为7173%。1991年第3次全国抽样调查共调查15岁以上人群90多万,并完全采用了当时的国际标准(收缩压\\140mm H g 及/或舒张压\\90m mH g 或2周内服降压药者),结果总的患病粗率为13158%。如按第2次调查采用的标准(收缩压\\141m mH g 及/或舒张压\\91mm H g)计算,患病粗率为11188%。由此可见,自1959年至1991年的30年间我国高血压患病率显著上升,仅从1980年到1991年的10年间就上升了4115个百分点,绝对值增长了54%。此外,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9],我国\\18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1818%,其中男性2012%,女性1810%;由此估算\\15

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为1716%。2004年[10]

、2007年[11]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我国15~69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1811%和2314%。

表1 我国历史上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年份调查目的

调查人群患病率(%)参考文献1958~1959高血压抽样调查15岁以上5110[8]1979~1980高血压抽样调查15岁以上7173[8]1991高血压抽样调查15岁以上13158[8]2002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18岁18180[9]2004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15~69岁18110[10]2007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

15~69岁

23140

[11]

112 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 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是了解高血压防控效果的重要

近年来,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有所上升,但仍不理想。根据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研究(Natio nal H 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1988~1994年以及1999~2004年调查结果显示[12]:在成人高血压患病人群中,知晓率有轻微上升(P<0105),从6815%升至7118%,治疗率由5311%上升至6114%(P<0101),控制率由2611%上升至3511%(P<0101)。英国2003~2006年期间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也均在提高[13]:高血压知晓率从2003年的62%上升至2006年的66%(P<0101),这在女性中表现更为显著[从2003年的%升至2006年的71%(P<0101)],而在男性中并无统计学差别(60%~62%,P>0105);治疗率由48%升至54%(P<0101);2006年的控制率(28%)明显高于2003年(22%),其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101)。

根据1991年我国调查结果[14],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为2613%(城镇为3516%、农村为1319%),治疗率为1211%(城镇为1711%、农村为514%),控制率为218%(城镇为411%、农村为112%)。2002年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9],我国\\18岁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3012%、2417%和611%,与1991年相比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2高血压的疾病负担

211高血压疾病负担的计算方法目前疾病负担的研究方法很多,如收集公开发表的文献、可利用的公共信息、全国疾病登记资料、数据库的回顾分析,或进行专题的横断面或前瞻性的调查等[18]。相比较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而言,高血压的疾病负担研究较少,这是因为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中,高血压不是一种的疾病,而是一种危险因素。

胡善联提出计算高血压这种疾病危险因素花费的成本时可采用2种方法[18],其一是疾病特异方法(Dis-ease Specific Approach),其二是全病因方法(All Cau-ses A pproach),这两种方法都是以患病率为基础。疾病特异方法是一种传统标准的方法,对高血压而言,首先要确定高血压相关疾病的范围,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标准,高血压相关疾病包括脑血管病(ICD-10 I60-69)、缺血性心脏病(I20-25)、高血压性疾病(I10-13),后者包括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性肾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I00,I26-28,I34-37,I44-51, I70-99)[19];该方法的特点是建立在风险比值(Risk Ratio s)的人群归因危险度(PAR)上,但缺点是因高血压引起的额外费用只考虑上述4类疾病,并没有全面考虑所有的疾病。而全病因方法比较的是高血压患者与非高血压患者之间在年人均医疗费用上的差异,而不需区分与高血压有关的或无关的疾病。

Mathers等[20]描述了两种分析疾病的因果性归因的模型:绝对归因(Categor ical Attr ibution)和反事实分析(Co unter factual Analysis)。绝对归因法是指一个事件例如死亡,归因于一种单独的原因(例如一种疾病或者危险因素)或者一组原因,如疾病分类(ICD)系统对死因的归纳,但该方法忽视了某些疾病的多病因特征[21]。反事实分析模型的分析思路是要计算归因于高血压的疾病负担,需要有一种最佳的血压的人群分布与现实分布相比较;这种最佳的分布是一种反事实的暴露分布,使得人群暴露风险最低,发生不良健康后果的危险性最小,即理论最小暴露分布(Theoret-ical M inimum Exposure Distribution)[22]。采用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可以获得去除这种危险因素后人群健康的潜在增益。理论最小暴露分布在大多数危险因素中取值为零,如不吸烟,但某些危险因素的最小暴露不可能为零,如血压和体重指数(BM I)等。在GBD研究中,假定收缩压的理论最小值为115m mH g;因为收缩压低于这个水平的人群几乎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确定这个理论最小值基于两种证据:队列研究数据证明该水平收缩压患心血管疾病的相对危险度(RR)最小;该平均收缩压水平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最低[19]。

GBD研究根据危险因素的流行强度及其与疾病的关联程度等,利用专门的公式计算各种危险因素造成的人群归因比(Potential im pact fraction,PAF),表示人群死亡或疾病负担中归因于某种危险因素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23]:

PA F=

Q m x-o RR(x)P(x)-Q m x-o R R(x)P'(x)

Q m x=o RR(x)P(x)RR(x)指暴露水平x下的相对危险度,P(x)指人群暴露水平,P'(x)指理论最小暴露分布,m指最高暴露水平。

212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进展2002年WH O报告总结了不同国家前10位危险因素所造成的DA LYs 损失情况,在高死亡率发展中国家,高血压在危险因素排序中位列第8位,占总DALY的310%;在低死亡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高血压都是第2位危险因素,占总DALY的比例分别为510%和1019%[1]。

Carlene等对全球30岁以上人群的高血压疾病负担进行了测算[24],结果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由于高血压造成的早死人数达760万人,约占全球总数的1315%,同时引起9200万的DALYs,占全球总数的610%,且54%的脑卒中和47%的缺血型心脏病由高血压引起;其中约80%的高血压疾病负担是发生在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2002年WH O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分析了全球14个流行病学地区的26种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25],结果显示:高血压造成00万DA-LY,占全部DA LY的414%;尤其在发达国家,高血压造成的疾病负担占1019%,是威胁人群健康的第二大危险因素。以上两项研究均采用了WH O相对危险性评估(Compar ative Risk Assessment,CRA)的方法,即反事实分析模型。Nor man等在2000年对南非地区30岁及以上人群也采用反事实分析模型,进行了高血压相关疾病负担的调查研究[26],但与WH O的研究不同,该研究的高血压相关疾病包括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疾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其中其他心血管疾病不包括心力衰竭、肺水肿和心律失常;研究结果显示:在南非每年有46888人死于高血压,占南非总死亡的9%,其疾病负担为390860个DALY,占南非总DA LY的214%。

高血压患者的医疗费用也是社会沉重经济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2005年美国高血压所致死亡率增长了2512%;2009年全美高血压的直接经济负担为542亿美元,间接经济负担为192亿美元,共计734亿美元[27];2010年高血压的直接经济负担为549亿美元,间接经济负担为217亿美元,共计766亿美元[28],与2009年相比增长了4136%。

国内采用DALY等指标研究高血压疾病负担的研究较少,主要以高血压的疾病经济负担研究为主。王建生等根据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6中公布的2002年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数据、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的高血压患病率数据和1998年、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计算了高血压的健康损失和直接经济损失[29],结果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22万人死于高血压,占总死亡数的3143%;高血压导致的期望寿命损失在男性中为01362岁,女性为01359岁,全国合计为0136岁;高血压引起的潜在寿命损失约为254万寿命年;高血压的早死指数为1114。每年用于高血压的医疗费用为31819亿元,其中有26319亿元用于门诊,其余的55亿元用于住院治疗;高血压导致的经济损失约占200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568716亿元)的5161%。其中早死指数为作者首次提出的一个用来评价疾病导致/早死0的严重程度的指标。早死指数是用疾病早死导致的YPLL除以死于该疾病的死亡人口总数,确切含义为每一个死亡导致的平均/寿命年0损失。

祖平等[30]采用流行病学和全球疾病负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流行病学调查、医疗费用数据和死因登记报告系统对上海市高血压疾病负担进行测算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2006~2008年上海市高血压的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水平,约为1110/10万;60岁以上患者的早死寿命损失年占80%以上;男女组的早死指数均逐年下降,表明因高血压而/早死0的严重程度正在减轻,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近年来新发病例数量之巨;2008年上海市高血压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是1615亿元,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112j,占卫生总费用的313%,其中治疗高血压的直接医疗费用是1210亿元。

王等[31]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南省18000户农村居民进行了卫生服务调查,利用二步模型法和人力资源法分别测算疾病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并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河南省2006年高血压直接经济负担为1814亿元,间接经济负担为9176亿元,合计占河南省慢病总经济负担的6188%。唐雪明等[32]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江苏省昆山市502名高血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从而获得高血压患者的直接医疗费用和间接医疗费用情况。结果显示昆山市高血压病的疾病经济负担为18147亿元,其中直接经济负担6186亿元(占37114%),间接疾病经济负担11161亿元(占62186%)。辛英等[33]从家庭角度,采用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因高血压治疗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的状况。结果显示:高血压非住院治疗对城市家庭影响不大,但会使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比例增加1313%,而高血压住院治疗则会导致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比例分别增加2818%和3411%;住院医疗保障可明显缓解城市家庭的高血压住院治疗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只有1位成员患高血压的家庭。

3结语

高血压已成为当今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患病率居高不下。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综合防控措施,使得高血压的患病率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我国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高血压引起的疾病负担沉重。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高血压防控任务将会更加艰巨。重视和开展高血压的疾病负担研究,能够为制定相关卫生、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结果可能不同,对数据的解读要注意其研究方法的差异。例如, Car lene等的研究和2002年WH O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结果均为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预测结果的两倍[34,35],主要原因为早先的研究缺少对回归稀释偏倚(Regr ession-dilution Bias)的校正[36],所谓回归稀释偏倚与队列研究有关。基线或者一次性的血压测量,部分因为测量误差,部分因为血压正常的周期性的波动,比实际长期平均血压分布范围更广,这样就会低估血压水平与暴露组、非暴露组间发病率差别之间的联系强度,使得估计的RR值偏小。

此外,无论是DALY还是经济损失,都是在一定权重下计算得出的,因此权重不同,其计算结果也可能不同[37]。而国内研究对权重的说明较少,且国内研究数据资料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如某些研究[31,33]利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通过应答者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高血压患病信息,而由于我国居民高血压的知晓率较低,所以自报患病的居民数必然要低于实际的患病人口数。有的研究间接医疗费用数据缺失严重,而使用全国平均水平代替[29,30],这都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从研究角度来说,现有的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病人群体,而对于家庭和社会层面的疾病负担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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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钠补钾防控高血压有关研究证据综述

张高辉1,马吉祥2,郭晓雷2,陈希1,徐爱强(通讯作者)1,2

(11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12;21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中图分类号:R54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153(2011)09-0813-04

摘要:本文从实验研究、流行病学研究和大规模干预研究对减钠补钾防控高血压的证据进行了简要的综述,并结合国内现有的关于代钠盐的研究,指出了减钠补钾对国人的重要性。

关键词:减钠;补钾;高血压;低钠盐

高血压及相关疾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约54%的脑卒中和47%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均与高血压有关。中国的高血压患病人群逐年增大,目前药物治疗策略并不能十分有效地降低高血压的患病率和新发病例数[1]。因此,通过非药物等低成本的方式作为辅助手段,来控制和治疗高血压变得日益重要。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展的大量研究均显示钠的摄入量与血压水平存在正相关,且减钠补钾是一种有效的通过改变饮食方式达到控制血压目的的非药物性控制措施。本文从实验研究、流行病学研究和大规模干

第一作者简介:张高辉(1984~),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预研究,对减钠补钾防控高血压的证据进行综述。

1实验研究证据

早在1960年,美国学者Dahl等在大鼠的研究中发现了盐敏感大鼠模型。Dahl大鼠是一种遗传性盐敏感性高血压动物模型,在不摄入高盐(钠)食物时,不会引发高血压,摄入高盐(钠)食物就开始发生高血压,表明高盐(钠)饮食与高血压发病相关[2]。

在其他高等哺乳动物中开展的动物实验,同样也证明高钠会引发高血压。如对26只黑猩猩(9818%的基因与人类相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将其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维持正常饮食的对照组(随访时为12只黑猩猩),每天大约015g盐;另一组为实验组(随访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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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7-23本文编辑:李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