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田智忠

摘要: 对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而言，许多人认为“传图者必传说”。但是，把上述主张绝对化，会忽视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据祁宽、朱子等人的一系列资料来看，《通书》的早期版本 “九江本”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收录《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而只是没有收录《太极图》。基于此，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文中的句读问题、《太极图》的最初面貌问题、《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以弄清《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关系问题。最后，本文还通过对《诸儒鸣道集》所收《通书》与朱子所整理的各《通书》版本的比较，进一步分析了《通书》最初版本的可能面貌。

    关键词:周敦颐；太极图；太极图说；“鸣道本”；《通书》

Abstract: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author who writes < Tai Ji Tu > writes < Tai Ji Tu Shuo > either. However, if we absolutely insist that claims, we will ignore some important materials. According to some materials by Qi–Kuan and Chu Shi, the first version of < Tong Shu > only not incorporates < Tai Ji Tu >, instead of not incorporates < Tai Ji Tu >and < Tai Ji Tu Shuo >,as Many people believed .We still need to censor three problems ones agai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lations between of < Tai Ji Tu >and < Tai Ji Tu Shuo >: the proper period and the comma of by Pan Xing –Si,the initial appearance of < Tai Ji Tu >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 Tai Ji Tu >, < Tai Ji Tu Shuo > and Taoism. It analyzes the possible appearance about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by comparing the version in and the one edited by Chu Shi in the end.

Key words: Zhou Dun-Yi;Tai Ji Tu ;Tai Ji Tu Shuo ;“Ming Dao Ben”,

    《太极图》（下文简称为《图》）是否出于周敦颐的自作，它与《太极图说》（下文简称为《说》）是一体的关系吗？这一问题自从周敦颐去世后不久后即开始争论，至今也没有定论。此前，笔者曾撰有《<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一文讨论此问题，本文则拟从文献考察的角度入手，集中讨论与此相关三个问题，希望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再做努力。

一 关于《图》与《说》之分与合的说明

展开讨论之前，先要辨明一个问题。很久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坚持以下的观点：“度正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这个意见,是可取的”。我们则认为，这一说法无异于直接取消了这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疑案。因为，几乎还没有人怀疑过《说》的著作权问题，而直接把《图》与《说》视为一体，那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但是，历史上关于周敦颐的种种疑案，主要是围绕《图》（而不是《说》）是否为周敦颐所自作这一焦点问题展开的，其立论的前提也就是，至少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著作权”问题的时候，需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对待。就此而言，“把《图》与《说》视为一体”就不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此问题的逻辑起点。再者，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充分的证据表明，“以《图》与《说》为一体”是被所有人严格遵守的金律。基于此，我们在分析史料时，就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把话说的太绝对。当然，杨柱才先生也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明确以《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并称，是朱熹首先提出……另一种情形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单提《太极图》或《太极图说》，实际所指确实互相包含，即提《太极图》则包含《太极图说》，提《太极图说》则包含《太极图》，这个习惯在朱熹那里也常见”。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现象的存在，但是同样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其实，即使是在朱子那里，也偶有例外地情况。如他在《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此为“南康本”《通书》的后序）中开篇即云：“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文中简单一个“并”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 从一则材料看“九江本”《通书》是否包含《说》

上述分辨看似简单，却非常必要。因为一旦把上述主张绝对化，就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比如：比朱子略早的祁宽曾在作于绍兴甲子年（1144年）的《通书后跋》一文中提到：“……逮卜居九江, 得旧本于其家（指周敦颐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 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云云。对于这段较为熟悉的文字，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在祁宽所见到的“九江本”《通书》（以下简称“九江本”）中，只是收录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通书》，而没有收录《图》，也自然就没有收录《说》。上述观点的形成，就是受到了视《图》与《说》为一体这一说法的影响。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就是如此呢？笔者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发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一说法。在该书的《又·延平本》一文中，则曰：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小注：而下误多一生字）……

关于这则材料，宋刻本中标注此文的作者为“前人”，但是在该书的目录中却又明确标明此为“晦庵后序三篇”之一，又考朱子所作的《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则云：“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指‘建安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建安本’）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云云。由此可知，《又·延平本》一文确系朱子所作，其之所以没有被收入《朱子文集》的原因待考。束景南先生以为此文当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朱子刊刻“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南康本”）之前，信然。

关于这段文字中“此本”二字的具体所指，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陈来师以为指的是“建安本”，所依据的是朱子的“南康本”后序一文；杨柱才君则认为，“朱熹……碰到所谓临汀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朱熹对之做了校勘，写有跋文，称《延平本》”；束景南先生则认为，“延平本《太极通书》非朱熹刊刻”。比较而言，恐怕还是陈来师的说法为长。朱子校“此本”之地在延平，所校的结果称为“延平本”。后来，朱子又对所校过的本自做出过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是为“南康本”。

那么，杨方所得的“九江本”与祁宽所见过的那个“九江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束景南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并非原本”。其例证是：“从其中的误字来看应是一个传写本，其出现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之后。真正见到九江旧本的是祁宽，那是只有《通书》而没有《太极图易说》的本子。今有人说杨方所得传本‘最具权威’，是把祁宽所见九江旧本同杨方所得九江传本误混为一了”。看来，束先生也认为《图》和《书》是一体的，因此才会认为，既然祁宽的文中说九江旧本中没有收录《图》，那一定也不会收录有《说》（即他自己所说的《太极图易说》）。由此，杨方所得的“九江本”就是晚出的。

我们认为，束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值得商榷，理由如下：其一，这段文字中明明称杨方的所得是“九江故家传本”，“故家”二字白纸黑字，不是轻易就能否定的。其二，祁宽的后跋作于1144年，而朱子在编订“长沙本”《通书》（以下简称为“长沙本”）之时，就已经参考过包括“九江本”（当为祁宽所见的版本）在内的诸多《通书》版本，也曾见到过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见《太极通书后序》所述），那么也自然会见到过经由祁宽校订和印行的《通书》了。可以说，朱子对于“九江本”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高明如朱子者，在十几年后在见到杨方所得传本时，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那么，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理由怀疑杨方所得到的本子就是晚出的，而且偏偏其中所收录的《太极说》（即《说》），就是为后来人所增，而所增加的文字中，还偏偏就有错误，甚至连名字都错了呢？其二，同样是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朱子还详细列出了“九江本”与“延平本”之间的十四处“义可两通，当并存之”的差异。在这当中，有一条差异非常值得注意：“延平本”作“能化而齐”，而在“九江本”中则：“齐，一作济、一作消”。显然，朱子这里显然是用了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其中就有杨方所得本）来与“延平本”做比较：某处在“延平本”中作“齐”字，而在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作“济”字，在另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则作“消”字。朱子的结论是：无论是作“齐”，作“济”，还是作“消”，都是可以的。这则材料也足以表明：其一，朱子在得到杨方所得之“九江本”之后，随即用自己手中所藏的“九江本”与之作过细致地比较，并默认二者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异，因此他才会笼统地统称之为“九江本”，并它们来和“延平本”做比较。其二，朱子手中的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和“延平本”都收录有《太极说》一文，其差异仅在于《太极说》的文字略有不同而已。因此，束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延平本”为后出，且与祁宽所见到的“九江本”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法不能成立。

再者，束先生又据朱震的《进周易表》中所收的《说》一文，判定杨方所得的本子的《太极说》有误字，这也有些失之草率：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图》和《说》都属于程门传本，“九江本”则属于周氏家藏古本。“九江本”在时间上要早于程门传本，又怎么能用后出的本子来评断早出的本子呢？显然，在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杨方所得“九江本”晚出之前，我们还不好断言其“无极而生太极”的表述就是错误的。

由此，结合《又·延平本》这则材料与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在当时的“九江本”和“延平本”《通书》中，都收录有周敦颐的《太极说》（“九江本”很可能是把《太极说》附在了书后），只是其内容略有不同：“延平本”作“无极而太极”，而两个“九江本”则均作“无极而生太极”。朱子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认为“延平本”的记录才是正确的。其二，“九江本”在收录有《太极说》的同时，却没有收录《图》。与之相对，稍后才流行的程门传本《通书》，则既收录有《图》，也收录进了《说》。二者的差别只是在于此，而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九江本”中即未收录《图》，也未收录《说》。其三，“九江本”所收的是《太极说》而非《太极图说》。这或许表明，其编者认为此文只是对“太极”的诠释，而非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受资料所限，此问题目前还只能存疑。

其实，我们也能从祁宽自己的话中看出一些端倪：“或云：《图》乃（周敦颐）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对于这句话，朱子的转述为：“武当祁宽居之又谓‘图象’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显然，朱子是认为周敦颐手授给二程的只是“图像”（即《图》），而非《说》，也非是作为《图》与《说》合体的“书”。在这里，朱子对《图》与《说》之间的差异，也还是有所区别的，他那里是把二者视为一体了？但是，就朱子说周敦颐“未尝有所为‘书’”这一点，考之潘兴嗣的那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如果这段话的点断，确如朱子所理解的那样）来判断，也是不能成立的：潘既然能见到周敦颐所作的，包括《太极图》在内的数十篇文字，又怎么可能说周之于《太极图》，是“未尝有所为书”呢？因此，祁宽的这段话很可能意味着：其一，周敦颐只是自作了《说》（即《太极图易说》），而非《图》，或者说周敦颐长期来秘传的只是《图》，而《说》则一直是公开的；其二，至少在“九江本”编订者、祁宽，乃至朱子的眼中，对于《图》和《说》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

三 对“潘志”所记载周敦颐著作的新解读

对上述材料准确解读，还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潘兴嗣所作的《先生墓志铭》（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中，又作《周敦颐墓志铭》）中一段话的点断问题。潘在此文中提到：“（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对于这句话的点断，近年来一直争论不断。朱子认为，这句话中提到周敦颐的作品包括“《太极图》（朱子的意思，此《太极图》包括《图》和《说》）、《易说》和《易通》”三种。但是问题是，除了这句比较模糊的话之外，《易说》一书再也没有在其它文献中出现过，究竟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朱子自己则推测说：“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指《易通》）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云云。朱子的意思，《易说》不会是“通论”性质，否则就会和只有一篇的《太极图说》重复了。但是他的这一推测也很难成立：既然《易说》“依经以解义”为分说，《易通》“不系于经者”为总说，那么前者在篇幅上肯定是要多于后者。但是，“太极图易说易通”总共只有区区“数十篇”，其中就包括《太极图》一篇和《易通》四十篇，那么其总数又怎么可能只有这区区的“数十篇”？当然，《易说》也可能只是周敦颐尚未完成的、且篇幅不大的残稿。对此问题，材料所限，我们只能存疑。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朱子关于《易说》的推测明显存在着漏洞。

那么，潘的这段话为什么就不能点断为“……作《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和《易通》（即《通书》）数十篇……”，也就是说周敦颐只是作了这两部书呢？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周敦颐真的是作了三书，而且它们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的话，那么何以后来周的家人在编订“九江本”时，为什么又没有收入已经是成文、而且又被藏于家的《图》呢？再者，据潘的这段话来看，根本不可能是像祁宽后来所说的那样，周敦颐只是把《图》单独传授给了二程（否则“藏于家”的《太极图》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祁宽本人对自己的表述也将信将疑，所以才使用了“或云”二字，而当今的许多学者却对此二字视而不见）。再进一步说，既然潘兴嗣说过《图》与《说》都早已公开流传（至少是潘自己知道此事），而程门弟子们又说周敦颐又曾把《图》传授给了二程，何以二程自己却从来没有明确提及过事实上早已经被公开的《图》呢？自从朱子以来，许多人都曾对此疑问做出过解答，却都难以令人满意。仅以朱子的回答为例。一方面，朱子强调二程确实有祖述《图》的文字：“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另一方面，朱子则强调二程不言《图》和《说》，是因为“《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此二说都难以成立：朱子提到的三篇文章，都没有表现出与《图》的确切关联（至多能说在义理上与《说》有一些联系），更没有出现《图》和《书》的具体名称与内容，难怪朱子只能以“乃或”二字作为结论。另外，朱子说“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云云，更是与事实不符（见潘志）。再者，二程与周敦颐的接触，都在其早年。我们很难想象周会把自己甚为私密的东西单独传给两个年轻人。况且，二程对周子的著作并未热心整理，却听任其散失（假如《易说》真的存在的话），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秘传”的《太极图》，这绝对不合常理。最后，据祁宽的记述，“《通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云云。我们也很难想象，二程最终选定的“能受之者”，就是默默无闻的侯师圣。

其实，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潘的这段话只是说周敦颐作了《太极图易说》和《易通》这两部书，而且此两书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并且又都被其后人收入了“九江本”中。潘的这段话和“九江本”中，都只是没有提到《图》罢了。由此，《图》很有可能长期处于秘传状态，直到后来才被二程的弟子们所公开。他们又显然认为，《太极图易说》就是对《图》（而非“太极”）的解说，所以才会在刊刻周敦颐的著作时，把《图》附在《通书》之后。从这方面来说，《图》的原始出处的确令人生疑。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是即周敦颐在晚年直接把《图》传给了侯师圣，而侯师圣则据此编订了《通书》，这中间并没有转手于二程。事实上，这一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图》的最初面貌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大家也有许多争论。简言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图》，最早见于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周氏太极图》（编订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应该说，此幅“图”也最接近周教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但是，朱子后来在编订《太极通书》时，却对此《图》甚为不满。他在未说出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此图做出了调整：把旧图第一圈标注“阴静”、第二圈标注“阳动”的格局，改为第一圈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圈左侧标“阳动”，右侧标“阴静”；又对此图第三圈的五行相生顺序做出了调整（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朱子提出改动的理由为：“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后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我们说，朱子不能接受“阴静”在上、“阳动”在下、阴阳截然分开的旧图，这完全是其个人认为《图》一定出自淳儒之手的信念所致。而朱子反复述说“旧图”的安排与《说》中的理念不合，这反倒是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说》本来就是来解释《图》的，它应该要符合《图》所体现出的理念才对，朱子反而要让《图》去迁就《说》，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尽合理。总之，《图》很有可能包含着有道家思想的因素，至少是《图》的作者对于儒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朱子那样的敏感。《通书》的早期版本不收《图》的这一事实，能进一步证实此《图》源出道家的猜测。

另外，对于所谓“太极安在”的问题，《说》中既已经有所回答：“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这就是说，五行之统体即是阴阳之统体，也即是太极之统体（该图的第三层只是对其第二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同理，其第四层也是对第三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显然，“太极安在”在最初的《图》中，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其实，上述关于周与《图》及《书》的种种争论，最后都落脚在了《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上：无论是《图》“阴静”在上、“阳动”在下的表述，还是《说》“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表述，都能使人联想到某些道家理念：“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静为动本”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图》还是《说》的最初版本，都显示出了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只能说，不管《图》是不是为周敦颐所首创，它本身都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四 结合“鸣道本”《濂溪通书》看《图》与《说》早期的分合情况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一书中所收录的《濂溪通书》（以下简称为”鸣道本”）时，陈来师曾经提到，朱子在编订《太极通书》一书的过程中，先是据此前流行的版本，把《图》和《说》附于《通书》之后，是为“长沙本”，后又据潘的“墓志铭”而“置图篇端”，是为“建安本”，陈来师认为：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 始出于程门侯师圣, 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 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 亦云得之程氏, 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 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 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 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 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 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 也应无太极图说, 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 因此, 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 延平本》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暌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巳矣”（心，误作以）凡十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

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所采用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相反，却基本上与“延平本”大致相同，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鸣道本”明显不同于“九江本”。如上文中提到：“其（此处指建安本）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同时，“鸣道本”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而《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这是其不同于“九江本”之处。再如：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鸣道本”中。

第二，“鸣道本”亦不同于“长沙本”。朱子提到：“‘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以此为准，“鸣道本”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鸣道本”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鸣道本”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鸣道本”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到：“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云云，“鸣道本”同样也没有收入朱子整理的《事状》。这是“建安本”与“鸣道本”的显著不同。不过，在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延平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鸣道本”与“延平本”完全一致（这十九条也应该与“长沙本”一致，因为“长沙本”与“建安本”在这些地方应该没有差别），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也说明，“鸣道本”实际上与“建安本”的四十章《通书》部分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鸣道本”既无《图》也无《书》而已。

其四，“鸣道本”亦不同于“南康本”。显然，二者无论是在卷数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再者，“南康本”刻印于1179年，恐怕此时《诸儒鸣道集》早已经刊刻多年了。

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鸣道本”的底本也是熟悉的：如“鸣道本”《理性命》章云：“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小注：一作灵）弗莹”。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到：“别一本‘灵’作‘虚’，义短（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而“鸣道本”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版本，“鸣道本”当为其中之一。而《诸儒鸣道》的编者之选择刊刻“鸣道本”，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长沙本”《通书》版本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但是，“鸣道本”《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引入对“鸣道本”《濂溪通书》和“九江本”《通书》的分析表明，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的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