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

一、什么是社会互动

由于我们总是意识到自身行动对于他人的后果，所以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在我们日常与别人面对面的接触中，我们常常意识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期待。我们不断地根据自己身处何地以及与谁交往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当我们在高中的快餐厅或大学食堂就餐时，我们的行为表现与在高档饭店或家中吃饭时的表现不一样。我们在课堂上的行为与在课堂外的行为也不一样。同事们上班时在办公室的交往与下班后进入社会的交往也明显不同。并且，当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恰当”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不舒服，例如，当我们在酒吧里撞到老板时。

甚至我们还没有有意识地想到过别人，但我们的行为已经被我们过去习得的期望模式化了，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的日常行为，看上去纯属私人的行为，例如在街上溜达，在房间里四处看看，甚至睡在自己的床上，都无一不受别人关于这类行为应当如何之期望的影响。例如，大街上两个陌生人相遇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一眼，这一看一般就遵循着某种共同的模式。在一种被称为礼貌的疏忽（cicil inattention）的过程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一看，仅仅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为止，而不是看得太长，不会表现出任何好奇。所谓礼貌的疏忽，通常采取这种形式，即“往对方头顶看，……当对方走过时收回眼神——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模糊的印象”（戈夫曼，1963，1980）。

关于别人期望我们如何行事的这种意识，即使当我们没有与别人在一起时也会出现。我们可能在独自一人时想到某个别人，或者想象某个别人在想我们。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某个朋友关系的质量，或者评估最近之社会交往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很想知道如何给我们的教授或导师留下深刻的印象。简言之，我们几乎总是卷入到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中去，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人们以相互的或交换的方式对别人采取行动，或者对别人的行动作出回应。社会互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主要部分。

互动和意义

并非只有人类才进行社会互动。但是，非人类的生物体总是用一系列非常固定的行为彼此沟通。想一想吧，例如，两只狗相互围着转，只是要打架。在某种意义上，两只狗通过咆哮、露出它们的牙齿和不停地叫唤来彼此“交流”。一方的行动引起另一方本能的反应。

但是，这种“交流”与人际之间的互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比方说，一对夫妇商量如何去度一个夏天的周末，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类互动是有意义的：丈夫和妻子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对方说话的动机和意图。每个人都能根据他们多年在一起的经验理解对方的行为，这还不用提他们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与此相对，动物只是通过对一系列刺激反应来进行互动。它们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虑及彼此的行为意义。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互动及其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他所讲的“社会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韦伯觉得社会学家们必须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位置，然后去阐释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他把这种方法叫作移情式理解（Verstehen）。

然而韦伯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所做的大多数工作是在宏观社会学层次。倒是一个美国人——乔治·H·米德，成了最早对人类互动中的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视角后来被称为符合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二、符号互动论

1、乔治·赫伯特·米德

米德在14年到1931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员。他的研究集中在他所认为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即行动。按照米德的观点，行动（act）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而且包括他们对环境中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斯特劳斯，1956）。

人类并不像动物那样，只是毫无思考地对别人的行为作出简单反应。他们非常仔细地考虑他们正要作出的回应。他们在行动之前计划他们的回应，甚至在他们的脑中进行预演。

米德还说，人类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类拥有自我。米德用自我这个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我们针对自己采取“行动”，就像我们针对另外一个人一样。我们赞美我们自己，也与自己辩论，在内心感到自豪，或陷于自责。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在与我们的自我交流，与一个内在的“人”交流，就像我们与另外一个人交流一样。按照米德的观点，这种与自己“交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此外，米德还强调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且多数文化意义是象征性的。旗杆上的一块彩色的布，象征着我们的国家。一个微笑可能意味着某个人很高兴。

正是米德洞察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同时，人类还与他们自己交流这些意义，这就是米德的主要洞察力所在。按照米德的观点，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布鲁默，1962）。

2、符号互动论的原理

在第一章中，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三种主要的社会理论视角：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符号互动论。由于前两种理论关注的是较高层次的或宏观社会学的现象，我们在第四章对它们进行了详细介绍。现在，我们来深入讨论符合互动论，这种社会学视角强调符号和意义在微观社会学层次的重要性。作为米德的学生，H. 布鲁默（herbert Blumer）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他老师的思想进行提炼和发展，可以说，布鲁默对符号互动论的本质作了最好的概括。

布鲁默（1986）总结了互动论的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第二，我们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第三，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赋予某种情境以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

例如，试想一个顾客在饭店收银台买单的情景。顾客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并且掏出她的钱包。收银员准备收钱并找零。他们对于账单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所赋予账单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他们所共享的（互动论的第一原理）。他们之所以知道账单的意义，是由于他们通过以前许多类似的互动学习的结果（互动论的第二原理）。现在，假定顾客没有足够的钱买单。那么，她会表现得很尴尬，并且会说她到隔壁的银行取一些钱，马上就回来。收银员得对这种新的情境进行阐释，赋予它某种意义，并且决定怎样行动（互动论的第三原理）。他自问是否应当信任这位顾客或是去叫经理。这个顾客看上去诚实吗？她是常客吗？收银员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况遭遇如何？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银员作出某种阐释，并且，按照布鲁默的观点，理解这一阐释的过程正是互动论分析的重要目标（华莱士和沃尔夫，1986）。

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在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考虑与其他人在同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和思想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阐释他人行为的象征意义。当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与老板和一个潜在的客户共进午餐时，由于他（她）没有正确理解这种情境，而冒失地提到了最近办公室发生的恶作剧。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推销员还不能明白老板对他（她）瞪眼的意思，那么，他（她）在未来的这种互动中就会被排斥在外。

众如何理解他人对于某些符号所赋予的意义？米德认为，这种重要的理解是经由他所说的角色借用（role taking）过程而获得的。人们往往站在他们互动对象的角度来想象自己。通过密切注意互动对象使用语言或其他符号的方式，我们可以领悟到对方通过语言和行为所要传达的意思。因此，上面讲到的那个推销员，可以在脑海中扮演其老板的角色，以领会老板试图向客户传达的信息，即他们公司的员工是严肃的、有能力的。这样，推销员就与老板有了关于上述情境的共识。通过扮演老板的角色，推销员明白了老板行为的意义，并且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许多社会情境需要某种创造性的定义和再定义过程。每个人必须不断地理解互动之另一方的行动，并调整他（她）对这些行动的反应。例如，某个妇女在作严肃的演讲时，有可能稍稍放慢单调，以表明她将讲一个笑话。听众们意识到这种变化，所以调整他们对于演讲者的注意力，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笑出来。采用同样的方式，演讲者也反思自己的讲话，根据她所认为的能够感染听众的方式调整其措辞。如果看上去听众对她的幽默没有反应，演讲者就可能采取更为直截了当的讲笑话的方式。很多社会互动的“剧本”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在现场创作出来的，而不是一经写出就可以反复使用的。

3、共享定义

在进行多数日常活动时，我们一般假定：不仅是对语言及其他具体符号，而且还包括日常社会情绪，别人与我们都使用同样的定义。多数共享定义，或者说“情境定义”，是在无意识当中领会的。无论是顾客还是店员，当对方一起挨个翻动衣架上的新夹克时，都不必停下来特意考虑他们所卷入的社会互动。每个人都明白他（她）自己的角色和对方的角色。想一想吧，如果人们在买牙刷时，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或者在为雇主打印信件时，他们都不知道怎样互动，那么，生活该是多么困难和多么不确定。关于日常情境的共享定义使得人们可以将世界看作一个稳定的地方，在这里，或多或少可以“想当然”地处事（舒尔茨，1962）。

这种关于定义的共识是人类互动得以进行的关键。由于某个社会的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和定义多数同样的情境，所以他们可以以某种组织化的方式共同采取行动。

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W. I. 托马斯（W. I. Thomas，1928）指出了共享定义（Shared definitions）的极端重要性：“如何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托马斯定理”（the Thomas Theorem）。尽管这些定义在客观上有时并不准确，但是，我们所共享的这些定义仍然指导着人类活动。如果人们相信巫婆确实存在，或者打喷嚏可以传播艾滋病（AIDS），那么他们在危急时刻就有可能烧死他们认为是巫婆的人，同时，在艾滋病人患流感时，也会竭力回避他们，尽管事实上这类行为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假定（对于作为受害人的“巫婆”或艾滋病患者而言，“事实”如何并不能造成什么区别）。

有些时候，人们关于某些社会情境的定义并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社会互动发展他们所需要的定义。根据他人所提供的关于他们自身的信息，特别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模式，一个人可以领会期待什么和被期待什么。比方说，两个同时出席某个新的商业同行所举办的晚宴的人，就必须定义这种情境：宴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邀请他们？他们怎样应付在场的其他人？每个客人都有可能发现别人有不同于他（她）的定义。某个人可能利用这种场合谈成一笔生意，而另一个人则有可能把它当作与他人的配偶调情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对于男女主人而言，他们可能主要是借此炫耀他们新装修的居室。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由于某种熟悉的习惯发生变动，人们关于某种情境定义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70年代，男士主动为女士开门的习惯遭到广泛挑战。一些人觉得这种礼仪是男性控制的象征，在这种控制下，女性处于被动地位。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让她的学生观察并记录在男女两性相遇时，谁给谁开门，以及他们的感觉如何。结果，她发现，这种相遇的过程日益变得复杂、成问题，并且也不再是常规性的了。换句话说，关于男人和女人彼此应当如何互动的一系列新的定义，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形：即使熟悉的习惯也需要重新定义。许多社会学家相信：这种习惯性行为方面的变化，常常在实质性问题上为社会价值观的未来重大转移奠定了基础（瓦莱姆，1974）。

4、批评

符号互动论的批评者们认为，符号互动论仅仅关注的是个体的互动方式，这种理论方法不能够解释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其行为的形塑。换句话说，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于我们生活的很多影响。符号互动论似乎否认历史、社会和经济对我们的约束，并且它造成了一种个人拥有无限自由的错误印象。

在回应这些批评时，布鲁默和其他符号互动论者指出，无论那些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具有何种影响，人们总是在相互的互动过程中体验到它们。他们强调，如果不能首先理解人们的互动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社会（阿德勒等，1980）。

三、关于社会互动的其他理论

社会学家们已经发展出许多另外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进一步阐释和拓展了符合互动论的中心思想（阿德勒和丰塔纳，1987）。其中，拟剧论和本土方是最为著名的。

1、拟剧论

当我们与一个并不太熟的人谈话时，通常立即会自问有关对方的一些问题：他（她）是干什么的？住在哪儿？为什么要与我们谈话？所有这些问题帮助我们作出某种情境定义。我们还可以根据对方的穿着打扮以及过去在类似情境下的遭遇等等作出推断。但是，我们就要结识的这个人，有可能完全意识到我们的思想活动，并且，他（她）还会积极地作出努力，以影响我们正在进行的解释和定义过程。

艾文·戈夫曼在晚年（1982）详细研究了人们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戈夫曼关于社会互动研究的理论观点被称为“拟剧论”（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这种观点把人们看成是戏剧中的演员。按照戈夫曼的观点，当人们扮演角色时，他们的表演是由观众来判断的，这些观众对表演的失误非常警觉，而这些失误则有可能反映演员真实性格的某些方面（戈夫曼，1959，1963，1971）。

因此，按照戈夫曼的观点，人类互动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或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为了使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努力。例如，许多人都制造某些使他们看上去很善交际的形象。在舞会上，由于被人介绍与一群证券经纪人相识，某个客人可能会对证券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此类似，推销员也总是试图制造出与他们所售物品相符的形象。比方说，某个出售维他命的人，可能会在家中的曝光灯下消磨时间，以便使他们看上去比较健康。再如，雄心勃勃的摇滚明星可能采用某种他们确信能引起注意的穿着和行为举止。

在第一印象非常重要的情景中，人们通常小心策划他们的表演，以便使其行动与他们所想制造的印象一致。例如，一位为开学第一天准备的老师，就其所要建立的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以下意见：

你决不能让他们占上风，否则你就完了。所以，我一开始总是表现严厉。上新课的第一天，我就让他们知道谁是老板，……。只有一开始严厉，你才有可能逐步放松。如果你一开始就放任自流，当你想严厉时，他们就会只看作你发笑（贝克尔，1952）。

印象管理可能有目的。行动者可能想欺诈、侮辱、迷惑、误导或打发别人。但是，不管目的是什么，正如戈夫曼所指出的，它总是为了使行动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别人的行为。这样的目的是通过印象管理的过程达到的，这种印象管理能够诱导对方作出行动者所期望的行为。

戈夫曼把针对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的行动叫做“前台”行为。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被允许看到“后台”正在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了解行动者的真实情感。例如，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境：一位顾客向百货商店的一个职员抱怨衣服的质量欠佳。这个职员表示道歉，并微笑着说，有时由于质检员的疏忽，的确会出现不合格的商品。当这位顾客换了件新衣服离开后，那位职员就与其同事说开了属于“后台”的话：“有些人闲着没事干，只会抱怨！”

前台和后台也可以指实际的物质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只能有某种特定的表演。在典型的中产阶级郊外住所中，客厅最有可能被当作前台，因而进行了仔细的、有品味的装修，以尽可能积极地反映表演者的要求。而没有条理的卧室或家里人的房间，则表现了其后台的特征。在高级中学，老师们的起居室是后台，而教室则充当前台。

有时，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协作，组成剧班（team），以制造某种预期的形象。例如，两位职员可能一起演双簧，赞赏某位顾客对于服装的选择，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想尽快成交，以便关门打烊。

偶尔，在制造某种印象时，行动者几乎是无意识地“露出”以马脚，使观众感到，原来他们一直是在看表演。例如，演讲者的声音可能发颤：一个接受访问的人可能会因为过分夸张其放松的样子，而暴露出其内心的紧张。或者，当父母正准备管教孩子时，一个微笑可能就泄露出他们并未生气。当“观众”中的某个人提出某件事实或问起某个问题，而这个事实或问题可以弱化行动者所想制造的形象时，也有可能出现表演失败的情况。按照拟剧论的观点，当行动者意识到他（她）的表演已经失败，没有能够在观念中制造出所预期的印象时，就会出现尴尬情形。例如，一个被认为是经济学权威的教授，却不知道一份有关经济的重要文件，这种无知如果暴露在课堂上，这个教授就有可能陷入尴尬。同样，如果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手不能唱出她所赖以成名的高C组E音，她也可能陷入尴尬。面对尴尬时，表演者可能做些挽回面子工作的事，以避免丢脸。比方说，经济学家可能一般性地嘲弄一下文件，认为那是有偏见的，不可信的；歌剧明星也可以说，正当她要达到令人震颤的音高时，她吸进了一点灰尘。

但是，戈夫曼指出，表演者的尴尬通常也伴随着观众的尴尬。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观众通常忽视表演中的过失，因此也就帮助表演者保全了脸面。戈夫曼用“有意忽视”（studied nonobservance）一词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例如，班上的同学可能降低经济报告的重要性，以帮助经济学家保全脸面；针对歌剧的评论也可能故意不提起演员唱不上调这一缺陷。“有意忽视”是得体的一种形式。所谓得体，是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词，指观众帮助表演者保全脸面的各种方式。

关于拟剧论的批评

一些批评者认为拟剧论过于表态地考察自我了（邓金和凯勒，1981）。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们的自我观念在各种互动中实际上是略有不同的。正如库利（Cooley）的“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了解我们自己，由于每个人对我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时，自我的确是有些区别的。所以，当我们与我们的父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最好的朋友或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互动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表现为不同的人。但是，戈夫曼似乎在想象某种稳定的、永不变化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所有的互动中都只是在尽可能地制造最好印象。

另外一些批评者指出，戈夫曼过于把人们描绘成一种玩世不恭的和非道德的形象。我们并不总是在操纵社会情境。有时，我们努力诚实、真实地表白自己（道格拉斯等，1980）。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戈夫曼的玩世不恭用于描述某些当代美国人的行为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美国社会中的另外一些人或者其他社会中的人来说，这种描述就是很不适用的。

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戈夫曼间接地回应了这些批评，他不再只是关注印象管理。他乐意承认印象管理只是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

2、本土方

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67）在研究陪审团评议时杜撰了“本土方”（ethnomethodology）这个词。加芬克尔对于陪审员们在以前彼此并不认识，并且对于法律的技术规则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能够一起工作并作出决定感到奇怪。他断定必须有一套我们大家都不言自明的规则，并且可以运用这套规则去指导我们在新的情境（例如，在陪审团）中的行动，这套规则就是本土方法（ethnomethods）。换句话说，这些本土方法是某种简化程序，他使人们即使是在彼此并不认识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地沟通和互动。

本土方者与戈夫曼及其拟剧论有着某种共同的兴趣，这就是关注人们在社会情境下为了制造印象而使用的一些技巧。但是，本土方者就这些技巧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这类技巧或规则是如何帮助人们形成关于现实的共同意识的，即人们之间为什么有相同的理解？”

主流的符号互动论者认为，我们互动时所遵循的规则是互动过程的产物。与此相对，本土方者对这些规则的起源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为了知道怎样互动而运用这些规则的方式（惠伦和齐默尔曼，1987；华荣士和沃尔夫，1986；德诺娜，1986）

这些指导社会互动的民俗规则涉及许多人们拥有的隐含的理解和预期，或者某些背景假设。人们对于这些背景假设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很少去注意它们。但是，当这些背景假设遭到破坏或挑战时，它们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就很明显。一个男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婚礼，就没有遵循“在这种场合应当注意穿着”这样一般公认的准则。一些客人可能只是对他没有遵守规则感到迷惑不解，而另一些客人则有可能完全回避他。

本土方者指出，即使是偶然相遇，也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假定。为了证明确实如此，加芬克尔（1967）设计了一种实验，他把这种实验叫作“违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实验者故意表现出对会话背后没有明说的基本假定并不明白的样子。下面就是发生在受试者（S）与实验者（E）之间的一次会话：

（S）：嗨，雷，你的女朋友感觉怎样？

（E）：“她感觉怎样？”你是什么意思？指身体还是指精神？

（S）：我是问她感觉怎样。你怎么了？（他看上去被激怒了）

（E）：没什么。只是请你解释清楚一点。

（S）：算了吧，别谈这个了。你向医学院的申请怎么样？

（E）：“它们怎么样？”你是什么意思？

（S）：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E）：我真的不知道。

（S）：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加芬克尔，1967）

这样，不仅两个人之间出现了沟通障碍，而且那个作出背景假定的人被另一个并不接受这些假定的人弄得心烦意乱。

在另外一次违规实验中，加芬克尔要求学生们与他们家里人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交流，并在交流中假装对家中的共享假定并不熟悉，即不再想当然地采用任何作为家庭互动之基础的背景假定。比方说，在互动中，严格遵守礼节，把爸爸称做“先生”，把妈妈称做“夫人”。结果是沟通中断，家里人感到气愤并且心烦意乱。在努力恢复正常情景时，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家里人的共享假定。

关于本土方的批评

许多主流社会学家，特别是一些宏观社会学家，对本土方并不熟悉，而且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对于社会学的一些主要问题——如社会设置的特性以及社会中的权力运用等——而言，本土方走得太远。而且，这种理论看上去极其模糊和抽象。但是，很明显，揭示社会交往的各种规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本土方正是把这一点作为其中心目标。

有些社会学家试图将这些微观层次的规则与那些管理社区与国家的宏观层次的规则联系起来（亚历山大等，1987；柯林斯，1981），这种连接有可能为人们观察社会生活提供令人兴奋的、强有力的新方法。

四、非语言沟通

在我们与别人交流时，我们不只是对他们所说的话作出反应，实际上我们也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例如，假如某个教授说他（她）对你关于某个问题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但是，你讲话时，却看到了他（她）那止不住要打哈欠的神态。从那时起，教授表现的非语言部分肯定会影响你的行为表现。

在人们的日常互动中，非语言交流之多令人吃惊。据估计（伯德威斯特尔，1970），多数人一天只讲10-11分钟的话。通常情况下，在两个人交谈时，语言对情境的社会意义的表达平均不到35%，剩下的65%的意义都是由非语言的方式表达的。

借助符号而不是语言所进行的沟通被叫做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身体外貌、衣着和个人财物，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非语言沟通形式。其中，两种最重要的非语言沟通形式是身体语言（包括动态或静态的体语和面部表情）和个人空间。

1、体态语言

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它是如此直接地展示着情绪的变化，因而可能是非语言信息的最丰富的源泉。在与人交谈时，我们通过不断地观察对方的脸色，以了解他们对我们说话内容的反应。我们也试图恰当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是，由于面部表情很难读懂，因此，要解释它们的意义通常也是很难的。

但也有证据表明，诸如恐惧、快乐、惊讶和气愤等情绪的表达方式是共同的。当研究者将这些表情的照片给现代文化中的人和与世隔绝的传统文化中的人看时，他们都能将每种表情的意义正确区分（埃克曼和弗里森，1971）。大家普遍认为，这类表情反映了一种天生的生物安排，也就是说，是自然具有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不必去学习；并且，事实上，这些表情在所有文化中都传达着同样的意义。

相比之下，在不同的文化中，动态体语（gestures）——也就是通过身体或四肢的运动以表达某个意图、某种情绪或态度——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在美国，上下点头意味着“是的”，而左右摇头则意味着“不”。但是，马来半岛的萨芒人把头向前伸表示“是的”，而马来西亚的矮小黑人则通过往下看以表明“不”。对于埃塞俄比亚人而言，交手的姿势（把一个手腕交叉放在另一个手腕上，并同时按照相反的方向移动双手）意味着向一位妇女示爱；在以色列，这个动作曾经具有军事意义，而现在则意味着双手被“禁锢”或受了伤。在埃塞俄比亚，手袋式的动作（伸出手，摊开手掌，然后将五个手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点）意味着乞讨食物；而在以色列，这是“慢一些，保持耐心”的标志（舍勒，1985）。

静态体语（posture）——即人们身体或四肢保持某种状态的姿势——也是体态语言的一种形式。与有意控制的面部表情和动态体语不同，人们通常没有考虑自己的静态体语。因此，人们常常通过表态体语“暴露”出他们本来不打算泄露的信息。

2、个人空间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环绕一个人四周的直接区域——以传达某种意义。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这样做通常是无意识的。个人空间的一个方面，即谈话人之间的人际距离，尤其有意义。人际距离通常用身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来测量。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1966）曾经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空间距离是怎样表明人们彼此间的情感的。

正在生气或者强调各自观点的人们，问题越凑越近，他们抬高嗓门喊叫，好像这才是正常的。与此类似，正如所有女人都知道的那样，一个男人示爱的最初迹象之一就是向女方靠近一些。如果女方不是同样感到有意的话，她对此的反应就是向后退。

霍尔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个人距离有四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的距离又都有其自己的活动和关系特征。人们选择特定的距离进行互动，不仅反映着，而且有时还形塑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可能只对霍尔所研究的人适用，即美国东北部的健康的中产阶级成年人。

在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从实际接触到彼此相距18英寸，大约45厘米）内，另外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人不知所措。在这个距离内，一方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并能详细地看到对方的身体。这就是求爱、安慰和保护的距离。尽管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孩子们在各种公共场合保持这种距离，但是对于许多成年人而言，在公众场合保持这种距离是不合适的。

在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从18英寸到4英尺的距离，大约122厘米）内，一般是与密友和相爱者进行互动。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从4英尺到12英尺的距离，大约365厘米）内，可以处理一些非个人事务。除非受到空间，人们在偶然的交际场合也保持这种距离。12英尺以上的距离叫做公众距离（public distance），知名人士在给别人做演讲时，一般保持这个距离。

霍尔指出，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类似的个人空间，尽管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的具体距离有些差别。欧洲人通常采用的彼此说话的距离，在美国被认为适合于更为密切的私人关系。霍尔（1966）所访问的一个美国人说：“这些人离得太近了，眼睛都对上了。这样确实让我很紧张。他们把脸贴得太近，让人觉得他们就像在‘你的身体里’似的”。

关于个人空间的文化定义也体现在人们对居室、房门和办公室的看法上。德国人觉得房门保持了房间的完整，并且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一条必要界线。例如，在德国人的办公室里，门一般是坚固的，并且总是关着。但是，在美国，关着门可能意味着屋里人不愿交际，甚至是一种搞阴谋的迹象（施瓦茨，1967；霍尔，1966）。与此同时，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倾向于把总经理的办公室安排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而法国人则把正的办公室看作是最受尊敬的。在法国，办公室和城镇通常都是围绕着某一中心向四周辐射，那些最重要的人以及最重要的地点和机构，都处在中心位置（霍尔，1988）。

还有证据表明，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是不同的。有位研究者指出，男人一般比女人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爱泼斯坦，1986）。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在一间拥挤的屋子里，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弗里德曼，1975）。

五、社会互动的形式

在社会学的先驱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学家）之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已经区分出并且分析了许多种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那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突出的互动形式有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和强制。尽管我们分别地讨论这些互动形式，但是，实际上它们常常是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1、交换

个人或群体采取某种方式彼此交往，这种交往旨在获得报酬或回报，这样形成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许多关系都是属于这种类型，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受雇者按照雇主的意图去做事，那么他（她）就会获得一份薪水的回报。

回报并一定是有形的。许多社会交换关系提供的是情感回报，就像人们只是为了接受感谢而对别人作出某种行为一样。与目的明确的行动相比，人们更多的是无意识地期待别人感激（布劳，19，1987）。为一个想从自动售货机上买烟的陌生人换点零钱，帮助一个老人过马路，给生病的同事送件小礼物，所有这些行为都隐含着期待别人感激你。

在亲密的交往中，交换关系也是重要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爱并不完全是基于某种预期的回报。然而，期待回报却是这种关系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从他（她）所付出的爱中获得任何感情或感激的回报，那么其爱的感觉将有可能消失。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社会交换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互惠。按照这一原则，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每一次让渡都包含着关于某种回报的期待。这种回报可能是当场兑现的，也可能是日后再说的。但是，关于最终可能获得相应回报的某种预期的确指导着整个关系。互惠原则假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基本的平等关系，它有助于通过创造持续的相互间的义务来维持交换的平等。

交换关系是交换理论的研究主题。基于一些与符号互动论完全不同的假设，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对微观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作了最好的阐述。霍曼斯的理论将行为心理学或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只关注那些可以观察和测度的行为）的一些原则应用到社会学中。

在汲取其哈佛大学同事、行为心理学家B·F·斯金纳（B. F. Skinner）思想的同时，霍曼斯（1961，1974）指出：在人们彼此交往的背后，自我利益是一种普遍具有的动机。就像斯金纳的心理学实验中的动物一样，人们做事情是为了获得酬赏。并且，如果某种行为得到下面强化或奖赏，那么，这类行为将来更有可能重复出现。

这种观点假设人们所考虑的是净收益，也就是说所获得的收益必须减去成本。例如，某种关系即使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心理痛苦，但是只要从这种关系中所获得的酬赏继续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人们就不会终止这种关系。而且，由于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机会建立可以提供更多酬赏或付出更小成本（或者兼而有之）的关系，当事人也有可能继续保持原先那种没有酬赏的关系。

因此，按照交换论者的观点，许多人类社会生活可以还原为某种关于酬赏与成本的计算。这一逻辑被用于考虑婚姻、友谊，甚至包括仅仅为某人做好事的行为。由于人们发现互动的好处，人际互动的稳定模式才得以形成并维持。

交换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在夫妇关系的研究中（勒文热，1979）。大多数夫妇并没有有意识地用成本和酬赏、借方和贷方的观点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们从事很多种交换。交换的项目可以包括诸如家务劳动和经济支持之类有形的东西，也可以包括诸如情感支持和身心愉悦等无形的东西。按照勒文热（Levinger）的观点，某种关系的稳定性取决于这类交换对于当事人双方的满足程度。在一种稳定的、持续的关系中，各种交换是想当然的。当某种关系开始变味时，当事人就开始特别注意自己为对方做了些什么。当他们觉得其成本大于收益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结束。

一般而言，在社会学内部，对于交换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批评是非常激烈的，而来自符号互动论的批评尤其如此。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交换理论在概念上很狭隘，它根本不考虑意义、价值、动机、意图以及自我等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而这些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是极其重要的（邓金，1986）。例如，符号互动论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了解既定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奖赏，什么是代价？”然而，各种社会中交换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并且，目前交换理论在社会学中越来越重要。

2、合作

合作是指这样一种互动形式，即由于有些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对于单独的个人或群体来说很难或不可能达到，于是人们或群体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正如功能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在广义上讲，所有社会生活都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合作，社会不可能存在。人们结合成群体和社会，是为了对付诸如洪水、饥荒和疾病之类的环境威胁。他们一起工作以更好地满足个人需要，并彼此保证安全，以防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

有人区分出了四种主要的合作类型（尼斯比特，1970）。最古老的和最具普遍意义的合作形式是自发合作或互相援助。这种合作直接产生于某种情境下的实际需要和可能，例如两个人一起做家庭作业以便都能获得好成绩；或者，当目击一次事故时，人们一起工作以救助伤员。

有时，原来自发的使用，逐步变为稳定的社会习惯，因此合作被制度化了，这种合作叫做传统合作。例如，在美国早期的边疆地区，居民们有一种传统，即大家一起互相帮助搭建谷仓和收获庄稼。

现代社会更多地依赖指导合作而不是传统合作。所谓指导合作是指双方在具有权威地位的第三方的管理和协调下进行合作。这个第三方可以是雇主，他告诉两个一起工作的人协力完成某项工作；或者，第三方也可以是游泳指导，他让学生们下水时要结队而行。

现代社会也同样依赖契约合作。所谓契约合作，是指个人或群体之间正式同意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并对彼此的职责进行清楚的界定。例如，当年轻的父母们决定轮渡照顾彼此的孩子以便各自都能抽出时间做别的事情时，他们就是在进行契约合作。

3、冲突

作为合作的对立面，冲突是针对珍稀物品或价值的斗争（尼斯比特，1970）。为了达到所向往的目标，打败对手是必要的。正如社会学中的冲突论所强调的那样，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和有价值物是有限的。个人在所示这些稀缺资源时必须竞争。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每个人都尽力去征服别人。

乔治·齐美尔（1955）概括了冲突的四种主要类型：群体之间的战争，群体内的冲突，打官司（指合法处理并且通常是在加以解决的冲突）和理念之间的对立。与对于具体财产的各种冲突相比，理念之间冲突通常是最残忍和最具破坏性的。例如，在今天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冲突背后，都可以看到宗教观念的差异。中东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冲突就是如此。

由于冲突通常导致苦难，人们一般都对它持否定态度。但是，继齐美尔之后的一些当代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冲突也有一些正面效果（科塞，1956）。例如，冲突可以成为一种促进对方紧密团结的力量：通过强迫冲突双方坐下来谈判并直面他们的问题，冲突也可能导致必要的社会变迁。这些社会学家还指出，即使社会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消除冲突，但这也许并非理想境界。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将是毫无生机、沉闷乏味的社会。

4、竞争

竞争是遵循某些规则的一种合作性冲突，在这种形式的互动中，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要比打败对手更重要。就像冲突一样，竞争的一方获取目标，而另一方面临失败。但是，这里打败竞争者不是主要目的。与卷入合作性互动中的人不同，竞争者通过各自的努力去获取目标，并且彼此之间处于竞赛状态。

为了防止竞争转变为冲突，竞争双方必须预先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遵守这些规则上必须协作。这一点适用于市场竞争、教室到学生之间的竞争以及足球队之间的竞争。竞争在西方社会中尤其普遍。例如，它就是美国式个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

5、强制

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另外一方时，强制这种互动形式就出现了。在本质上讲，所有形式的强制都是以合作物质力量或暴力的威胁为最终基础。但是，一般而言，强制的表现要微妙得多。对于父母的爱，对于国旗的敬重，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于孤独的恐惧，都可以作为强制的手段。

像冲突一样，强制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负面的社会互动形式。但是，强制也有正面的社会功能。尽管父母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在培养孩子时使用很多策略，但是在社会规则教育的背后，通常隐含着惩罚的威胁：做错事的男孩被送进他自己的房间；把三轮车骑到高速公路上去的女孩要挨板子。

六、社会网络

研究社会互动的另一种方法侧重研究人们所属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由个人之间复杂的联系网所组成。网络与群体有着某种相似性：其成员之间偶尔有互动，并通常共享某种认同感和团结感。他们可能还有某些共同目标和期望。但是，与将群体（即便是次级群体）成员凝结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相比，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更具有局限性和弥散特征。

许多网络是我们一生中都自然地结成的。在我们步入成年时，我们成为各种网络的成员，如亲戚网络、邻居网络、校友网络，以及我们父母的朋友和同事网络。尽管我们加入这类网络时毫不费力并且通常也不假思索，但是，在我们后来的生活中，这些网络所提供的资源会对我们作为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就职业流动而言，网络分析进一步证明了一个长期被怀疑的事实：尽管机会平等在口头上说得好听，但在事实上算数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

社会网络发挥着若干重要功能。首先一个是，一个人的许多决定和选择，都受朋友网络、家庭网络或同事网络的影响。同时，网络也是信息和建议的一个基本来源，不管是对找个地方住的移民而言，还是对一个想在暑假找份工作做的学生而言，或者是对想找个好的日托中心的父母而言，都是如此。此外，网络还可以为个人提供同伴。

最近，在职业领域，建立网络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关键词汇。它通常是指为了结识“合适”的人而进行的社会交往。例如，某家大公司的一位员工可能会尝试与公司管理层的某些人士结识，比方说在公司的聚会上或在高尔夫球场，这样结识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喜欢他并有助于他的发展。

1、网络特性

各种网络之间在其特性上有着巨大差异（霍林格和哈勒，1990）。人们已经仔细研究了多伦多地区英裔加拿大东约克人这一群体的各种网络（韦尔曼，1979）。研究者向东约克人询问了一些详细问题，例如：他们觉得最亲近的人是谁？这些人住在哪里？他们之间的亲近是因为彼此是亲属、是朋友呢，还是因为彼此是同事？他们之间怎样保持联系？研究者们还测定了所列举的亲密关系是否是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而联系起来的。即使东约克人住在大都会多伦多的其他部分甚至更远，但是他们都报告说每周见面或打电话是常有的事。

研究发现：这些网络大多数“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大多数被访者属于多重网络而不是属于某个单一的、紧密联系的群体。但是，生活在这种松散地连接起来的网络中，并不意味着有孤立的感觉。只有2%的被访者报告说，他们在家庭之外没有觉得亲近的人，而61%的被访者报告说他们至少有五种亲密关系。

正如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各种社会网络之间相互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们的密度。这种密度的范围包括从非常松散的连接到非常紧密的连接都有。所谓密度，指的是网络中个人关联的程度。如果你的大多数朋友都彼此相识而不只是认识你，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紧密的连接，或者说是稠密。如果你的朋友们彼此一般都不认识，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松散的连接。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通常拥有的是较为松散地连接起来的社会网络。

网络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多重关系卷入的程度。所谓多重关系，指的是两个人卷入交往的多种方式。这种交往可能是简单的单向交往——例如，售货员与其顾客之间的交往；也可能是多重关系的交往：例如，那些卷入家庭生活的众之间的交往（肖尔丁，1984）。一项关于北部加利福尼亚居民的研究已经揭示，年轻人、参加工作的人以及拥有高学历的人，最有可能拥有多重交往关系（弗希尔，1982）。而且，这项研究还与较早的一些理论形成对照。较早的一些理论认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大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比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更具表面性。而关于北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则表明，拥有较大网络的人，同时也有更多的多重关系。这项研究总结道：当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时，我们“实际上可以享受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

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可以根据其强弱程度进行分析。所谓强关系（strong tie），是指人们在其中投入更多时间、更多情感，并且彼此更为亲密也更为频繁地提供互惠性服务的关系。当我们遇到个人麻烦时，我们向谁求助？我们一般是向那些与我们有着强关系的人求助，并且，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最亲近的朋友或同性邻居。我们还倾向于将我们的亲密关系进行区分：一些人可以充当具有同情心的听众，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理解；另一些人则可以帮助我们做些实事。同时，在对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时，我们也会进行报答（韦尔曼和沃特利，1990）（若想了解一个依赖于维持强的、具有多重交往的、稠密的社会网络而生存下来的群体，请看“全球社会”栏：“具有古老秩序的教门诺派中的严紧派：社会网络作为社会控制手段”）。

所谓弱关系（weak tie），是指那种自我卷入不多甚至没有卷入的关系（格兰诺维特，1973）。大多数人们有着比强关系多得多的弱关系。但是，不应低估弱关系的重要性。一项关于人们改变工作的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被访者而言，一次社会接触可以提供关于新工作的信息，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所接触的人只是处于目前社会网络之边缘的某个人……”（格兰诺维特，1973）。在众多拥有技术和专业特长的人们之间，弱关系在培养某种忠诚感方面也是重要的，同时，它还有助于会议和聚会上的信息与思想交流。

2、小世界研究

一项旨在探讨横跨美国的网络联系的有趣研究就是“小世界研究项目”，取意于“世界毕竟很小”（特拉韦尔和主尔格朗，1969）。研究者想弄清的是：一份文件由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某个人手里，仅仅使用关系传递的办法，传到马萨诸塞州沙伦的某个人手上，到底需要花费多长时间？这份文件被寄到一组随机的奥马哈居民手中，同时将在沙伦的最终收件人的姓名告诉这些居民，并提供相关的传递指导和用于与研究者保持联系的明信片。研究者告诉被选中的居民：如果他们自己不认识最终收件人（一位证券经纪人），他们应当将文件传给更有可能认识他的人。

结果怎么样？在奥马哈的居民与最终收件人之间，平均只需要五个左右的中介人，就可以将文件传递到。考虑到美国如此之大，但是却只要大约五个中介人就可以把任何两个人联系起来，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看待城市特别具有重要意义。那些巨大无比并且看上去毫无组织的人口中心，实际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后来的研究甚至表明，只要经过两三个朋友的朋友，通常就足以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联系起来（科克恩，19）。

3、网络分析的重要性

传统上，社会学关注的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由于网络分析关注个人之间的联系，它已经对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更具动态的视角，为分析社会系统的内在运转过程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像本章所讨论的每种视角一样，网络分析强调个人在社会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超越个人层次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弗希尔等，1977；弗希尔，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