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地域开发与政区沿革

中山大学谢湜

引言

有关地域历史中行政区划变动的问题，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上世纪中叶，谭其骧在继承中国沿革地理学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政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视野。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指出，县一级政区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一个地方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如果考察较大地域范围内新县析置的序列，就有可能揭示该地域开发的空间趋势。①这种富有启示的分析逻辑，或可概括为“地域开发——政区增设”。此后，周振鹤进一步研究了历代政区变迁大势，并指出了影响基层政区增设的多重因素，即首先是政治因素，尤其是行政管理需要，其次是军事因素，同时也有经济发展的推动，而且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明显。②周振鹤对上述各类因素作先后排列，主要是针对基层政区变动的普遍趋势。当我们关注特定地域中的政区演变，则会发现各类因素的交互作用，通过揭示这些因素的联系，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地域开发的具体面相。在此基础上反观地域历史的长期过程，尽管“地域开发——政区增设”的解释模型在总体上是成立的，然而随着地域开发逐步成熟，政区变动的原因愈发复杂。地域开发虽然是政区沿革的基础，但并不直接指向政区设置的结果，从地域开发具备一定规模，到区划正式设立或调整，其时间间隔或长或短。考察政区变动的“酝酿阶段”和曲折历程，有助于理解地域社会的变迁态势。本文以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区域历史为例，尝试对“地域开发——政区增设”模型作出更丰富的阐释。

一、唐宋低乡营田与“吴江”问题

在太湖流域地貌分区中，吴江县及其邻近的昆山、青浦等县，大体处于冈身以西湖荡棋布、河港纵横的中部洼地平原，古代地方文献中常称这一地带为“低乡”。与“低乡”相对的是“高乡”，包括冈身地带及其以东的牒缘外高地，常熟、太仓、嘉定等州县的大部分辖境便处于高乡地带。③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前期，随着海塘工程和河堤工程的初步完成，太湖以东低乡的农田水利发展尤为突出，④乡村聚落逐渐扩展，这为政区的增设奠定了基础，天宝十年（751）华亭县从吴郡东境析置，这是后世的松江府的辖县中最早设立的县份。

10世纪吴越割据政权经营江南，依靠“撩浅军”、开江营等军事化组织发展农田水利，①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47年10月4日，收入《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③ 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④（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4－285页。

①巩固政权，其间也对政区进行了调整：

自钱武肃分苏以为秀，用自屏蔽。其隶苏者，吴、长洲、昆山、常熟，又分吴县为吴江，合五邑而已。②

秀州的分置，则在吴地之南树立屏障，在太湖以东增加了一个统县政区。③对于吴越国政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防御部署。吴江县在这一时期设立，则与太湖东南沿湖塘路开辟，以及低乡围垦的加快密切相关。

公元909年，吴越王钱镠割吴县松陵镇置吴江县，拉开了10世纪后太湖以东政区增设的序幕。有关吴江设县的具体运作，由于时代久远，已难稽考，正如康熙《吴江县志》所言：“后世间有援而附会之于邑者，若欲求其凿然可据若者为吴江，考唐以前诸史籍，实未之或见也。”④现存最早的吴江县志，是弘治年间莫旦修纂的《吴江志》，在此之前，元明之交时吴江邑人窦德远，曾在洪武六年（1373）撰成《松陵志》，惜乎未有刻本，传写本舛讹不全，后来仅存序言。其序曰：

太湖环抱西南隅……自春秋以下，秦汉及唐，兵皆不至兹境，钱镠保障百余年，纳土于宋，故民不知兵，而庶且富。⑤

窦氏主要从安民保境的角度，指出吴越国的稳固经营是吴江立县的保障，其评述多为后世所赞同，例如乾隆《吴江县志》便称：“五代吴越钱氏始建吴江县。当唐末天下大乱，凡称帝称王之所无不荼毒糜烂，其民以逞其所欲。独钱氏以兵诛，保境息民，不与中原抗衡，终五季之世，吴越之境不被一矢，卒奉版籍以归于宋。”⑥

“民不知兵”，确实是吴越国保境之绩，“而庶且富”，则应归功于8至9世纪低乡水利的成果。唐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修成了江南运河苏州到平望段的吴江塘路，南北贯通、水陆两利，吴江塘路与太湖南岸的荻（頔）塘相接，形成了太湖东南面的环湖堤岸，为沿湖减轻了风波之患。唐中叶吴江塘路方兴未艾，尚未对塘路以东的湖沼水域地貌造成大的影响，据道光《平望志》引明代中期陈克礼（笔者按：陈克礼曾于宣德五年纂成《平望志》，已佚）之述：

相传隋唐以来，此地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⑦

岁久日长，随着泥沙的沉淀，不少湖沼逐渐成陆，民众聚居，垦发营田。塘路的开通，也使得水陆交通得以改善，如后世方志所述，“吴江为县，当南北之冲，左江右湖，民殷物阜”，⑧“若县治，若九镇仅十分之一，而田分其三，盖水已居其六也，惟邑受盛于水。”⑨10世纪初吴江立县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的。

吴江塘路可说是吴江立县之根基，然而，这一开发成就在宋代却遭到水利学家的质疑乃至反对。较早提出批评看法的是水利学家单锷，他在论著中认为，10世纪吴江的立县，受益于9世纪的吴江塘路，而11世纪的加速开发，则得益于官府为方便漕运而增筑的吴江长堤。由于长堤阻滞泥沙，以及豪民势力在上游的围垦，许多水面沙涨淤垫，成为良田。一方

①（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标校本，第52页；（清）吴昌绶辑：《吴郡通典备稿》卷6，17年铅印本，第31b—32a页。

②（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户口》，第7页。

③按：关于秀州分置的年代，正德《姑苏志》作后晋天福四年（939），正德《松江府志》作天福五年（940），此暂取前者，另待考辨。

④康熙《吴江县志》（康熙二十三年郭琇修）《序·郭琇序》，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第1a－b页。

⑤（明）窦德远《松陵志序》，见于康熙《吴江县志》卷首《旧序》，第1a－b页。

⑥乾隆《吴江县志》卷首《序·叶燮序》，《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华中地方第163号，第44页。

⑦道光《平望志》卷1《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册，第45页上。

⑧嘉靖《吴江县志》徐师曾序。

⑨康熙《续吴江县志》（康熙三年邑人董尔基纂）《序·董尔基序》，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旧抄本，第2a页。

面，聚落拓展，田赋渐增；另一方面，吴江的开发阻碍了上游向中下游泄水之势，不利于冲淤，导致中游积潦，下游淤河。①这就是导致“吴江”问题出现的基本原因。据后来水利学家记载，当时举荐单锷的苏轼曾断言：

若要吴松江不塞，吴江一县之民可尽徙于他处。②

笔者暂未确认苏轼在自己的著述中真作此论。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许多后起水利学家对此坚信不疑，征引并推重，用以阐述太湖统筹治水的理念。于是，从苏轼开始，整治太湖泄水的问题与吴江县的存废问题，常常被捆绑在了一起。明代学者周大韶就曾指出了这一捆绑现象：

盖水之在天地间，每随气候以为盈虚，犹人之鼻息然也。古今言水患者，必先于吴江，及归咎于长桥挽路也。然考之宋元以来，其变迁之故有不尽然者。③

明代的归有光则推测，苏东坡的“发挥”并不符合单锷的本意：

单锷以吴江堤横截江流，而岸东江尾茭芦丛生，泥沙涨塞。欲开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去涨土，凿堤岸千桥走水，而于下流开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虽知松江之要，而不识禹贡之三江，其所建白犹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苏轼有言：“欲淞江不塞，必尽徙吴江一县之民。”此论殆非锷之所及。

今不镌去堤岸，而直为千桥，亦守常之论耳。④

为此，归有光认为改长堤为长桥，其实也是单的主张，不失为解决“吴江”难题的补救之策。周大韶也有相似的看法，他主张“治水有古今之异宜”，不同时候的治水形势各不相同，不能以古诬今，太湖以东水土变迁本来就是应有之理，他举了明代嘉靖年间的例子进行说明，吴江县南境有一牛毛墩，四周本是水面广阔的东湖，嘉靖二年（1523）之后，由于水势变化，到万历年间已成田地，民众聚居。昔湖今田，太湖水势日渐，虽然屡浚河道，但一部分水面成陆是在所难免的趋势，即使废去吴江长桥，也未必奏效。因此，后世不应迂腐地再强调废除吴江长堤，甚至废长桥或迁吴江之民的必要性。⑤

总体而言，笔者比较赞同归有光和周大韶的分析，因为他们都从宋代以后实际的低乡开发进程出发，因此也较全面地评价了吴江设县和开发的影响。11世纪的吴江迎来了快速垦殖的机遇。另一方面，以单锷为代表的一部分水利学家，试图从权衡吴江长堤的利弊，并以此促使官方重视太湖以东泄水河道的疏浚和规划，避免吴淞江中下游水利失序。然而北宋官府接受了“治田为先”的建议，却将水利学家的“泄水”之论旁置。单锷的批判性水论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因此，支持单锷的苏东坡，很可能因此利用单氏水论，强调长堤为吴江增赋，而令三州受患的矛盾，并将之推向了极致。不过，他同样没有改变11世纪后吴江县继续围垦开发的步伐。

二、嘉定创县与官方的高乡治理

12世纪的高低乡垦殖进一步推进，到12世纪后期，塘浦堙塞的趋势也显露无疑。低乡的围田与开浦并行，高乡地区随着农田的开辟，冈门、横沥的水网平衡逐渐损坏。人们在冈身地带种植农作物的同时，还不断地铲削冈身、取土作筑，并开辟陆路，高阜崎岖的冈身地

①（宋）单锷：《吴中水利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史部地理类，第576册，第4页下－5页上。

②（元）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明钞本影印，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史部第221册，第82页上。

③（明）周大韶：《宜兴西氿水利议》，收入（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9《水议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史部地理类，第577册，第347页上。

④（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集》卷3《水利论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⑤（明）周大韶：《宜兴西氿水利议》，第347页下－348页上。

貌逐渐趋于平坦。12世纪以后，人们对冈身的认识不断加深，方志对于冈名的记载也不断增加，且越来越精确。种种迹象表明，高乡开发速度12世纪显著加快，聚落也进一步拓展。南宋嘉定十年（1217），嘉定县设立，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

嘉定县境在唐代属昆山县疁城乡，因此后世常简称嘉定为疁。嘉定十年（1217），“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谓与昆山相距辽远，奏割县东安亭、春申、临江、平乐、醋塘凡五乡二十七都，置都于练祁市，纪之以年，故云嘉定”。①现存最早的嘉定县志——正德《练川图记》概括了嘉定设县的基本过程。与吴江县相比，嘉定设县晚了三百年，文献保存状况稍佳。尽管有限的史料仍不足以全面揭示沿革细节，但与嘉定立县有关的两份重要官方文书《宋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请创县疏》和《宋知县高衍孙创县记》，②得以传诸后世，已是十分难得。

赵彦橚和王棐在上疏中，陈述了嘉定设县的具体理由，其重点在于昆山县境广阔，东乡难治。③昆山的东七乡基本处于高乡，由于滨江傍海，与地处风水宝地的马鞍山相距颇远，赋税征收以及治安维护问题令官方感到棘手。文中对昆山东乡治安失控、劫盗横行问题已有诸多描述，而赋役疲难一项，应是关键弊害。据淳祐十一年（1251）修成的《玉峰志》所载，“自嘉定分治东邑，赋随地迁，由是岁输减半”，昆山县共输秋苗额管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七石五斗九升。④以此数字，参照赵、王之述，分县前昆山东七乡岁欠秋苗四万余石。一方面可知东七乡逋赋之严重；另一方面则可推想当时昆山高乡开发的水平，因为按官方的评估，其税额可提升到（处于低乡的）西七乡的水平。然而，东七乡在农垦和聚落拓展中地方豪强势力凸显，他们掌控垦殖之利，不纳税，不服役，甚至敢于结众拒官。商量湾、杨林两寨起不到管制作用，而东七乡二十年间也无保正为官府征输，官方行政难以实施，这就造成了“赋役扦格之害”，使东七乡成为昆山难治的症结所在。东七乡赋役逋负，很可能拖累了西七乡，西七乡的民人对于东七乡另置一县，应该是十分赞成的，这也许就是上疏中所言“今日所乞，庶使近畿之邑，无不率化之民。寇盗可弭，赋役可均，于公于私皆有利益”⑤之语的潜台词，也即是说，嘉定设县对于昆山县均赋役、理刑名都是大有裨益的。

据赵、王所言，有关在练祁市添设一县的调研和筹备工作，在嘉定七年（1214）已经启动。当时，平江府并未将调研任务委任于昆山县，而是委任两个附郭县的——长洲县娄主簿和吴县丘县丞到练祁考察。不知期间是否有昆山地方上的阻力，这两名认为，确实有建县的必要，但“恐有起廨宇等费”，担心营建成本过大，于是建议先添置一巡尉，改善东七乡行政。不过，赵、王认为，“东七乡之顽根深蒂固，决非邑尉之卑所能耸动。察其理势，莫若置县之为利便”，坚持“就练祁要会之地置立县治”的主张，报尚书省获准，正式下令创县，并初步决定参照此前绍兴府新昌县和处州府庆元县的创县体例实施创建。⑥决策既定，第一个程序是“张官置吏”，嘉定十一年（1218）四明人高衍孙被委任为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的首要任务，就是具体落实新县创建工作，《宋知县高衍孙创县记》讲述了这一过程。⑦高衍孙认为，庆元三年（1195）庆元县创县的经验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其设县出于豪民上户所请，是一个自下而上，然后上下齐心的过程，而嘉定创县则是出于官方施政考量，是在地方豪强专横难治的困境下实施的强硬举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县建立要得到地方的接受，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地方权势因素，否则可能“玉石俱焚”。

按高知县的分析，再参照此前吴县和长洲调研后的主张，不难推知，当时不少在嘉定设县前后，有着诸多的疑虑。除了民心向背，最大的顾虑恐怕就是创县后，如何在豪

①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建置》，十七年油印本，第1a页。

②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建置》，《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421号，第77－80页、第80－83页。

③《宋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请创县疏》，载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建置》，第77－79页。

④ 淳祐《玉峰志》卷中《税赋》，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3b页。

⑤《宋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请创县疏》，第79－80页。

⑥《宋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请创县疏》，第79页。

⑦《宋知县高衍孙创县记》，载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建置》，第81页。

民专横的地盘中筹措经费，筹措营建公廨的经费。针对这个难题，高衍孙的策略是以逋负添营造，把嘉定十年（1217）前的部分欠额折成营建费用，另外，新县设立后削减部分税额，以安抚民心。

从后事看来，高衍孙的软性兴建的决策，一定程度缓解了平江府强硬设县带来的紧张。如《宋知县高衍孙创县记》中所言：“民听既孚，始事兴作……苟为政者，忿其顽，严刑峻法以绳之，故民有竞，心愈激，而不可革。若能抚摩其疾苦，启迪其所趋向，则良心善注，孰不油然而生。”①在落实了经费之后，各项兴建工程在嘉定十三年（1220）初竣工，营造情况如下：

以楹计者，县百有奇，若丞若簿四十有五，尉五十有五，学宫四十仓廪惟半，祠社有坛宇，宾饯有驿舍，郊设门关，巷植名表，酒馆花圃，以次备具。若夫营造之费，则有朝廷拨赐五千缗，本府给助一万缗，丁丑岁畸零苗税一万四千五百余缗，米二千三百余斛，足以充所费三分之二，其余干旋酒税，仅仅给用，迄于告成，而民谓无扰。

②

从这笔统计中，大略可见13世纪江南创建一县治的规模。在整体经费调配上，平江府助三分之一，嘉定十年（1217）新县存留的赋税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从杂税以及其他渠道调配，大概包括东七乡欠赋的转充额。《创县记》中虽提到一句“取财于旁郡”，但在这些统计中未见昆山或其他县份的助建款，即使旁郡有所助建，也是象征性的贺仪，额数不多。

嘉定县治设于练祁市。练祁塘界于嘉定县市，东西长七十二里，据洪武《苏州府志》所述，该塘原本“西通湖中之流，清澈而深，波澄如练，故名。其后江水不通，遂开水路，接东海之潮，至今有泽潮之说，积淤深浅，随潮之往来也。”③正德《练川图记》也强调，后来新开的通海潮的练祁塘，“非囊时之练祁塘”。④从练祁塘的变迁，可以窥见13世纪高乡开发导致水利变化之一斑。

综上所述，嘉定立县是13世纪昆山高乡农作开发和聚落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官府为建立高乡税收秩序和治安秩序，并减轻昆山的财政、治安负担而作出的较强硬的区划调整决策。其实施过程，又反映了高乡开发中官府与地方乡豪势力的利益妥协。

三、华亭升府和上海立县的基础

从嘉定建县后到南宋灭亡，高乡未有新政区的设置。入元后，朝廷对高乡政区进行了新一轮的增设和调整，这一过程从至元十四年（1277）开始，到天历元年（1328）完成，共包括华亭升府、上海立县和昆山移治太仓三大变动。其中，松江府的变动贯穿了始末，其确立过程颇费周折。

华亭升府和上海创县，都是元廷基于南宋末华亭县的辖境作出的区划调整，前面提到，吴越国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分苏州南境置秀州，华亭县隶属于秀州，南宋庆元元年（1195），秀州升为嘉兴府，华亭县仍隶属之。入元后，区划变动过程如下：

元至元十四年升华亭府，时以县五万户者为州，华亭户登二十三万，故立为府。

十五年改松江府，以吴松江名。属江浙行省嘉兴路。二十九年割华亭东北五乡为上海县，直隶省府。泰定三年罢，以两县属嘉兴路，立都水庸田使司于府治。天历元年罢

①《宋知县高衍孙创县记》，第82－83页。

②《宋知县高衍孙创县记》，第82页。

③洪武《苏州府志》卷3《川·塘》，《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432号，第191页。

④正德《练川图记》卷上《水》，第2a页。

司复府。①

“户登二十三万”，是华亭升府的依据，另一个重要的立府基础，是赋税规模的扩大。明清两代学者在解释明代以后江南赋税繁重的原因时，常常指出，宋末到元代中期就是苏、松地区赋税额迅速攀升的关键时期。顾炎武在他著名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一文论述了苏松重赋的原因：

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②

有关苏、松重赋的问题，在学界已经有诸多讨论，各家观点也不尽相同，在此暂不讨论。根据顾炎武的论述，倒是可以思考另一个问题，即是宋末元初从华亭县到华亭府，再改为松江府的过程，与赋税问题有何关联？讨论这一问题，笔者须从南宋后期华亭县的赋役改革过程述起。

南宋隆兴、乾道（1163－1173）以后，在吴淞江以南地区，围田增长迅速，东南港浦淤塞的趋势加强，华亭县不少地区旱失灌溉，潦苦迂缓。到13世纪初，官、民豪户以及寺观围田愈演愈烈，易名请佃、围外增围、开而复围、易围为荒的舞弊行为屡见不鲜，淀山湖区的湖田开垦，以及华亭县境内湖泊因围垦而消失的现象尤为突出。官吏畏惧权豪，又贪图围田增租，面对水利状况的恶化，疏于治理，苟且因循。③

在嘉定设县这一大举措顺利实施运作之后，13世纪30年代，平江府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赋役调整，这场在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蕴酿，在端平年间（1234－1236）实施的改革，常被后世的苏州地方志简称为“端平经界”。“经界”是指“经界法”，它不是端平年间的首创，而是在南宋绍兴年间开展的土地清查和登记运动中早已成型的赋役改革体系，端平经界是对经界法的一次回归和修复运动。在绍兴年间由李椿年主持的“建行经界”的改革中，许多地方“俾编户实书其产，依土风水色认两税，履亩授，砧其贰藏之官，于是州县无隐田。”④“经界法”对确立地方赋役制度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当时平江地区是“经界法”实施的中心地带，在改革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到了13世纪初，岁久弊坏，经界废弛，田产隐匿、实收锐减的趋势暴露出来，在高乡地区如嘉定县，田赋之利落入乡豪手中，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形，而在太湖以东其他地区，状况也不容乐观，以华亭县为例： 华亭浙右壮邑，岁入苗号逾十万石，实六万七千有奇，而县官岁督才三万八千止。

盖自绍兴经界，迄今百年，官无版籍，吏缘为奸，隐匿诡寄，弊倖非一重。以此邑西连湖，北枕江，东南并海。田□于水，无岁无之。繇是赋役俱病，交困，而争讼四起。⑥

面对围田激增却经界大坏的局面，平江府实施了“修复经界”的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平①正德《松江府志》卷1《沿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5册，第26－27页。

②（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360—361页。

③（宋）卫泾：《与提举郑霖论水利书》，收入（明）姚文灏编，汪家伦点校：《浙西水利书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宋）卫泾：《论围田劄子》，载（宋）卫泾：《后乐集》卷13《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集部别集类，第1169册。

④嘉定《赤城志》卷13《版籍门一》，《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560号，第7173页下。

⑤有关经界法实施的过程和意义，可参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第一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7页。

⑥（宋）袁甫：《修复经界记》，载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290页。

江行于常熟暨嘉定，嘉兴行于华亭，而规模区划未有若华亭之详且密者”，①华亭县令杨瑾在端平元年（1234）修复经界的改革缜密有序。②在修复经界的核心措施之外，华亭县进行了一些赋役制度的调整。③经过赋役改革，在端平元年（1234），华亭县秋苗共计五万七千八百一十石，其额数虽然只比递年之数多出二万，但整个赋役体系得到了较好的调整。④端平经界的定额维持了三十余年，到了景定四年（1263），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宰相贾似道推行了公田法，官府强制性买民田作为公田，出佃纳租以充军需。尽管这场公田置买运动收到地方势力的反对，但官方还是强硬地推行，华亭县秋苗米加征一十五万八千二百石有奇，按绍熙年间旧额追加，共计二十七万五百一十六石。⑤在地方的反对气势足以令官方将要罢公田之籍时，南宋王朝灭亡了。⑥到了宋末，用圆斛计量，官民田土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余石。⑦

生活在宋元之交的周密（1232－1298）在《齐东野语》中曾对宋末公田法作此评价：今宋夺民田以失人之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⑧

周密之语耐人寻味，景定年间强买公田、广增税额，打破了端平经界所稳固的赋役。十余年间未及调整，宋亡元兴，元代入主江南时，赋税起点是较高的，如顾炎武所述，元代没有提高税则，但诸如平江、华亭的税额仍是极为可观。何泉达在《松江历史和松江府建置沿革述略》一文中，指出“两浙之富虽富在嘉兴路，但嘉兴路之富，实在松江府……元朝紧接华亭县升格为华亭府后，又将其改名松江府，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附丽，是松江府在全国经济格局中赫然跃起的特殊表示”，⑨他在文中直接从元初松江府在两浙田赋中的地位进行分析，而尚未追溯宋末赋税改革导致华亭县田赋激增的重要过程。

明代的顾清在其所撰正德《松江府志》的《疆域》一门开篇写道：

松江虽名富饶，郡其实古一县尔，分而为二，庸赋日滋，而封域犹故也。观此可以知民力云。⑩

其实，元初华亭升府，进而由析置上海，形成领两县的松江府，其重要基础在元代打下江南之前就已经奠定。这个基础就是宋末从端平经界清田定额到景定公田激增田税的改革过程中，所确立的巨额官田赋税。

大德以后苏松田赋的进一步增额，则是元初经营海漕，以及对占田豪户的进行调整的结果。元朝在江南建立统治后，利用豪强盐枭势力建立起海上漕运体系，将江南的财赋运往大都。为了保证漕粮正常征解北输，至元年间，对有功于漕运的豪户，元廷给与他们在地方广置田宅、经营盐运的诸多。在大德以前，元廷对于海漕下的税家漕户，以及在地方广占田产的豪户，既采取了招抚和利用的策略，但也想方设法力保宋末大量的公田被豪户占垦后，仍能为官方所控制，并课以官田重租。据《农田余话》记载，宋末占垦淀山湖湖田的曹梦炎一族，在元初曾以谋反之罪被课以重罚：

时有人以谋反不法事告……上怒，命下系丞相，赴京取问，遂服罪，曹氏粮万石宣投，遥在浙东道宣慰副使。有司以文字上增“岁献”字，以是岁岁趣之，子孙为之累，厥后有司以湖田散佃于乡民，以足其数。在前元元真大德皇庆间言也。乡人苦其

①（宋）郑起潜：《修复经界本末记》，载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292页。

②（宋）郑起潜：《修复经界本末记》，第292页。

③《附录便民省劄》，载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294－302页。

④（宋）袁甫：《修复经界记》，第291页。

⑤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302页。

⑥孟繁清：《元代江南地区的普通官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4年第3期，第70－76页。

⑦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303页。

⑧（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7《景定行公田》，《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⑨何泉达：《松江历史和松江府建置沿革述略》，《史林》2001年第4期，第49－58页。

⑩正德《松江府志》卷1《疆域》，第31页。

豪横，有作对偶云“雪洒荒郊，白占田园能几日，烟迷旷野，黑漫天地不多时”之语，北人目之曰“富蛮子”。①

这一添字增贡的戏剧性情节背后，是官方与豪户的利益妥协，受累的其实是松江府境众多的官田佃户，据元末贡斯泰所言：

（松江府上海）县在东海之滨，其民多豪强，轻于犯法，所谓三甲五甲，尝再挺为乱，尤号难治。岁输粟三十万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额重租耗，民多闭偿，中产之家，岁一当徭，即破荡无几。②

大德以前，诸如宋季公田、曹氏湖田等大额财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海漕的。海漕和钱粮事务是松江府立府后的主要政务。立府初期，许多松江府就因有功于海漕受到提拔，譬如曾任海道漕运万户府知事，“漕事迄办，佥以为能”的金华人王肖翁被委任为松江府判官，③又如至元中随元廷打下江南，任松江知府的太原人刘宣，上任后很快转任浙西宣慰司同知，“奉诏理算各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为政“威惠并著”，受到表彰。④

在至元后期到延祐年间，漕运规模总体上呈持续上升之势头，在松江府设立之后，为进一步维持海漕的正常运作，元廷对苏、松州县政区作出两个新的调整，即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县的设立，以及延祐二年（1315）昆山州移治太仓。

按弘治《上海志》的说法，上海旧名华亭海，又称上洋或海上。在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⑤南宋以后，吴淞江中下游加速淤塞，青龙镇因此也失去昔日之地利，逐渐走向衰落。在这样的形势下，华亭县的外港从青龙镇转到上海镇，在宋末，官方在上海设置了市舶分司，入元后，朝廷也意识到上海镇的重要性，在此设立上海市舶司和榷货场。⑥至元十八年（1281），官方在上海镇西南三十六里的乌泥泾镇设立了“太平仓”，当时“国家调度参知政事郑公董师海上，以粮道为第一务，运漕转输，莫此为便，相地立仓，议峙粮二十万石”。⑦这使得元代的乌泥泾镇盛极一时，后来张瑄以海漕隆显，还曾在乌泥泾广置第宅。⑧在松江府成立前后，上海镇一带其实已经发展成为海漕转运的重地。

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升府，一年后改名为松江府。海漕大拓使得松江府成为钱粮之大府，松江知府的品秩也由此升至四品，“与苏、嘉大郡同秩”。⑨当时，松江府虽然是隶属于嘉兴路，但其实府下都是位高权重。据弘治《上海志》所载，上海建县源于松江知府仆翰文之请，而他的设县主张源于一场官威对峙的小风波：

割县之请，从知府仆散侯翰文也。始府犹隶嘉兴路，有倅簿责来，时府监受知权近，倅不知礼之，府监怒曰：“我四品秩，彼六品耳。彼以庶僚遇我耶？”因与竞诋辱之。由是侯慨然以地大户多，建割县，直隶于省府焉。⑩

这则故事所透露的细节相当重要，即是说，海漕重镇松江府的地位与其政区上下统属关系不相称，松江府对朝廷海运大政负责，不容嘉兴路随意节制，要保证钱粮征解的繁重事务

①（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子部第239册，第326页。

②（元）贡斯泰：《玩斋集》卷10《墓志铭》《奉训大夫绍兴路余姚州知州刘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集部别集类，第1215册，第690页上。

③崇祯《松江府志》卷30《名臣宦绩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68页上。

④正德《松江府志》卷23《宦绩上》，第369－370页。

⑤弘治《上海志》卷1《疆域志·城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7册，第26页。

⑥弘治《上海志》卷1《疆域志·城池》，第26页。

⑦（元）张梦应：《太平仓记略》（至元二十二年撰），载弘治《上海志》卷2《山川志·镇市》，第77页。

⑧弘治《上海志》卷2《山川志·镇市》，第76页。

⑨（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1，第320页下。

⑩弘治《上海志》卷1《疆域志·沿革》，第27页。

得到有效处理，就必须在地大户多的转输重地上海镇设县，并直属江浙行省。于是，仆知府的申请合乎海漕大政，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上奏后，设县方案很快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得到朝廷的批准。下令：

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命分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凡二十六保立县，上海因以名，隶松江府，从参政冀公之请也。领户六万四千有畸，岁计粮十有二万余石，酒醋课程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①

新县既立，在划定疆域、确定领户及钱粮之后，公署、学校等配套营建任务摆上日程。上海以镇升县，原先无故城，设县后，县令“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而议者又谓，市虽偪浦而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谋而屡寝焉。”②至元末期，上海新县未能得到足够的经费营建新公署，只能暂驻原上海镇总管府运粮千户所旧榷场，当时“庭宇湫隘，藏椟无庋，系囚无圉”，县衙颇为拥挤。直到建县八年后，即大德三年（1299），由于上海市舶司归入宁波，衙署腾出，上海县衙颇显宽松，但庭宇已相当陈旧，不久在一次台风中破损严重，达鲁花赤雅哈雅忠显在得知惨状之后，才作了表态：

县所以理民事治，所以耸民瞻，非若舶之仅储商货而已。守舶之旧，而不思改观以雄并邑，又将以舶目吾县。锦何为而制？琴何为而鸣？殊失圣朝移置之意。③

在上峰的意旨下，上海县官吏才对营建加以重视，并劝使富户捐助。大德六年（1302），县衙终于落成，按上海县学教谕唐时措的说法，才达到“治与县称，县与郡称”④的正常状态。

上海县学的前身是上海镇学，主持者正是唐时措，上海建县后，首任知县周汝楫欲修葺之，却没有马上完成，直到元贞元年（1295）浙西廉访佥司朱思诚巡至上海，传达崇儒精神，修学一事才被重视起来，由乡豪费拱辰捐赀修缮一新。据元贞元年（1295）松江知府张之翰记载：

浙西廉访佥司朱君思诚按行是邑，适予偕至。越二月朔，率其属拜宣圣殿。时县僚迫以田粮四出，皆不得与邑事，因诿乡贵万夫长费拱辰修葺之，乃饰正殿，完讲堂，买邻地而起斋舍。⑤

修学过程与营建县署有几分类似，都是无暇，豪户捐赀，这反映了元初上海由镇升县后，县政运作的情势，合参张之翰和唐时措的叙述，此处可以略作分析。上海设县本就是海漕的产物，虽由舶升县，但县政中心仍是田粮舶运，为了完成任务，四出务漕，并不在意其他县政，许多新县治理事宜，实际上也是通过海漕来调度税家漕户去完成的。可以说，至元末立县后，甚至在大德二年（1298）废上海市舶之后，上海县政仍处于半舶半县的状态。正如同达鲁花赤雅哈所言，“守舶之旧”，“以舶目县”，而“不思改观”。

四、松江定府和昆山移治的经过

大德年间，元廷对江南的治理进入了一个较大的调整期。这一时期的调整包括和打击气焰渐长的税家漕户的权力、整顿赋役和农田水利制度，还包括苏松重设区划使之与海漕相适应，

大德年间，朱清、张瑄因树大招风，惹来兔死狗烹之祸。元初江南许多民户投靠海漕诸公，将大量田产投献，作为“户计”，求得庇护。大德诛豪户，大量的投献田产被没收，归

①（元）唐时措：《县治记》，载弘治《上海志》卷5《建设志·公署》，第159－162页。

②弘治《上海志》卷1《疆域志·城池》，第38－39页。

③（元）唐时措：《县治记》，第160页。

④（元）唐时措：《县治记》，第161页。

⑤（元）张之翰：《建学记》，载嘉靖《上海县志》卷8《文志下》，二十一年（1932）传真社影印吴兴周越然藏本，第15a－16a页。

入官田，投寄的“户计”编入官田佃籍，①这使得大德年间松江府的税额急剧攀升。如顾炎武所说的，这笔增额再加上后至元年间（1335－1340）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松江府税粮总共就激升到了八十万石。奠定了苏松重赋的基础。

至元末年到大德年间，官方非常重视吴淞江水利，其重要原因在于势豪围荡占田，既与官府争田税之利，又妨碍漕运交通，于是朝廷下令，“每年海运的粮斛多在浙西，有吴淞江淤塞地面，若是有人种田，或别占着的，不拣什么人，休教阻当。”②

根据上海县政的情势可以看出，当时漕粮征输是松江府行政的中心事务，而诸多行政事务的实施，还须依仗地方占田纳户的豪强。另一方面，当时官田的租佃关系也较为复杂，税粮征解工作需要花费较大的行政成本，农田水利事务在新的州县区划关系中也颇难统筹。大德年间平江路立水利专官都水庸田使，针对围田与治水的积弊，官府试图通过固定机制进行调整，承认了富户占垦湖荡围田的既成产权，但确定围田纳租，作为都水庸田使司募工治水的费用。③该方案试行见效。大德六年（1302）平江路立行都水监，同时推行更为强硬的照田派夫役的，④两年后，朱、张构祸，官府正式削权豪之势。此后，便是至大（1308－1311）初年督治田围，以及泰定（1324－1327）初年的开江。

江浙行省设置行都水监，旨在治水，但由于涉及赋役整顿，因此等于行使了府县的行政职能，再加上朝廷赋予节制地方的权力，监司有统摄权豪的能量，因此其运作也有效地支持了海漕，得到朝廷的肯定。在行都水监运作的二十余年间，水利监司系统和松江府县政区系统产生了权力和事务的重叠。中书省右丞相旭万杰就认为：

（吴淞江）河道，世祖皇帝特分行司农司衙门管着有来，在后革罢了，那里有一个松江府，止管着两县，别无亲管事，务革罢松江府，将两县拨属嘉兴路，设立庸田使司衙门，专管所管的勾当，直隶省部行省为头的官提调。⑤

在海漕征输依旧可以通过行都水监的管制而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泰定二年（1325），朝廷正式下令革去松江府，代以都水庸田司，将上海、华亭两县拨属嘉兴路。已经七十岁、致仕的任仁发在此次立司后被提拔为都水庸田副使，据说此前任仁发致仕退居上海青龙镇的老家，松江府对他“有不礼者”，任仁发扬言“吾欲罢府官”，至此罢府竟成现实。⑥对于此事真伪，限于史料，难作确证。

无论如何，废府立司是一个颇不寻常的政区调整。这场突变，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海漕至上的行政理念所决定的，然而期间很可能也曾受到与地方政坛中权力斗争的影响。不过从上海县成立后县政的半舶半县状态，以及朝廷对松江府地位的“暧昧”态度，还是可以看出，从至元到泰定年间整个松江府的区划格局，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松江的府县仅仅是江南海漕的附属品，并没有达到达鲁花赤雅哈所说的“理民事治”的“圣朝移置之意”。⑦大德以后，上海、华亭两县的，面对县政的敝陋，以及税粮的繁重负担，大都无革新之力，也无纾困之心，只能因循故事，力保不失赋额。间有改革，纯属机缘巧合。譬如在至治初年，真定人邓巨川任上海县丞，体察县情，得知上海高乡土贫瘠，不宜稻稔，“有司峻期取盈，贫无所措，则里正代偿，因而破产转徙”。于是他主张将上海县苗粮改征豆麦，至治二年（1322），恰逢嘉兴治中高公巡视灾荒，邓巨川呈请改征之议。不久后，邓公获得升迁机会，被选任江浙行省掾史，他没有忘记上海之困，向上级力陈民瘼，其建议后来被提

①（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3《势不可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子部第239册，第254页下。

②（元）任仁发：《水利集》卷1《大德八年五月中书省照会设立行都水监》，第74页下。

③（元）任仁发：《水利集》卷1《大德二年都水庸田司条划》，《江浙行省添力提调》（大德二年三月），第73页、第73页下—74页上。

④《立行都水监》，收入（明）姚文灏编，汪家伦点校：《浙西水利书校注》，第79页。

⑤（元）任仁发：《水利集》卷1《泰定二年八月立都水庸田使司》，第79页上。

⑥正德《松江府志》卷3《水下·治绩》，第180－181页。

⑦（元）唐时措：《县治记》，第160页。

上中书省，终于获得批准。泰定二年（1325），下令“听以豆麦准秋粮”。①这一也惠及华亭县，地方上都歌颂邓公的功绩。

泰定废府立司后的实际运作，并未如官方所预料的那样顺畅。元代的余阙曾作一序，送其友樊时中到江南赴任都水庸田使，他在序中写道：

国家置都水庸田使于江南，本以为民，而赋税为之后。往年使者昧于本末之义。

民尝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尽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复逮系告者，而以为奸，治之其心，以为官为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于是吴越之人，咻然相哗，以为厉已。②

可见，当时的都水庸田司的许多，实际上只务漕事，不问民情，导致地方积怨颇深。另一方面，大德以后朝廷在对待地方豪右问题上过于强硬，可能难以得到他们的支持，都水庸田司施政的偏颇，成为他们串同部分提出反对意见的借口。后事证明，泰定立司的区划变动举措的确过于草率，到了天历元年（1328），终于承认“自立庸田司以来，殊无实效”，因此下令“罢而复府”。③

在后至元初年，江浙行省检校官王艮坚持免征松江田粮增科，他如同邓巨川一样为时人所称道。当时，徐瑨、潘文桂状告豪民曹梦炎（按，即是前面提到的宋末广占淀山湖湖田，元初被指谋反，因而献田于官的曹氏）等占种湖田草地，还有瞿时学等隐匿沙塗之事。王艮被委派前往查勘，他在考察后认为，从宋末到元初，华亭升为松江府，至延祐年间税粮已激增到八十三万，“以一县之民，分为两县，以一县之官民田土，加以亡宋公田重额之租，至归附后括勘经理，及断没朱、张田粮，比之亡宋又增一倍。地力既竭，民亦重困”，此外，沿海沙塗额办盐课也是负担极重。对有关权豪占田的状告，他认为状告者徐、潘是出于报私仇而歪曲事实。④王艮揭露了当时官场斗争引起增赋纠纷的内幕，也阐释了大德以后松江田赋的复杂问题。总体上看，邓巨川和王艮的改革，实际上不仅体现了他们为官之仁德，更反映了松江府县地方在海漕重负下的利益诉求，但能在当时的情势下，能通过改革使得豆麦改征成定制，并免于田粮增科，实属不易。至于他们在改革之时与诸如曹、瞿等地方权豪是否有合作，则另当别论了。

经过大德后的调整，天历年间开始，松江府的设置自此终于确定下来，在后至元时期，增赋的势头也被及时扑灭，府县行政稍得稳定。在松江府及其属县区划和行政的曲折调整的过程中，平江的区划变动倒显得较为顺畅。至元十八年（1281）升平江路之后，⑤在海漕下，平江路唯一的大变动，是延祐二年（1315）昆山移治太仓。

至元以后海漕的发展，令元廷尤为重视江南的航运，对通海大浦有所规划整治。与吴淞江，当时水势已经发育壮大的刘家港更符合通海大港的要求，于是，元廷选择刘家港所在的太仓，作为江南漕运出海的起点。在北宋水利学家郏亶的水利书中，他提到了“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堽身”⑥，淳祐十一年（1251）的《玉峰志》也提到了太仓以东的“太仓冈身”。元代以前，太仓一带与其他高乡地区的垦殖进度并无二致，相传太仓“历晋唐宋，田畴半辟，居民尚不满百”。⑦元初海漕之兴，则极大地带动了太仓的聚落发展，朱清、张瑄

①弘治《上海志》卷7《官守志·惠政》，第238－239页；（元）汤弥《上海县苗粮改科豆麦记》（泰定四年六月），载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311－312页。

②（元）余阙：《青阳集》卷2《序》《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集部别集类，第1214册，第378页下。

③正德《松江府志》卷3《水下·治绩》，第181页。

④《江浙行省所委检校官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载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第312－317页。

⑤正德《姑苏志》卷1《郡邑沿革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1册，第71－72页。

⑥（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第266－267页。

⑦（明）陈伸：《太仓事迹考》，载周煜编：《娄水文征》卷7，清道光十二年刻本，第15b页。

和其他豪强落户太仓，致力海漕，令太仓盛极一时，①海运之盛，番商云集，使太仓成为名副其实的“六国码头”，②元贞二年（1296），昆山和常熟、吴江、嘉定四县升为州，当时太仓一带是昆山辖境。鉴于海漕事务的中心地位，延祐二年（1315），昆山将州治徙于太仓。③作为海运起点，太仓地位不可动摇，设于太仓的昆山州治也一直延续，直到张士诚据吴时，才回迁马鞍山旧县城。

结论

在略作结语之前，笔者先将以上提到的宋元时期太湖以东政区增设的情况，比较直观反映在附图中。综括全文，我们可作以下认识：

其一，从吴江县设立、秀州分置到嘉定设县的区划变动过程，反映了元代以前高低乡农田水利开发和水陆交通发展的成果，并呈现出从低乡向高乡拓展的趋势。用“地域开发——政区增设”的模型来概括这个过程是大致可行的。不过，通过历时性考察，更多层面的问题值得重视。譬如由吴江和吴江长堤“捆绑”而成的“吴江”问题，可以借以了解10到11世纪低乡加速开发与高低乡水利、水学的关系；嘉定创县和营建县治的过程，则集中反映了12世纪高乡的乡村权势与官府行政的关系，看到了官府通过与乡豪势力的利益妥协，逐步建立起高乡的王朝统治秩序。

其二，元代的政区增设，直观地呈现出海漕主导下高乡开辟的色彩，华亭升府、上海立县、昆山移治太仓，从东南沿海到东北沿海，从上海镇到刘家港，整个区划格局的变动，直接服务于海上漕运的布局。然而，仅仅看到交通地理的契合，还不足以理解海漕与政区调整的关系。其间宋末公田重税转为元初巨额漕粮，宋末豪民转为元初漕户等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全面地体现了元初海漕的基础及其影响，深入探析这些细节，元代松江府及其属县在建置和运作中“辗转反侧”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

明代的王鏊在弘治《上海志》序言中这样写道：

今天下名郡称苏松。松之属邑才二，曰华亭，曰上海。上海故华亭之东维耳。至元割为县，土壤始分，非独人之为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势，民之习俗，亦若有殊焉……

松一郡耳，岁赋京师至八十万，其在上海者十六万有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

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④

通过本文的讨论，再回顾王鏊的序言，其论断之意味颇为深长。上海升县，乃至松江升府，也许“非独人之所为”，但绝非“无人之所为”。假如没有宋末两次田赋改革清田增租，假如没有元代治于大都而通过海道北运巨额漕粮，即使三江既去，黄浦独尊，那么华亭很可能只会长久地作为嘉禾普通一县。政区沿革与地域开发得以发生关联，与官府行政机制密不可分。官方的开发活动，都是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以及具体的行政机制下，通过基层州县去开展的。用一种图景来表述，即是在地域版图上，居于最上层的，其实是一张变动着的行政区划的大网，以及一张与各级政区相匹配的官僚等级的大网。假如没有松江漕粮激增，知府位高权重，导致路、府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那么上海县的诞生也许还要延迟。也许有人会说，太仓的崛起，全然是由于刘家河的壮大而带来的区位优势，但是，假如没有漕运的支撑，太仓至多具备海贸港口的优势，而不会成为当时江南最大的港口，明代太仓的立州，恐怕也缺失了元代海漕所带来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历史终究不容假设，真实的区划进程就是这样，在

①（明）陈伸：《太仓事迹考》序，第15a页。

② 弘治《太仓州志》卷1《沿革》，《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册，第12页。

③ 弘治《太仓州志》《凡例》，第5页。

④弘治《上海志》《王鏊序》（弘治十七年），第2－5页。

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机制下的地域开发中应运而生。当然，明代以前太湖以东区划的调整，也适应了地域开发导致的水利形势的变化。这种社会机制与环境机制的相互作用，就造成了新的区划逐渐给人以“天之分野，地之形势，民之习俗，亦若有殊焉”的感觉，形成以政区为单元的独特景观。不过，通过对具体区划的辖境中风俗的分析，或许可以从不同地点的独特景观中，“拆解”出其所反映的不同层次的开发过程。譬如顾清在正德《松江府志》中叙及风俗差异时，就曾分析道：

诸州外县多淳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好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①

不同时期地域开发的社会机制，正是以这种方式累积在区划单元的不同“地层”当中。

历史政治地理学既需要在地方行政制度层面上，考察不同朝代或时期的政区格局和演变规律，也需要研究一定范围的政区演变特质，进而把握特定地域的开发的时空特点。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政区地理对于区域社会史或者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而言，既可以提供动态的空间视野，也可能提供意涵丰富的时间脉络，值得我们将其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①正德《松江府志》卷4《风俗》，第198页。

附图宋元时期太湖以东政区增设

地图说明：1、该序列地图取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2.0版之“时间序列数据浏览”，每幅地图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该地图中政区分布状况所处公元年份。

2、该序列地图主要反映政区变动。湖泊河流数据固定为1911年数据，不反映时间序列变化。

3、908年地图主要反映了后梁开平三年（909）吴江设县前的政区格局；

940年地图主要反映后晋天福四年（939）分置秀州后的格局；

1277年地图反映元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升为华亭府，隶属于江浙行省嘉兴路之后

的格局，图中的嘉定县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已经设立；

1328年地图主要反映元天历元年（1328）松江府由都水庸田使司复府之后的格局，图中

的上海县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立，常熟、吴江、昆山、嘉定四县于元元贞二年（1296）

升为州，昆山州治于元延祐二年（1315）移至太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