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史

关键词  藏书楼  中国图书馆史  宋代

   “藏书楼”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藏书楼”一词记载的详细考证，得出“藏书楼”术语起源于南宋的结论。

回顾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中国藏书史、图书史、印刷史和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人们不难发现对“藏书楼”术语起源的问题鲜有人专门论及。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吴晞先生，他在1996年出版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中提出，“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考定”，所以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即“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其论据是“据《新唐书．李鄘传》记载：‘鄘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唐朝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同时，他又指出“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期，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论据是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楼’，‘××阁’的雅称，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为当时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藏书楼作为一种藏书实体是古已有之，但藏书楼这一特定名称是唐宋之际才见于记载，并于明清之际开始普遍在社会上盛行的”。

尽管笔者也认为“书楼”与“藏书楼”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均为表示藏书处所的名称，但“李氏书楼”和“书楼孙氏”都不能作为唐代已出现“藏书楼”术语的论据，两者之间仍有一字之差。至于吴晞先生提出“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期，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的观点，理由是出现了大量的“‘××楼’、‘××阁’的雅称”，就更不能作为“藏书楼”术语使用的论据了，这些“××楼、××阁”恰是各藏书处所的专用名称而不是通用名称。另外，2004年程焕文先生在《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提出“‘藏书楼’完全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理由是“‘藏书楼’这个名词在我国晚清以前鲜有人使用，它的产生和流行是晚清西学东渐的结果，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西式图书馆和中国人创办近代图书馆的结果”。所以，“‘藏书楼’和‘图书馆’都是西学东浙的产物”，“‘藏书楼’完全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所以不可以用近现代的通用名称去称谓古代事物，正如我们不可以把‘宰相’通称为‘总理’、或把‘算盘’通称为‘计算机’、或把‘翰林院’通称为‘科学院’等等一样”。他同时还提出“最早使用‘藏书楼’这个中文名称的应该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程先生的这一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学术界认可，至今也无人提出过疑义．图书馆史研究专家吴稌年先生认为，“程焕文先生对‘藏书楼’一词来源的厘清，可谓对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大贡献，他得出的‘藏书楼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大抵在戊戌变法前后，藏书楼一词在中国便开始流行起来’的结论，将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古代藏书楼发展阶段的新观点”。

笔者认为鉴于“藏书楼”一词是中国藏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学术界有必要对其起源于何时、它在宋元明清文献中是如何使用的、我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是否存在直接以“藏书楼”命名的藏书处所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藏书楼”一词的起源及其在宋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考证。凡宋以后文献中所提及的与宋代“藏书楼”术语有关的记载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提出审订史料时应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书中的史料，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元明清之人谈宋事已事隔数百年，要么无法进一步考证，要么基本上是以讹传讹，不可信也，除非是有充足的证据能够加以证明的除外。

2“藏书楼”术语起源于南宋

从目前笔者查阅的大量文献来看，“藏书楼”术语最迟应当在南宋淳熙元年(1174)以前就已出现。该术语最早出现于曹勋所著的《松隐文集》中，该文集卷十七载有一首名为《观月藏书楼》的绝句，诗云：“月出西南气便清，看来看到满轮明。莫嗔夜夜东楼赏，却恐中秋未必晴”。从载于该文集末的题记中可知，该书由其子曹耜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编成，而该书的作者曹勋卒于公元1174年，距其子编成该书仅16年的时间，因此该书作伪可能性不大。

曹勋字公显，号松隐，生于公元1098年，河南颍昌阳翟(今河南禹县)人。靖康之变，与宋徽宗一起为金人所虏北迁，后中途逃归。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以后先后三次出使金国，孝宗朝拜太尉。著有《松隐文集》、《北狩见闻录》，均收入《四库全书》。《观月藏书楼》确切的撰写时间及所述藏书楼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但由于作者早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以荫补承信郎，赐同进士出身，因此《观月藏书楼》也可能写于北宋年间，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1190年出版的《松隐文集》中已出现“藏书楼”一词，《观月藏书楼》在公元1174年作者去世之前就已写成。尽管这条史实目前还是孤证，但至少尚无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这首诗是后人的托伪之作．

3南宋时“藏书楼”乃藏书处所的通用名称

3．1南宋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中的“藏书楼”

南宋词人刘学箕，字习之，号种春子，生卒年不详，因家筑方是闲堂，故又号方是闲居士，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人，隐居不仕，好游历，曾游襄汉、蜀都、湖浙等地，历览名山大川，取友于天下。嘉定八年(1215)游陕西汉阴时已年近60岁．著有《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从该书序跋及刘学箕自写的小记中可知，该书是由刘学箕亲授，由其门生游郴编成的，刊刻于宋嘉定丁丑年(1217)，当时刘学箕尚健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由其从玄孙刘张重刻。刘学箕在该书“卷上”自称“近筑小楼，藏书楼之下建堂，名曰养浩”。刘学箕藏书处所专用名称为“养浩堂”，刘氏本人在行文中以“藏书楼”作通用名称称之，又因该书编成于1217年，故此事应发生在1217年之前。

3．2南宋陈耆卿《赤城志》中的“藏书楼”

陈耆卿(1180－1237)字寿老，号筼窗，浙江台州宁海人。南宋嘉定七年(1214)中进士，嘉定十一年(1218)任青田县主簿，嘉定十三年(1220)为庆元府(今宁波市)府学教授，官至国子监司业。所著《赤城志》编于嘉定三年至十六年(1210－1223)间，是台州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总志，也是历代方志中的名志．

据该志卷二“城关里”载：台州临海县下辖十五

个乡、四十四个里，其中“兴国乡在县西北，祥符中管里一，曰瓦窑；今管里二．庆善旧名迎恩，因陈贻范有藏书楼曰庆善，后同弟贻序中第，子师恭亦举八行，故改今名”。

宋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采郡县乡里之制，嘉定年间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兴国乡下辖两个里，即瓦窑里和庆善里，其中庆善里原名迎恩里。陈贻范字伯模，北宋英宗治乎四年(1067)中进士，其弟陈贻序亦中进士；文中称“子师恭亦举八行”，即其子陈师恭通过“举八行”取士。所谓“举八行”，是指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下诏，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等“八行”为考核内容，经里乡推荐，由县州层层审查后，上报朝廷免试授予官职。

陈氏兄弟在故里建有藏书楼，名曰“庆善楼”。据《宋史》志157载，陈贻范著有《颍川庆善楼家藏书目》二卷。该书目题名中的“颍川”，并非指庆善楼的地点，而是因为陈贻范先祖为河南颍川人，颍川陈氏家族在汉晋间为当地的望族。迎恩里因陈氏兄弟皆中进士，遂以其藏书楼名“庆善”为里名。

因此，《赤城志》的这条藏书史料价值有二，其一是公元十三世纪初南宋陈耆卿在行文中使用通用术语“藏书楼”来特指北宋陈贻范的“庆善楼”；其二是以藏书楼名来更改地名，这是中国藏书史上少有的现象，近代以来的藏书史研究成果对其无人提及。

3．3南宋李昂英《文溪集》中的“藏书楼”

李昂英(1201－1257)字俊明，号文溪，广东番禺人，宝庆三年(1227)进士，廷对第三，初任福建临汀推官．淳祐初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待郎，致仕卒．所著《文溪集》为其门生、宋末岭南名贤李春叟辑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明成化中重刻。

该文集卷五载有《书士友张德明拥书楼》一文，该文称“余友张君，讳允迪，字德明，奇伟士也。自言出曲江文献公派，尝都城共邸，见其挟册，竟昼夜吟不辍，心甚敬之，无何挈入璧流斋房就访焉，则壁横墨本二大字曰拥书，盖菊坡笔也。…余来宝安登其藏书楼，二大字宛其旧识，而故人隔世长久矣，为之怆然。…嘉熙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文中提及的张允迪，字德明，广东东莞人，广东曲江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之后，故该文称其“自言出曲江文献公派”，其藏书处所名为“拥书楼”，扁额“拥书”二大字“盖菊坡笔也”。菊坡即崔与之，字正子，号菊坡，广东增城人，1193年中进士，为南宋岭南学子由太学取科举第一人，1220－1224年间曾任四川制置使。李昂英文中称“余来宝安登其藏书楼”，显然这里是以“藏书楼”通用名称来特指“拥书楼”，且该文有明确的撰写时间，为“嘉熙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即1238年农历6月22日所作。

4以“藏书楼”一词来直接命名的藏书处所最早出现在官府藏书体系中

4．1南宋铅山县学藏书楼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号西山，福建浦城县晋阳镇人，是南宋时期与魏了翁齐名的著名理学家。师从朱熹弟子詹体仁，有“小朱子”之誉，对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真德秀年少得志，庆元五年(1199)，年仅21岁就与魏了翁同榜中进士，历任秘书郎、著作郎、右文殿修撰、泉州知府、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兼侍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最后拜正二品参知政事(副相)而卒．著有《西山文集》、《大学衍义》、《四书集编》、《文章正宗》等。

《西山文集》卷二十五中载有“铅山县修学记”一文，该文称：“铅山学，自淳熙中蒋候亿修之，距今绍定初元，适五十祀矣。向之修者益坏，士无所于业。县方疲于供亿，何暇议学校事?诵弦之音至或旷岁弗闻．吴兴章候来，环眡太息，亟思所以复其旧者。居未几，政修财羡，乃赋役焉。首辟肄业诸斋，更檑星门，缮藏书楼，升从祀于东西廂，礼先贤于某所，由内达外，莫不焕然矣。…侯名谦亨，字某，尝令扬之泰兴，又宰斯邑”。由此可知铅山县学为蒋亿重修于淳熙中期，虽具体年份文中无述，但结合朱熹所著《晦菴集》卷七十八中的“信州铅山县学记”一文可知，蒋亿字仲永，宜兴人，他于淳熙巳亥之春即1179年春到任铅山县令，原县学“度地褊狭，不能具庙学制度，至若师生具员而弦诵辍响，则亦既二十有余年矣”，遂于同年十二月开始重修县学，次年四月完工。

真德秀文中所称的铅山县令“吴兴章候”即章谦亨，他于绍定初年重修县学时“缮藏书楼”而非“建藏书楼”，这说明五十年前蒋亿重修县学时就可能已存在藏书楼，章谦亨对其进行了修缮，尽管朱熹文中未提及蒋亿建藏书楼之事，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章谦亨字牧叔，湖州人，为南宋词人．因《宋史》无传，生卒不可考，但他于绍定年间(1228－1233)担任江西铅山县令一职则见于多种文献记载，据其好友陈文蔚所撰《克斋集》卷九《送章牧叔归霅川序》一文可知，章谦亨调离铅山县的时间是绍定四年(1231)正．月。因此可以断定，章谦亨修缮铅山县学藏书楼的时间应在绍定元年至绍定四年间，即1228年至1231年间；又因真德秀卒于1235年，故《铅山县修学记》一文应写于1228年至1235年间．撰文时间与所述之事发生时间十分接近，可信度高。这条史实的价值在于铅山县学藏书楼成为迄今为止文献中所发现的最早以“藏书楼”直接命名的藏书处所。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刘爚所著《云庄集》中也有一篇与前述内容完全一样的《铅山县修学记》。刘爚(1144－1216)自号云庄居士，福建建阳人，是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且与真德秀关系很好，死后由真德秀为之撰写墓志铭．著有《云庄外稿》、《云庄续稿》、《讲堂故事》等，但均未编次成集刊行于世，且多失传．明英宗时突然出现《云庄集》，分别在正统九年(1444)和天顺四年(1460)由刘爚的两位十世孙刘稳和刘梗刊行。该书此前二百多年既不见官私目录中有其著录，也不见有文献引用。此类前代既无公私目录著录又无其他文献引证，后世突然出现之书，十有是伪书，更为离奇的是《云庄集》和《西山文集》同时收入《四库全书》，纪昀分别为两书撰写了提要。笔者核查了《云庄集》所载320篇文章，几乎全部出自《西山文集》，蔡东洲先生曾于1992年发文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云庄集》均系刘氏两位十世孙全盘抄袭《西山文集》所为。笔者以《铅山县修学记》一文为例，稍加考证就可证实蔡先生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刘爚卒于公元1216年，而章谦亨修缮铅山县学之事发生在公元1228－1231年之间，已故之人记录身后之事乃奇闻。由此可以断定，当年纪昀定是在未通读上述两书的情况下就分别写了提要，且将抄袭之作收入了《四库全书》，实乃大笑话也。

4．2南宋扬州州学藏书楼

应节严(121l－1300)字叔和，少名梦辰，原籍浙东婺州，南宋嘉定年间迁居浙东平阳芦浦定居。南宋理宗淳佑四年(1244)登甲辰武榜，六年(1246)再换庚戌文科，属于文武双进士。他曾任两淮制置司机宜文字、淮西提刑、两浙转运判官、宝谟阁待制等

官职，历迹四朝。

应节严在两淮制置司担任幕僚期间撰下了《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言：“扬夙号会府，文物称之。…逮制使文昌印公之来，又从而恢益之。且虑储书不富，浩古散轶，度堂后余地，迺址迺栋，更值舍置傍榻以栖斋宿，以便程校。中翼两庑，后敞一室，层楼杰出其上，豁如昞如，聚签帙而堵列之。自六经而下，诸子百氏之论著，先儒故老之纪述，靡不咸在，森然一众玉府也。…楼成于壬申七月下瀚，…是役也，用材甓若干，用金穀若干，公不为学校俭其费，…咸淳癸酉七月朔，门生朝散郎、改差淮南西路制置使同参议官、时暂兼权淮西提刑应节严记”。

从文中可知，扬州州学藏书楼的修建者是“制使文昌印公”，即两淮安抚制置使印应雷，字德豫，南宋嘉熙二年(1238)进士。宝祐二年(1254)任和州守，累官至兵部侍郎。他于1270年1月至扬州，出任两淮安抚制置使。该藏书楼有确切的落成时间，应节严在文中称“楼成于壬申七月下瀚”，即咸淳八年(1272)七月下旬。该文也有确切的撰文时间，文中称“咸淳癸酉七月朔，门生朝散郎、改差淮南西路制置使同参议官、时暂兼权淮西提刑应节严记”，“咸淳癸酉七月朔”即咸淳九年(1273)农历七月初一。可惜这一官学藏书楼建成不到4年就毁于战火。据《宋史．李庭芝传》(卷421)记载：1275年3月，元军大举围攻扬州，时任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率军坚守扬州长达一年多，其间三次斩杀招降使者，全城军民拼死抵抗，“城中食尽，死者满道”，“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战况极为惨烈，扬州州学藏书楼也毁于这场战火。

5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藏书楼”一词在12世纪下半叶就已出现。在笔者所查阅的文献中，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文献是公元1190年出版的曹勋的《松隐文集》。

其次，“藏书楼”一词决非是一个“近代化的名词”，它的产生和流行既不是晚清西学东渐的结果，也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西式图书馆和中国人创办近代图书馆的结果，尽管这一术语在近代使用较为频繁。由于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古代文献研读力度不足，给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藏书楼”一词在中国古代鲜有人使用。事实上，据笔者掌握的材料，除宋、元两代关于“藏书楼”的文献记载稍少外，明清两代文献中存在不少有关“藏书楼”的记载，甚至连乾隆皇帝也使用过这一术语，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

其三，“藏书楼”在南宋文献中是藏书处所的通用名而非专指名，如刘学箕将自己的藏书处所“养浩堂”、陈耆卿将陈贻范的藏书处所“庆善楼”、李昂英将张德明的藏书处所“拥书楼”等都称为“藏书楼”。

其四，“藏书楼”之称并非“发源于私家藏书”．最早使用“藏书楼”这个中文名称的肯定不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最早使用“藏书楼”一词来直接命名藏书处所的是官府藏书机构，如公元1228－1231年前后出现的江西铅山县学藏书楼和公元1272年7月下旬落成的扬州州学藏书楼，是目前为止笔者发现的最早两家以“藏书楼”直接命名的藏书处所，也不排除今后有进一步发现的可能。

其五，直接以“藏书楼”命名的藏书处所首先出现在官府藏书体系中的官学藏书机构并非偶然，官学藏书活动往往共性多于个性，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师生学习研究的需要，文献收藏的范围和种类相对较为固定；而私家藏书活动往往因藏书家的个人爱好，在文献选择上各有特色，藏书处所的名称也大多强调个性，以彰显其个人收藏的偏好或志趣，因此不大愿意使用如“藏书楼”一般直白的命称来命名其藏书处所。导致学术界对待“藏书楼”一词来源判断出现偏差的原因，可能是人们过于关注私家藏书活动，因为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毕竟是以私家藏书为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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