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相关论文

0949011 雷昕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国际投资的意义。国际投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国际资本的发展而发展。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相融合并日益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出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以资本输出为早期形态的国际投资也随之产生。随着国际经济交易内容的不断丰富，投资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演化。从国际资本活动的历史进程来看，国际投资活动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运动，即一国际借贷、国际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间接投资，其标志是银行的出现；其次表现为生产资本的运动，即国际直接投资，其标志是公司的出现。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以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根据我国去年的国际投资头寸分析可得出，我国外来投资主要是股权投资，而对外投资主要是债权投资。按照市场规律，前者投资回报通常高于后者，这就造成我国投资收益较低甚至略有逆差 。我国对外投资以储备资产（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等）运用为主，主要是外汇储备。2011年末，储备资产3.26万亿美元，占总资产的69%（近年来该比例均在七成左右）。2004～2011年新增对外投资中，储备资产贡献了70%，其中2011年贡献了55%，显示我国的对外投资多元化取得新进展。201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32亿美元，占8%；对外证券投资资产2600亿美元，占6%；其他对外投资资产（主要是对外放款或者存款）8382亿美元，占18%。 我国外来投资以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为主。2011年末，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80万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已按市价重估，包括了外方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所谓按公允值重估的“暗物质”，而非简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加），占总负债的61%（该比例历年来基本在六成左右，2009年最高，达到68%）。2004～2011年新增外来投资中，外来直接投资贡献了63%，其中2011年贡献了46%，显示非传统形式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已成为我国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2011年末，外来证券投资2485亿美元，占9%；其他外来投资（主要是外债）07亿美元，占30%。 2011年，我国对外净资产上、下半年呈现不同的走势。上半年，净资产增长2971亿美元，下半年净资产下降2103亿美元。如果剔除由于修订时间差异导致的数据不可比情况，上半年净资产增长1945亿美元，下半年下降1077亿美元，变化将趋于平缓。上下半年的变化主要是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如外汇储备上半年由于这些因素多增691亿美元，而下半年下降1202亿美元。下半年净资产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第四季度由交易引起的外汇储备仅增长了117亿美元，远低于以往各季，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正逐步趋于平衡。对外净资产下降有利于降低我国对外金融风险暴露。截至2011年末，我国对外净资产占GDP的比重为24%，较2007年峰值回落了约10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的证券投资资产（包含金融衍生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均在50%左右；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一比例很低，俄罗斯和印度等均低于3%，巴西与中国相似在6%左右。多数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资产占比较高，在20%～30%之间，只有英国和日本，在10%左右。我国的该项只有8%。这反映出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制于约束、市场条件等因素，民间对外金融投资渠道有限、规模不足。 

我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虽然增长较快，但整体的对外金融开放度仍然较低。近年来，我国对外资产负债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尽管我国已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二大净债权国，但对外净资产的大小并不能代表金融实力的强弱，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更多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部门的国际竞争能力及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等因素，就此可言，我国离金融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对外净资产规模不断增大，外汇资源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既是利用外资大国，更是资本输出大国，已成为国际资本供应的一支重要新兴力量。对外净资产增加表明我国对外金融状况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可以在国际金融动荡中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净资产意味着我国输出资源的数量大于对国外资源的利用。上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国内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开放的实质就是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资本面对外国资本在工业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的过程。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威胁着中国的产业安全。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并导致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能力下降。在投资自由化的条件下, 由于外资一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其发展战略,并不以东道国的利益为重，所以其活动经常会与我国一些产业的主旨相悖。而且我国加入WTO后许多产业受WTO条款，对公司在世贸协议框架下进行的国际投资，我国在控制其活动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导致产业的效力减弱。不仅如此，投资自由化还可能使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能力下降，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使得我国在货币、财政、汇率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项目集中，存在结构不匹配。从对外资产和负债的项目构成上看，2011年储备资产和来华直接投资均占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总额的60%以上，表明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形式多样化不足。由此可见，尽管国家整体上对外净资产，但民间部门还是对外净负债，企业大量的对外负债并没有相应的对外资产匹配。这也是市场出于偿债负担增加的忧虑、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通常反应过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在获取产品高额利润的同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量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而公司拥有资金、技术及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诸多的政治、经济和强化的垄断地位，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远高于在本国的投资利润率。根据美国《现代商业周刊》的统计资料，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为13%，而对海外直接投资利润率为21.9%，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为32%。从投资利润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局面没有改变，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  在这样的国际投资价值分配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得国际投资带给本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产业结构低度化且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本国经济持续发展乏力的代价。 从中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向也可以看出，中国除了继续作为原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逐渐成为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国际投资流向会给中国将来经济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畸形、低级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实事求是的讲，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今天的贸易大国位置，来之不易，千万不能随便放弃。然而，国际市场上没有永不歇脚的千里马，在适当的时候歇一下脚，吃些草料，也是为了接下来跑得更快，跑得更远。不难看出，要确保中国在贸易大国的位置上能够坐得稳，就要立足于向贸易强国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着来世汹涌的全球金融危机压力，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既要瞻前，也要顾后。特别是在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两方面要找到平衡点，否则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和对外债权回收青黄不接将给全速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不必要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