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路遥《人生》的叙事策略

摘    要

路遥，中国当代一位极富特色的作家，其作品早期有散文、诗歌和剧本，后期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是一位孤独的作家，写下一本著名的《人生》，记录一个艰苦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此期间发生的两段曲折的爱情故事，折射出人生百态。同时《人生》也是路遥的代表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城乡交叉地带的写作风格，真切朴实的爱情描写，整本小说带给读者温暖和鼓励。本篇论文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背景为基调，主要就《人生》中的叙事模式进行研究，分别从《人生》的故事本身和文本叙事模式两个方向加以分析，详细剖析了《人生》中叙事策略的艺术效果，并对人生中叙事策略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路遥；《人生》；叙事；艺术效果

Absrtact

 Lu Yao, a very special writer of contemporary China, whose works include prose, poetry and script in the early stage, mainly focuses on the creation of novels in the later stage, among which the great influence is "Life" Ordinary World. This is a lonely writer, write a famous "life ", record a hard-working aspiring youth, during this period of two twists and turns of love story, reflecting the life of a hundre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Life is also Lu Yao's masterpiece, which is a mileston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realism. The writing style of urban and rural cross-zone, true and simple love description, the whole novel brings warmth and encouragement to reader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Lu Yao's novella "Life ",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narrative pattern in" Life ", analyzes the story itself and the text narrative pattern, analyzes the artistic effect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in "Life" in detail, and probes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in life.

 Key words: Lu Yao; Life; Love; Narration

一、 绪论    

（一）研究背景

路遥是一名从陕北高原走出来的“土著”作家，他以满怀深情厚谊的笔触描画了陕北高原的黄土之上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对这片土地和辛勤劳作的普通劳动者进行了热烈的歌颂。他滴血为墨，和泪作词，以生命为代价给世人留下了像《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样具有持久深远艺术感染力和读者影响力的史诗般巨作。路遥其对现实风貌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和预见，赋予其作品厚重的思想内容和朴素而深沉的气质，如引导者般振奋、鼓舞着许多人的精神世界。读懂《人生》，就读懂路遥，心疼高加林的苦痛，就是在体味路遥的人生经历。路遥这一生，背负的太过沉重，活的太过艰辛，也许他曾站在文学的高峰，也许他被世人景仰，可他终究只是个平常人，他经历过的、遭遇过的幸与不幸，有哀伤有隐痛。惨遭遗弃的童年，备受屈辱的少年，历经爱情打击的青年，孤独的晚年。路遥，他有不幸的人生，可他却为自己打下一片辉煌的江山。他的《人生》横空出世，引起文坛界的震惊。迷茫的知识分子，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权欲里的暗黑，城市的神秘诱惑，不管哪一种都足够折射当时的社会，那个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不安的社会，那些不安分的因素，路遥都能一一察觉，用他手中的笔，用那泛黄的纸，去记录一个时代成长与变迁。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 研究目的    

《人生》是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去书写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作家乃至当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以史诗般的风致，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城市与农村生活以及人民思想的巨大变化。这部作品中的爱情书写也是在社会转型期、城乡交叉地带这样特定语境下展开的。在那个改革的时代，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与乡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由此也带来人们也灵与思想的裂变。面对城市与现代，人们总是向往、追求，然而传统与道德仍是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在走向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通大众尤其是底层农民经历着人生的苦难，乡村和传统就成为一个个漂泊而孤独的灵魂获得安慰的港湾。

2. 研究意义    

结合路遥独特的个人经历和其他的社会、地理、文化等因素分析，可以看到路遥小说中的爱情是在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产物，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反映出作家在面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互相冲击、碰撞时如何块择的矛盾的文化也理。通过对《人生》中爱情的类型、内涵、审美特征以及价值意义与局限的研究，可以看到，路遥作为黄土地的儿子在面对城乡巨大变革以及文化冲突时，出于其高度的作家责任感，以其独特的爱情书写视角，表达着对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强烈关怀。路遥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和对现代文明的理解，表达着对社会现实风貌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与预见。本文将从路遥的经典作品一一《人生》的叙事策略进行深入的剖析，进一步探讨路遥小说书写的意义内涵以及现实价值。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 

路遥的小说无疑是深受不同年代、不同知识水平、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的喜爱，并且这种影响长久不衰，许多评论者正是从这点出发来关注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因此，虽然国外对于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很少，但是也有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述。比如，Wang等研究，就认为“我发现，写作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模式：一种是占有性写作，一种是给予性写作”，路遥的写作本质上是给予性的，而不是占有性的。E.W.Burgess认为“对人生的创伤和屈辱感的刻骨铭心，对身处困厄处境时生存意志的砥砺，对青春的过失和迷茫的兄长一般的宽容，对黄土地的炽热眷恋，这一切都是路遥给予人们的长久的感动”。Patel和Dallas认为路遥善于描写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殊的名词代表了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文明与落后的交叉地带。对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体现了路遥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做出了开创性的发展。其次是深入地了解、体察整个社会生活。”

2.国内文献综述 

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标志其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中篇小说《人生》，很快这部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高加林的爱情故事题材的小说，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作品主人公在面对现代性焦虑的过程中，青年人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可争议的论题而很快风弥大街小巷，一时间好评如潮，但同时评论界也围绕着高加林典型性格论、作品的审美特征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等问题而热烈的争论。评论界在争论基础上最后较为一致认为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当时，评论界把问题主要集中于高加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即：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

梁永安认为高加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一也谈高加林》，1980年10月7日《文汇报》）；雷达认为高加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但总体看来，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二是高加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曹锦清认为高加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曹锦清：《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一一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而蔡翔认为“高加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同时他认为社会应该对高加林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担当一定的责任。

就其美学特征而言，评论界认为该作品具有“深沉”与“宏大”的审美特征。白烨认为路遥作品的结构“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结，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的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指出路遥的作品有着“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白烨：《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1983年5月10日）。李星指出“深沉、宏大正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李星：《深沉而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评论家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解读路遥作品的金钥匙，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对于该问题有评论家王愚的论文《在交叉地带耕耘一一论路遥》（《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李勇认为“‘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和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是路遥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李勇：《路遥论》，《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把握，为准确解读路遥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四） 研究的主要内容    

1. 路遥生平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 年 12 月 3 日出生，祖籍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王卫国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王玉宽，母亲马氏，王卫国系家中长子。7 岁时因家境困难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王玉德家。王卫国是在家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小学的学习。在参加全县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后王卫国幸运地被录取，在乡干部的劝说下王卫国的养父同意他继续学业，这一独特的经历给王卫国以深刻的影响。“”初期，贫农出身的王卫国可以说是春风得意。1969 年 9 月，年仅 20 岁的王卫国就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1969 年底王卫国被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务农，其间王卫国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 年王卫国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在《陕西文艺》（今为《延河》）上发表文学作品，使用“路遥”这个笔名。随后，“路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上一个重要作家的名字。大学毕业后，王卫国任《陕西文艺》编辑。 路遥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贫困与动荡中度过的，这个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相当贡献的作家似乎一直处于贫困潦倒之中。同时路遥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也十分不幸。路遥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失恋经历，这个经历甚至导致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路遥最终与林达结婚以后，两个人生活不和谐，最终以离婚为结局。1992 年11 月 17 日，路遥患癌症病逝于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年仅 43 岁。

2.《人生》    

《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黄土地又离开黄土地，再离开黄土地，再回到黄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这也正是体现了那种面对艰难选择的悲剧。

二、《人生》的叙事模式

“叙事就是叙述故事，即讲述故事。”叙事里又包含叙事模式以及叙事结构。所谓叙事模式[2]，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学手段。“叙事技巧是作家对语言的驾驭，经典叙事学家进行的技巧性分析其实都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虚拟幻象。”叙事模式又属于一种文学手段，路遥正是借用这一种文学手段在想象中虚构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高加林的人生故事，并对这个故事作了完整的详细的描述。

（一）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

关于叙事模式的分类，L.多莱泽尔根据：“第一，故事是由第三人称还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第二，叙述者是否是行动的人物，第三，叙述者的主观态度以及对人对事的评价、评论是表达出来还是含而不露”这三条标准，划分出六种叙事模式。这六种叙事模式分别为：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三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三人称主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一人称主观叙事模式。笔者认为，《人生》中的叙事模式属于其中的“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

《人生》这部作品中的爱情叙事便是围绕着主人公高加林这个虚构的人物，通过他的人生经历而发生的感情纠葛为事件本身进行逐一铺叙的。主人公高加林的身上或许带着作者自己部分性格的投影，比如一样出生在陕北黄土地的一个农村家庭里，一样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一样是渴望城市文明的一个底层劳作者，可终究，他只是一个虚构的影子，因为整个故事都是由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并不是行动的人物，并且叙述者的主观态度以及对人对事的评价、评论是隐性的，是“含而不露”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生》里生长在陕北黄土地的高加林，同时，我们一样知道在真正的陕北黄土地是没有高加林这个人的。

（二）外倾式叙事过程模式

1.叙事过程的模式分类

莱维特(L evitt)和安格斯(Angus)等提出的3种叙事过程的模式类型—外倾型(external)、 内倾型(internal)和反思型(reflexive)。外倾型叙事过程序列是对生活事件(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实际发生的或想象的进行描述与说明；内倾型叙事过程序列是对与生活事件相关联的主观感受、反应和情绪进行描述，包括事件发生当时的感受和面谈治疗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反思型叙事过程序列是对伴随事件的生和感受的体验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剖析与解释。

2.《人生》外倾式叙事过程

高加林的故事我们清晰地映在脑海里，三起两落便能概括他的一生。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教师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于他而言其实是种精神上的安慰，可这时，变故出现了。村里“大能人”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高中毕业了，权谋在这时表露无遗，即使高加林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奋斗了三年，即使高加林的文化水平要比三星高很多，可是他没有高明楼那样的权势。于是，留在那个位置的是三星而不是他高加林。后来高加林因为叔父的原因进入城市工作，又因为与城市女孩黄亚萍的恋爱关系，遭到她前男友母亲的打击报复，被检举又回到他熟悉又陌生的农村。最后在农村女孩刘巧珍的帮助下又希望能重新做回教师。路遥作为作者，始终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整个故事，这种小说分类的依据是叙事体态，即叙事者观察故事的方式。[3] 路遥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只对生活事件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说明，而并没有对他所描述的生活事件进行主观性的评判和剖析。也就是说，《人生》中路遥没有直接叙述出作为笔者的自己的任何体验、感受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分析与解释，他对作品中描述的生活事件来说是个冷眼的旁观者，而不是“同情者”。

不管是高加林的人生经历还是在他身上发展出的两段感情经历，都是作者路遥通过想象进行客观描述的。这种以第三人称看似客观地进行叙叙事，使得这种描述详细又具有真实感，令人不得不去信服，去身临其境地感受。例如，他在《人生》里关于高加林即将选择城市女孩黄亚萍而放弃农村女孩刘巧珍时内心纠葛做过这样的描述：黄亚萍已经向他表示了爱情，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考虑他和刘巧珍的关系，他和刘巧珍已经热烈地相爱了一段时间，刘巧珍爱他不比张克南爱黄亚萍差，关键与黄亚萍不同的是，黄亚萍是不爱张克南的，而他在内心深处是爱着刘巧珍的。“巧珍身上那种多情与温柔，美丽与善良，无私与全身心的爱都在最初唤醒了他潜在的青春期的萌动，也点燃了他身上的爱情火焰。”他考虑了以后的生活，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农民，而是“公家人”了，若与巧珍在一起，以后的将没有共同的生活语言，生活情趣，他将永远被拴在这个小县城里，这与他的志向是相违背的。他又考虑了与黄亚萍在一起时的侃侃而谈，亚萍丰富的知识，充满色彩的生活。一方面他的良心撕扯着他，一方面他的志向又动摇着他，所以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在窑里走来走去，他用拳头捣办公桌，把他的头往墙上碰，作者将这种纠结描述的恰到好处，既能体现出高加林人生中的奋斗志向，又从侧面为以后他再次回忆这些事痛苦后悔埋下了伏笔，在这里作者只是一个虚构了一个生活的小场景，客观地对高家林面对的情景进行描述，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高加林丰富的内心活动[4]。

三、《人生》中的叙事结构

（一）钟摆式叙事结构

肖庆国曾在《路遥小说叙事结构分析》中提到：“路遥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大体可分为钟摆式结构和多线并置式结构。”[5]本篇文章主要从钟摆式叙事结构来分析。在这里钟摆式结构指的是事件发展到高潮之后，又迅速折回到初始状态，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路遥对于现实人生境遇的哲学层面的诗性表达，并且带有宿命论的迹象。本文以叙事的历时性、叙事的增长性以及意向状态内涵性三个方面，论述《人生》中爱情叙事体现出来的钟摆式叙事结构。

1.叙事的历时性

“叙事历时性”是指“叙事中的事件不是同时发生的，或者可以表达为叙事中的事件是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不同事件”。[6]高加林的爱情就是分几个时间段来说的，他的第一段感情发生在他第一次被撤职的时候，因为回归农村，所以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相恋了。第二段感情是发生在他升职期间，从落后的农村步入城市文明，所以他放弃了农村的所有，包括恋情，转而与城市知识女性黄亚萍相。随着最后的事业的失败他又一次回归农村。这些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经历的，作者用巧妙的笔法将一个直线里发生的事构成一个轮回的圆。看似高加林的结局和开始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他却弄丢了金子般的巧珍。

2.叙事的增长性

“叙事增长”是指不同的故事拼凑起来组成一个整体，甚至组成一种文化或历史[7]。《人生》整个文本里的爱情，高加林与刘巧珍的、高加林与黄亚萍的、黄亚萍与张克南的、刘巧珍与马栓的，发生的这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圈子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便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组合起来，就形成的《人生》。《人生》问世之后，便在文坛掀起了巨浪，不仅是它内容的质朴，它的思想也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人们提起路遥，便会想到《人生》，提起农村知识青年的奋斗史便会想到高加林，如此，已是成功。

3.意向状态内涵性

“意向状态内涵性”是指“某一场合下人们的行为总是有意向性的，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应该与其当时的意向状态有关，如信念、愿望、价值、观点等。”这个就刘巧珍来说会更容易理解一点，她站在山坳上唱歌，其实是为了吸引高加林的注意，连歌词里的情意都是唱给他听；她在集市上帮高加林卖馒头，同样是为了可以更加接近高加林而做的；她在高加林忙碌了一天之后，体贴地送去吃的喝的，并细心地处理他的伤口，这些都表现了刘巧珍的意向，讲明白一点就是她的愿望，她想要无的接近高加林直至与他相恋，结合[8] 。从这些细节当中，体现了巧珍的大胆热情的性格与对于高加林感情的强烈，让巧珍这个敢爱敢恨的农村女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

（二）双线性叙事

本篇文章认为《人生》中除外倾性叙事和钟摆性叙事外，还隐含着双线性叙事：即《人生》中的爱情叙事往往与政治、权力这一复杂因素相交织。其中的有关爱情的叙事的发展没有能离得开深层的推力的。

1.《人生》中双线性叙事结构的呈现

《人生》是具有明显的双线性叙事结构，高加林在当初是一位民办教师的时候，与他一起共事的都是知识分子，接触的都是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学生或老师。后来，三星取代了高加林的位置，高加林第一次与政治权力相遇，高加林在成为农民之后，开始是不甘心的。此后，高加林开始静下心来，他认为即使做一个农民他也要去做最好的那一个，他甚至决定和最俊俏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结合。因此，可以说是权力使高加林命运发生变化，促成与刘巧珍的相遇，从而开始第一段爱情。

再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因为他叔父的关系，高加林再一次进了县城，这是与权力的第二次碰撞。他以前面对的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漂亮却没有文化的恋人，可现在，他面对的是高贵又有文化知识的城市女孩，学识渊博的老师傅，接触的都是有出息的文化人。他换掉了没文化的情人，与黄亚萍相恋。显然，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相遇也离不开深层的政治权力的手。

到最后，黄亚萍的前恋人张克南的母亲检举了空降的高加林，他又重新从这个权利顶端跌落，回到最开始的原始状态。他所作的第一反应，便是去和现任恋人黄亚萍分手，政治、权利因素左右着高加林的人生，也左右着他的爱情。

2.双线性叙事的效果

《人生》的双线性叙事使其爱情叙事更加丰富，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爱情内容并不单薄，看似简单的两段爱情背后，都有一双大手在操控。不只是政治和权力，还有时代与人性的作用。高加林的一生都在抗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都在努力拼搏。他一边顺从命运，又一边与命运抗争。《人生》双线性叙事中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生道路上的成与败，得与失，体悟生命的无常，人世的沧桑[9]。

人生就像一盘棋，走错了一步就会悔悟终生。但与棋局不同的是：棋可以悔或重下一盘，可人生不能重来。人的一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不管是谁，谁也逃不过命运的安排，但命运又是什么，是一个人的追求，你追求过什么，一个爱自己的人，一段不能忘却的感情，也有人追求过金钱，追求过功利......但是什么才能让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心中对自己说：我追求过，我没有后悔过我的追求，这就是人生。

四、《人生》中叙事策略的艺术效果

《人生》中叙事策略使得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不仅有利于小说内容的推进与作家情感的表达，更是对读者与当代中国青年激励作用，笔者将从小说内容、作家情感以及于读者的作用三个方面对《人生》中叙事策略的艺术效果进行阐述。

（一）全方位地解读爱情主题

《人生》中叙事策略对主人公高加林的爱情抉择进行了全面的解读，笔者从高加林与刘巧珍以及与黄亚平的两段爱情经历进行分析。通过两段感情线来进行叙事，能让读者对巧珍与黄亚平的形象有着清晰的对比，对比过后对于高加林的选择有着强烈的反差，也为高加林放弃金子般的巧珍而选择做作的黄亚平感到深深的惋惜。

1.与刘巧珍的爱情

从他的第一段感情经历来说，也就是他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刘巧珍之所以能与高加林进一步接触，是因为高加林成了一个农民，在此之前，她只是默默地喜欢，她自己没有文化，她没法接近那些她认为“更有意思的”文化人，比如高加林，她觉得在他们面前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即使她在她们村里属于那么优秀的女子，她有花朵一样漂亮的外表，她有丰富多情的内心世界，她有着在村里属于高地位的家庭，她甚至能选择自己未来的伴侣是一个公社干部还是国家正式工人，可是，她没有文化。这个最本质的差距远远隔开了她和高加林在一起的可能，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高加林从民办教师变成了农民，他们之间的各种隔阂都没有了，比如说身份地位上，生活的圈子上，他们都属于一个水平线[11]。

后来，在与巧珍的爱情基于平稳的时候，高加林甚至用车子载着巧珍去逛县城，那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多么轰动的事。可就在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之后，高加林陷入了另一场权势的争夺赛中，他的爱情又随之改变了。

2.与黄亚平的爱情

高加林因为叔父高玉智调重新拥有了一份新的在城市的工作——县委通讯组里的通讯干事。在这里工作之后，他邂逅了他的另一段感情，漂亮高贵又有文化水平的城市姑娘黄亚萍。黄亚萍能与他一起探讨国际问题，谈文学，谈诗词歌赋，对比起来，刘巧珍能与他谈论的只是那些他已经听腻的村里的琐碎小消息，或者是关注他这个人周围的一些事情。

高加林之所以能在当初选择与刘巧珍在一起，是因为他被撤职，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别无选择，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重新走进了城市文明，他在这场权势争夺赛中占据了胜利者的地位，他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了，他为何还要将就自己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姑娘在一起呢。这个美丽高贵又有文化水平的城市姑娘正向他表示浓烈的爱意，并且，他对这个姑娘才是真正的欣赏，另外，他自身也已经达到了城市人的水平，所以放弃刘巧珍选择黄亚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就高加林和黄亚萍爱情本身为起点来看，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现代爱情，或者说，充其量只是在爱情中有了一些表象性的现代因素而已。“这就是爱情的本身，世事的沧桑易使人在混沌中寻找自己的爱人，此种情境下的爱，也许热泪盈眶，也许肝肠寸断。然而当生活有了转机，可选择的余地多了之时，才会发现这样的选择往往面临着许多连自身和对方都无法而且必将每面临的局面[13]。

（二）充分地表达作家的“政治焦虑"

提起路遥深刻的政治焦虑，就很难不想到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并不是很难体会路遥政治焦虑的产生原因，他在“武斗”过程中节节直上，眼看着一片光明的政治之路，正是前程似锦，一片大好，此时谁又能想到他会在后来的平反中遭受牵连呢。他的理想抱负瞬间幻灭，光明的政治之路也只能到此为止，随后路遥只能将心力转移到文学创作中去。虽然他在任何文学作品和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是避而不谈，评论界的文本分析也不谈路遥的这段经历，讳莫如深，但路遥的创作还是深深受到政治的影响，这是不必多言-也众所周知的。

人生中涉及的双线就是政治权利与爱情，在《人生》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当高玉智听到高玉德诉说加林高中毕业还没有工作时，“‘你不是在村里教书着哩？’玉智转过头问加林。没等加林回答，玉德老汉赶忙说：‘现在学生娃少了，用不了那么多教师，就回来了。’”高玉德不敢得罪村干部高明楼，便有意地在玉智面前不揭露他以权谋私将加林的教师岗位剥夺的事，于是撒了谎。这倒也符合中国农民的息事宁人的生活态度，简而言之，《人生》中高玉德关于高加林被权力剥夺了教师岗位的有意撒谎。路遥创作中个人与社会权力的矛盾完成了自我内在政治焦虑的消解。从表层结构来看，《人生》讲述了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当民办教师，随后被大队的儿子顶替了教师的职位，不得不下地当农民，接着的一个机会让他去到城市当记者，最后被举报而再次回到农村的人生变化过程。从深层结构来看，《人生》通过描写高加林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和爱情波折，传达一种悲剧的意识，这种悲剧产生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人生》中的爱情叙事也深受影响，其中也显现着时代的特点和人性的悲哀[14]。

（三）钟摆式叙事更加震撼读者的心灵

路遥小说多是描写乡村青年的爱情故事，契合了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乡村青年的心灵想象，获得了广泛的阅读。路遥用自己的作品利用了钟摆式叙事，主角高加林的结局似乎还开始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教师，也都是单身，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很多可能性了，第一就是金子般的巧珍和他再无可能，第二向往的城市也基本回不去了，这也是高加林最终最想得到的，更加震撼读者的心灵。其次，路遥小说更是反映城乡交叉下的文化矛盾，充满了对传统和现代的理性思考，这符合当代出身乡村的青年读者的心理，很容易引起共鸣。另外路遥对出身乡村人群的理想化描写，极大地满足了现实生活中乡村青年人群的心灵需求，很容易获得心灵共鸣。

五、《人生》中叙事策略的形成原因

《人生》中的钟摆性叙事与路遥自身的经历有很深的关系，笔者主要从生活经历和爱情经历两方面进行叙述而形成文章中的叙事策略。

（一）生活经历的影响

“路遥，一九四九年生，老家在陕北清涧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路遥幼年时，由于家里贫困，所以父母不得不将当时还小的路遥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这件事在幼年的路遥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12]无论有什么原因，被过继的这件事都让年幼的路遥意识到，这个或贫穷或不幸的家庭抛弃了他，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种不重要和家庭温暖的中断，路遥，他失去童年该有的天真以及更多孩童本该拥有的权利。在未来那些不确定的日子里，他只能靠自己去趟过荆棘，越过洪流。

因为这种原因，路遥在作品中无时不体现着他对家庭之爱的渴望，比如在作品《人生》中，张克南一家正是这种家庭之爱的代表，虽然张克南的母亲刻薄，但对张克南这个儿子的关怀却无微不至，处处散发着温馨的亲情气息。正是这种“温馨”，让张克南即使经历失去爱情的打击也并没因此一蹶不振，这种亲情的表征间接地给予张克南继续进取的动力。

人的一生必然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几个不同的阶段，而其中最美好的时光便是青年时期，在这个阶段，人的理想抱负、对面美好事物的渴求、对情感的欲望等等都会达到一个顶峰时期，路遥便是在这段青年时期，遇到他美好的初恋情感，虽然结局以失败告终。

（二）爱情观念的影响

《人生》中主要采取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来阐述，其实就是作者在换个角度分析他的爱情经历。由于作者本身，在爱情观念方面是处于一个迷茫的态度，导致了他在整个叙事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个钟摆式的结构，是彷徨不定的，一方面要和巧珍恋爱，另一方面有和黄亚平恋爱，因为工作原因又导致循环往复。采用这种叙事模式，是因为他的这个迷茫的爱情观念使得它选用了钟摆式，使得他选择了双线式叙事与钟摆式叙事。

二十岁的路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一批来自北京的知青，在和这些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的沟通里，他慢慢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的广阔与精彩，一个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年轻人是根本抵御不了来自城市文明的诱惑。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感知，还决定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他觉得不管怎样，未来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一定要具备文化水平，他需要从恋爱、婚姻、更进一步乃至生活上，脱离农村、农民的生活模式。这时的路遥也同样有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他结识了一个知青女子，两人情投意合，可正在这个光景里，他的第一段感情出现了危机直至最后的破灭。他曾一度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然而，他仍是坚强地挺了过去。甚至这次失恋让他更加下定决心，他要干出一份大事业，才能成全自己各方面的欲望与需求。

所以，在路遥奋斗的旅途中，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性，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林达，虽然这段婚姻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但不否认，这是作家曾有过的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那时候的路遥和妻子林达，对文学共同的爱好，她欣赏他的才气，同情路遥的遭遇，不仅如此，她还取笔名程远，喻为和路遥相相合。之后，路遥上大学，她独自一人支撑这个贫困的大家庭。原以为这段美好的恋情会持续到永远，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婚后，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就显露了出来，所以，这段婚姻也以失败而告终。两次情感的失败带给作家的打击是巨大而沉痛的，所以在他进行文学创作时，这种爱情婚姻的痛苦与矛盾成为他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作为分析对象，他的两次情感经历。刚开始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的将就和不情愿，到后来与有知识女性黄亚萍在一起之后，精神上产生的一种满足，到最后因为身份上的差异与黄亚萍的分手，回到农村后，曾经深爱过自己的美丽姑娘已经嫁作他妇，内心的隐痛，这些作者描述的时候极尽详细。由此可见，作家本身遭遇的情感的变故对他自己来说影响是多么的重大。

结语

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创作范围趋向广、多，但经典之作留存不多。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一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即文学要服务于政治，这使许多创作无法不带有时代的政治印记。二是由于作家责任意识的缺失。大多数作家为迎合政治风潮与市场需要，在此类作品中缺乏文学的真实性、震撼性。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代文学史上更多的是一些短命作品，而缺乏值得学者深入研究的、具有丰富价值的持久性作品。路遥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与众不同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具有最庞大的读者群，和最持久、最震撼的影响力，他以生命为代价为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最灿烂的文学收获与回报。

本篇论文主要论述了路遥《人生》中的叙事策略，通过对路遥小说中表层结构（钟摆式结构和双线并置式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也窥探了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而游离于新时期文学思潮之外的内在因由。为以后人们阅读《人生》这部作品，理解其中的叙事提供了帮助。也给予人们深刻的感悟，“人生亦如是，冷暖几人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也会遇到抉择。那么，就应该勇敢的去选择，不必担心会有所失去，相信自己的眼光，不后悔不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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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首先，我要诚挚的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刘晶瑜老师。本文是在刘晶瑜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开始选题到论文写作，刘晶瑜老师都倾心相授，层层把关。没有刘晶瑜老师的帮助也就没有这篇论文的顺利完成。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学院领导、老师和同学对我全力帮助，他们的无私奉献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本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领导的关怀、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深情厚意我都将铭记在心。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他们为我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和明天。

最后，我真诚地向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审阅我的论文和参加答辩的老师们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