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选举的质量不断提升，各级更加开放，更加重视、民情和民生。政治民主化改革对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它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有效保护了公民的产权，使公民享有更多的尊严和选择自由，改善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使公共在保持稳定性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整性，为我国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认识约束和思想创造了政治条件。当然，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是不健全的，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也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字：政治  民主化

一  中国政治民主化取得的成绩（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例）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选举的质量提升，各级更加开放，更加重视、民情和民生，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步伐，政治权力配置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

首先，中国政治权力合理分开和权力结构得到优化。改革开放伊始，便告诫大家必须从文化大中汲取教训，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1]。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党政领导分任制度，划分党政职权范围，撤销各级与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使党从国家事务中摆脱出来，通过取消各级审批案件的制度，确立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领导原则，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检察权、人民依法行使审判权。三十多年来，强化集体领导与责任，建立健全党员吸纳机制，完善领导人退出机制，反对党内，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通过转变职能，改革行政管理，实行政务公开，提升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并通过一系列提升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状态已明显改变，政治权力配置不断优化，中国社会正在实现由高度集中管理向民主治理的转变。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完善，选举质量不断提升的三十年。目前，我国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占适龄人口的97 %以上，流动人口选举权问题通过选举制度改革与创新正逐渐得到解决，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开始在各个层次立法机构中获得发言权，城乡人口选举比例由4 ：1 变成了1 ：1 ，投票方式由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全部赞成或一致同意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反对票开始出现。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我国许多地区的候选人开始通过与选民见面、电视演讲、张贴竞选海报等各种方式让选民了解其情况，阐述其主张。“民荐候选人”开始自主竞选基层，越来越多的选民自主地加入竞选者的行列，以寻求更为高级的话语系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2]

再次，逐渐确立责任政治观念并将其制度化。早在1978 年，就意识到，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他呼吁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人，权责统一，量才授予职责。三十年来，中国做了大量努力来承担责任。[3]中国先后经过了六次重大改革，精简并合理设置机构，转变职能，逐渐实现了由全能向有限、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变，建立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听证制度、评估制度来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我国各级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颁布和实施《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然后，大众传媒市场化改革取也得重要进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实行“自下而上、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传媒数量从少到多，从垂直的单一结构走向多品种多层次的结构，传媒运作正逐渐实现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通过市场化改革，大众传媒获得了较多的、财权和节目管理权，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大众传媒不仅是党和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既要报道领导人的活动，更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市大众传媒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辨认公共问题，检视回应的程度，改善公共决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促进了国家制定的透明性，越来越多的公民依赖大众传媒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推动部门对做出回应。

 最后，公民的维权意识增强，法律和社会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公民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法律给予更多的权利保护。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着我国立法事业的完善，经过三十年的不断努力，以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19 年以来，我国“民告官”案件共达140 万件，最高人民就《行政诉讼法》先后制定了18 部司法解释，发布了16 件司法指导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撤诉率、败诉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以2001 年为例， 原告的撤诉率从37.84 %下降到32.3 % ，败诉率从35.93 %下降到28.61 %。实践表明，我国立法数量的增加、律师队伍的壮大、社团的发展，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象征与必然结果，彰显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4]

二 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搞市场化改革已经20多年了。中国老百姓充分地尝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 然而，中国人在品尝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之时也发出了一些不满的声音。民主政治是人类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逐渐孕育出来的一种制度结晶。“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一规定决定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原则。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取得进步的同时，在各方面下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远离“人民民主”，其突出表现在：

（一）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意识很差，有些人甚至存在着反民主的倾向

 1、在党和国家领导部门中一些身居要职、掌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进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治改革，不愿意下放和转移应该交出的权力。这些“顽固掌权者”给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带来相当大的阻力。

 2、选举很形式化，选举前早已内定，选举时打好招呼，选举后公布结果。倘若选举结果仍与内定结果不一致，作废重选。

 3、有些领导干部只希望用制度和法律监督制约别人，不愿意让制度和法律约束自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开会也在走形式，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代表制度实际上徒有虚名。

 4、在领导干部那里，“民主”的口号喊得多，落实得少。“民主”一词在党和的文件、报告之中出现得不少，但在具体的制度、机制和操作上却落实得很不多。

（二）工人群众很难参政议政

 中国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则很难看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企业是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人只是听从指挥，从事生产。

社会上，工人属于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在国家层面，由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做出决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地方则由各级党组织和领导说了算。想想农民工的境遇，也不难看出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弱势地位。

（三）农民群众几乎没有参政议政的条件

   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纠纷和争执中，农民更倾向于用“私了”的办法私下里解决，而不懂得用法律和民主的手段解决问题。现行的村民自治，对于强化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增强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一定作用，但是，村民委员会管理农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委会人员的素质。有好素质的村长和村委会委员，农民的利益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若是村长和村委会委员素质较差，或者出现宗族势力或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情况，农民的利益就更难得到保障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里打工的现象。进城打工的农民处于分散状态，而且流动性很强。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没有什么人和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什么组织或机构来专门管理他们。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

（四）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找不到有效的参政议政渠道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新兴的两个阶层。随着合法地位的存在和经济实力的上升，他们很希望通过参政议政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渠道和手段，有些人只好通过“权钱交易”等手段来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为现象的滋生留下了温床。

三 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建议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现状而言，政治制度化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民主诉求的发展程度。其结果将可能是，把民主化自身的矛盾以及我国所附加的民族问题和问题等一并显露出来，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早就说过，“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就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思考：

 （一）避免理想化

 从一个没有法治和自由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国家，从一个集权的社会转入民主社会，我们必须注意考虑制度惯性问题。中国政治民主化在起步阶段难免是一个不公平的过程。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过程中只有丧失，没有获得，他们可能根本拒绝改革，那样的话，和平的、渐进的政治转轨就根本不可能。因此，理想的过程可能会较多考虑渐进性而牺牲公平性。即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先获得政治自由权，然后再逐步扩大政治自由的范围，并惠及大众。

（二）完善党内民主，开发多党合作制度政治民主化功能的途径

   党内民主应该包含党内的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合作精神和建设精神。前法共全国总罗贝尔在1999年发表《主义新规划》中论述了21世纪的党组织应当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时，指出，21世纪的党要有感情方面的东西，这感情方面的东西就是民主的观念。党的十七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6]在我国政党制度的框架中，民主党派处在参政党地位，也是政治主体，因此民主党派党内民主对提升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政治民主化功能也有一定的作用。民主党派要从“魅力型领导模式”中走出来，以政治交接为新的起点，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党派的各项工作制度， 改变目前存在的各项工作围着主委转的状况。

（三）民主只能是自下而上的

 如果我们研究那些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社会中民主的实现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压力都是来自于底部，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政党或是任何一个领导人。无论这个政治体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繁荣，还是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的稳定。只有当每个人都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我们把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统一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个社会不可能是自由的。虽然法律制度等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民情这个基础来支撑民主，那么这个社会是无法走向民主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意义的和稳定的民主只能是自下而上的。

[1]《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汪永成：《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J]，载复印资料《政治学》。

[3]《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赵树民：《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载《比较研究文集》。

[5]《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6]．中国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