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派担心发生新的

专题: 中国大事 (166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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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包括党校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议的资料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至今为止，官方媒体针对这次研讨会还保持着沉默。会议讨论的中心是30年前所作出的关于“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的文件。在这份1981年所作出的决定文件中，党正式承认：“‘文化大’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或社会进步。”

        与会者们呼吁，应严格遵守这份文件的行文和精神。几乎在每一份发言中都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就是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将时代的浪漫主义、甚至漂白极端的“左倾”路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样，针对历史事件的讨论，也就沾染上了现代的尖锐的声音了。好像也正为此目的，那些带有民主倾向的专家们聚在了一起，表达对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表示支持的观点。

        在这次会议上，前总之子胡德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演讲。他对现代的正统派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他的父亲，就因为过度的自由主义而被党的高层保守派从总的职位上撤掉。胡德平认为，现代的保守派利用文化的遗产，试图开始新的文化。他说：“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之上。”

        他的演讲明显的是指向重庆薄熙来。在这个城市中，薄熙来鼓励唱“红歌”和宣传的作品。在黄金时间，将电视剧换成宣传“剧目”的爱国影片。在上世纪悲惨的60年代，整个中国的文化都成为这些剧目的附庸。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夫在接受“俄罗斯之声”采访时说，“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左派和右派的一道分水岭。关于发生新的“文化”可能性的言论，已经不仅仅是争辩性的言论。

        他说：“我认为，在党内、国内倾向改革的人中间，确实担心‘左派’的肆虐，担心思恋经典毛主义时代想法的传播。他们确实感觉，假如那些盅惑家上台，对改革的进程会起到负面的作用。甚至埋葬向更多民主方向渐进的演化过程。”

        安德烈·卡尔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对于内部的自由派来说，复兴“文化”的精神是对民主改革的阻碍，是一种权利的过分集中。强化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在改革派看来，是对任何可能辩论的一种打压。如果认为自己是“执政党”而不是党，那么它就应该以法律和为准绳。参加此次会议的一名代表认为，在的准则中，只有一条真的得到了执行，这一条就是要起到领先的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应该建立起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要兼顾社会上的各种观点，而不是把所有的观点都统一到一种观点上。一些与会者认为，今天，在党内的可以辩论的可能性要比30年前少的多。1981年，有几千人参与了历史问题决定的讨论。而现在，这种能够广泛辩论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正如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所言，“我们的讨论被看成是泄密”。

         与会的很多专家都对“包罗万象的价值观”问题给予关注。从本次会议的主题来说，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要知道，文化大是对诸如尊重个人和法律等等的公开嘲弄。前中国大学校长江平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稳定高于一切的论调。而稳定的标准却常常由按照自己的看法来确定。与此同时，却忽视人本身的价值。而参加会议的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于建嵘则强调说：“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

        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会议的参加人看成是者。他们都是很多主流“智囊中心”的专家。激烈的辩论反映了内部的复杂局面，也反映了社会上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明界限。也许，辩论的活跃是和明年中国高层领导人换届有关系。不同派别的代表为了能够在党内和国内获得关键性的位置而奋斗，因此，和以前相比，他们不得不进行更为公开的争论，阐述自己的想法。一些观察家认为，从这方面可以看出，现实的多党制成分在增长。而这一目标，也是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要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