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论中的_理趣_观_以文同的_墨竹_图为例分析_理趣_的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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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趣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古代画家不仅认为“理”“趣”同等重要，且将理、趣联结为“理趣”一词论画。本文首先阐释理、趣与理趣的含义，再以文同的《墨竹》图为例分析中国画论中的“理趣”的内涵。

关键词：理；趣；理趣；中国画论；文同

一、“理趣”释义

理，为“各种事物自身的特殊规律(法则、原理)。1”体现在道德规范上指“伦理”，体现在客观物象上为“物理”，“而体现绘画自身的特殊规律者，谓之画理。2”在具体的绘画创作中，“理”往往通过“法”体现出来。法，在画论中指画法，即绘画创作的法规、法则。在许多画家看来，“理”在技法层面上可以等同于法。如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云：“法者理也，万物莫不由理而出。3”因而“理”常常与“法”联结为“理法”一词，意谓绘画创作的规律和法则。

画论中的“趣”，即趣味，或指作品的创作风格和旨趣，如南齐•谢赫《画品》评戴逵“风趣巧拔4”；或指画面生动传神、情意隽永，产生耐人寻味的韵致，从而给人以联想、想象的余地，吸引着观者玩味、思考，正所谓“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5”（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从这一角度看，“趣”与“韵”“味”含义接近，有时可以互换使用。如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释“韵”为“生动之趣”，意谓“韵”即“趣”。或指“画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既是一反寻常、新奇特别，却又合情合理6”，即苏轼所说的“反常合道为趣7”；“或指绘画意境为构成因素之一的某种情趣或趣味8”，如南朝陈•姚最《续画品》评沈粲“颇有情趣9”，等等。

从“理”“趣”的释义上看，具有规律性、规定性、客观性的“理”似乎与具有一反寻常、新奇特别之特质的主观性的“趣”自相矛盾，实则不然。古代画家尤其是清代画家不仅认为“理”、“趣”同等重要，如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画有三到：理也，气也，趣也10”；方薰《山静居画论》：“有画法而无画理，非也。有画理而无画趣，亦非也11”，而且将“理”“趣”联结成“理趣”一词论画、评画，如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12”；清•黄钺《二十四画品》：“钺塗抹馀闻，乃仿司空表圣之例，著画品二十有四篇。专言林壑理趣。13”再者，“反常合道为趣”即指“趣”虽反常却合乎“道”、合乎情理，因此，理、趣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在趣中才会另人‘味之无极’14”。所谓“理趣”，指绘画作品包括画理、画趣两个方面。画中的“理趣”往往通过寓深刻的理（包括物理、伦理、情理、哲理、艺理等）于生动有趣的艺术形式即托物言志的途径加以表达，既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教育，又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二、文同《墨竹》图中的“理趣”表现

文同所处的宋代是中国画“在技巧上全面成熟及由成熟向精微细致发展的阶段15”。在宋人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和重写生、尚诗意、讲理法的时风下，“理趣”的审美趣尚在绘画实践中日趋凸显，正所谓“宋人善画，以一‘理’字为主……惟其讲理，故尚真；惟其尚真，故重活；而气韵生动，机趣活泼之说，遂视为图画之玉律。卒以形成宋代讲神趣而仍不失物理之画风。16 ”（郑午昌《画学全史》）如果说先秦两汉的绘画着重于宣教功能的“伦理”，唐五代绘画因致力于客观物象的真实再现而侧重

于“物理”，那么两宋绘画则“借助于已经发达起来的绘画技巧，从‘理’中拓展‘趣’的内含。17 ”

文同的《墨竹图》是两宋众多富有“理趣”的画作中较为杰出的一幅。苏轼曾赞扬文同的墨竹“得其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18 ”（《净因院画记》）意谓文同之竹寓自我意识于笔墨形象之中，既合乎画理即艺术创作规律包括章法、笔墨、

墨法等技巧、法则，又尽人

意即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以“托物言志”的方式

完整地表述了“理趣”的审美内涵。可见，在苏轼眼中，是否达到“理趣”的要求，完全要看画家对客观的物理、画理与主观情感拿捏的尺度。他还借“庄周化蝶”的典故来比喻文同物我合一的作画状态：“与可（文同）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19 ”（《东坡集》前集卷十六）“身与竹化”，并非指画家的形象似竹，而是其人格、意志、情操与竹的自然属性相契合。如图所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幅文同的《墨竹》图中先俯后仰的横倒的“S”形构图，“把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表现得充沛异常20”，正所谓“与可（文同）之于君（竹），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苏轼《墨君堂记》）可见，文同既能以技“穷理”，又于理中畅情达性，到达了“理趣”的审美高度。因而，“理趣”可谓“‘物趣’‘情趣’的融汇整合。21

”如果用“造化”与“心源”的关系来打比方，“理趣”就好比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如图②所示），既深谙绘画的理法以防止“欺世而盗名者”用低劣的技巧托“无常形而有常理22”之名混世欺人，又不受其束缚地融入画家的性情，最终达到自然属性的“真”、艺术规律的“理”和审美境界的“情”之技、理、情的统一——“理趣”。再品文同的《墨竹》图，那独特的横倒“S”形似乎有悖竹竿生长的常理，但若想象此竹受阻于千仞悬崖之先俯以应时，再伸延而上仰的顽强意志不正是文同的人格写照吗？寓情、理于艺术形象，“理趣”油然而生——“内本乎性情，外通乎名理23”（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僻俗》），“理与气会、理与情谋、理与事符、理与性观，方能摈落筌蹄，都成妙境。24”（清•秦祖永《桐阴画诀》）

图②：“理趣”与造化、心源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表达“理趣”的极端例子，如王维《袁安卧雪图》的“雪中芭蕉”；李成的“仰画飞檐”；苏轼以朱砂画

中国画论中的“理趣”观

——以文同的《墨竹》图为例分析“理趣”的审美内涵

谢江岚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图①：北宋・文同 《墨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理论研究・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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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的形成具有中国画传统墨色语言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抽象表现主义的形成具有现代主义绘画平面性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二者都受到时代创新精神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关键词：墨与色的逻辑发展；平面化的逻辑发展；创新精神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项目：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研究。（项目编码：ZDQ2008—06）

张大千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泼墨泼彩艺术直至80年代，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60年代，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一方面是在于他们艺术创造作品中呈现出的抽象特质。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虽然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差异较大，创作追求画面和材料的平面性和物性是其共同特征；张大千的泼墨泼彩艺术属于中国画意象造型的体系，他大量泼墨泼彩形成的非明确叙述的块面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抽象性，凸显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价值，但他的艺术仍不属于抽象艺术。另一方面，从创作的技术层面来说，张大千创作中的泼溅方法以及对偶然性的利用与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代表人物波洛克很是接近。张大千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他们艺术形成的内在原因在哪里？这是本文要梳理的问题。

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的形成原因从外在方面来分析，主要在于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人们一般认为中国画艺术的主要核心语言是线条，在承认这一观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墨色和色彩在中国画艺术中的价值。唐代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和北宋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卷》，都是以色彩语言为主的山水典范。唐朝的王维、北宋的王诜、南宋米友仁、元朝的吴镇等人的作品都以淋漓的墨色作为画面的主导语言。明朝的郭诩、朱端、汪肇以及徐渭、陈淳的写意花鸟画，都以墨色的挥写为主要创作方式，特别是朱端的《雪景图轴》，采用近距离选景方式，画面线条、块面交织，似真似幻，很具有抽象美感。明末清初的“四僧”中的髡残、石涛，用笔的粗放、用色的泼溅，近距离选取物象所形成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明末清初的龚贤晚年所作山水画虽然没有采用泼墨技法，层层积染以表现物象的体积和光影效果。清朝后期华岩、边寿民、虚谷的杂画册中都运用了墨或色的泼写。以上的梳理是想说明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艺术语言的运用以及技法必然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自由。墨和色的运用、泼的技法的施展，是中国画艺术语言拓展的必然选择。在近现代美术史时期，也有些画家以泼墨泼彩方法运用于画面的局部表现或者大面积使用。1922年，岭南画家高剑父创作的《山水》，全画以墨色的浸染为主，关键处略作勾勒，表达出了水汽迷蒙的效果。吴昌硕的1927年画的《榆林小景》的前景就是用墨和赭石泼溅而成。1924年金城创作的《秋山雨后》，独特的是大面积泼彩的运用，近景为水中草丛，中景是水相环绕的山石、树木、人家，再后面是白色的水雾、再后是远山。天空用石青点泼，留出些空白，表现出蓝天白云的丰富层次。艺术家运用了石青、石绿、赭石的冲撞和泼写来表现山石。近处的物象作了些勾勒，远山的边缘则自然渍留下来，虚虚实实，颇具情趣。这些艺术创作实践表明，在20世纪初，在改革国画的口号之下，已有艺术家通过墨色语言的拓展和泼溅的技法来开创国画的新面貌，这无疑为之后张大千的艺术创新打下了基础。

第二方面，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的形成与人类20世纪的时代精神和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裂变，创新的时代精神有着紧密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与抽象表现主义形成原因比较

王小波 （乐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0）

竹、作墨竹不逐节分，“虽违背造化之常理，却通达心源之情理25

”，反映了画家心中的“理”。这大抵就是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所谓的“变异合理26”“狂怪求理 ”的不合理之理吧！

三、结语

文同的《墨竹》借竹之先俯后仰的形象表达其顽强不屈的人格意志，寓深刻的理于生动传神的笔墨形象，趣味无穷。这种趣味远比世俗所谓的娱乐性要深刻得多，它能够吸引观者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从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中领悟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意、理，进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理趣”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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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江岚（1987-）：女，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中国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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