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石



——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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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读书人而言，同盛唐一样，北宋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从国力上来说，北宋王朝确实难以让人产生自豪感，但就文化领域而言，苏轼、苏询、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等如此众多的、足以光照千秋的人物竟然聚集在这短短的百十年间，委实让人惊叹。百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漫长的概念，但对历史来说，却又是刹那的一瞬间。如此多的顶尖级的文化大师能在流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狭路相逢，不能不说是某种神秘的缘分在起作用。也许我们会欣喜地以为他们的相聚会是千年难逢的盛事，甚至会主观地以为他们的关系会因为缘分而变得融洽，一定也会以为生活在那一时代的大师们不会孤独。然而，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他们师友般的友谊竟会因为政见的不同、因为朝廷的党争而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尽管如此，又有谁会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友谊呢？

一.前奏曲

作为当时最有才华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倍受人关注，当然，不可否认，他们在诗文上的较劲与在政治上的相左是存在的，也许有一些仇视王安石的人就因此大做文章，似乎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以此来证明王安石是大奸大恶之人。事实上，他们并无私怨，甚至可以说，他们是道义上的良朋，是惺惺相惜、互为倾慕的佳友。

作为当时最优秀的人物，他们都属少年得志的行列。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时年二十二岁，而苏轼则于十五年后的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第二名，时年二十三岁。有趣的是两人曾一度被视为朝廷的栋梁之材。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治绩斐然，他不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而且，“货谷与民，出息偿之，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些可以说是王安石新法的预演。而苏轼呢，在他参加完殿试之后，由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也几乎一夜成名，以至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钦定的宰相是苏辙）

在众多的大师中，王安石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人物。今人认识王安石，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名，而更多的是他是以政治家、改革家的身份步入历史的殿堂。政治家、改革家的身份成就了王安石，但也因此使他遭到诟骂，毕竟，王安石变法风风火火地粉墨登场，却如历史上许多的变法一样，惨遭失败的命运。今人评价王安石变法，也许更多的是看中它的积极意义，毕竟他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现状，希望能够增强国力，使大宋王朝能够摆脱大辽和西夏的淫威，进而能够如大唐王朝一样，开拓疆土，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对于王安石变法有失之草率、急功近利、用人不当的倾向却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有失偏颇。

王安石在高中进士之后，并未如一些青年才俊一样，留守京都，围着朝廷这个权力中枢旋转，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放做官，干过很多实事，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他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以青苗贷款之法解除民间疾苦，政绩寄于民心，怨恨却结于豪门，地方上的这些实干经验使王安石积累了相当多的变法知识。王安石之所以选择外放做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变法时机并未成熟，他在等待。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呈《万言书》给仁宗皇帝，要求变法，可仁宗皇帝根本没有理睬他，他知道变法的时机并未成熟，既然如此，与其做一名碌碌无为的京官，还不如做一名于百姓有利的地方官。他在地方做官一直做到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即位（1067），在这二十五年间，除了极短的时间在京之外，绝大多数时间在地方，期间，有不少人举荐他，如欧阳修，欧阳修曾经以其“德行文章为众所推”为据，举荐为谏院谏官。而王安石却以脱俗超凡之志，借口祖母年事已高需人侍奉而坚辞。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是一个能够锐意进取的皇帝，但是，他毕竟太年轻，不免有年轻人所固有的急躁与容易动摇。此时的王安石这才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

二.变法之争

就在王安石大力推行变法的时候，苏轼兄弟也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完父丧回到京师，回到京师的苏轼，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可捉摸的讯息，此时的王安石是多么希望能有苏轼的相助。这两人都是那一时代的人杰，都是高风亮节的忠志之士，德行操守都达到了让政敌竖大拇指的程度。此时的王安石如能有苏轼的相助，那自是百世难得一求的好事。苏轼一到京师，王安石就派他的一员干将——章惇——苏轼的好友前去探苏轼的口风，苏轼只是留下了一个哑谜：“此老乃野狐精也。”对于此语，也有人说是苏轼看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但无论如何，此时的苏轼并未给王安石一个明确的答复，从本心上说，他并不反对变革，毕竟，朝廷的弊病太多，但他反对激进的变革。当时的朝廷，有新旧两党，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力主变法；还有一大批由守旧大臣组成的旧党，他们反对变法。此时的司马光还谈不上守旧派的领袖，他原本与王安石的私交不错，十六年的情谊，朋友的主张、朋友的抱负、朋友的才智、朋友的性格，司马光是非常的了解，他也衷心地希望王安石能够成功地变法，给富国强兵带来春的讯息。此时的司马光与苏轼一样，他们并未因循守旧地、不分清红皂白反对变法，甚至明里暗里帮着王安石说话，大力赞扬王安石的才智和魄力，如他经常在皇帝面前称赞王安石：“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毕竟，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心忧天下之人，他们都看到了当时蕴涵着的深刻的社会危机。

苏轼当时并没有给王安石明确的答复，但王安石当时却有登门相邀之意，但在周围人的耳边风中，他放弃了这一想法。此时的苏轼并未如朝中守旧分子一样，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反对变法，他的态度是冷静的，事实上他从未反对过变法，他只是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他的观点和见解。王安石对他的处理走的也是中间道路，他既没有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成为他的权力中枢（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凌驾在一切行政机构的权力怪胎。朝廷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翰林学士院、一御史台、谏院、秘书省、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寺监（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鸿肿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的一分子，也没有把他从京师赶走，而是授之以闲职，让他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殿中丞”是个官阶，只是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直史馆”是个“贴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衔，只有“判官告院”是差遣的实际职务，还是一个手中无权的闲职，面对这个安排，苏轼只能苦笑。

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此时的朝廷，一大批反对变法的朝中重臣纷纷去职，他们或告老还乡，或遭到贬谪，远离了朝廷这个权力中枢，而此时的司马光仍在朝廷中，似乎不问世事，但他还是很佩服王安石，常常帮他说好话。他的身份很特殊，是一个三朝元老，历侍仁宗、英宗及现在的神宗；在拥立神宗皇帝的父亲———宋英宗这一事上，功不可没；他又是朝臣的典范，道德文章别人无话可说，甚至无懈可击。而此时，他与世无争，一心一意修他的《资治通鉴》。他手中虽无实权，但他是皇帝的侍读，也可以说是皇帝的老师，地位尊崇，受人敬佩，说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他作为朝中的中流砥柱仍留在朝中，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他与苏轼一样，持首肯的态度，但作为朋友，他心胸坦荡地告诫王安石在用人上要把好关，要王安石远离小人，并凭着他的知人之明，告诉王安石在他的周围出现一批德行操守欠缺的人，如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他有一段话，是强调用人的重要性的：“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 朝中重臣的纷纷去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一大批由于赞成变法的人物被迅速提拔，这种提拔方式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被提拔的人物中，不乏一些品德败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以赞成变法为进身之阶，大量地攫取权力，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这些人的出现，给新法蒙上了一层阴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二）反对的声音听不到了，自然是全国江山一片好，纵然王安石是多么的精明，在瞒上的声音中，也不免迷失方向。再说，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也是需要一些外在的繁华来点缀新政的政绩，不然的话，会有人对变法提出异议。事实上，变法到了后来，已经异化为权力之争，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一点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此时的苏轼，虽居闲职，但还有说话的权利。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他并未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在变法之初，早在1069年，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几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针锋相对，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恼火，不过王安石还能容忍，凭着他执拗的性格，对神宗皇帝进行说服。稍后，两人在科举制度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改革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但这项措施连皇帝都疑虑重重，举棋不定。而苏轼随即上书，反对此项措施，面对朋友章憞来访，随口打趣：“通晓诗赋有何不好？介甫不也是从诗赋中选拔出来的吗？”，他的上书，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首肯。王安石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改革科举考试的片面性。随即苏轼得到了皇帝的召见，当皇帝问及变法一事时，苏轼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从这席话我们可以得出苏轼并不反对变法，只是他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所希望的变革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周全的、渐进式的变革而已。而王安石则认为朝廷积弊太多了，不以雷厉风行的措施根本就无法清除这些弊病。

在这场力与智的较量中，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有个别阴谋家抛出了据说是苏洵写的《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王安石是一个不修边幅之人，他在外放做官时，除处理公务之外，便发奋读书，以至于起居无时，伏案为眠；饮食无定，不饿为饱；脸不知洗，发不知簪，衣脏不知浣，衫破不知补；行止坐卧，不拘礼法；蓬头垢面，习以为常。其发奋而不修边幅、不拘规矩之状。在这篇《辨奸论》中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对王安石进行影射，用意非常明显，即挑拨苏、王之间的关系，惟恐天下不乱。这种做法是非常恶毒的，但手法又是拙劣的。此时的苏洵已经去世三年，从孝道的角度来说，为人子者此时抛出已故父亲的文章来攻击对手，这是不孝，苏轼兄弟不会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就苏轼兄弟的人品而言，他们的德行操守足以成为世人的典范，他们即便要论争，也不会采取此等下三滥的手段，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篇《辨奸论》真伪有待考究。幸好，王安石也是一个君子，他并不相信抛出这所谓的《辨奸论》的人物是苏轼兄弟，也并未因此对苏轼兄弟睚眦必报。尽管如此，这毕竟伤害了他的感情，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三.王安石权力中枢中的人物

在王安石的权力中枢中，有几个人物必须一提，这几个人物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几个人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晋江人，时年三十七岁，任集贤院校勘之职。其人博学多才，精明机敏，极富辩才，城府深沉，处事果敢。生性狂傲，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文学辨慧，有杨雄、司马相如之才。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军州事，与吕惠卿相识，论及时弊，两心相通；议及革新，志同道合。王安石大喜，引为同怀知己，以忘年之友待之，并荐于欧阳修，得欧阳修器重，调入京都。吕惠卿与王安石结交十多年来，事王安石以师礼，虚怀自处，如出门下。吕、王其才互补，其智相依，在眼前这场风云激荡的“变法”之中，吕惠卿已是辅佐和影响王安石的主要人物了。

但吕惠卿实在是一个城府很深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他更适合当一个政客，在他的一手操纵下，把皇帝信赖的、被誉为“朝臣典范”的司马光给扳倒了，沦落到了被贬的的下场。为了独掌大权，他在野心的指使下，对昔日的恩师、新党的领袖、新政的筹划者设计师王安石反戈一击。这一年是熙宁六年（1073），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有山崩，而从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的大旱更叫人心悸。而在那个年代，自然灾害往往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不当的惩戒。王安石的政敌用“天变”来攻击他，而此时的吕惠卿却诬告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实在是太荒谬了，很快就证明了王安石谋反无关，王安石在罢相之后旋即又恢复了相位。然而，吕惠卿毕竟是一个不肯罢休之人，他再一次构陷了王安石，他把保存好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这样的字样，在那时这就足以构成欺君之罪了，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已无法待下去了，加上痛失爱子，心灰意冷，请求辞官归隐，得到了皇帝的准允，他于熙宁九年（1076）回到了金陵，政治生命因此而结束。

谢景温，字师直，富阳人，时年三十八岁。其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其人性格激进，博览强记，颇具辩才。因其屡举不仕，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满，常言“现以死背明经取士，只能疏漏人才，专取呆才。此弊不除，士人将为书虫矣”，故鹤居故里，诵究杂学。这是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惜一切手段的人物，就人品而言，何足道哉？他喜欢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是一个网罗的老手。他办事喜欢从一个人物强连到另外一个人物，弄得朝野上下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尽管那时的比不上明清时期，但也足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在他的一手操办下，一纸诬陷苏轼借其父苏洵病亡、扶丧归蜀“往复贾贩”，做投机生意的奏表送到皇帝案头。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便意味着苏轼的脑袋不保。皇帝震怒了，当然，他恼怒苏轼并不仅仅因为这一点，而是在于他的《论专断》一文，“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荷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历史上胜败兴亡之事，在学子中影射王安石之专断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幸好，谢景温网罗的这个罪名纯属子虚乌有，但这种飞来的猜忌刺痛了苏轼的心，他请求了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被贬到了杭州。

 李定，舒亶，这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俩的名字与苏轼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他们炮制“乌台诗案”这一，也许没有人会提起他们。这场发生在1079年，李定，舒亶这伙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反对新政，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此时的王安石已远离了政坛，在家吟诗品花，冤案似乎与他无关，也确实无关，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王安石此时在朝的话，也许不会有这场冤案的发生，毕竟，王安石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但李定、舒亶却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在用人上他失察了，诚如司马光所担忧的“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他还是有责任。随着李定，舒亶这些人对苏轼的诗进行上纲上线的曲解，在酷刑的威压之下，苏轼一一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能仗义执言的人不多了，明哲保身之故吧！但王安石的弟弟、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礼出来说话了：“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王安石也出来说话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多方的营救之下，苏轼的命给保住了，但他因此也遭贬到黄州。

四.苏、王的友谊

于公，他们两个由于政见的不同，有过针锋相对的论争，但于私，他们却是互相倾慕的朋友，他们对对方的文学成就都是惺惺相惜的，对对方的文学才华发出由衷的赞叹。元祐元年（1086），苏轼奉旨祭西太一坛时，读到王安石的旧作，抚今感昔，次韵二首。这是苏轼集中不多见的六言诗，表达了他对王安石这位昔日政敌兼诗友深切同情和思念，其中有两句：“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变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此时的王安石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已对他失去了兴趣，而新党中的吕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的伤感。在他是红极一时的宰相时，苏轼是很少登他的门，现在苏轼的到访让他十分感动。他亲自前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了钟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王安石还邀请苏轼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两人可以成为邻居。当然，此时的苏轼还未看破红尘，他委婉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赋闲后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

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迟归。

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此时的朝廷，旧党已经掌握大权，新法全盘废除。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五.结语

《论语》有言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两位大师的高风亮节委实让后人敬服，也许，这种品德上高风亮节在他们光照千秋的名字添上了最辉煌、最灿烂的一笔，让我们记住他们的故事吧。

辨奸论 （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 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象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象囚犯，面孔象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 

【赏析】 

苏洵在《辨奸论》中所阐述的对王安石的看法。苏洵不仅自己不同王安石交游，而且还劝欧阳修不要同王安石交游。方勺《泊宅编》载：“欧公在翰苑时，尝饭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欺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这篇记载，与张方平的记载是一致的。即初见面就对欧阳修说，王安石“异日必乱天下”。但也与张说有所不同，张的记载是欧阳修劝苏洵与王安石游，引出了苏洵对王安石的批评；方勺的记载是苏洵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欧阳修回答后，苏洵才谈了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 

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世有公卿士大夫同饭，终不交一言。及饭讫，始问同坐者为何人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第154页)其实在人们交往中，初次同桌吃饭，多数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仅有一人不熟，而主人又忘了介绍，席间不便当着生人问，散后才向主人打听姓名，这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能的是，苏洵明明知道他是王安石，但为了向欧阳修表明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故意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张、方二人的记载正可相互补充。关于苏洵和王安石于嘉皊元年在欧阳修席上相见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记载。龚颐正《芥隐笔记》说： 

荆公在欧公坐，分题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 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最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苏、王在欧阳修席上分韵题诗送裴如晦知吴江是事实，苏洵的诗虽然见不到了，但王安石的《送裴如晦即席分题三首》却保存下来了。但龚颐正说“苏、王之憾”即始于苏洵分得“而”字韵，王安石再作“而”字韵诗，却是推测之词。苏、王矛盾那样深沉，决不会仅仅是作诗引起。比较起来，叶梦得《避暑录话》讲得更可信一些：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 因挟其所著书，嘉皊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前引材料都只谈到苏洵诋王安石，《避暑后录》却讲到王安石对苏明允也“屡诋于众”。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二)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决非作诗之类的小事，而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0记载，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开始于嘉皊元年之前，苏王相诋开始于嘉皊元年初次相识之时，而以后他们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嘉皊3年(1058)苏王两人都曾向仁宗上书。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的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的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的看法。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经济上，王安石强调“生财”，苏洵强调节流。 

到了嘉皊6年(1061)，苏洵同王安石的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王安石同苏轼兄弟的矛盾。如果说苏洵的《上皇帝书》还未必是有意反驳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那么，嘉皊6年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则明显地在反驳王安石的“患在不知法度”。苏轼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兄弟的观点深受苏洵的影响，特别是在苏洵去世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苏洵的。仁宗看了苏轼兄弟应制科试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但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却大为不满，王文诰《苏诗总案》云：“王安石尤嫉之。”王安石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卷14)。王安石当时任知制诰，虽然无权黜去苏轼兄弟，但他在为皇帝起草制词时，却隐隐约约地教训了苏轼一顿，说他“尔方尚少”呀；“深言当世之务”还不够，还要“试尔从政之才”呀；“强学赡词”还不够，“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呀；等等。(《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特别是苏辙，因极言朝政得失，被命为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又不肯撰词，这更加深了苏、王矛盾。可见，在苏洵于嘉皊8年(1063)作《辨奸论》前夕，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方平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苏洵)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文安先生墓表》)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皊8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其他有些记载说作于嘉皊元年，不可信，张方平与苏洵为同时代人，张方平是最早推荐苏洵的朝廷大臣之一，其后苏、张两家的友谊一直很深，张方平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自然比后出的宋人笔记可信得多。同时，《辨奸论》中的观点虽然早在嘉皊元年以前就形成了，并向欧阳修表露过，但只有到了嘉皊末苏、王矛盾已经白热化，而王安石的声誉又越来越高，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苏洵才容易出现写作《辨奸论》的冲动，这篇文章就是为“士大夫”不能“辨奸”而发的。 

《辨奸论》的开头一部份泛论应见微知著。苏洵写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苏洵认为事理有其必然性，只要冷静地观察，就能“见微而知著”。人们对自然现象往往还能见微知著，而对社会现象却不能见微知著，原因就在于不能“静”，为“好恶”“利害”所惑。羊祜初见王衍就说：“误下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子仪初见卢杞也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类矣。”苏洵引此二例以说明羊祜、郭子仪善于见微知著，但同时苏洵又认为，羊、郭之言得以证实也有偶然性，这就是晋惠帝、唐德宗的“暗鄙”，使王衍、卢杞得以逞其奸。 

《辨奸论》的中间一部份是不点名地写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遆，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这段话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第二，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遆，“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第三，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 

苏洵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著”，不要“举而用之”。不论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不管苏、王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的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